杭州富阳图书馆 第一章 造纸术的起源
| 内容出处： | 《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 图书 |
| 唯一号： | 110120020230000968 |
| 颗粒名称： | 第一章 造纸术的起源 |
| 分类号： | TS75 |
| 页数： | 42 |
| 页码： | 33-74 |
| 摘要： | 本文探讨了造纸术起源这一重大科学史问题，重点关注起源地和起源时间两个方面。在明确了纸的科学定义及其成纸原理的基础上，指出在研究造纸起源时应遵循此定义。由于过去对纸的定义理解不清或未按照现代定义进行研究，关于造纸起源的观点多次经受不住时间的考验而被否定。随着20世纪以来中国境内考古发掘的进展和对出土古纸的科学分析，现已具备解决造纸术起源问题的条件。本文依据考古事实及古纸分析化验结果，论证了造纸术起源于中国西汉初（公元前2世纪）的观点。 |
| 关键词： | 造纸术起源 科学史 考古发掘 |
内容
造纸术起源问题是个重大科学史问题，这个问题包括起源地和起源时间两个方面。在绪论中已论述了纸的定义和成纸的科学原理。这个定义适用于古今中外所有传统手工纸，研究造纸起源时，应始终按纸的科学定义立论，古今中外由于人们没有弄清纸的定义或不按纸的现代定义立论，在造纸起源问题上提出的观点，都经受不住时间的考验而被否定。围绕造纸起源问题而展开的不同意见的争论，已持续很久。由于20世纪以来中国境内考古发掘和对出土古纸分析化验的开展，已经到了最终解决造纸术起源问题的时机了。我们在研究造纸术起源问题时，以历次考古发掘提供的事实为依据，以对出土古纸分析化验的客观结果为准绳，论证了造纸术起源于中国西汉初（公元前2世纪）的观点。
第一节 纸未发明前的书写纪事材料
一 甲骨和金石材料
纸的最初主要用途是作为新型书写纪事材料和包装材料，尤其第一项用途在人类文明史中起的作用最大。但在纸未出现前，书写纪事材料经历了很长一段历史演变过程。在没有文字以前，人们交流思想主要通过语言、手势，口耳相传，凭记忆行事。后来靠结绳纪事，将绳打成大小、形状及数量不同的结，用以代替语言，传递并记录不同事件（图1-1）。《易·系辞下》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易系辞》旧传为孔子（前551～前479）所作，近人研究认为成于战国（前476～前222）或秦汉之际（前3世纪）。唐人李鼎祚（720～790在世）《周易集解》（约760）引汉代的《九家易》曰：“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是以相治也。”庄周（前369～前286）《庄子·胘箧》曰：“昔者..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将结绳时代定为伏羲氏（前2852～前2737）及神农氏（前2737～前2637）时代①，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前3000～前2300）前期。
人们看到结绳，便能知道结绳人的心意。这种情况在近代中国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和国外原始部落还能看到（图1-1）。但结绳还得辅之以记忆，遇有一连串发生的复杂事件便无能为力。于是出现图画和文字画，用以记载较复杂的事件。文字画除图形外，还有抽象出来的一些符号，可以记于树皮或石头上，还可刻画在陶器上。如西安半坡出土的彩陶便有文字画，用以表达人们的思想或记录某种事件（图1-2）。半坡彩陶年代为公元前4800～3600年。由此看来，文字画由来也相当久远，但比结绳更为进步。
文字画后来又演变成象形文字，而今天的汉字就是从象形文字发展出来的。史载仓颉（jié）造字，荀况（前313～前238）《荀子·解薮》云：“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①。仓颉传为黄帝（前2697～前2597）时的史官，可能对象形文字作了系统整理，不一定是造字者，因文字是长期形成的，不可能为某一人物所创。至夏代（前2205～前1760）②时，象形文字又比仓颉时代进步。由夏至商（前1783～前1402）、殷（前1401～前1123）时，所使用的文字我们已可看到并能辨认。19世纪末至20世纪以来，考古学家在河南安阳发掘殷都遗址时，发现不少用刀刻在龟甲和牛肩胛骨上的文字，距今已三千多年，因称之为甲骨文（图1-3）。甲骨文已经是相当发达的象形文字，是夏、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商代和殷时的统治者信奉鬼神，行事前要通过巫史向鬼神问卜吉凶，而甲骨文多为占卜后的卜辞。其方法是在经事先处理的平滑甲骨上用钻或凿作出一些孔，再将有孔处用火烤，于是出现纵横粗细不同的裂纹，根据裂纹形状断定吉凶①。再用利刀将占卜结果用文字刻在裂纹附近，这就是卜辞。将有卜辞的龟甲用绳穿起来作为档案保留，即称为册。《周书·多士》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典字在甲骨文中为双手捧册之形。每片甲骨一般容字50余，个别可多达百余字②。现在看到的甲骨文为武丁（前1324～前1266）至纣辛（前1154～前1123）时之物，其中含有关于社会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史料。
中国新石器时代末期，在冶炼红铜技术的基础上发展到用铜、锡（有时还有铅）合金冶铸青铜器的技术。青铜冶铸在商、殷得到很大发展，此后青铜器一直沿用到西汉。其用途很多，从日用饮食器、镜子、兵器、生产工具到兵器、礼器等，形成青铜文化。古人常将一些历史事件刻铸在青铜器尤其钟、鼎之上，构成铭文，文字多少不一，长者达三、四百字，少则三字，称为钟鼎文或金文。商代以来，经西周（前1100～前770）、春秋（前770～前476）到战国（前475～前221），历代有文字铭文的青铜器传世与出土者都很多。金文文字比甲骨文在形体上又进了一步。除青铜外，有时还将文字包括法律条文刻铸在铁器上，称之为刑鼎。如《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公元前513年晋国正卿赵鞅（前553～前473在世）“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有时具有铭文的大型重鼎成为传国之宝和权力的象征，因而古时将夺取政权的意图称为问鼎。钟鼎铭文像甲骨卜辞一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较著名的有毛公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宗周钟及周无专鼎（图1-4）等，1950年以后中国又新出土大量先秦青铜器，其中不少皆具有铭文。
除甲骨、青铜器外，中国古代还将文字刻或写在石、玉之上，作为文献记录保存下来。故墨翟（前486～前367）《墨子·明鬼》篇云：“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其务，鬼神厚矣。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咸恐其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槃孟，镂之金石以重之”③
同书《兼爱》篇也说：“知先圣六王之亲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与之并世同时，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得遗后世子孙者知之”④。在这里，墨子一下子列举了上古时所用的好几种书写纪事材料。1965年冬，山西侯马的东周（前770～前256）遗址出土数百件用红颜料（朱砂，即硫化汞HgS）写在玉版上的文书⑤，古时叫丹书。《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载公元前550年，“初，斐豹隶也，著于丹书”，也讲的是这种书写纪事方式。山西侯马出土的玉、石文书是春秋末期晋国诸侯间的一种盟书，时间为公元前5世纪。有的玉版上竟写有220字，除朱书外还有墨书，写在极薄的玉版上。而公元前771年秦国刻有文字的石鼓，唐代时出土于陕西凤翔，文字则以刀刻在石上。石质坚硬，不易腐蚀，故石刻文书原则上可永久保留，因此《墨子》说“镂之金石以重之”，使后世子孙得知前世事物。秦始皇嬴政（前259～前210）灭六国、统一天下后，在外地巡行，每到一处则刻石纪念。汉以后直到近代，石刻一直流传。
二 简牍和缣帛
上述甲骨、金石均属重型硬质材料，不便随身携带，所占容积又大，也不便保管。针对这种情况，古人又以竹、木作成简牍作为书写纪事材料。经过整治的长方形平滑竹片叫竹简，简称简；木片叫木牍，简称牍。简牍用漆汁或墨汁写成文字后，再用皮条或线绳逐片编连在一起，称为册或策。编简成册的绳叫编。简牍可能在殷代就己有了，经西周到春秋、战国时已经盛行。史载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应该就指简牍写成的书。简牍是中国早期书籍形式之一。每册书阅读完后，可卷起来放在书架上或案几上。字迹漫涣不清的，可以新简补充，写错字时可以书刀刮去重写。重量比金石轻便得多，阅读和携带也较为方便，竹木材料又价廉易得。由于有这些优点，简牍在很长时间内是主要书写材料。
现在流传下来的先秦典籍，最初大多是写在简册上的。战国和汉代的简有一定制度。战国简最高为2.4尺，其次1.2尺，再次0.8尺；汉简最高2.0尺，其次1.5尺，再次1.0尺，最小的0.5尺。以上均以汉尺计，1汉尺＝24公分。长简写经典著作，短简写一般著作，法律写在特长的三尺简上①。每简字数不一，一般22～25字，少者几个字。多年来各地出土大量实物，数以万计。1953年湖南长沙仰天湖楚墓中竹简属于战国时期①，近20年来在甘肃、山东、湖南、湖北等省又有大量简牍出土（图1-5）。
中国是养蚕术的发源地，丝绢生产一直是重要经济部门。至迟在春秋时已用缣帛为书写材料，故《墨子·兼爱》中有“书于竹帛”之语。缣帛是高质量书写材料，既轻便又好用，只是价格昂贵。用缣帛既可写字，亦可作画。依文章长短及画面大小可随意剪裁，装裱后用木轴卷起，称为卷。每卷相当简册的一篇或几篇。1942年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前476～前223）墓出土缯书，既有文字又有绘画，后流至国外②。1973年同地又清理出《人物御龙》帛画一幅，也是战国遗物③。（图1-6）。1972～1973年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中发现公元前2世纪的帛画、帛书20多种，包括《老子》、《战国策》及有关天文、历法等书，字数在10万以上④。同时还有竹简、木牍，都有很大文献价值。这说明战国至汉代时，帛简并用于世。然而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人们使用得更多的还是简牍，尤其书写。
随着时间的推移，简牍的局限性也愈益突出。秦汉以来科学文化的发展，导致长篇作品出现。据西汉刘歆（约前42～后23）《七略》编成的《汉书·艺文志》（约100）收录596家著作共13，269卷。每片简容字不多，如将万字书写在简上，大约用400片，将其编成，册，体积就变大了。史载战国学者惠施（约前370～前310）多能，藏简册书达五车，皆通读之，因此后世人用“学富五车”形容知识渊博。此说当出于《庄子·天下》篇：“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司马迁（前145～前86）《史记·秦始皇本纪》（前90）云：“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这是说，秦始皇亲政时，批阅的简牍呈文动辄以石计，每石为120斤。《史记·滑稽列传》载西汉武帝时（前140～前87），齐人东方朔（约前161～前87）“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任之。……读之二月乃尽”①。东方朔这篇策文如写在纸上，可轻便携入衣袋内，不用几天即可阅毕。但写在简上则用3000片，需二人抬动其书，读二月乃毕。这个实例说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简牍能容的字数和信息量显得太少，使用时已感不便。
与简牍相比，丝织物缣帛轻软光滑，易于运笔、舒卷，容字又多，确是上好书写材料。所以简被淘汰后，仍长期用帛作书画。问题是帛质优价高。在汉代一匹（2.2×40汉尺）缣值600余钱，一匹白素800馀钱。折合汉代通用米价，则一匹缣相当六石（720斤）米的价格②。一般读书人是用不起的，故有“贫不及素”之语，即用不起帛素为书写材料。
最后，再简单回顾一下包装材料的历史演变。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商品买卖中每天要消耗各种包装材料。上古时用植物阔叶、兽皮及麻、葛布作包装材料。上层统治者及贵富之家用丝织物或细布。但植物叶子不结实，只能供一时之用，兽皮、麻布、葛布及丝绢都是较昂贵的，不便作消耗性用的包装材料，也无法于民间普及。到秦汉之间，作为书写材料主要为简帛两种，甲骨早已淘汰，金石不堪书写，布虽较帛便宜，亦不堪书写。
三 外国古代书写纪事材料
我们现简短地回顾一下外国的书写纪事材料③。在没有纸以前，外国最早而最通用的纪事材料是石头，古代埃及人像中国人一样，将其象形文字用锐利的凿刀刻在石碑上。但埃及的石碑一般呈四方形长柱状，上窄下宽，四面都刻有文字，称方尖石碑（obelisks）。现在仍有实物遗存。其他民族也用石刻记录历史事件。古代亚述人和迦勒底人（Chaldeans）还将其文字用尖笔刻在软的粘土坯上，再烧成硬砖，可称之为砖刻。文字如箭头那样，称为楔形文字，这种书写纪事材料通行于亚述、巴比伦尼亚和中东一带，又称巴比伦尼亚砖刻（Babiloniantablets）（图1-7）。现在有公元前686年的实物遗存。在中国，也有使用砖为书写纪事材料的，或直接用笔在砖板上书写，或在砖坯上刻写，再烧硬，如出土的汉代画象砖和砖刻。
以黄铜、青铜和铅等金属材料保留文献和记事，也是其他国家古代所用的，罗马人就将文字刻铸在青铜上，公元前451～450年著名的罗马成文法《十二铜表法》，就公布在12块铜板上（图1-8）。欧洲一些民族还用铅板保留作品、记载法典、盟约，甚至《圣经》。从公元前9世纪起的荷马时代，西方人还以木板为书写纪事材料。这与中国也类似，如果将木牍作得宽些，便成为木板。1986年甘肃天水市放马滩秦墓中出土的古代地图，就是画在木板上的，同时还写有文字。然而欧洲没有像中国那样，有使用木片为书写材料的长期而持续的传统。许多其他地区的民族用树叶作书写纪事材料，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历史学家西库鲁斯（Diodorus Siculus）说，在西西里岛上的锡拉库斯（Syracus），人们习惯于在橄榄树叶上书写法律。罗马博物学家普利尼（Pliny23～79）谈到埃及人时说，人们首先在棕榈树叶上书写。在亚洲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泰国、柬埔寨、缅甸等国，也用棕榈科树的阔叶书写，写好后在每叶上穿两个孔，再用绳连在一起，唐代中国人称为贝叶经。印度还用棕榈科的扇椰（Borasus flabelli formis），因其叶又宽又长。用金属笔或尖笔书写，笔锋很细。
树皮是所有中外各民族古代通用的书写材料。中国用桦树皮书写，美洲印地安人也在桦树皮上用树枝蘸粗制液体颜料写文字画。古代拉丁人也用树皮的内皮写字，叫liber。此字后来在拉丁文中成了“书”字的同义语，后来又演变成英文中的library（图书馆）。像棕榈科树叶那样，用树皮几乎无需任何加工，便可直接书写。羊皮（parchment）和犊皮（velum）是西方国家较长使用的书写材料。Parchment这个词系指用羊皮作成的书写材料，译成“羊皮纸”是不恰当的，因为不是纸，可否译成羊皮板。英文中的parchment，法文作parchemin，均指羊皮板写成的文件，导源于Pergamum，本是小亚细亚米西（Mysia）的古代城市名（图1-
9）。虽然上古时可能就会用动物皮革写字，但羊皮板被认为与帕加姆王（KingPergamum，197～159BC）有关，他想制造出可与埃及莎草片对抗的书写材料，因为埃及曾一度禁止出口莎草片。羊皮板后来成为欧洲主要书写材料之一，甚至文艺复兴后印刷术西传时还用以印刷书籍。我们在西方大图书馆里仍可看到甚至16～17世纪时的羊皮板写本。这是坚固持久的材料（图1-10），但成本较高。写一本书需几百张羊皮板，一般人是用不起的。中国曾用皮革作货币，但较少当书写材料用。与羊皮板一起在西方广泛使用的还有莎草片（papyrus），将这个西方词译成“莎草纸”同样是不恰当的，因为它也不是纸，不得用“纸”的字样。西方人译古书时将papyrus译成paper也不妥，虽然paper导源于papyrus，但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事物。
希腊文βυβλα（bubloi）指在莎草片上书写的文件，又称biblos，拉丁文为biblia，后演变成bible（典籍）。俄文бибAиoTeкa（biblioteka）意思是图书馆，其字根亦来自希腊文biblos。这个希腊词引导出各种欧洲语的一系列词，但均与书有关，此处不拟赘举。早在公元前，埃及尼罗河流域生长莎草科（Cyperaceae）多年生草本植物莎草（Cyperuspapyrus），其茎实心，呈三棱形，可高达6～10英尺（约2～3.3公尺），多生于湿地或沼泽中。埃及人用以制书写材料，还可作席子及房屋材料等。前述罗马学者普利尼在其《博物志》（Natunalis Historia）书中详细介绍了莎草片的制造方法。此书于1601年由霍兰德（Philemon Hol
and 1552～1637）从拉丁文译成英文，改书名为《世界志》（The Historie of the World）。据普利尼所述，先将莎草茎杆从其根部用刀割下，除去近根部及茎杆顶端的部分，将剩下部分切成2英尺（1英尺＝0.33公尺）长的小段。再用刀从中心部分劈成两半，压扁，因中间部位最宽，是最好的部位。再将压扁的莎草杆纵横交错地放在平板上，共放两层，向上面滴醋，然后挥槌打平（图1-11）。公元前几百年间埃及人以此莎草片写象形文字，今存欧洲各大图书馆中。
后来在希腊及罗马帝国也用此材料书写，阿拉伯人占据北非后也用作书写材料。直到10世纪还通用此物，12世纪以后逐步为纸所取代。由于尼罗河流域的莎草在长期间被砍伐，如今已不见，只在北非其他地区及西西里岛可见。美国一些州也生长这种植物，如今制成莎草片，且在上面作画，只作为旅游纪念品出售。笔者旅居弗吉尼州时曾得到一枚用传统方法制成的莎草片，表面不平滑，需涂一层白粉后才能在上面画彩色画。需要指出的是，莎草本身含纤维较多，是一种造纸原料，但埃及人用它制莎草片并未提制出其纤维，而是将茎杆茎髓部直接压打成薄片，呈明显可见的经纬纹理，在物理结构、组成成分及制造方法上与纸迥异，不能视为真正的纸（图1-11）。
最后要谈到的是树皮毡。至迟从10世纪起，在欧洲人没有到来以前的几百年间，美洲的马雅人和阿兹台克人用树皮作成薄片，用以书写文字画，叫huun或amatl。其方法是将树皮剥下后，除去有色外表皮，将其内皮撕成一英寸宽的长条，放在锅内加草木灰煮沸。再在平板上纵横交错地叠起，用槌打在一起成为薄片，干燥后以石磨光。现在墨西哥的奥托米印地安人（OtomiIndians）还用此法作树皮片，作书写材料。一般多由妇女从事这一劳动，树皮片还可缝制成衣料。太平洋各岛屿如夏威夷、斐济、日本北海道、印度尼西亚、中国台湾等广阔地区的土著居民，也用树皮借捶毡法打制成薄片，通称为tapa。夏威夷人称kapa，意思是捶打。因此印地安人的huun或amatl，或太平洋岛屿土著人的tapa或kapa，在制造方法及取材上大同小异，我们可统称之为树皮毡。在绪论第一节中我们已经提及有人将其称为“树皮布”，并认为这就是《史记》中所说的“榻布”，是不妥的。真正的树皮布是以树皮纤维用纺织方法织成的布，而不是用打制方法制成的树皮毡。美国造纸专家兼纸史家亨特到现场考察了莎草片、huun及tapa的制造方法后，得出正确的结论是，这三者在技术上是属同一个范畴，虽然均可作书写材料，但没有一个可谓之为真正的纸①。
四 古代书写纪事材料与纸的比较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到，自有文字以来，人类在近三千年的漫长岁月里已先后用了十几种书写纪事材料，并借此使历史事件和文化财富得以保留下来。大体说来可将这些纸出现以前的古典书写纪事材料归纳为三大类②：
第一类是重质硬性材料，如金、石、甲骨、简牍、木板及粘土砖等，这些材料都比较笨重，不便携带，也不能舒卷，容字有限，而所占体积又大，不便保存。但优点都较为坚固而耐久，在易得性和造价上各异。金属材料造价较高，制造过程较难，实际上不能书写，只能纪事。甲骨也相对说不是随处易得的，只有石料价廉易得，制造简单，但原则上也主要用于纪事，不用于书写。在实践中证明唯有竹木材料既价廉易得，又制造容易，更可书写纪事，是使用时间较长的材料。
第二类是轻质脆性材料，如树叶、树皮及莎草片等，多来自植物界。在坚固性上不及第一类材料，但容字较多，重量较小，可串成一册便于携带，而制造容易，价廉易得。因此被持续使用的时间也较长，主要缺点是性脆而不耐折，不能舒卷，亦难以随意运笔书写，厚度相对说较大，将许多片扎成册，体积也较大。
第三类是轻质柔性材料，如缣帛、羊皮板及树皮毡等，表面较平滑受墨，容字多，可舒卷及剪裁，既可写字又可作画，装订成册后重量相对小些。在坚固、耐久性上大于第二类材料。树皮毡虽制造较易，但厚度大，柔性差，白度低。缣帛及羊皮板属优良材料，主要缺点是制造较难，造价较高。
以上这些古典材料在被使用的过程中，根据人们的需要，存在着相互竞争的情况，其结果将金石、甲骨、粘土砖首先淘汰掉，因为人不只是看文献，还要书写并携带文献。总的发展趋势是书写纪事材料种类越来越少，有便于人类者得到保留。看来树皮毡也只用于局部地区，最后在临近纸登上历史舞台时，就由十几种剩下简牍、缣帛、羊皮板、莎草片及贝叶等五种材料了。这些材料在进一步使用中也逐步暴露其局限性，需要有新的材料取而代之，这新的材料便是纸。
将纸与前述古典材料对比，便立刻显出其如下优越性：①表面平滑，洁白受墨，不但适用于中国墨，而且适用于任何颜色和种类的有色汁液。既可用柔软的毛笔书写，亦可用硬笔书写。②幅面较大，容字多；体质轻，柔软耐折，可任意舒卷、裁剪、拼接，有一定物理强度，便于携带。既可写字，又可作画，适于东西方各民族使用。③寿命较长，在良好条件下保存，虽经千余年而犹如新作。抗氧化性好，着色性好，又不易变色，经处理还可抗水，易于深加工做成不同性能及外观的纸。④用途最为广泛，既可书写，又可作印刷、包装材料，各种纸在工业、农业、军事及日常生活中均有用。⑤最大的优点是物美价廉，原料到处都有，在世界任何地方均可就地制造，而且制造技术易于掌握。总而言之，纸是一种万能材料，自有史以来人类用过的所有其他材料都无法与纸媲美，也只有纸被人类使用的时间最长，到目前为止两千多年仍未被其它材料彻底取代，而在今后很长一个时间内也还会如此。纸作为全世界各国的通用材料，加速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它的出现是书写纪事材料史中有划时代革命性意义的重大发明。
第二节 西汉纸的出土和造纸术的起源
一 为什么造纸术发明于中国？
对人类文明史作出如此重大贡献的造纸术，是在中国发明的，并逐步传到全球。这已是当今全世界公认的历史事实。最初造纸所用的原料是破麻布，而麻布由大麻及苧麻织成，这两种麻都原产于中国；其次用楮皮，楮（今称构）树也原产于中国。一个国家造纸，原料必需自给自足，而中国所用原料都是本国原产植物，南北各地几乎到处都有，取之不尽。其他国家虽无大麻、苧麻，但有亚麻、黄麻等，均可织布，虽无楮树，但有别的含纤维植物资源。为什么造纸术只发明于中国而不是别的地区呢？这个问题需要讨论，此处愿陈管见。作为重大发明的造纸术，其起源决不是偶然之事，促成人们产生造纸的念头是社会上有了对新型书写纪事材料的迫切的实践需要，而这又与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和技术背景有密切关系。分析造纸术起源的原因时，必须考虑这些因素。
如上一节所述，自古以来在各种书写纪事材料的竞争中，至公元前几个世纪内只剩下简牍、缣帛、莎草片、羊皮板、贝叶和树皮等少数几种材料了。这时世界上几个重要的文明起源地多处于奴隶制社会阶段，在希腊、波斯、埃及、罗马及印度等地区，战争频仍，版图不断变换，各国都处于割裂的动荡时期，既得利益者是上层奴隶主统治集团，他们只求掠夺财富、土地和争霸，对发展文教事业并不关心，广大奴隶和平民没有技术发明的积极性。因此由于当时社会、经济、文化和技术发展的局限性，古典书写纪事材料足以满足社会上的需要，用不到再发明什么新的材料。这就是说，造纸术不可能是奴隶社会的产物。只有在比奴隶制更有利于发展经济、文教事业和技术的封建制社会，尤其在统一的、相对安定与繁荣的封建帝国，才有对新型书写材料的社会需要。这就是说，就造纸术而言，它是封建制社会的产物。产生造纸术的这个总的历史背景，不但决定了其起源地，而且决定了其起源的时间。
中国奴隶制社会产生的时间比其他国家和地区要晚些，但进入封建社会，中国为早。史学界一般认为战国时中国已完成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而当时世界其他地区的奴隶主贵族集团还在发动战争。公元前525年埃及被波斯征服，前330年波斯又被希腊的马其顿王国征服，前146年罗马又征服了希腊。东方的印度于前323年遭到希腊亚历山大的蹂躏，至阿育王（前273～前232在位）时，印度才建成统一的奴隶制国家，他死后又陷入分裂状态。这些古老的文明国家一个接一个地被征服、文化遭到破坏，并未摆脱落后的奴隶制社会形态。不但没有发明纸的社会需要，甚至像亚历山大著名图书馆内的莎草片写本也难免毁灭之灾。
反之，中国社会却大步前进，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制国家，他统一了文字。接着是西汉，“汉承秦制”，至文帝（前179～前157）、景帝（前156～前141）时出现治平之世，社会全面繁荣，武帝（前140～前87）时仍保有这个势头。国家的统一，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大量书写材料，而人们深感缣帛昂贵、简牍笨重之不便，迫切需要寻找一种廉价易得、能作为帛简代用品的新型材料，纸的发明正好适应了这一需要。汉初汉字由秦代小篆演变到隶书，已接近现代字体。而经考试为官的制度也从这时开始，公私办学、讲学之风盛行，造成大批士人即知识分子队伍。统治者又提倡儒学，对古代经典的注释、整理和研究形成一个高潮。根据“学而优则仕”的原则，一般读书人可通过这个途径进入官僚行列。我们从《史记》、《汉书》列传中看到大批平民通过读书而增长才能，进而成为将相、百官，而这在奴隶社会中是不可想象的。这一切也都是促进新型书写材料面世的刺激因素。
再看看外国情况。美洲印地安人用树皮打制成的tapa、huun及kamatl，之所以不能演变成纸，因为那里的社会长期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奴隶制的马雅文化全盛于4～10世纪，为时太晚，而马雅文字还未脱离文字图或至多是象形文字的阶段。只有具备高度发达的文化和文字的较为进步的封建社会，才需要新型高级书写材料写字，正如只有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才需要用汽车作交通工具，而不是封建社会的四轮马车。因此美洲印地安人社会不可能发明纸。同样，古代埃及人能造出莎草片，也不能从莎草茎杆纤维中造出纸。古埃及字是欠发达的象形文字，与夏、商时的象形字处于同一水平，而不能与秦汉时的汉字相比。与原始文字对应的书写材料，只能是古典材料。埃及文化早已中断，所以那里不会是发明纸的地方。
在地中海地区，公元前几个世纪内，各奴隶制国家争霸的结果，最后使贵族专政的奴隶制罗马共和国幸存下来，公元前不久又成为罗马帝国。西方史家告诉我们，希腊古代文明于此时已经衰落，与社会风气腐败相伴随的是缺乏教育、知识贫乏。罗马人看重装饰，却蔑视文明，对读物要求很少，大量书籍在架子上腐烂。羊皮书及莎草片书未等人去读就已朽坏。后来干脆用书籍去烧罗马的公共浴池。统治者喜欢观看人与人之间或人与猛兽之间的生死格斗，以奴隶的残死来取乐，这同汉初诸帝推崇儒学及黄老之学、重用博士、提倡文教事业和学术研究的文治精神适成鲜明对照，因此不能指望拉丁世界的罗马会是造纸术的故乡。罗马人不需要纸，倒需用金币进口丝绸来充作衣料。书籍对罗马皇帝来说是没有用的，精锐的军团才是帝国的支柱。最初几个罗马皇帝在位时，科学的发展一落千丈。对各文明古国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只有秦汉之际的中国具有发明纸的适宜的社会气氛。
其次，此时世界所有的书写材料中只有缣帛与纸有关联，而简牍、莎草片、羊皮板、树叶、树皮均与纸无关。因为汉字中“纸”字有系旁，而只有丝与纸二者由纯的纤维制成，虽然分属动物纤维与植物纤维，但二者在提纯过程中有某种类似性，而外观也颇类似。最初的纸正是作为帛的替身而出现的。二者均平滑洁白受墨，质轻柔韧，可折叠、舒卷与剪裁，其余材料则没有这种共性。同时在帛料制造过程中，在纤维提纯后，有漂絮一道工序，即将丝纤维放竹席上于水中击之，其中击碎的丝絮落在席上晒干取下后，形成类似纸的薄片。此过程暗含打浆及捞纸的原始动作，容易使人产生以麻絮代丝絮而造纸的技术联想，而制造任何其它书写材料时，则没有与漂絮类似的操作。制莎草片及树皮毡需要捶打，但置于石板或木板上，从未置于多孔透水的竹席上捶打，也不是在水中捶打。而多孔透水的筛状平面即竹帘，正是抄纸的关键设备，其原始表现形式即竹席。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清代画家吴嘉猷（字友如，约1818～约1893）《蚕桑络丝织绸图说》画册，为光绪十七年（1891）应征入宫作画时的粉本（画稿）。其中漂絮图（图1-12）画出两位妇女蹲在河边，手持竹棍击打丝絮，可帮助我们了解古代漂絮操作①。
中国最早发明丝织技术，早在商代，丝织品就有很高技术水平，西汉时丝绢沿丝绸之路向中亚、西亚各国出口，再辗转运到地中海的罗马。制丝前首先要择茧，取圆正的独头茧为良茧，用以作丝，织上等帛料。而将双头茧、多头茧、病茧为恶茧，用以作絮，制次等绵料。剥绵絮时，将恶茧以草木灰煮之，并水浸数日，再剥开漂洗，边洗边敲打。再将恶茧与煮茧时剩下的外衣及缫丝剩下的茧衣一起捣烂，晒干后捻成绵线或作绵絮。以上过程古书中有不少记载。如《庄子·逍遥游》云：“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济澼絖为事”①。澼与撇通，即漂。絖或作纩，即絮。“洴澼絖”即于水面上击絮。庄子说，宋国（前858～前477）人有善于制不使手肤裂口的药者，世代以漂絮为职业。在古代这项操作多由妇女从事。《史记·淮阴侯列传》载汉初大将韩信（约前246～前196）早年“钧于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②。裴骃（401～473在世）《史记集解》引韦昭（204～273）注：“以水击絮曰漂”②。韩信在淮阴城北淮水岸边受漂母救饥之恩，已成千古故事，众人皆知。
汉人袁康（5～75在世）等人撰《越绝书》（约52）卷一又曰：“伍子胥（名伍员，约前537～前484）遂行至溧阳界中，见一女子击絮于濑水之中。子胥曰，‘岂可得食乎’？曰：‘诺’③乃服》谈漂絮时说：“凡双茧并缫丝锅底零馀，”。也讲的漂絮。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并出种壳茧，皆绪断不可为丝，用以取绵。用稻灰水煮过，倾入清水盆内，……然后上小竹弓。此《庄子》所谓洴澼絖也。”此处所述过程与吴嘉猷所绘大同小异，都包括用草木灰水碱性溶液煮沸、漂洗及敲打等操作。所不同者，古代用棍敲，而《天工开物》提出用小竹弓敲打，自然效率高些。漂絮制绵提供将纤维原料以碱性溶液煮沸和用水浸以除去杂质、得到纯纤维的经验，又提供将纤维束以水润胀、再予机械敲打使之分散的经验。这两项操作都是造纸过程的必要环节。此外，丝絮还要在竹筐或竹席上于水中漂洗和敲打，难免有丝渣留在筐或席上，晒干后取下即成一薄片。它似纸非纸，却向人们暗示：将分散在水中的纤维通过多孔篾器而荐存，可无须用纺织途径形成平滑薄片。造纸术的发明正有赖于对抄纸器即多孔竹帘的利用，而漂絮用的竹席正是其原始表现形式。
关于纸的制造，除前述社会、经济、文化教育背景外，中国还拥有相关的技术背景，这就足以说明为什么造纸术起源中国而不是别的国家或地区。有了漂絮过程的启发后，问题在于如何使纤维薄片具有粘着性和一定的机械强度，同时具有较低的成本和实际用途。秦汉之际的工匠鉴于帛简作为书写材料已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需要，必定多方探索制造新的代用品的途径，而从事各种试验。最后终于发现用破麻布的植物纤维（麻絮）为原料，通过草木灰水蒸煮、漂洗、捶打，再将纤维悬浮于水中，用多孔罗面或篾帘捞起，晒干后形成的薄片，这就是纸，在这里不难看到受漂絮过程的技术影响，因此清代学者段玉裁（1735～1815）注《说文解字》（124）时说：“按造纸昉于（始于）漂絮，其初丝絮为之，以〓（竹席）荐而存之。今用竹质、木皮为纸，亦有致密竹席荐之是也”④。我们只需作若干修正，即可使此说更为有力：“按造纸昉于漂絮，初以麻絮代丝絮为之，以〓荐而存之。后用木皮、竹质为纸，亦有致密竹帘荐之是也。”关键是“以麻絮代丝絮为之”，只有完成这一取代，才能制成新型书写、包装材料。
古人还发现，只要将纤维提纯并捣得极细，所制成的薄片（纸）就强度增加、颜色洁白，而这是很容易作到的。除漂絮过程的思想激发外，对自然现象的观察也进一步加深古人产生造纸的联想。例如当山洪暴发或江河涨水时，都会有久浸于水中的朽化植物、破布等被水冲击，冲散的植物纤维落到沙滩，滤水后经日晒也能自然形成类似纸的薄片，但强度甚小。然单靠这点还不足以产生造纸的念头，因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造纸从本质上说不是对自然现象或自然过程的模拟，而是以人工产生的机械力和化学力作用于植物纤维的产物，因此要从技术上分析造纸思想产生的动因。归根到底，还得从漂絮说起，而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漂絮是中国人特有的生产实践和技术活动。在养蚕术和丝织术没有外传以前，其他国家或地区没有这种实践，也就缺乏促成造纸思想产生的技术动因。
通过以上所述，我们不但探讨了造纸术何以起源于中国的问题，实际上也谈到起源的时间问题，即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大一统之际。
二 关于造纸术起源时间的不同意见
关于中国造纸术起源的时间，过去有不同意见，概括说有三派意见：
第一派以曹魏时张揖（190—245在世）和刘宋人范晔（379～445）为代表，认为纸是东汉时的宦官蔡伦（约61～121）于元兴元年（105）所发明。他们把作为古典书写材料的缣帛当成“古纸”，而认为以破麻布造纸自蔡伦始，称为“今纸”①②。这种说法后来一度受到中外一些作者的支持，而且将造纸术起源的时间定在公元105年③④⑤⑥⑦如本书绪论第一节所述，张揖、范晔实际上没有弄清纸的定义，缣帛是丝质动物纤维借纺织方法制成，根本不是纸，也不得称为“古纸”。而纸是以植物纤维提纯、分散后借抄造方法所制成。凡是纸皆应如此，并无古今之分。因此又出现第二派意见，以唐代人张怀瓘（686～758在世）和宋代人史绳祖（1204～1278在世）为代表，认为公元前2世纪西汉初即已有纸，蔡伦因而不是纸的发明者，而是改良者。张怀瓘说“汉兴，有纸代简。至和帝时，蔡伦工为之⑧。”史绳祖更明确地写道：“纸、笔不始于蔡伦、蒙恬（约前265～前210），..但蒙、蔡所造，精工于前世则有之。谓纸、笔始此二人，则不可也①。”宋代另一学者陈槱（1161～1241在世）也说：“盖纸旧亦有之，特蔡伦善造尔，非创也②。”
这些唐宋学者的意见，今天看来在原则上是正确的，符合历史发展观点和实际情况，因而得到20世纪以来一些学者的支持③④⑤。然而持第二派意见者多认为蔡伦前纸为丝质纤维纸，即所谓“絮纸”，而蔡伦则易之以植物纤维，他们主张以植物纤维造纸仍始自蔡伦，到头来又与第一派意见相合。因之又出现了第三派，持此意见者明确指出在西汉时即已有植物纤维纸，而且以考古资料为依据⑥这是现代的西汉造纸说。一度徘徊于第二派与第三派之间的学者⑦，后来也转向第三派⑧。笔者赞同第三派意见⑨，已补充更多的证据，论述这种意见的正确性⑩⑪。
西汉造纸说有文献和实物证据，从历史发展观点分析也是言之有理的。认为蔡伦发明纸的早期人物，并没有见过西汉古纸，认定其为缣帛或絮纸是理由不足的。还是应以实物资料作为检验某种说法是否能成立的标准为宜。第三派意见的倡导者是当代考古学家黄文弼（1893～1966）博士，1933年他在新疆罗布淖尔汉代烽燧亭遗址首次发掘一片古纸（图1-13），他在发掘报告中列举出土物时指出有：
麻纸：麻质，白色，作方块薄片，四周不完整。长约40厘米，宽约100厘米。质甚粗糙，不匀净，纸面尚存麻筋，盖为初造纸时所作，故不精细也。按此纸出罗布淖尔古烽燧亭中，同时出土者有黄龙元年（前49）之木简，为汉宣帝（前73～前49在位）年号，则此纸亦当为西汉故物也。
黄先生接下引《后汉书·蔡伦传》及《前汉书·外戚传》后，作出结论说：“据此，是西汉时已有纸可书矣。今予又得实物上之证明，是西汉有纸，毫无可疑。不过西汉时纸较粗，而蔡伦所作更为精细耳。”
黄先生根据这一发现，第一个作出蔡伦前西汉已有植物纤维纸的科学结论。1965年笔者走访他时询问罗布淖尔纸出土情况，他说：将该纸定为西汉麻纸是没有问题的。遂即出示当时发掘记录手稿，并指出：“原发掘报告排印时将纸的尺寸4.0×10.0厘米误排为40×100厘米，故长宽各差10倍”。我们后来遵嘱对纸的尺寸作了更正①。黄先生还在图版《附注》中说：“凡注数字，皆予于民国廿二年（1933）奉教育部派遣至新疆考察所采集者，原物现存中央博物馆”。可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这批文物从南京提至武汉时皆毁于战火，幸而发掘报告原稿和纸的照片仍在黄先生手中，至1948年才付印发表。纸的照片是据实物缩小2/5倍后排印的。
1942年秋，考古学家劳榦博士和石璋如先生在甘肃额济纳河沿岸汉代居延地区清理瑞典人贝格曼（FolkeBergman）发掘过的遗址时，在查科尔帖的烽燧下“挖出了一张汉代的纸，这张纸已经揉成纸团，在掘过的坑位下，藏在未掘过的土里面。他们到了重庆李庄之后，曾经请同济大学生物系主任吴印禅先生审定，认为系植物的纤维所作。根据《中瑞考察报告》第4册（The Sino—Swiden Expedition，Book Ⅳ）第140面贝格曼先生说，察科尔帖（Tsakhortei）就是他发现过78根汉简的地方。这78根简，其中大部分是永元五年（公元93）至永元七年（95）的兵器簿，还有另一根是永元十年（98）正月的邮驿记录。其文为‘入南书二封，居延都尉[于]九年（97）十二月二十七、二十八日起，诣府封完。永元十年（98）正月五日蚤（早）食时时[令]狐受、孙昌’。这一张纸是在坑位下面的，即其埋到地下比永元十年的简要早些”②。说到这里已经很清楚了，此纸年代当早于公元98年，而蔡伦造纸于105年。劳先生将其称为居延纸，考虑到后来在居延又出土纸，为免互相混淆，我们将其改称为查科尔帖纸（图1-14）。
遗憾的是，对此纸的发掘报道中没有说明纸的形制，包括颜色、尺寸、纸的质地等，但提供了纸的照片，从中我们看到是写有文字的，原报告中没有对纸上字迹加以考释。此纸现存台北历史语言所，蒙日本友人森田康敬先生访问该所后提供的实物照片，拟就照片试作文字辨认。应当说因原纸已揉成团，埋在地下保存情况不好，展平后有些字已模糊不清、笔划错位，或只残有字的一角，难以读出全文。就残存部分观之，文字共八行，总共五十个字，平均每行七字，当然每行上下还应有字。我们能辨认的字是：“不……石巨/每〓器……/掾公（？）〓迺（乃）……/县官转易又〓善/是〓足……掛（？）/……意（？）……也……”
看来这是一封公事书信，谈到兵器转运问题。在此纸土层上面，埋有永元年兵器簿（93～95）及邮驿简（98），而于98年入土的纸本文书上也谈到兵器的转运、供给事宜，不能说是偶然巧合，都与汉对匈奴的长期作战有关，而查科尔帖正好是作战前线上屯戍部队的重要据点。
此纸埋于永元年以后的可能性极小，劳榦博士1975年重新写的文章中指出：与其讨论居延纸（查科尔帖纸）的时代，下限可以到永元，上限还是可以溯至昭、宣（前89～前49）..因为居延这一带发现过的木简，永平兵器册是时代最晚的一套编册。其馀各简的最大多数都在西汉时代，尤其是昭帝和宣帝的时期①。
因此劳榦与黄文弼这两位考古学前辈关于造纸起源时间的意见是一致的。
三 20世纪50至70年代西汉纸的出土
四十年代时，因战争关系，各地考古发掘工作一度中断，直到50年代后才又开展。1957年5月，陕西西安市区灞桥砖瓦厂工地工人取土时，触动一座地下古墓，挖出铜镜、铜剑等物。省博物馆随即派考古人员程学华先生前往现场调查。将出土的近百件文物收归馆藏，并查清这批文物出于一南北向的土室墓。省馆人员清理文物时发现在三絃纽青铜镜下粘有麻布，布下有数层粘在一起的纸，遂将纸揭下，但已裂成碎片，较大一片为8×12公分。布与纸均有铜锈绿斑②。这就是后来闻名的灞桥纸。当年至现场调查的程学华1989年著文说：“该现场在取土时，除发现这座墓葬外，并无其他建筑遗址或墓葬遗迹遗物，我们在调查过程中也作了较详细的观察。在发现被挖的断崖壁面上仍保留一道扰土，即当时回填的五花土。同时从崖壁顶往下深2米许，还有一层已腐朽的淡白色棺灰，结合文物出土位置，可以断定这是一座南北向的土室墓。”又说：“尽管墓葬形制已遭破坏，但按照地理位置、环境、发现尚存的遗迹以及陪葬器物的组合情况，原来的报道是无可非议的”③。原发掘简报指出：“从上述出土器物看，这个墓葬不会晚于西汉武帝（前140～前87）。”为论证这些出土器物组合为同一墓葬器物，程学华在1989年文内更列举近年湖北、四川和陕西等省所出战国至西汉初墓葬实例，表明这些省出土墓内有三絃纽铜镜、铜剑、半两钱、陶钫、陶罐及铁灯等物，在器物组合及形制上与灞桥墓葬极为相同。由于灞桥工地挖土现场只见一处墓葬遗迹，周围没有其馀建筑遗址或墓葬，没有发现盗墓迹象，而出土器物组合又与已知其他西汉初墓葬器物组合相符，对灞桥文物逐件鉴定后没有发现晚于西汉武帝者，则灞桥纸及陪出文物断代当是正确的，已得到国内外学术界认可。然出土后，未及对纸作分析化验，发掘简报一度认为是“类似丝质纤维作成的纸”。因此50至60年代的一些学者，虽承认西汉有纸，但认为植物纤维纸仍始自蔡伦时代。
为弄清事实，1964年笔者赴西安亲自作实物研究，注意到其外观呈浅黄色，薄纸，表面有较多未松散的麻纤维束或双股细麻线头，经显微分析后证明是麻纸，从而表明灞桥纸是当时最早的纸（图1-15）。
1973年，甘肃省长城考古队在该省北部额济纳河东岸汉代肩水金关军事哨所遗址作有计划的科学发掘，从中清理出纪年木简、绢片、麻布、笔砚和麻纸等物①。据有关考古学家介绍，额济纳河流域古称居延，汉武帝时就在居延的金关一带有大规模政治及军事活动，后一直延续到西汉末年废置时为止②。西汉居延有南北两关，南曰金关，北曰索关。金关遗址由关门、关墙、烽燧、官兵居住区及牲畜圈构成一建筑群体。出土古纸共两片，一号纸（原编号EJT1：11）出于原居住区房内，已揉成团，白色，展平后为21×19公分，同出木牍多属昭帝（前86～前74）、宣帝（前73～前49）时期，最晚的为宣帝甘露二年（前52），纸薄而匀。二号纸（原编号EJT30∶3），出于居住区东侧第30号探方，暗黄色，长宽为11.5×9公分，较粗糙，含麻筋、线头和碎麻布块，较稀松，土层属于平帝建平年（前6）。金关纸（图1-16）出于西汉军队屯戍遗址，考古学家认为出土地点清楚，遗址中各部位明确，文物堆积有土层层位关系③，又是专业考古队的有计划发掘，因此包括纸在内的各文物断代是科学的。
1978年12月，陕西扶风县太白乡中颜村兴修水利时，发现一处汉代文化层的建筑遗址区，在瓦片堆积层下的圆形坑穴内，清理出窖藏陶罐。参加清理发掘的考古学家介绍说，他们打开盖在罐口的铜盘后，发现大陶罐内装满铜器、货币（半两钱、四铢钱和五铢钱）等文物90多件。铜器中包括漆器装饰件铜泡，即圆帽铜钉，而在铜泡中间则填塞有古纸，已揉成团，最大一片为6.8×7.2公分，白色，柔韧，纸上带有铜锈斑④（图1-17）。所有文物经北京大学历史系俞伟超先生等鉴定，盛窖藏的大陶罐为宣帝前后之物，铜币11枚有武帝时四铢、文帝时四铢及半两钱，还有宣帝至平帝时的五铢钱。从这些器物组合来看，窖藏时间为平帝时（公元1～5），但陶罐、铜币多宣帝（前73～前49）前后之物，因而纸的年代下限为平帝时，上限为宣帝时①。中颜纸出土地点考古土层明确，又是完整的西汉窖藏文物，没有任何外在的干扰因素，依然保持窖藏时的原有状态。继中颜纸出土一年之后，1979年10月，甘肃省长城联合调查组在古丝绸之路上的名城敦煌西北95公里处的马圈湾西汉屯戍遗址作了大规模发掘。此遗址从汉武帝时起即有屯戍活动，至宣帝时达到最盛期，到新莽地皇二年（公元21）则尽行废弃。发掘前遗址保存基本完好，出土文物337种，来自19个探方，多为士卒使用过的东西，包括丝毛织物、五铢钱、铁器、铜镞、取火器、印章、尺、笔砚、麻纸及木简1217枚。麻纸共五件八片，均已揉皱（图1-18）。纸Ⅰ（原编号T12∶47），黄色，较粗糙，32×20公分，四边清晰，是迄今所见最完整的一张纸。同一土层出土的纪年木简最早为宣帝元康（前65～前62），最晚为甘露年间（前53～前50）。纸Ⅱ（原编号T10∶06）及纸Ⅲ（T9∶26）共四片，与畜粪堆在一起，颜色被污染为土黄色，但质地较细。同一探方出土纪年木简多为成帝（前32～前6）、哀帝（前6～前1）及平帝（1～5）时期。纸Ⅳ（T9∶25）呈白色，质地匀细；纸Ⅴ（原编号T12∶18）
共二片，白色，质地好，以上二纸出于坞内F2上层烽燧倒塌的废土中，同出纪年木简为王莽时期（9～23）②。
马圈湾出土纸数量多，参与发掘的考古学家们说：“马圈湾烽燧遗址的发掘，是近数十年来在敦煌首次严格按着科学要求进行的烽燧遗址发掘。”他们还告诉我们，各纸出土土层关系明确，且都有同一土层的纪年木简出土，这就为断代提供准确的依据③。
四 20世纪80至90年代西汉纸的出土
进入八十年代之后，西北地区又陆续出现一批又一批的古纸。1986年6～9月，甘肃考古学家在天水市郊放马滩一带对战国、秦汉墓群作大规模发掘，发掘面积达1.1万平方米。清理秦墓13座，汉墓1座。一号秦墓出土竹简及秦始皇八年（前239）木板地图7幅。第5号汉墓发掘简报称：“墓葬结构与秦墓相同，但随葬器物特点接近于陕西、湖北云梦等地早期汉墓的同类器物。所以此墓的时代当在西汉文、景时期（前176～前141）①”。简报执笔者写道：“随葬器物中有纸质地图一幅（M5∶5），位于棺内死者胸部。纸质薄而软，因墓内积水受潮，仅存不规则碎片。出土时呈黄色，现褪变为浅灰间黄色，表面沾有污点。纸面平整光滑，用细黑线条绘制山、河流、道路等图形，绘法接近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图（图1-19）。残长5.6、宽2.6厘米”。他这里指的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帛质地图②，该墓年代为文帝十二年（前168）。与放马滩纸同出有陶瓮、陶壶、漆耳杯及木梳等物。1989年5～7月，我们对放马滩纸作了反复分析化验，证明是质量较好的麻纸①1990年6月，该地图纸作为“中国文物精华展”展品于北京故宫文华殿展出，受到各界注意。
最近的一次古纸发现是1990年10～12月甘肃考古研究所进行的汉悬泉遗址发掘，此处为汉代邮驿遗址，位于敦煌东北64公里处的甜水井一带戈壁沙漠中。经过探测，遗址建筑布局已经弄清，在围墙西北角外为垃圾堆，从已发掘的500平方米范围内已出木简8000余枚、纸30片，另有陶器、木器、漆器、丝绸等近千件。有趣的是，还有有字的帛书，有字的纸3块，可以说帛、简、纸各种书写材料应有尽有①。而且文物堆积的土层层次十分清晰，出土纪年木简最早的为昭帝元凤元年（前80），最晚的为新莽始建国四年（12），纸的年代与此对应。（图1-20）。1991年1月以后，还在继续发掘，新出文物不断增加②。有字的纸多属王莽时期（8～23），皆为麻纸，其中编号为90D×T103-2的纸，白色间浅黄色，13.5×14.5公分，纤维细，纸质最好，纸上有明显帘条纹，每条粗0.3毫米。纸上有“弓晖（？）农/不可”等字，厚度为0.286毫米。同号另一片纸3×6公分，纸上有“传述（？）王/书”等字，二者均属王莽时期。90D×T109号的纸27.5×18公分，浅黄色，稍厚，帘纹不显，纸上有“巨阳太和”等字，也属西汉末年。90D×T115-3号的纸12×10公分，浅黄色，纸质也好，厚度0.61毫米，无字迹，年代为昭帝、成帝时（前86～前7）。因为纸量太大，无法一一描述。1991年8月，笔者至发掘现场参观，见未清理的土层中仍有木简与纸堆在其中，如第三层有大批纸包着一捆木简，露出土外者可见“一两”二字。悬泉遗址的发掘是1990年中国重大考古发现之一。
现将西汉古纸的历次出土情况汇总于表1-1之中。
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到，20世纪以来中国已先后于1933，1942，1957，1973，1978，1979，1986及1990年八次分别在新疆、甘肃、陕西等省区不同地点出土了蔡伦时代前的古纸，从汉初文帝、景帝以下一直到新莽为止，几乎西汉历代皇帝在位时期所造之纸都持续不断地被发掘出来。从放马滩纸形制可见，早在文、景时纸已可用于书写、绘制地图，而查科尔帖纸及悬泉纸上都写有文字，这本身就足以说明蔡伦时代前不但有纸，而且早已用作书写材料，其余没有留下字迹的残纸，当然亦会适用于书写，这是无疑的。我们相信今后会有另一批字纸出土。
这八批纸的出土说明什么问题呢？第一，它们有力地反驳了魏晋南北朝时人张揖、范晔等人提出纸是蔡伦发明的说法，证明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初就已有了纸。第二，证实了唐宋学者张怀瓘、陈槱、史绳祖等人提出的西汉有纸说，把造纸术起源的时间提前了284年，说明这项发明源远流长。第三，证明蔡伦前的纸既非缣帛，亦非丝质絮纸，而是地地道道的植物纤维纸。不能以蔡伦划线分为“古纸”与“今纸”，蔡伦前后麻纸无本质之别，而只有精粗之分。第四，补充了《史记》、《前汉书》关于造纸术记载之不足，澄清了《后汉书》关于造纸术记载的混乱，因《后汉书》多次谈到蔡伦前用纸，又认为纸是蔡伦发明的。古纸还有助于对《说文解字》中纸的定义的正确理解。第五，中国不但是造纸术的故乡，而且是拥有世界上最早的古纸标本的国家，为任何其他国家所不及。第六，为研究早期造纸原料及制造技术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第三节 六次出土西汉纸的分析化验
一 对灞桥纸、金关纸及中颜纸的显微分析
解决造纸术起源问题，不能只依靠文献记载，因为它们有时是相互矛盾和对立的，因此自古就形成不同意见而陷于争论。考古发掘工作提供的地下出土古纸，则是比任何文献记载都更加可靠的资料。以往造纸史研究者看不到早期的纸并对之作科学研究，又没有掌握好纸的定义，不能就造纸起源问题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这是很自然的。由19世纪奥地利学者威斯纳开创的显微镜分析的经典方法，一直是研究纸史的科学方法，因此我们在60年代初从事本课题研究时，就决定步威斯纳之后尘，用显微镜检验的方法对古纸作科学研究。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除传统光学显微镜及显微摄影、投影技术外，还出现更有效的全自动扫描电子显微镜及摄影技术，可在高倍、高清晰度情况下观察到纸内纤维的微观结构，得出更准确的信息和数据。利用自动厚度计和标准白度仪，能迅速测出纸的厚度和白度。还有其它一系列检测仪器，能查出纸的各种质量指标。因此我们现在拥有比威斯纳时代更多而更迅捷与准确的检测手段来研究出土古纸。将考古学成果与对古纸的科学研究相结合，便能得出超过古书记载的客观结论。
笔者有幸，在西北各文物、考古部门支持下，得有机会对1957～1990年间六次出土的西汉古纸逐一作了分析化验。化验的结果不只解决了古纸原料成分、物理结构、外观形态等问题，还有助于了解其制造技术、加工状况及物理-化学等性能，为进一步探讨汉代造纸过程提供了一把钥匙。本节便介绍这些分析化验结果及由此导出的相应结论，同时也介绍其他科学工作者的类似工作。
首先谈1933年罗布淖尔纸，其年代为黄龙元年（前49）。此纸虽未化验，但发掘人黄文弼从纸上见有未松解的麻筋，而定为麻纸是可信的。所谓麻筋，指造纸过程中未被捣碎的小段麻线头或纤维束，凭日常经验是很容易将它与丝、毛和棉纤维区分的。作为考古学家，黄先生在新疆各地发掘过各种纤维制品，经验是丰富的，因此罗布淖尔纸当是西汉麻纸。四年后，该纸毁于战火，已再无从检验了。
1957年5月西安灞桥出土的不晚于武帝（前140～前87）时的纸，不但数量多，而且年代早。纸上铜锈绿斑当是压在其上的三絃纽青铜镜镜面所印的痕迹，它可能用来包裹铜镜或作衬垫用。纸数层叠起，技工逐层从镜下剥离时，已裂成88片，较薄，帘纹不显，纸质较粗糙，但有一定柔韧性。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西安市陕西省博物馆及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博物馆等处。原发掘简报说是类似丝质纤维所作，而未及化验。1964年我们对此纸作了显微分析，在4～10倍显微镜下观察，注意到表面没有规则的经纬线，其基本结构单元不是捻制或纺制
的细线，而是分散的纤维，大多数部位的纤维交织和走向是不规则的，这说明不是纺织品。将样品以镊提起或以手触之，仍有一定机械强度，并不松散，以自动厚度计测得平均厚度0.14毫米，因而这是一种纸。表面有麻筋，即未被打散的小麻线头和零散的纤维束，这说明是以破布为原料的麻纸。但在判断为何种麻类时，与我们一同检测的轻工业部造纸所王菊华女士与我们有不同意见。她最初说是亚麻，又改称是黄麻，而我们一直认为原料主要是大麻，间有少量苧麻。因此1964年发表化验结果时，并列了两种意见①。
为了慎重起见，1965年10月25～26日，我们在四川大学生物系植物学实验室由植物学家郑学经和李竹二位参与下，对灞桥纸作第二次精密的显微分析。我们的化验手续是：先用酒精使纸样脱水去污，加二甲苯（para-xylene）使之透明，浸纸样于石蜡中制成方蜡块。更将蜡块纵向切成10微米厚的薄片，用白明胶将切片粘在玻璃片上，以亮绿（brilliant green，C32H25ClN2）染色三分钟。染前用二甲苯将蜡脱去，再以树胶封片。用10％铬酸（chromic acid，H2CrO4）及10％硝酸以等容比配成的溶液煮沸，浸48小时，水洗，用离心机处理后分别以50°70°80。及90。酒精脱水。再用0.5％亮绿的95％酒精溶液染色，以100。酒精洗涤，复以二甲，苯透明，，封片备检。将封片置于显微镜下观察样品纤维横切面、纵剖面、纤维整装，调至80，100及200倍观察离析景象。
与此同时，我们还分别以同样手续对已知的并经植物分类学家鉴定过的大麻、苧麻、亚麻和黄麻等不同麻类作平行对比化验。经反复检验，确认灞桥纸原料主要是桑科草木植物大麻（Canabis sativa），并混有少量荨麻科的苧麻（Boehmeria nivea），而这类麻纤维的来源是破布及麻绳头。证实了我们原来的判断，而表明轻工部造纸所原来判断有误。原料中既不含亚麻（Linum usitatissmum），也不含黄麻（Corchrus capsularis）。1965年11月回到北京后，我们根据新的化验结果在《文物》杂志上作了公开更正②。
现将1965年10月的显微分析细节叙述于下。将灞桥纸样纤维染色封片作显微观察后，再测定其纤维平均宽为7.6～24微米（μ），这个数据符合于大麻纤维宽度的变化幅度（7.0～32μ）。1μ＝0.001mm）。从纵剖面、横切面及纤维整装的高倍显微景象中，看到纸样纤维细胞中多呈单横轴移位（axial dislocation）节，双边缘及双中心轴移位少见。细胞中水平横裂隙（horizontal transverse crevasse）有规则地、约等距离地出现，水平横裂隙之间有少数单向裂隙，轴移位节上有少数不规则裂隙（图1-21A及B），纵裂隙（longitudinal crevasse）较多而显著。纹孔极稀少，与裂隙相混。纤维细胞宽度的变化，除轴移位节这个特点外，中部宽度均一，几乎无变化，但稍至两端开始变为尖状，具钝尖形（图1-22D），这是另一特点③。纤维横向切面多呈三角形（图1-22A～F），间亦有多角形（图1-22G～F）。细胞壁较厚，具层状结构，各层中有多数小纤维（图1-22AGJ）。胞腔形状多样，但以椭圆形为多（图1-22A～G，G～
I，O～P）。在多角形横切口上有，一，棱突出于周边之外，形成平面观显著可见的轴线。所有上述特点，都与大麻纤维的特征相符，因此灞桥纸主要由大麻纤维构成。除此，我们还发现有少量纤维与作平行对比观察的已知的苧麻相同，因而还含少量苧麻。麻纸含不同麻类纤维，这种情况不足为奇，而且是很自然的。因为造纸用的破布，是从各处收集来的，而布又由不同种类的麻线织成。一般说北方多种植大麻，南方则苧麻多些，北方还有〓麻（Abutilon avicenae），都是古已有之的。我们在显微镜下注意到，灞桥纸纤维没有受到强力的机械舂捣，不少细胞较为完整，纤维的分丝帚化现象不及后世纸明显，说明打浆度不高，因而纤维交织不够匀紧。这可能是早期纸的特征。但仍有一定强度，不失为早期的纸（图1-15）。
1966年本想将这次化验结果公布出去，但“文革”期间科研工作中断，有关刊物停刊，直到1979年才有机会发表①。在这以前，只将结论简单作了报道。1976年其他科学工作者对灞桥纸再作分析化验，测得其厚度为0.139毫米，所用原料为单一的大麻纤维。激光显微光谱分析证明含钙、铜量较高，认为原料用石灰处理过。同样在显微镜下发现纤维结构较完整，分丝程度不大，打浆工作作得还不够有效。“纸的匀度、纤维交织状况不够理想，但是仍有一定的牢度。”他们的结论：“这是世界上迄今已知最早的纸”②。这次检验还用了扫描电子显微镜及光谱分析，是我们1965年没用过的。但观察结果与我们大体一致。至于原料，他们没有见到苧麻，是因为苧麻含量少，容易被大麻掩盖，同时在镜下所见部位可能正好全是大麻。可是同年9月，上海同行对灞桥纸再作显微分析时，在原料上则得出与我们一致的化验结果③，即主要为大麻，间以含少量苧麻。一般讲，称其为麻纸即可以了。它是出土古纸被检验得次数最多的，1964～1979年间先后四次经显微分析断为麻纸，又是西汉武帝时所造，因此蔡伦造纸说也就难以成立。
灞桥纸作为西汉早期纸，被史家重新载入史册①②，也受到中外专家包括造纸和纸史专家的承认。③④⑤⑥⑦。例如美国芝加哥大学钱存训教授写道：“在中国西北发掘的西汉时期的最古老的纸，据称由大麻纤维所造。1957年陕西灞桥出土的年代不晚于武帝时期（前140～前87）的纸，可能由破布或其它已用过的麻类材料所造，因为纸面上仍可见某些纺织物的残余物和痕迹。”⑧台湾中研院院士劳榦（字贞一）博士写道：“不过灞桥纸确是纸，而且是公元以前的纸，应当是不成问题的。倘若比较灞桥纸和我所发现的居延纸（查科尔帖纸），那就可以看出有趣的事实。灞桥纸是没有文字的，居延纸有文字，而绝对的年代却不清楚。当我做那篇《论中国造纸的原始》（1948）的时候，把时代暂时定到永元十年（98）的前后，这只能是那张纸最晚的下限。再晚的可能性不太多，而较早的可能性还存在着。..现在西安灞桥既然发现了类似的纸，那么这片居延纸的年代就不需要规定的那么极端的严格了。虽然绝对的年代还不清楚，但从与灞桥纸的相关性看来，灞桥纸应当在某种情形之下可以写字的”⑨。劳先生的意见完全正确。他又接着说：“当时我要把居延纸的时代压后的原因，是因为我以为蔡伦造纸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还要加上质料的问题。蔡伦以前都是以废絮为纸，到了蔡伦才开始如《后汉书·蔡伦传》所说‘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为纸’，这是不很正确的，因为在灞桥纸造成的西汉时代，已经用麻头一类的植物纤维了。因而蔡伦造的纸，不应当属于质料方面，而是仅仅属于技术方面。”这是这位老一辈考古学家对自己关于造纸术起源认识过程的坦诚的陈述。治学严谨的贞一先生，终于摆脱了《后汉书·蔡伦传》错误记载的思想影响，而在晚年达到正确的认识。
继灞桥纸之后，1973年居延金关汉屯戍遗址出土的两片纸，年代分属于公元前53及6年，由考古学家定为麻纸。后来1978年苏州造纸工作者对金关纸作了显微分析，确认其为麻纸⑩。1979年我们也对该纸作了分析化验，查明其原料主要是大麻纤维。金关纸-Ⅰ白色，柔软坚韧，制造较精细，在显微镜下发现其纤维分丝帚化程度较大。一年以后，1978年12月陕西扶风县中颜村汉代建筑遗址出土的窖藏纸，年代上限为宣帝（前73～前49）时期，下限为平帝（后1～5）时，总之，属西汉故物。纸出土后，我们随即化验，中颜纸呈白色，质地较细，显微镜下检验其原料为麻纤维，纤维细胞已遭破坏，帚化度较高①（图1-23）。与金关纸很相近，二者制造技术应处于同样水平。值得注意的是，以前出土的纸上帘纹不明显，而在中颜纸上则明显可见帘条纹。帘纹不显的纸，一是因为纸较厚或薄，不易看清帘纹，二是因用织纹罗面式抄纸器抄造，故实际上呈罗纹。帘纹明显的纸，多用竹帘或其它植物茎杆编成帘抄造，故呈帘条纹，中颜纸即用这类帘抄成。纸面上有未被松解的麻线头，其原料亦为破布无疑。
二 研究出土古纸的不同态度
灞桥纸和金关纸发掘报告和分析化验结果公布后，蔡伦发明纸之说已无法成立，国内外学术界相继接受有理有据的西汉有纸说。可是当1979年中颜纸发掘简报和化验结果在报上发表后，某些奉蔡伦为造纸祖师的人认为只有维护蔡伦个人发明权才是爱国和保护国家尊严的表现，他们把一个学术问题变成政治问题，要“拨乱反正”。要求全中国在造纸起源问题上以蔡伦发明纸这一个声音说话，不允许有别的声音②为此，他们既非难考古学家对西汉纸的断代，又对出土蔡伦前纸作反检验，对历次考古发掘的西汉纸作全盘否定。这里不能不对这种作法予以评论，因为它造成思想混乱。
1980年出现一篇署名文章，否定1957～1978年来历次出土西汉麻纸的考古断代和发掘工作。此作者没有看到任何实物，却断言在灞桥纸照片上看到“蔡记”、“缯”、“记”等字，声称“如用红外线来检查，可以看到满纸纵横交错的字迹”，而且认为这些字是“东晋（317～420）人的标准字体”③。他还在中颜纸上看到有“业共”、“见”等字，当然是蔡伦以后的人所写。靠这个“非常引人注意的新发现，解决了科学史上的千古疑案”④。然而，这些纸上根本没有任何字迹，纯属捏造。于是他们便直接否定考古学家按考古学方法对古纸所作的断代⑤⑥⑦，指责遗址或古墓死者无姓名可考及史籍记载，无入土年代，靠借物断代，即考古学中通常按同一土层伴出纪年木简或其他可定年代之器物断代，是“不科学的”。换言之，考古学家对历次出土古纸断代都“搞错了”，应当把年代统统定在蔡伦以后。可是我们走访发掘纸的所有考古学家后，都表示不能按某些人观点需要改变断代，仍以原发掘报告所述为准。而发掘报告所作断代已得到整个考古界的认可，并载入夏鼐（1909～1985）先生主编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1984）一书之中（477，511页），其中还特别提到灞桥纸“年代不晚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477页）。
因此，某些人又转而在纸的定义上作文章，仿照古人张揖《古今字诂》作法，主张将蔡伦以前的纸称“古纸”，即素、缣、帛、绢等丝织物；蔡以后的纸称“今纸”，即以植物纤维制成者。因而他们认为蔡伦前书写材料不可能也不应该用植物纤维借造纸工序制成，它们统统应当是丝织品，从蔡伦起才“纸素分家”①。本章第一节业已指出，丝织物用作书写者，不得称为纸，当然也不能称为“古纸”。无论古纸、今纸皆由植物纤维抄造，动物纤维造的任何材料都不是纸。事实是，迄今出土蔡伦前纸皆由麻料抄造，纸作为新型书写材料早在西汉初（前2世纪）已与素分道扬镳，所谓“纸素分家”在蔡伦前二百多年已开始。20世纪是造纸科学发达的世纪，我们作为这个世纪的人研究造纸史，应当按当代各国通用的纸的定义来立论，不能另搞一套，也不能把千年前古人的错误定义原样照搬出来。试问：现在有多少人会相信“其用缣帛者谓之纸”。因为丝织物不是纸，过去、现在和将来也不会是纸。
看来，从纸上“字迹”、考古断代及纸的定义上，都没有办法否定西汉有纸的事实，唯有再直接否定出土物为纸才能达到其目的。于是另有人按“蔡伦前无纸”的框框作了反检验，1979年发表内容雷同的几篇署名文章，矛头集中于当时年代最早而质量较次的灞桥纸。作者认定“灞桥纸不是纸”，理由是：①“绝大多数纤维和纤维束都较长，有的纤维束横过整个（？）纸面，长达45毫米”，另一处说“长达70毫米”，“说明基本上没有切过”。②“结构松弛，纤维与纤维之间只是简单靠拢在一起”，“同向排列的纤维多，匀度不好，这现象表明浆料没有经过悬浮”。③“纤维壁光滑、完整，无起毛帚化现象”，“原料没有经过打浆或任何舂捣过程。”④“大多数纤维在自然端部并不断开，而且绕过纸的边缘又折回到纸面上来”，说明“不是抄造而成，而是纤维自然堆积而成”。结论是：“灞桥纸不能以纸定论，很可能是原已沤过的纺织品下脚料如乱麻、线头等纤维的堆积物，松软地放在铜镜下面作衬垫用，年深日久，在潮湿地下靠镜身压力积压成”②。以上便成了某些人用来否定灞桥纸为纸的“实验依据”。
上述反检验文章作者谈到金关纸时说：①“色泽白净，白度约40。左右，纸质粗糙”。②“纤维有明显的分丝帚化现象。已帚化的纤维约占纤维总数的30～40％，“”说明纤维在水中经受了时间较长而作用力不十分猛烈的机械处理”。③“纤维分散不好，匀度不好，纤维束较多，同向排列的纤维亦较多。无帘纹等抄纸痕迹。说明此纸并没有经过必要的低浓悬浮成浆和初具水平的抄造成型过程”。④“纸面凸凹不平，表面还起毛，不宜作为书写材料。”“但由于这种纸经历了打浆和纤维切断的基本工序，我们认为它可以算作纸的雏形。”
关于中颜纸，她们写道：“和居延纸（即金关纸）差不多，纤维白净，白度也差不多40°左右，纸质粗糙，纸面上麻段、麻束明显可见。纸平均厚度约为0.22～0.24毫米，但厚薄极不均匀”。“纤维打浆程度略高于居延纸”，“纤维扁平，结合情况较居延纸略紧密”。“从纸质结构上看，扶风纸（即中颜纸）和居延纸同属一个类型。麻质废料粗糙地经过了简单的切、舂，然后制成薄片，产品虽具备了纸的初步形态，但十分粗糙，也不宜作为书写材料。”接下又谈到罗布淖尔纸，“估计这个纸的性质也不高于居延纸、扶风纸的水平，甚至还可能属于灞桥纸一类，也未可知。”这样一来，1933～1978年间历次出土的西汉麻纸在该文作者看来没有一件可称得上纸，充其量只是“纸的雏形”，“并且都无任何字迹”，剩下来的就是蔡伦突然间于公元105年发明的纸。她们虽然说“古今中外重大发明不是突然出现的。在瓦特发明蒸汽机以前，就有一种纽克门的蒸汽机”。但“在蔡伦之前我国还找不出任何一个纽克门式的发明人”，所以蔡伦造纸术发明还是突然出现的。
为什么对同样的出土纸样品检验竟会有如此悬殊的检验结果和结论？为查明究竟，苏州造纸工程师许鸣岐1979年对灞桥纸、金关纸和中颜纸重新作了全面检验。他在发表的化验简报中公布了验证结果。其中说：
（1）“1957年出土的灞桥纸，纤维短细匀整，平均长度1.09毫米，平均宽度0.018毫米（18μ）。经显微镜观察，纤维有帚化。化学检验发现纸中有钙离子。纸页厚度0.085毫米，定量21克/平方米，紧密度接近当今手工纸（0.25克/立方厘米）。这表明：此纸是由麻料经切断、沤煮、舂捣而成浆，使短细匀整的分散的单根纤维异向交织、抄造而成的纸。它不是由麻絮、麻屑等堆积物受镜身压力成片的。经验证：压在纸上的一面铜镜单位面积重量为0.00152公斤/平方厘米，相当三张10号黄板纸重量。在这种情况下，麻所受的压缩率仅为0.4％，这是微不足道的，是不能积压成片的”。①
（2）“1973年出土的金关纸和1978年出土的中颜纸，白度皆约40°，纤维短细、柔软，平均长度分别为1.03及1.29毫米，平均宽度各为0.017及0.019毫米，纤维有明显的帚化，纸的毛面都有织纹[纸模]痕迹。这表明：此两种西汉麻纸也都经过切、煮、捣和抄的工艺操作过程。有人认为它们不具备抗水性，不能书写，故只能称为‘纸的雏形’。可是，我国手工纸用毛笔蘸墨挥毫，墨中已有抗水的胶质，可以在纸上泼墨，挥洒自如。经我们在西汉中颜纸上用毛笔墨写，证实了可用于书写，只是古人未曾写字而已。”
（3）“1933年出土的西汉罗布淖尔麻纸，实物已毁于战火。经我们对出土西汉麻纸的重新检验，证实它们是真正的纸。应当尊重这一事实。西汉古纸的出土既补充了《史记》、《汉书》中对造纸术记载的不足，又订正了《后汉书》中对蔡伦发明造纸术记载之误，从而否定了流传一千多年的蔡伦发明造纸说。”②
上述化验简报的详细内容，后收入许氏新著《中国古代造纸起源史研究》（1991）之中。化学史家曹元宇在序中说：“史称在2世纪蔡伦发明了造纸术，这是不正确的”。另一化学史家袁翰青也在序中说：“我在五十年代初期也曾对造纸术在我国的起源和发展作过研究，到八十年代初还发表过这方面的文章③。蔡伦首创造纸之说，虽然流行了一千多年，可是从遗物、史料和工艺发明规律三方面来研究，我相信蔡伦之前已经有植物纤维纸了，而蔡伦只能是造纸术的革新者。”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许鸣岐论文中的某些结论。他写道：轻工部北京造纸所1979年对西汉古纸的鉴定“是欠严肃和谨慎的，没有从事实出发，而是事先规定好的蔡伦前不可能有纸的框框来决定取舍资料，对蔡伦前有纸的论点任意贬低、否定或夸大，这就不可能公正地、正确地来进行鉴定，得出符合事实的结论来。..明明灞桥纸是经过正常的制浆、造纸基本工艺操作制成的纸，而硬说灞桥纸不是纸，而是‘自然堆积物’；明明在金关纸、中颜纸的反面见到抄纸时留下的织纹痕迹，而硬说不见帘纹，没有经过抄纸，只能算作‘纸的雏形’，……甚至连对纸的实样都未看到的罗布淖尔纸，也武断地说它是‘属于灞桥纸一类’，不能以纸定论，并且寻找一些毫无科学依据的，以‘莫须有’为理由来加以全部否定。可是对蔡伦后出土的旱滩坡纸却相反，不顾事实地任意夸大，明明是用三层废纸糊起的纸，却把它说成涂布加工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会发生对同一实物的观察、分析而得出的不同结论来”①。这里所谈的不是分析化验技术问题，因为这种技术并不高深，很多人都可以掌握，所谈的是科学工作者对待出土古纸的态度问题，只有态度公正，才能得出客观结论。
三 对历次出土西汉纸的综合检验
为了郑重而实事求是地认识出土西汉纸，查明反检验者的观察是否客观，1981年初我们与造纸工作者和植物学家再一次对灞桥纸、金关纸、中颜纸和1979年新出土的马圈湾纸作了全面的分析化验，并将模拟西汉纸与现代麻纸作平行对比化验，所得各种数据如表1-2所示②。为了再行对比，现将许鸣岐1981年对灞桥纸、金关纸、中颜纸的分析化验数据开列于表1-3中。将表1-2及表1-3各数据对照，就会发现虽然不尽相同，但大体上相差不大，这才反映对出土纸检测后得出的客观观察结果。与我一起作分析化验的同事，都没有介入纸史争议，事先也未向他们透露样品年代，都是按实验编号检测的，根据仪器上显示的数字记录，计算出来的。而每检测一个项目，都经四至五人轮流观察仪器下样品客观显示情况，认识一致后再记录在案。每个数据都由集体核对、反复验算，另有人在旁监督。我们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是排除任何个人的主观因素，对样品持认真而负责的态度。显微镜观察是在京、津不同机构内进行的，更换新的验测人员，同样出于谨慎的考虑。现将这次化验中得到的认识分述于下①②
（1）被检验的所有西汉古纸原料均为麻纤维，以大麻为主，有少量苧麻，纤维又来自破布，没有发现丝纤维。显微镜下观察，纤维纯度都较高（图1-24、25）。与含有大量杂质的生麻纤维不同，也不同于一般麻布纤维，因织布前经沤制脱胶后，而不经蒸煮，仍含有杂质。这说明原料经过提纯。有人说灞桥纸“是纺织品下脚料乱麻、线头纤维的自然堆积物”，若真如此，纤维纯度不会如此之高。将西汉纸与后世纸（唐代及现代麻纸）在显微镜下对比观察，我们注意到西汉纸在纯度上与后世纸差别不大。镜下所见非纤维颗粒多为砂土粒，是出土时随纸带入的。白度指标也能说明问题，灞桥纸白度低些（25％），其它西汉纸白度为40～43％，接近后世纸。就连否定者都承认“纤维白净”。这说明已排除了木素等有色杂质，而不经蒸煮是达不到这样的白度的。我们的模拟实验也证明，麻料不经草木灰水蒸煮，白度就是上不去。
（2）所有西汉纸表面都含有未打散或松解的纤维束及短线头，多少不等，灞桥纸较多些，其它纸比灞桥纸少些，总的说来都比后世纸多些（我们实验时将其与唐代纸对比）。但构成西汉纸的基本结构成分，是分散的单独纤维，正因为如此，它们都有一定的机械强度。这可从其紧度指标（0.28～0.33克/厘米3）中看出，现代浙江富阳斗方纸紧度0.15克/厘米3，凤翔麻纸紧度0.44克/厘米3。如果基本结构成分是纤维束和线头构成的薄片，是不可能有强度的，一碰就裂开。我们从样品剥离纤维时，要施加力才能剥开，将样品撕碎也要施一定的力。就整个纸的结构来说，是分散的单独纤维不定向交织而成，这是纸纤维物理结构特征。同向排列的纤维在有的部位上可以看到，但这是局部观，不是整体观。观察纸要从整体上作出判断，不能将局部的纤维束及同向排列加以夸大，并进而否定纸的整体物理结构，这样就不客观了。
（3）西汉纸纤维平均长0.9～2.2毫米，最大长10毫米。许鸣岐测得0.51～1.9毫米长的纤维占总数51～69％，而未经处理的大麻纤维平均长15～25、麻生纤维平均长120～180毫米③，未处理的大麻及苧麻最大长分别为32及76毫米。两相对比，说明造纸用的纤维是经切断、打短处理过的。不可能是自然腐溃而变短，因为没有观察到这种现象。否定者说“绝大多数纤维和纤维束都较长，有的纤维束横过整个纸面”，长达45或70毫米，“说明基本上没有切过”。这是与事实不符的。据我们了解，她们并没有实测过各纸的纤维长度，直到现在也拿不出实测数据，只是主观定性夸张，而这是不能代替定量检测的。所谓“较长”，究竟长多少？“绝大多数”，究竟占百分之多少？她们是说不出来的。
纤维束“横过整个纸面”，是不可信的，因所有样品都是残片，根本不代表整个纸面！70毫米长纤维束从何测出？令人怀疑。残片不过50毫米，最大一片不过100毫米，不可能有那样长纤维束。何况没说清是一处，还是处处如此？用定性夸张及不可信的数据来否定出土西汉纸，是不科学的，也与实物状态不符。1980年10月30日，笔者在陕西博物馆保管部柳秀芳、关双喜二位在场下，对灞桥纸67个残片逐片作了检测，只看到个别大纤维束长15毫米，再没有大于此者。又对中国历史博物馆14个残片再作检测，根本未见超过20毫米的任何纤维和纤维束，88片中，我们已检测了81片（92％），另7片较小，未测。
（4）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承认灞桥纸纤维细胞未遭强力破坏，帚化程度不高，但其他科学工作者和我们都观察到有压溃、帚化的纤维存在。至于金关纸，否定者也承认“纤维有明显的分丝帚化现象，已帚化的纤维约占纤维总数的30—40％”，而中颜纸和金关纸”差不多”，且“纤维打浆程度略高于”前者。马圈湾纸纤维经我们化验，也呈现明显的分丝帚化现象（图1-26、27）。连西汉纸的否定者也承认：“纤维有切断和帚化，打浆度约为50°SR”。这说明原料经过舂捣的处理过程。然而我们模拟西汉纸的实验还表明，用单纯的机械舂捣及切断可以使纤维变短，但只有事先经过碱液蒸煮，使纤维变得柔软，舂捣后才能易于帚化，其它西汉纸都经历这两个过程。灞桥纸在制造过程中，可能机械切断及舂捣有余，而化学蒸煮不足，因而白度低、纤维帚化度不高。
（5）至于纸的帘纹，人们习惯用现代手工纸帘纹衡量西汉纸，“帘纹不显”似乎就意味着未经抄造。其实早期抄纸有两种方式，一是用织纹纸模，则不见帘纹，而呈不明显或明显的织纹，金关纸就有明显的织纹和正反面之别，显然经过抄造。另一抄造方式用帘面纸模，则纸上呈帘纹，中颜纸即如此。有时薄纸或厚纸也不大容易看清模纹，不等于未经抄造。1980年10月30日，笔者在陕西博物馆两位工作人员参与下，对67片灞桥纸作了一次彻底的逐片观察。发现在编号为“57—540”的16片纸中，有3～4片呈现粗帘纹，每纹粗2毫米，这就是抄造的迹象，不容怀疑。其他在场的两位可以作证。我们过去没有逐片细看，故未注意此重要特征。由于有人否定灞桥纸，才使我们非这样做不可，结果找到肯定它是纸的有力证据。这次我们还注意到，有33片是双层纸压在一起的，这也是不易看清帘纹的原因。至于有文字的新莽悬泉纸，则帘纹明显，每条纹粗也是2毫米。我们1965年模拟实验用多种可能有的方案逐一实践，证明当麻料经切、蒸、捣后制得纯的分散纤维，如不经抄造，是得不到现在所见西汉纸那样的形制的。将纤维在板上捶打，是打不成厚度为0.1～0.29毫米那样有一定机械强度的薄片的。只有用多孔的罗面或帘面承受浆料，经滤水、干燥才能形成出土物这种类型的薄片。
否定者回避解释为何打浆度为50°SR的帚化纤维能形成现今这种形状的薄片，而将灞桥纸以外的其余纸称为“纸的雏形”的。换言之，她们拒绝承认抄造工序的客观存在，如果承认，就等于承认西汉纸是真正的纸，蔡伦便不再是发明家了。对灞桥纸权且可用铜镜压力解释薄片成因，对金关纸、中颜纸则无法用这种方式解释，因为压力不可能使纤维细胞帚化。实践证明，用压力、捶力不能使纤维成为紧度达0.28～0.29克/厘米3的薄片。唯一成因就是制浆、抄造，纸上的织纹、帘纹便是明证。说穿了，“纸的雏形”实际上就是纸，正如雏鸡是鸡一样。灞桥纸质量欠佳，有可攻之隙，但从化验上否定其余西汉纸，是不妥的。
（6）关于纸的边缘，否定者说灞桥纸“大多数纤维在自然端部并不断开，而是绕过纸的边缘又折回到纸面上来..可见这种薄片，不是抄造而成，而是纤维自然堆积而成。”对此，许鸣岐写道：“经我们对此纸实物观察，有少数（不是绝大多数——引者注）纤维是从纸边一端折回到纸面的，但也有些纤维由纸边一端伸向纸边外的。这种情况从近年富阳手工生产的斗方纸上也有发现，这种现象的产生可能由于上一次漉造后粘附在纸模四边框架上的长纤维没有清洗掉，而待再次漉造时，纸模与浆液相遇，使粘附在框架上的纤维经浆液晃荡而脱离
框架漂浮到纸边，纤维一端与纸边表面交结，而另一端不是延伸在纸外，就是折回到纸面上，经过干燥就固定在纸面上，这种现象在漉造时完全可能产生，不足为奇”①。将这种现象解释为“自然堆积的重要证据，显然是一种曲解，不足为据”。至于又解释为纤维堆积物借铜镜镜身压力形成片状，许鸣岐测得直径14.5厘米的铜镜单位面积重量为0.00152公斤/厘米2，对麻纤维而言，抗压性为99.6％，不可能压成0.1毫米厚的薄片。我们对92％残片（81片）的逐片观察证明，大多数（75％以上）没有自然折边，而少数纸片折边处的纸已呈松散现象。请问，用铜镜压一堆乱麻，怎么会能压成2毫米粗的帘纹？
四 20世纪考古新发现证明西汉已有纸
根据1964～1981年以来其他科学工作者和我们对1957～1979年间四次出土西汉纸的反复而认真的分析化验，确认这些纸都由破布原料经过切、蒸、捣、抄等造纸工序制造出来的，纸的物理结构和技术指标符合手工纸要求，都是真正的植物纤维纸。灞桥纸较欠佳，但仍不失为早期的纸，不是“纤维堆积物”。其余金关纸、中颜纸和马圈湾纸都是相当好的纸，不可称为“纸的雏形”。1987年，我们请日本造纸专家用光学显微镜及扫描电子显微镜对封在玻璃片中的纸样纤维重作复查，结果一致确认金关纸、中颜纸和马圈湾纸为典型的植物纤维纸②，已没有再争论的余地。
至于说到灞桥纸，增田胜彦博士写道：
关于世界上最早的实物、西安市灞桥出土的纸，[中国]学者们有不同意见。有的学者认为它是粗糙的麻纸..另有的学者主张是麻纤维的堆积物。..我认为灞桥纸是纸，至少我认为它是‘纸’这个字创立之际表达该字的那种物。理由是，观察此纸显微照片时，指责它不是纸的人认为多数纤维是长的、按平行的方向排列，但我们可以断定，整体的纤维是杂乱排列的，其中一部分纤维有明显的被切断的痕迹，而纤维被打溃的地方也是可以观察到的。③
增田氏对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AndersSvenHedin，1865～1952）在新疆楼兰发掘的魏晋文书纸（今藏瑞典）作过系统化验。他将灞桥纸与楼兰出土的魏晋纸作了技术对比后，又写道：
反之，楼兰文书纸确实是用于书写的纸，观察其显微照片，也可看到没有打溃的纤维和原封不动的麻线的纤维。在比灞桥纸晚三百年的纸上还保留着不是纸的部位，可见早期纸加工程度低，因此观察到似乎不是纸的部位，乃是当然的事。
这些话是对否定灞桥纸及所有其它出土西汉纸的人作出的最为客观的回答。
1986年甘肃天水市郊放马滩西汉墓中出土绘有地图的纸，年代为汉初文帝（前179～前187在位）、景帝（前156～前141在位）之时，比灞桥纸更早，质量更好。1989年6～7月，笔者会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胡玉熹对此纸用光学显微镜作了检验，确认为麻纸。1990年6月，我们又会同日本造纸专家野村省三博士、大川昭典先生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再次复验，仍确认为麻类植物纤维纸。镜下观察纤维分散及分布情况良好。对样品透光显微（图1-28）观察，也发现纤维分布较均匀，按异向作紧密交织。纸上斑点经放大观察为霉菌所致①。纸上地图由细毛笔蘸墨所绘。比灞桥纸更早的绘有地图的放马滩纸，恐不应再说成是“纤维堆积物”或“纸的雏形”了，它本身就说明是用作书写材料的纸（图1-28）。作为蔡伦前的古纸，也不应再将其称为“帛素”了。有人爱谈“纸素分家”，现在证明公元前2世纪西汉初已这样作了，决不始于东汉蔡伦。
1990年10～12月，甘肃敦煌悬泉遗址发掘出30多片西汉纸，内有三枚纸上写有字迹。1991年8月，我们对字纸作了重点检验，悬泉纸-Ⅱ（90D×T103-2）年代为新莽（公元8～23），厚度0.286毫米，纤维交织情况良好。纸上有明显帘条纹，每根帘条直径3.0毫米。悬泉出土的西汉字纸，都是麻纸②。天水放马滩和敦煌悬泉两次出土的供书写用的西汉麻纸的最新考古发现，对否定西汉有纸的人来说，有如宋代诗人王令（1032～1059）诗所说“九原黄土英灵活，万古青天霹雳飞”那样，越是不承认西汉有纸，西汉纸就越是出土，而且一批比一批好。《中国文物报》报道放马滩纸参与“中国文物精华展”时写道：“作为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纸实物竟会出现在西汉初的墓中，不禁令人联想起学术界多年来有关西汉是否有纸的争论可以到此休矣！然而它的重要意义不仅于此，还在于它是两千多年前的一幅地图”②。说得何等好啊。
遗憾的是，个别否定西汉有纸的人到故宫文华殿展厅，要求将西汉地图纸从展厅撤走，被理所当然地拒绝。日本学者对这些人有如下评论：
自从西汉有纸说在中国发表以来，有人对此说加以缺乏根据的反驳，无非要维护蔡伦是纸的发明者。这是对蔡伦教带有感情的信徒之所作所为。……由于感情问题作祟，反对纸的西汉起源说的要旨，只好说‘灞桥纸不能以纸定论’①。
法国学者在研究了近三十年来关于造纸起源的不同观点的论据后写道：
结论是：蔡伦可能并非纸的发明人，然而他约于公元100年左右改进了当时使用的造纸技术②。
想在分析化验上对出土西汉纸作否定文章，现下越来越困难了，因为所要面临的将不再只是灞桥纸和金关纸等，而还有写上文字和绘出地图的制造得更好的西汉麻纸。按现代有关纸的定义衡量，这些纸几乎无懈可击。
如前所述，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初期已经有了适于作书写和包装用途的植物纤维纸，这就是说，汉初“文景之治”时是造纸术起源的时间下限。在这以前，至迟在秦代至汉高帝、惠帝及高后期间（前221～前180），应是其醖酿阶段。造纸术的发明不可能是在文、景时突然间出现的，从漂絮过程演变到造纸过程，要有个技术探索和经验积累的时期。秦至汉初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建立了全国一体化的经济体制和统一的国内贸易市场，各郡县之间相互隔绝的状态不存在了，文字的统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对新型书写、包装材料需要比先秦更为迫切。造纸最初是在人民大众中间搞起来的，也首先在群众中使用，作为缣帛（书写材料）和麻布（包装材料）的廉价代用品，为群众所喜用。纸受到上层统治阶级和文人的注意与接受，要经历一段时间。而历史上来自人民群众中的任何新事物，因为有生命力和群众基础，便能存在下去并得到发展，经总结和提高，逐步为全社会所接受，最终正式登入大雅之堂。
早期造纸情况之所以在汉初史册中较少记载，就是因为民间的这种发明创造产物为上层人物所接受，要经历一段时间。但“纸”字出现时，肯定应在有纸之后，武帝时有关用纸的早期记载，也肯定应在民间早已用纸之后。地下考古发掘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应对秦汉之际及汉初人民大众开创造纸、用纸的首创精神给以高度评价，不能对他们的创造性劳动予以蔑视和否定。蔡伦自有其贡献，下面将予评述。但讨论造纸起源时，不能以否定西汉劳动群众的造纸实践为代价。
第四节 评造纸术的西方及印度起源说
一 纸是德国人或意大利人发明的吗？
在论证了中国造纸术起源后，还应评论一下造纸术起源于外国的一些说法，虽然目前已无多少影响和支持者，但作为一个认识过程需要讨论。19世纪以前很长一段时期内，欧洲流行一种说法，认为以破麻布造纸是文艺复兴时期于14～15世纪由德国人或意大利人发明的。在这以前似乎中国人以丝造纸，而阿拉伯人则以棉代丝。例如，西班牙耶稣会士胡安·安德烈斯（Juan Andrés，1740～1817）于意大利帕尔马（Parma）用意大利文于1782年发表的七卷本《论各国文学的起源、发展和现状》（Del'origine，dei progressi，dello stato attuale d'ogniletteratura）卷一写道：“中国古代以丝造纸，造这种纸的方法约于652年传到波斯，..阿拉伯人用棉代丝，并把造纸术传入非洲和西班牙”①。而意大利人于13～14世纪最先以破麻布造纸。1818年，德国作者格鲁伯（JG.Gruber，1774～1851）及艾尔施（J.S.Ersch，1768～1828）合著的《学艺大全》（Allgemeine Enzyklopa d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Künste）一书的《纸》（Papier）条中，也认为阿拉伯人用生棉造纸，而以破布造纸是14世纪末德国人或意大利人发明的②。今天看来这些说法是很可笑的，因为在所有欧洲人还不知纸为何物之前，中国人已于公元前2世纪用破麻布造纸了。然而在17～18世纪，甚至19世纪初时，此说却是出现于西方学术著作中的正统观点。
看来，认为中国古代以丝造纸的说法，是受17世纪在华法国耶稣会士李明（Louis Daniel le Comte，1655～1728）的影响。李明1687年来华，受到清康熙皇帝的接见，后据多年间在华见闻写成了《中国现状新志》（Nouveaux mémoires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2vols，Paris，1696），此书卷一据中国古书关于“絮纸”、“蚕茧纸”及“绵纸”的不确切说法和当时对植物纤维纸的误称，提出中国古代以丝造纸③。而这正是西班牙耶稣会士安德烈斯的立论依据。其实康熙帝本人已明确指出，所谓丝纸实乃楮皮纸之误称④。但那时欧洲人看不到中国和阿拉伯古纸，因而便以讹传讹，这种情况到19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才开始改观。
1877～1878年，埃及法尤姆（Faijum）古墓出土大量古代写本及文书，分别写在莎草片和纸上，总数10万件以上，年代从公元前14世纪到公元14世纪，历时2700多年。1884年这批文物落入奥匈帝国莱纳亲王（Archduke Rainer）手中。1887年阿拉伯文专家卡拉巴塞克（Joseph Karabacek）对写本作了研究，而维也纳大学植物学教授威斯纳（Julius von Wiesner）对纸作了分析化验，结果证明莱纳藏品中8～10世纪古纸造于撒马尔罕（Samarkand），有纪年者为874、900及909年，无年欵者可考定为791年。这些阿拉伯古纸以亚麻破布及树皮生纤维所造，而不用棉料⑤⑥。20世纪以来，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1862～1948）1900年在新疆、甘肃发现唐代纸本文书（781，782年），1906～1907年又发现魏晋（260，312年）文书纸。经威斯纳化验后，也证明由破麻布及树皮纤维所造。欧洲汉学家的研究揭开唐天宝十年（751）中国造纸术传入阿拉伯的史实，阿拉伯人再将造纸法传入欧洲，因此欧洲人发明破布造纸之说，不攻自破。
二 造纸术是在埃及发明的吗？
19世纪六十年代，还有人说西方造纸比中国早几百年，这指的是莎草片。英国在华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6）讨论了希腊、罗马古代用“纸”和墨后，写道：“为什么不再提出纸和墨都是从西方传入中国呢？这两项文化成就在中国知道它们几百年前就已在欧洲使用了”①。遗憾的是，有的中国史家也一度附合这种说法，如翦伯赞（1898～1968）《中国史纲》（1948）卷二写道：“纸在安息（波斯）及亚历山大城（埃及）存在，比中国早四百年”②。如果莎草片是纸，岂止比中国早几百年，而是早一干多年。问题在于，莎草片根本不是纸，其物理结构及制法与纸截然不同，这是一看就知的。令人惊奇的是，时至1950年代，英籍捷克作者塞尔尼（Jaroslav Cerny）还声称：“不管怎样，中国人约于公元100年发明的纸，还是受到了埃及莎草片的影响”③。这使我们想到法文中的一句成语：L'ignorance est moinseloignée de la verité que le préjudice。塞尔尼甚至不懂造纸术ABC，却将其书名称之为《古代埃及的纸与书》（Paper and books in ancient Egypt）1952年居然能在伦敦出版，也算是un coup de thétre！对此，钱存训先生已予驳斥④。众所周知，中国发明纸时，还不知莎草片为何物，影响从何而来？与莎草片类似的贝叶佛经从印度进入中国，己是有了纸很久之后的事。8世纪以后，中国纸与莎草片在西方相遇，很快便将其取而代之，这就是历史。造纸术西源说，正如火药西源说一样，现已被多数西方学者视为历史陈迹了。
三 驳造纸术的印度起源说
1981年，印度作者戈索伊（Mrs. Pratibha Prabhakar Gosaui）女士致信《加拿大制浆造纸杂志》（Pulp and Paper Canada），信中.只是列举文献后说公元前327年印度就已能造出质量相当好的纸⑤，因而声称纸最初由印度人所“发明”。她所说印度公元前所造之“纸”，除贝多罗树叶外，不会是别的东西，而贝叶与莎草片虽为书写材料，却并不是真正的纸。贝叶经在梵文中称pattra，本义是树叶，见于《摩奴法典》（Manusmrti）。近代西方译者译梵文经典时，惯于将梵文古词含义现代化，将pattra译为paper，正如将拉丁文古典书中的papyrus译成pa-per一样。无独有偶，笔者研究火箭技术史时，也发现西方译者将《摩奴法典》中的梵文agniastra译为firearms，或将vāna译成rocket，作出印度于公元前300年已有火药武器或火箭的错误结论。其实这些词本义是incendiary weapon，即纵火武器⑥。
戈索伊没有注意到，梵文中真正的“纸”字kākali是从7世纪才出现的①，而且与阿拉伯文kāgad、波斯文kāgaz表示纸的字有同一语源。德国汉学家夏德（FriedrichHirth，1845～1927）认为来源于汉语“榖纸”，古音读kok-dz②，即楮纸。梵文“纸”字字根说明是外来语，不是印度固有的。戈索伊引的文献都是近现代人的不准确记载，如她提到巴内特（L.P.Barnett）1913年发表的《印度古代史》（Antiquities of India）说，造纸术是随佛经和梵文从印度传到中国的。我们前已指出，事实上在这之前中国已经早就用纸书写。至于莫里斯（Dumas Mauris）1969年在《技术与发明史》（History of Technology and Invention. Progress through Ages）中所说公元前3世纪亚洲用不同原料造纸之说，也证据不足，而且用词不够准确。6～8世纪中国僧人至印度求法，从未见那里有纸。如法显（约337～约422）《佛国记》（412）云：“法显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授，..不书之于文字”③。玄奘（602～664）《大唐西域记》（646）卷11谈到在恭建那补罗国（Konkanapura）看到的多罗树叶时写道：“诸国书写，莫不采用”④。义净（635～713）《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说，他为抄梵文佛经，在印度各地找不到纸，只好写信到中国广州求纸墨：“净于佛逝江口，升舶附书，凭信广州，见求纸墨，抄写梵经”。但戈索伊引穆勒（Max Müller，1823～1900）《古代梵文文学史》（History of Ancient Sanskrit Literature，1859）说，公元前327年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入侵印度时，驻旁遮普全权代表尼尔楚斯（Nearchus）叙述过印度人用杵臼捣棉或破布造纸。
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印度人一千年后还用树叶书写？显然这里存在对史料的误解。戈索伊还说，不需施胶的纸只有孟加拉和尼泊尔能造，中国想造这种纸，但总失败。这又是出于武断，早期中国麻纸多不施胶，后来才发展此技术。印度女士这封信发表时，笔者正在美国，加拿大朋友索尔特（Michael Sault）博士立即来信说：“There is no any convincing argument in her letter”。的确也是如此。事实上，埃及和印度的造纸时间比中国、朝鲜、日本、中亚和西亚国家都晚，关于中国造纸术传入这些国家的时间，将于本书第十六章讨论。
第一节 纸未发明前的书写纪事材料
一 甲骨和金石材料
纸的最初主要用途是作为新型书写纪事材料和包装材料，尤其第一项用途在人类文明史中起的作用最大。但在纸未出现前，书写纪事材料经历了很长一段历史演变过程。在没有文字以前，人们交流思想主要通过语言、手势，口耳相传，凭记忆行事。后来靠结绳纪事，将绳打成大小、形状及数量不同的结，用以代替语言，传递并记录不同事件（图1-1）。《易·系辞下》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易系辞》旧传为孔子（前551～前479）所作，近人研究认为成于战国（前476～前222）或秦汉之际（前3世纪）。唐人李鼎祚（720～790在世）《周易集解》（约760）引汉代的《九家易》曰：“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是以相治也。”庄周（前369～前286）《庄子·胘箧》曰：“昔者..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将结绳时代定为伏羲氏（前2852～前2737）及神农氏（前2737～前2637）时代①，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前3000～前2300）前期。
人们看到结绳，便能知道结绳人的心意。这种情况在近代中国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和国外原始部落还能看到（图1-1）。但结绳还得辅之以记忆，遇有一连串发生的复杂事件便无能为力。于是出现图画和文字画，用以记载较复杂的事件。文字画除图形外，还有抽象出来的一些符号，可以记于树皮或石头上，还可刻画在陶器上。如西安半坡出土的彩陶便有文字画，用以表达人们的思想或记录某种事件（图1-2）。半坡彩陶年代为公元前4800～3600年。由此看来，文字画由来也相当久远，但比结绳更为进步。
文字画后来又演变成象形文字，而今天的汉字就是从象形文字发展出来的。史载仓颉（jié）造字，荀况（前313～前238）《荀子·解薮》云：“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①。仓颉传为黄帝（前2697～前2597）时的史官，可能对象形文字作了系统整理，不一定是造字者，因文字是长期形成的，不可能为某一人物所创。至夏代（前2205～前1760）②时，象形文字又比仓颉时代进步。由夏至商（前1783～前1402）、殷（前1401～前1123）时，所使用的文字我们已可看到并能辨认。19世纪末至20世纪以来，考古学家在河南安阳发掘殷都遗址时，发现不少用刀刻在龟甲和牛肩胛骨上的文字，距今已三千多年，因称之为甲骨文（图1-3）。甲骨文已经是相当发达的象形文字，是夏、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商代和殷时的统治者信奉鬼神，行事前要通过巫史向鬼神问卜吉凶，而甲骨文多为占卜后的卜辞。其方法是在经事先处理的平滑甲骨上用钻或凿作出一些孔，再将有孔处用火烤，于是出现纵横粗细不同的裂纹，根据裂纹形状断定吉凶①。再用利刀将占卜结果用文字刻在裂纹附近，这就是卜辞。将有卜辞的龟甲用绳穿起来作为档案保留，即称为册。《周书·多士》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典字在甲骨文中为双手捧册之形。每片甲骨一般容字50余，个别可多达百余字②。现在看到的甲骨文为武丁（前1324～前1266）至纣辛（前1154～前1123）时之物，其中含有关于社会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史料。
中国新石器时代末期，在冶炼红铜技术的基础上发展到用铜、锡（有时还有铅）合金冶铸青铜器的技术。青铜冶铸在商、殷得到很大发展，此后青铜器一直沿用到西汉。其用途很多，从日用饮食器、镜子、兵器、生产工具到兵器、礼器等，形成青铜文化。古人常将一些历史事件刻铸在青铜器尤其钟、鼎之上，构成铭文，文字多少不一，长者达三、四百字，少则三字，称为钟鼎文或金文。商代以来，经西周（前1100～前770）、春秋（前770～前476）到战国（前475～前221），历代有文字铭文的青铜器传世与出土者都很多。金文文字比甲骨文在形体上又进了一步。除青铜外，有时还将文字包括法律条文刻铸在铁器上，称之为刑鼎。如《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公元前513年晋国正卿赵鞅（前553～前473在世）“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有时具有铭文的大型重鼎成为传国之宝和权力的象征，因而古时将夺取政权的意图称为问鼎。钟鼎铭文像甲骨卜辞一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较著名的有毛公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宗周钟及周无专鼎（图1-4）等，1950年以后中国又新出土大量先秦青铜器，其中不少皆具有铭文。
除甲骨、青铜器外，中国古代还将文字刻或写在石、玉之上，作为文献记录保存下来。故墨翟（前486～前367）《墨子·明鬼》篇云：“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其务，鬼神厚矣。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咸恐其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槃孟，镂之金石以重之”③
同书《兼爱》篇也说：“知先圣六王之亲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与之并世同时，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得遗后世子孙者知之”④。在这里，墨子一下子列举了上古时所用的好几种书写纪事材料。1965年冬，山西侯马的东周（前770～前256）遗址出土数百件用红颜料（朱砂，即硫化汞HgS）写在玉版上的文书⑤，古时叫丹书。《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载公元前550年，“初，斐豹隶也，著于丹书”，也讲的是这种书写纪事方式。山西侯马出土的玉、石文书是春秋末期晋国诸侯间的一种盟书，时间为公元前5世纪。有的玉版上竟写有220字，除朱书外还有墨书，写在极薄的玉版上。而公元前771年秦国刻有文字的石鼓，唐代时出土于陕西凤翔，文字则以刀刻在石上。石质坚硬，不易腐蚀，故石刻文书原则上可永久保留，因此《墨子》说“镂之金石以重之”，使后世子孙得知前世事物。秦始皇嬴政（前259～前210）灭六国、统一天下后，在外地巡行，每到一处则刻石纪念。汉以后直到近代，石刻一直流传。
二 简牍和缣帛
上述甲骨、金石均属重型硬质材料，不便随身携带，所占容积又大，也不便保管。针对这种情况，古人又以竹、木作成简牍作为书写纪事材料。经过整治的长方形平滑竹片叫竹简，简称简；木片叫木牍，简称牍。简牍用漆汁或墨汁写成文字后，再用皮条或线绳逐片编连在一起，称为册或策。编简成册的绳叫编。简牍可能在殷代就己有了，经西周到春秋、战国时已经盛行。史载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应该就指简牍写成的书。简牍是中国早期书籍形式之一。每册书阅读完后，可卷起来放在书架上或案几上。字迹漫涣不清的，可以新简补充，写错字时可以书刀刮去重写。重量比金石轻便得多，阅读和携带也较为方便，竹木材料又价廉易得。由于有这些优点，简牍在很长时间内是主要书写材料。
现在流传下来的先秦典籍，最初大多是写在简册上的。战国和汉代的简有一定制度。战国简最高为2.4尺，其次1.2尺，再次0.8尺；汉简最高2.0尺，其次1.5尺，再次1.0尺，最小的0.5尺。以上均以汉尺计，1汉尺＝24公分。长简写经典著作，短简写一般著作，法律写在特长的三尺简上①。每简字数不一，一般22～25字，少者几个字。多年来各地出土大量实物，数以万计。1953年湖南长沙仰天湖楚墓中竹简属于战国时期①，近20年来在甘肃、山东、湖南、湖北等省又有大量简牍出土（图1-5）。
中国是养蚕术的发源地，丝绢生产一直是重要经济部门。至迟在春秋时已用缣帛为书写材料，故《墨子·兼爱》中有“书于竹帛”之语。缣帛是高质量书写材料，既轻便又好用，只是价格昂贵。用缣帛既可写字，亦可作画。依文章长短及画面大小可随意剪裁，装裱后用木轴卷起，称为卷。每卷相当简册的一篇或几篇。1942年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前476～前223）墓出土缯书，既有文字又有绘画，后流至国外②。1973年同地又清理出《人物御龙》帛画一幅，也是战国遗物③。（图1-6）。1972～1973年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中发现公元前2世纪的帛画、帛书20多种，包括《老子》、《战国策》及有关天文、历法等书，字数在10万以上④。同时还有竹简、木牍，都有很大文献价值。这说明战国至汉代时，帛简并用于世。然而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人们使用得更多的还是简牍，尤其书写。
随着时间的推移，简牍的局限性也愈益突出。秦汉以来科学文化的发展，导致长篇作品出现。据西汉刘歆（约前42～后23）《七略》编成的《汉书·艺文志》（约100）收录596家著作共13，269卷。每片简容字不多，如将万字书写在简上，大约用400片，将其编成，册，体积就变大了。史载战国学者惠施（约前370～前310）多能，藏简册书达五车，皆通读之，因此后世人用“学富五车”形容知识渊博。此说当出于《庄子·天下》篇：“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司马迁（前145～前86）《史记·秦始皇本纪》（前90）云：“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这是说，秦始皇亲政时，批阅的简牍呈文动辄以石计，每石为120斤。《史记·滑稽列传》载西汉武帝时（前140～前87），齐人东方朔（约前161～前87）“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任之。……读之二月乃尽”①。东方朔这篇策文如写在纸上，可轻便携入衣袋内，不用几天即可阅毕。但写在简上则用3000片，需二人抬动其书，读二月乃毕。这个实例说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简牍能容的字数和信息量显得太少，使用时已感不便。
与简牍相比，丝织物缣帛轻软光滑，易于运笔、舒卷，容字又多，确是上好书写材料。所以简被淘汰后，仍长期用帛作书画。问题是帛质优价高。在汉代一匹（2.2×40汉尺）缣值600余钱，一匹白素800馀钱。折合汉代通用米价，则一匹缣相当六石（720斤）米的价格②。一般读书人是用不起的，故有“贫不及素”之语，即用不起帛素为书写材料。
最后，再简单回顾一下包装材料的历史演变。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商品买卖中每天要消耗各种包装材料。上古时用植物阔叶、兽皮及麻、葛布作包装材料。上层统治者及贵富之家用丝织物或细布。但植物叶子不结实，只能供一时之用，兽皮、麻布、葛布及丝绢都是较昂贵的，不便作消耗性用的包装材料，也无法于民间普及。到秦汉之间，作为书写材料主要为简帛两种，甲骨早已淘汰，金石不堪书写，布虽较帛便宜，亦不堪书写。
三 外国古代书写纪事材料
我们现简短地回顾一下外国的书写纪事材料③。在没有纸以前，外国最早而最通用的纪事材料是石头，古代埃及人像中国人一样，将其象形文字用锐利的凿刀刻在石碑上。但埃及的石碑一般呈四方形长柱状，上窄下宽，四面都刻有文字，称方尖石碑（obelisks）。现在仍有实物遗存。其他民族也用石刻记录历史事件。古代亚述人和迦勒底人（Chaldeans）还将其文字用尖笔刻在软的粘土坯上，再烧成硬砖，可称之为砖刻。文字如箭头那样，称为楔形文字，这种书写纪事材料通行于亚述、巴比伦尼亚和中东一带，又称巴比伦尼亚砖刻（Babiloniantablets）（图1-7）。现在有公元前686年的实物遗存。在中国，也有使用砖为书写纪事材料的，或直接用笔在砖板上书写，或在砖坯上刻写，再烧硬，如出土的汉代画象砖和砖刻。
以黄铜、青铜和铅等金属材料保留文献和记事，也是其他国家古代所用的，罗马人就将文字刻铸在青铜上，公元前451～450年著名的罗马成文法《十二铜表法》，就公布在12块铜板上（图1-8）。欧洲一些民族还用铅板保留作品、记载法典、盟约，甚至《圣经》。从公元前9世纪起的荷马时代，西方人还以木板为书写纪事材料。这与中国也类似，如果将木牍作得宽些，便成为木板。1986年甘肃天水市放马滩秦墓中出土的古代地图，就是画在木板上的，同时还写有文字。然而欧洲没有像中国那样，有使用木片为书写材料的长期而持续的传统。许多其他地区的民族用树叶作书写纪事材料，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历史学家西库鲁斯（Diodorus Siculus）说，在西西里岛上的锡拉库斯（Syracus），人们习惯于在橄榄树叶上书写法律。罗马博物学家普利尼（Pliny23～79）谈到埃及人时说，人们首先在棕榈树叶上书写。在亚洲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泰国、柬埔寨、缅甸等国，也用棕榈科树的阔叶书写，写好后在每叶上穿两个孔，再用绳连在一起，唐代中国人称为贝叶经。印度还用棕榈科的扇椰（Borasus flabelli formis），因其叶又宽又长。用金属笔或尖笔书写，笔锋很细。
树皮是所有中外各民族古代通用的书写材料。中国用桦树皮书写，美洲印地安人也在桦树皮上用树枝蘸粗制液体颜料写文字画。古代拉丁人也用树皮的内皮写字，叫liber。此字后来在拉丁文中成了“书”字的同义语，后来又演变成英文中的library（图书馆）。像棕榈科树叶那样，用树皮几乎无需任何加工，便可直接书写。羊皮（parchment）和犊皮（velum）是西方国家较长使用的书写材料。Parchment这个词系指用羊皮作成的书写材料，译成“羊皮纸”是不恰当的，因为不是纸，可否译成羊皮板。英文中的parchment，法文作parchemin，均指羊皮板写成的文件，导源于Pergamum，本是小亚细亚米西（Mysia）的古代城市名（图1-
9）。虽然上古时可能就会用动物皮革写字，但羊皮板被认为与帕加姆王（KingPergamum，197～159BC）有关，他想制造出可与埃及莎草片对抗的书写材料，因为埃及曾一度禁止出口莎草片。羊皮板后来成为欧洲主要书写材料之一，甚至文艺复兴后印刷术西传时还用以印刷书籍。我们在西方大图书馆里仍可看到甚至16～17世纪时的羊皮板写本。这是坚固持久的材料（图1-10），但成本较高。写一本书需几百张羊皮板，一般人是用不起的。中国曾用皮革作货币，但较少当书写材料用。与羊皮板一起在西方广泛使用的还有莎草片（papyrus），将这个西方词译成“莎草纸”同样是不恰当的，因为它也不是纸，不得用“纸”的字样。西方人译古书时将papyrus译成paper也不妥，虽然paper导源于papyrus，但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事物。
希腊文βυβλα（bubloi）指在莎草片上书写的文件，又称biblos，拉丁文为biblia，后演变成bible（典籍）。俄文бибAиoTeкa（biblioteka）意思是图书馆，其字根亦来自希腊文biblos。这个希腊词引导出各种欧洲语的一系列词，但均与书有关，此处不拟赘举。早在公元前，埃及尼罗河流域生长莎草科（Cyperaceae）多年生草本植物莎草（Cyperuspapyrus），其茎实心，呈三棱形，可高达6～10英尺（约2～3.3公尺），多生于湿地或沼泽中。埃及人用以制书写材料，还可作席子及房屋材料等。前述罗马学者普利尼在其《博物志》（Natunalis Historia）书中详细介绍了莎草片的制造方法。此书于1601年由霍兰德（Philemon Hol
and 1552～1637）从拉丁文译成英文，改书名为《世界志》（The Historie of the World）。据普利尼所述，先将莎草茎杆从其根部用刀割下，除去近根部及茎杆顶端的部分，将剩下部分切成2英尺（1英尺＝0.33公尺）长的小段。再用刀从中心部分劈成两半，压扁，因中间部位最宽，是最好的部位。再将压扁的莎草杆纵横交错地放在平板上，共放两层，向上面滴醋，然后挥槌打平（图1-11）。公元前几百年间埃及人以此莎草片写象形文字，今存欧洲各大图书馆中。
后来在希腊及罗马帝国也用此材料书写，阿拉伯人占据北非后也用作书写材料。直到10世纪还通用此物，12世纪以后逐步为纸所取代。由于尼罗河流域的莎草在长期间被砍伐，如今已不见，只在北非其他地区及西西里岛可见。美国一些州也生长这种植物，如今制成莎草片，且在上面作画，只作为旅游纪念品出售。笔者旅居弗吉尼州时曾得到一枚用传统方法制成的莎草片，表面不平滑，需涂一层白粉后才能在上面画彩色画。需要指出的是，莎草本身含纤维较多，是一种造纸原料，但埃及人用它制莎草片并未提制出其纤维，而是将茎杆茎髓部直接压打成薄片，呈明显可见的经纬纹理，在物理结构、组成成分及制造方法上与纸迥异，不能视为真正的纸（图1-11）。
最后要谈到的是树皮毡。至迟从10世纪起，在欧洲人没有到来以前的几百年间，美洲的马雅人和阿兹台克人用树皮作成薄片，用以书写文字画，叫huun或amatl。其方法是将树皮剥下后，除去有色外表皮，将其内皮撕成一英寸宽的长条，放在锅内加草木灰煮沸。再在平板上纵横交错地叠起，用槌打在一起成为薄片，干燥后以石磨光。现在墨西哥的奥托米印地安人（OtomiIndians）还用此法作树皮片，作书写材料。一般多由妇女从事这一劳动，树皮片还可缝制成衣料。太平洋各岛屿如夏威夷、斐济、日本北海道、印度尼西亚、中国台湾等广阔地区的土著居民，也用树皮借捶毡法打制成薄片，通称为tapa。夏威夷人称kapa，意思是捶打。因此印地安人的huun或amatl，或太平洋岛屿土著人的tapa或kapa，在制造方法及取材上大同小异，我们可统称之为树皮毡。在绪论第一节中我们已经提及有人将其称为“树皮布”，并认为这就是《史记》中所说的“榻布”，是不妥的。真正的树皮布是以树皮纤维用纺织方法织成的布，而不是用打制方法制成的树皮毡。美国造纸专家兼纸史家亨特到现场考察了莎草片、huun及tapa的制造方法后，得出正确的结论是，这三者在技术上是属同一个范畴，虽然均可作书写材料，但没有一个可谓之为真正的纸①。
四 古代书写纪事材料与纸的比较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到，自有文字以来，人类在近三千年的漫长岁月里已先后用了十几种书写纪事材料，并借此使历史事件和文化财富得以保留下来。大体说来可将这些纸出现以前的古典书写纪事材料归纳为三大类②：
第一类是重质硬性材料，如金、石、甲骨、简牍、木板及粘土砖等，这些材料都比较笨重，不便携带，也不能舒卷，容字有限，而所占体积又大，不便保存。但优点都较为坚固而耐久，在易得性和造价上各异。金属材料造价较高，制造过程较难，实际上不能书写，只能纪事。甲骨也相对说不是随处易得的，只有石料价廉易得，制造简单，但原则上也主要用于纪事，不用于书写。在实践中证明唯有竹木材料既价廉易得，又制造容易，更可书写纪事，是使用时间较长的材料。
第二类是轻质脆性材料，如树叶、树皮及莎草片等，多来自植物界。在坚固性上不及第一类材料，但容字较多，重量较小，可串成一册便于携带，而制造容易，价廉易得。因此被持续使用的时间也较长，主要缺点是性脆而不耐折，不能舒卷，亦难以随意运笔书写，厚度相对说较大，将许多片扎成册，体积也较大。
第三类是轻质柔性材料，如缣帛、羊皮板及树皮毡等，表面较平滑受墨，容字多，可舒卷及剪裁，既可写字又可作画，装订成册后重量相对小些。在坚固、耐久性上大于第二类材料。树皮毡虽制造较易，但厚度大，柔性差，白度低。缣帛及羊皮板属优良材料，主要缺点是制造较难，造价较高。
以上这些古典材料在被使用的过程中，根据人们的需要，存在着相互竞争的情况，其结果将金石、甲骨、粘土砖首先淘汰掉，因为人不只是看文献，还要书写并携带文献。总的发展趋势是书写纪事材料种类越来越少，有便于人类者得到保留。看来树皮毡也只用于局部地区，最后在临近纸登上历史舞台时，就由十几种剩下简牍、缣帛、羊皮板、莎草片及贝叶等五种材料了。这些材料在进一步使用中也逐步暴露其局限性，需要有新的材料取而代之，这新的材料便是纸。
将纸与前述古典材料对比，便立刻显出其如下优越性：①表面平滑，洁白受墨，不但适用于中国墨，而且适用于任何颜色和种类的有色汁液。既可用柔软的毛笔书写，亦可用硬笔书写。②幅面较大，容字多；体质轻，柔软耐折，可任意舒卷、裁剪、拼接，有一定物理强度，便于携带。既可写字，又可作画，适于东西方各民族使用。③寿命较长，在良好条件下保存，虽经千余年而犹如新作。抗氧化性好，着色性好，又不易变色，经处理还可抗水，易于深加工做成不同性能及外观的纸。④用途最为广泛，既可书写，又可作印刷、包装材料，各种纸在工业、农业、军事及日常生活中均有用。⑤最大的优点是物美价廉，原料到处都有，在世界任何地方均可就地制造，而且制造技术易于掌握。总而言之，纸是一种万能材料，自有史以来人类用过的所有其他材料都无法与纸媲美，也只有纸被人类使用的时间最长，到目前为止两千多年仍未被其它材料彻底取代，而在今后很长一个时间内也还会如此。纸作为全世界各国的通用材料，加速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它的出现是书写纪事材料史中有划时代革命性意义的重大发明。
第二节 西汉纸的出土和造纸术的起源
一 为什么造纸术发明于中国？
对人类文明史作出如此重大贡献的造纸术，是在中国发明的，并逐步传到全球。这已是当今全世界公认的历史事实。最初造纸所用的原料是破麻布，而麻布由大麻及苧麻织成，这两种麻都原产于中国；其次用楮皮，楮（今称构）树也原产于中国。一个国家造纸，原料必需自给自足，而中国所用原料都是本国原产植物，南北各地几乎到处都有，取之不尽。其他国家虽无大麻、苧麻，但有亚麻、黄麻等，均可织布，虽无楮树，但有别的含纤维植物资源。为什么造纸术只发明于中国而不是别的地区呢？这个问题需要讨论，此处愿陈管见。作为重大发明的造纸术，其起源决不是偶然之事，促成人们产生造纸的念头是社会上有了对新型书写纪事材料的迫切的实践需要，而这又与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和技术背景有密切关系。分析造纸术起源的原因时，必须考虑这些因素。
如上一节所述，自古以来在各种书写纪事材料的竞争中，至公元前几个世纪内只剩下简牍、缣帛、莎草片、羊皮板、贝叶和树皮等少数几种材料了。这时世界上几个重要的文明起源地多处于奴隶制社会阶段，在希腊、波斯、埃及、罗马及印度等地区，战争频仍，版图不断变换，各国都处于割裂的动荡时期，既得利益者是上层奴隶主统治集团，他们只求掠夺财富、土地和争霸，对发展文教事业并不关心，广大奴隶和平民没有技术发明的积极性。因此由于当时社会、经济、文化和技术发展的局限性，古典书写纪事材料足以满足社会上的需要，用不到再发明什么新的材料。这就是说，造纸术不可能是奴隶社会的产物。只有在比奴隶制更有利于发展经济、文教事业和技术的封建制社会，尤其在统一的、相对安定与繁荣的封建帝国，才有对新型书写材料的社会需要。这就是说，就造纸术而言，它是封建制社会的产物。产生造纸术的这个总的历史背景，不但决定了其起源地，而且决定了其起源的时间。
中国奴隶制社会产生的时间比其他国家和地区要晚些，但进入封建社会，中国为早。史学界一般认为战国时中国已完成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而当时世界其他地区的奴隶主贵族集团还在发动战争。公元前525年埃及被波斯征服，前330年波斯又被希腊的马其顿王国征服，前146年罗马又征服了希腊。东方的印度于前323年遭到希腊亚历山大的蹂躏，至阿育王（前273～前232在位）时，印度才建成统一的奴隶制国家，他死后又陷入分裂状态。这些古老的文明国家一个接一个地被征服、文化遭到破坏，并未摆脱落后的奴隶制社会形态。不但没有发明纸的社会需要，甚至像亚历山大著名图书馆内的莎草片写本也难免毁灭之灾。
反之，中国社会却大步前进，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制国家，他统一了文字。接着是西汉，“汉承秦制”，至文帝（前179～前157）、景帝（前156～前141）时出现治平之世，社会全面繁荣，武帝（前140～前87）时仍保有这个势头。国家的统一，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大量书写材料，而人们深感缣帛昂贵、简牍笨重之不便，迫切需要寻找一种廉价易得、能作为帛简代用品的新型材料，纸的发明正好适应了这一需要。汉初汉字由秦代小篆演变到隶书，已接近现代字体。而经考试为官的制度也从这时开始，公私办学、讲学之风盛行，造成大批士人即知识分子队伍。统治者又提倡儒学，对古代经典的注释、整理和研究形成一个高潮。根据“学而优则仕”的原则，一般读书人可通过这个途径进入官僚行列。我们从《史记》、《汉书》列传中看到大批平民通过读书而增长才能，进而成为将相、百官，而这在奴隶社会中是不可想象的。这一切也都是促进新型书写材料面世的刺激因素。
再看看外国情况。美洲印地安人用树皮打制成的tapa、huun及kamatl，之所以不能演变成纸，因为那里的社会长期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奴隶制的马雅文化全盛于4～10世纪，为时太晚，而马雅文字还未脱离文字图或至多是象形文字的阶段。只有具备高度发达的文化和文字的较为进步的封建社会，才需要新型高级书写材料写字，正如只有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才需要用汽车作交通工具，而不是封建社会的四轮马车。因此美洲印地安人社会不可能发明纸。同样，古代埃及人能造出莎草片，也不能从莎草茎杆纤维中造出纸。古埃及字是欠发达的象形文字，与夏、商时的象形字处于同一水平，而不能与秦汉时的汉字相比。与原始文字对应的书写材料，只能是古典材料。埃及文化早已中断，所以那里不会是发明纸的地方。
在地中海地区，公元前几个世纪内，各奴隶制国家争霸的结果，最后使贵族专政的奴隶制罗马共和国幸存下来，公元前不久又成为罗马帝国。西方史家告诉我们，希腊古代文明于此时已经衰落，与社会风气腐败相伴随的是缺乏教育、知识贫乏。罗马人看重装饰，却蔑视文明，对读物要求很少，大量书籍在架子上腐烂。羊皮书及莎草片书未等人去读就已朽坏。后来干脆用书籍去烧罗马的公共浴池。统治者喜欢观看人与人之间或人与猛兽之间的生死格斗，以奴隶的残死来取乐，这同汉初诸帝推崇儒学及黄老之学、重用博士、提倡文教事业和学术研究的文治精神适成鲜明对照，因此不能指望拉丁世界的罗马会是造纸术的故乡。罗马人不需要纸，倒需用金币进口丝绸来充作衣料。书籍对罗马皇帝来说是没有用的，精锐的军团才是帝国的支柱。最初几个罗马皇帝在位时，科学的发展一落千丈。对各文明古国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只有秦汉之际的中国具有发明纸的适宜的社会气氛。
其次，此时世界所有的书写材料中只有缣帛与纸有关联，而简牍、莎草片、羊皮板、树叶、树皮均与纸无关。因为汉字中“纸”字有系旁，而只有丝与纸二者由纯的纤维制成，虽然分属动物纤维与植物纤维，但二者在提纯过程中有某种类似性，而外观也颇类似。最初的纸正是作为帛的替身而出现的。二者均平滑洁白受墨，质轻柔韧，可折叠、舒卷与剪裁，其余材料则没有这种共性。同时在帛料制造过程中，在纤维提纯后，有漂絮一道工序，即将丝纤维放竹席上于水中击之，其中击碎的丝絮落在席上晒干取下后，形成类似纸的薄片。此过程暗含打浆及捞纸的原始动作，容易使人产生以麻絮代丝絮而造纸的技术联想，而制造任何其它书写材料时，则没有与漂絮类似的操作。制莎草片及树皮毡需要捶打，但置于石板或木板上，从未置于多孔透水的竹席上捶打，也不是在水中捶打。而多孔透水的筛状平面即竹帘，正是抄纸的关键设备，其原始表现形式即竹席。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清代画家吴嘉猷（字友如，约1818～约1893）《蚕桑络丝织绸图说》画册，为光绪十七年（1891）应征入宫作画时的粉本（画稿）。其中漂絮图（图1-12）画出两位妇女蹲在河边，手持竹棍击打丝絮，可帮助我们了解古代漂絮操作①。
中国最早发明丝织技术，早在商代，丝织品就有很高技术水平，西汉时丝绢沿丝绸之路向中亚、西亚各国出口，再辗转运到地中海的罗马。制丝前首先要择茧，取圆正的独头茧为良茧，用以作丝，织上等帛料。而将双头茧、多头茧、病茧为恶茧，用以作絮，制次等绵料。剥绵絮时，将恶茧以草木灰煮之，并水浸数日，再剥开漂洗，边洗边敲打。再将恶茧与煮茧时剩下的外衣及缫丝剩下的茧衣一起捣烂，晒干后捻成绵线或作绵絮。以上过程古书中有不少记载。如《庄子·逍遥游》云：“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济澼絖为事”①。澼与撇通，即漂。絖或作纩，即絮。“洴澼絖”即于水面上击絮。庄子说，宋国（前858～前477）人有善于制不使手肤裂口的药者，世代以漂絮为职业。在古代这项操作多由妇女从事。《史记·淮阴侯列传》载汉初大将韩信（约前246～前196）早年“钧于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②。裴骃（401～473在世）《史记集解》引韦昭（204～273）注：“以水击絮曰漂”②。韩信在淮阴城北淮水岸边受漂母救饥之恩，已成千古故事，众人皆知。
汉人袁康（5～75在世）等人撰《越绝书》（约52）卷一又曰：“伍子胥（名伍员，约前537～前484）遂行至溧阳界中，见一女子击絮于濑水之中。子胥曰，‘岂可得食乎’？曰：‘诺’③乃服》谈漂絮时说：“凡双茧并缫丝锅底零馀，”。也讲的漂絮。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并出种壳茧，皆绪断不可为丝，用以取绵。用稻灰水煮过，倾入清水盆内，……然后上小竹弓。此《庄子》所谓洴澼絖也。”此处所述过程与吴嘉猷所绘大同小异，都包括用草木灰水碱性溶液煮沸、漂洗及敲打等操作。所不同者，古代用棍敲，而《天工开物》提出用小竹弓敲打，自然效率高些。漂絮制绵提供将纤维原料以碱性溶液煮沸和用水浸以除去杂质、得到纯纤维的经验，又提供将纤维束以水润胀、再予机械敲打使之分散的经验。这两项操作都是造纸过程的必要环节。此外，丝絮还要在竹筐或竹席上于水中漂洗和敲打，难免有丝渣留在筐或席上，晒干后取下即成一薄片。它似纸非纸，却向人们暗示：将分散在水中的纤维通过多孔篾器而荐存，可无须用纺织途径形成平滑薄片。造纸术的发明正有赖于对抄纸器即多孔竹帘的利用，而漂絮用的竹席正是其原始表现形式。
关于纸的制造，除前述社会、经济、文化教育背景外，中国还拥有相关的技术背景，这就足以说明为什么造纸术起源中国而不是别的国家或地区。有了漂絮过程的启发后，问题在于如何使纤维薄片具有粘着性和一定的机械强度，同时具有较低的成本和实际用途。秦汉之际的工匠鉴于帛简作为书写材料已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需要，必定多方探索制造新的代用品的途径，而从事各种试验。最后终于发现用破麻布的植物纤维（麻絮）为原料，通过草木灰水蒸煮、漂洗、捶打，再将纤维悬浮于水中，用多孔罗面或篾帘捞起，晒干后形成的薄片，这就是纸，在这里不难看到受漂絮过程的技术影响，因此清代学者段玉裁（1735～1815）注《说文解字》（124）时说：“按造纸昉于（始于）漂絮，其初丝絮为之，以〓（竹席）荐而存之。今用竹质、木皮为纸，亦有致密竹席荐之是也”④。我们只需作若干修正，即可使此说更为有力：“按造纸昉于漂絮，初以麻絮代丝絮为之，以〓荐而存之。后用木皮、竹质为纸，亦有致密竹帘荐之是也。”关键是“以麻絮代丝絮为之”，只有完成这一取代，才能制成新型书写、包装材料。
古人还发现，只要将纤维提纯并捣得极细，所制成的薄片（纸）就强度增加、颜色洁白，而这是很容易作到的。除漂絮过程的思想激发外，对自然现象的观察也进一步加深古人产生造纸的联想。例如当山洪暴发或江河涨水时，都会有久浸于水中的朽化植物、破布等被水冲击，冲散的植物纤维落到沙滩，滤水后经日晒也能自然形成类似纸的薄片，但强度甚小。然单靠这点还不足以产生造纸的念头，因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造纸从本质上说不是对自然现象或自然过程的模拟，而是以人工产生的机械力和化学力作用于植物纤维的产物，因此要从技术上分析造纸思想产生的动因。归根到底，还得从漂絮说起，而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漂絮是中国人特有的生产实践和技术活动。在养蚕术和丝织术没有外传以前，其他国家或地区没有这种实践，也就缺乏促成造纸思想产生的技术动因。
通过以上所述，我们不但探讨了造纸术何以起源于中国的问题，实际上也谈到起源的时间问题，即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大一统之际。
二 关于造纸术起源时间的不同意见
关于中国造纸术起源的时间，过去有不同意见，概括说有三派意见：
第一派以曹魏时张揖（190—245在世）和刘宋人范晔（379～445）为代表，认为纸是东汉时的宦官蔡伦（约61～121）于元兴元年（105）所发明。他们把作为古典书写材料的缣帛当成“古纸”，而认为以破麻布造纸自蔡伦始，称为“今纸”①②。这种说法后来一度受到中外一些作者的支持，而且将造纸术起源的时间定在公元105年③④⑤⑥⑦如本书绪论第一节所述，张揖、范晔实际上没有弄清纸的定义，缣帛是丝质动物纤维借纺织方法制成，根本不是纸，也不得称为“古纸”。而纸是以植物纤维提纯、分散后借抄造方法所制成。凡是纸皆应如此，并无古今之分。因此又出现第二派意见，以唐代人张怀瓘（686～758在世）和宋代人史绳祖（1204～1278在世）为代表，认为公元前2世纪西汉初即已有纸，蔡伦因而不是纸的发明者，而是改良者。张怀瓘说“汉兴，有纸代简。至和帝时，蔡伦工为之⑧。”史绳祖更明确地写道：“纸、笔不始于蔡伦、蒙恬（约前265～前210），..但蒙、蔡所造，精工于前世则有之。谓纸、笔始此二人，则不可也①。”宋代另一学者陈槱（1161～1241在世）也说：“盖纸旧亦有之，特蔡伦善造尔，非创也②。”
这些唐宋学者的意见，今天看来在原则上是正确的，符合历史发展观点和实际情况，因而得到20世纪以来一些学者的支持③④⑤。然而持第二派意见者多认为蔡伦前纸为丝质纤维纸，即所谓“絮纸”，而蔡伦则易之以植物纤维，他们主张以植物纤维造纸仍始自蔡伦，到头来又与第一派意见相合。因之又出现了第三派，持此意见者明确指出在西汉时即已有植物纤维纸，而且以考古资料为依据⑥这是现代的西汉造纸说。一度徘徊于第二派与第三派之间的学者⑦，后来也转向第三派⑧。笔者赞同第三派意见⑨，已补充更多的证据，论述这种意见的正确性⑩⑪。
西汉造纸说有文献和实物证据，从历史发展观点分析也是言之有理的。认为蔡伦发明纸的早期人物，并没有见过西汉古纸，认定其为缣帛或絮纸是理由不足的。还是应以实物资料作为检验某种说法是否能成立的标准为宜。第三派意见的倡导者是当代考古学家黄文弼（1893～1966）博士，1933年他在新疆罗布淖尔汉代烽燧亭遗址首次发掘一片古纸（图1-13），他在发掘报告中列举出土物时指出有：
麻纸：麻质，白色，作方块薄片，四周不完整。长约40厘米，宽约100厘米。质甚粗糙，不匀净，纸面尚存麻筋，盖为初造纸时所作，故不精细也。按此纸出罗布淖尔古烽燧亭中，同时出土者有黄龙元年（前49）之木简，为汉宣帝（前73～前49在位）年号，则此纸亦当为西汉故物也。
黄先生接下引《后汉书·蔡伦传》及《前汉书·外戚传》后，作出结论说：“据此，是西汉时已有纸可书矣。今予又得实物上之证明，是西汉有纸，毫无可疑。不过西汉时纸较粗，而蔡伦所作更为精细耳。”
黄先生根据这一发现，第一个作出蔡伦前西汉已有植物纤维纸的科学结论。1965年笔者走访他时询问罗布淖尔纸出土情况，他说：将该纸定为西汉麻纸是没有问题的。遂即出示当时发掘记录手稿，并指出：“原发掘报告排印时将纸的尺寸4.0×10.0厘米误排为40×100厘米，故长宽各差10倍”。我们后来遵嘱对纸的尺寸作了更正①。黄先生还在图版《附注》中说：“凡注数字，皆予于民国廿二年（1933）奉教育部派遣至新疆考察所采集者，原物现存中央博物馆”。可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这批文物从南京提至武汉时皆毁于战火，幸而发掘报告原稿和纸的照片仍在黄先生手中，至1948年才付印发表。纸的照片是据实物缩小2/5倍后排印的。
1942年秋，考古学家劳榦博士和石璋如先生在甘肃额济纳河沿岸汉代居延地区清理瑞典人贝格曼（FolkeBergman）发掘过的遗址时，在查科尔帖的烽燧下“挖出了一张汉代的纸，这张纸已经揉成纸团，在掘过的坑位下，藏在未掘过的土里面。他们到了重庆李庄之后，曾经请同济大学生物系主任吴印禅先生审定，认为系植物的纤维所作。根据《中瑞考察报告》第4册（The Sino—Swiden Expedition，Book Ⅳ）第140面贝格曼先生说，察科尔帖（Tsakhortei）就是他发现过78根汉简的地方。这78根简，其中大部分是永元五年（公元93）至永元七年（95）的兵器簿，还有另一根是永元十年（98）正月的邮驿记录。其文为‘入南书二封，居延都尉[于]九年（97）十二月二十七、二十八日起，诣府封完。永元十年（98）正月五日蚤（早）食时时[令]狐受、孙昌’。这一张纸是在坑位下面的，即其埋到地下比永元十年的简要早些”②。说到这里已经很清楚了，此纸年代当早于公元98年，而蔡伦造纸于105年。劳先生将其称为居延纸，考虑到后来在居延又出土纸，为免互相混淆，我们将其改称为查科尔帖纸（图1-14）。
遗憾的是，对此纸的发掘报道中没有说明纸的形制，包括颜色、尺寸、纸的质地等，但提供了纸的照片，从中我们看到是写有文字的，原报告中没有对纸上字迹加以考释。此纸现存台北历史语言所，蒙日本友人森田康敬先生访问该所后提供的实物照片，拟就照片试作文字辨认。应当说因原纸已揉成团，埋在地下保存情况不好，展平后有些字已模糊不清、笔划错位，或只残有字的一角，难以读出全文。就残存部分观之，文字共八行，总共五十个字，平均每行七字，当然每行上下还应有字。我们能辨认的字是：“不……石巨/每〓器……/掾公（？）〓迺（乃）……/县官转易又〓善/是〓足……掛（？）/……意（？）……也……”
看来这是一封公事书信，谈到兵器转运问题。在此纸土层上面，埋有永元年兵器簿（93～95）及邮驿简（98），而于98年入土的纸本文书上也谈到兵器的转运、供给事宜，不能说是偶然巧合，都与汉对匈奴的长期作战有关，而查科尔帖正好是作战前线上屯戍部队的重要据点。
此纸埋于永元年以后的可能性极小，劳榦博士1975年重新写的文章中指出：与其讨论居延纸（查科尔帖纸）的时代，下限可以到永元，上限还是可以溯至昭、宣（前89～前49）..因为居延这一带发现过的木简，永平兵器册是时代最晚的一套编册。其馀各简的最大多数都在西汉时代，尤其是昭帝和宣帝的时期①。
因此劳榦与黄文弼这两位考古学前辈关于造纸起源时间的意见是一致的。
三 20世纪50至70年代西汉纸的出土
四十年代时，因战争关系，各地考古发掘工作一度中断，直到50年代后才又开展。1957年5月，陕西西安市区灞桥砖瓦厂工地工人取土时，触动一座地下古墓，挖出铜镜、铜剑等物。省博物馆随即派考古人员程学华先生前往现场调查。将出土的近百件文物收归馆藏，并查清这批文物出于一南北向的土室墓。省馆人员清理文物时发现在三絃纽青铜镜下粘有麻布，布下有数层粘在一起的纸，遂将纸揭下，但已裂成碎片，较大一片为8×12公分。布与纸均有铜锈绿斑②。这就是后来闻名的灞桥纸。当年至现场调查的程学华1989年著文说：“该现场在取土时，除发现这座墓葬外，并无其他建筑遗址或墓葬遗迹遗物，我们在调查过程中也作了较详细的观察。在发现被挖的断崖壁面上仍保留一道扰土，即当时回填的五花土。同时从崖壁顶往下深2米许，还有一层已腐朽的淡白色棺灰，结合文物出土位置，可以断定这是一座南北向的土室墓。”又说：“尽管墓葬形制已遭破坏，但按照地理位置、环境、发现尚存的遗迹以及陪葬器物的组合情况，原来的报道是无可非议的”③。原发掘简报指出：“从上述出土器物看，这个墓葬不会晚于西汉武帝（前140～前87）。”为论证这些出土器物组合为同一墓葬器物，程学华在1989年文内更列举近年湖北、四川和陕西等省所出战国至西汉初墓葬实例，表明这些省出土墓内有三絃纽铜镜、铜剑、半两钱、陶钫、陶罐及铁灯等物，在器物组合及形制上与灞桥墓葬极为相同。由于灞桥工地挖土现场只见一处墓葬遗迹，周围没有其馀建筑遗址或墓葬，没有发现盗墓迹象，而出土器物组合又与已知其他西汉初墓葬器物组合相符，对灞桥文物逐件鉴定后没有发现晚于西汉武帝者，则灞桥纸及陪出文物断代当是正确的，已得到国内外学术界认可。然出土后，未及对纸作分析化验，发掘简报一度认为是“类似丝质纤维作成的纸”。因此50至60年代的一些学者，虽承认西汉有纸，但认为植物纤维纸仍始自蔡伦时代。
为弄清事实，1964年笔者赴西安亲自作实物研究，注意到其外观呈浅黄色，薄纸，表面有较多未松散的麻纤维束或双股细麻线头，经显微分析后证明是麻纸，从而表明灞桥纸是当时最早的纸（图1-15）。
1973年，甘肃省长城考古队在该省北部额济纳河东岸汉代肩水金关军事哨所遗址作有计划的科学发掘，从中清理出纪年木简、绢片、麻布、笔砚和麻纸等物①。据有关考古学家介绍，额济纳河流域古称居延，汉武帝时就在居延的金关一带有大规模政治及军事活动，后一直延续到西汉末年废置时为止②。西汉居延有南北两关，南曰金关，北曰索关。金关遗址由关门、关墙、烽燧、官兵居住区及牲畜圈构成一建筑群体。出土古纸共两片，一号纸（原编号EJT1：11）出于原居住区房内，已揉成团，白色，展平后为21×19公分，同出木牍多属昭帝（前86～前74）、宣帝（前73～前49）时期，最晚的为宣帝甘露二年（前52），纸薄而匀。二号纸（原编号EJT30∶3），出于居住区东侧第30号探方，暗黄色，长宽为11.5×9公分，较粗糙，含麻筋、线头和碎麻布块，较稀松，土层属于平帝建平年（前6）。金关纸（图1-16）出于西汉军队屯戍遗址，考古学家认为出土地点清楚，遗址中各部位明确，文物堆积有土层层位关系③，又是专业考古队的有计划发掘，因此包括纸在内的各文物断代是科学的。
1978年12月，陕西扶风县太白乡中颜村兴修水利时，发现一处汉代文化层的建筑遗址区，在瓦片堆积层下的圆形坑穴内，清理出窖藏陶罐。参加清理发掘的考古学家介绍说，他们打开盖在罐口的铜盘后，发现大陶罐内装满铜器、货币（半两钱、四铢钱和五铢钱）等文物90多件。铜器中包括漆器装饰件铜泡，即圆帽铜钉，而在铜泡中间则填塞有古纸，已揉成团，最大一片为6.8×7.2公分，白色，柔韧，纸上带有铜锈斑④（图1-17）。所有文物经北京大学历史系俞伟超先生等鉴定，盛窖藏的大陶罐为宣帝前后之物，铜币11枚有武帝时四铢、文帝时四铢及半两钱，还有宣帝至平帝时的五铢钱。从这些器物组合来看，窖藏时间为平帝时（公元1～5），但陶罐、铜币多宣帝（前73～前49）前后之物，因而纸的年代下限为平帝时，上限为宣帝时①。中颜纸出土地点考古土层明确，又是完整的西汉窖藏文物，没有任何外在的干扰因素，依然保持窖藏时的原有状态。继中颜纸出土一年之后，1979年10月，甘肃省长城联合调查组在古丝绸之路上的名城敦煌西北95公里处的马圈湾西汉屯戍遗址作了大规模发掘。此遗址从汉武帝时起即有屯戍活动，至宣帝时达到最盛期，到新莽地皇二年（公元21）则尽行废弃。发掘前遗址保存基本完好，出土文物337种，来自19个探方，多为士卒使用过的东西，包括丝毛织物、五铢钱、铁器、铜镞、取火器、印章、尺、笔砚、麻纸及木简1217枚。麻纸共五件八片，均已揉皱（图1-18）。纸Ⅰ（原编号T12∶47），黄色，较粗糙，32×20公分，四边清晰，是迄今所见最完整的一张纸。同一土层出土的纪年木简最早为宣帝元康（前65～前62），最晚为甘露年间（前53～前50）。纸Ⅱ（原编号T10∶06）及纸Ⅲ（T9∶26）共四片，与畜粪堆在一起，颜色被污染为土黄色，但质地较细。同一探方出土纪年木简多为成帝（前32～前6）、哀帝（前6～前1）及平帝（1～5）时期。纸Ⅳ（T9∶25）呈白色，质地匀细；纸Ⅴ（原编号T12∶18）
共二片，白色，质地好，以上二纸出于坞内F2上层烽燧倒塌的废土中，同出纪年木简为王莽时期（9～23）②。
马圈湾出土纸数量多，参与发掘的考古学家们说：“马圈湾烽燧遗址的发掘，是近数十年来在敦煌首次严格按着科学要求进行的烽燧遗址发掘。”他们还告诉我们，各纸出土土层关系明确，且都有同一土层的纪年木简出土，这就为断代提供准确的依据③。
四 20世纪80至90年代西汉纸的出土
进入八十年代之后，西北地区又陆续出现一批又一批的古纸。1986年6～9月，甘肃考古学家在天水市郊放马滩一带对战国、秦汉墓群作大规模发掘，发掘面积达1.1万平方米。清理秦墓13座，汉墓1座。一号秦墓出土竹简及秦始皇八年（前239）木板地图7幅。第5号汉墓发掘简报称：“墓葬结构与秦墓相同，但随葬器物特点接近于陕西、湖北云梦等地早期汉墓的同类器物。所以此墓的时代当在西汉文、景时期（前176～前141）①”。简报执笔者写道：“随葬器物中有纸质地图一幅（M5∶5），位于棺内死者胸部。纸质薄而软，因墓内积水受潮，仅存不规则碎片。出土时呈黄色，现褪变为浅灰间黄色，表面沾有污点。纸面平整光滑，用细黑线条绘制山、河流、道路等图形，绘法接近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图（图1-19）。残长5.6、宽2.6厘米”。他这里指的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帛质地图②，该墓年代为文帝十二年（前168）。与放马滩纸同出有陶瓮、陶壶、漆耳杯及木梳等物。1989年5～7月，我们对放马滩纸作了反复分析化验，证明是质量较好的麻纸①1990年6月，该地图纸作为“中国文物精华展”展品于北京故宫文华殿展出，受到各界注意。
最近的一次古纸发现是1990年10～12月甘肃考古研究所进行的汉悬泉遗址发掘，此处为汉代邮驿遗址，位于敦煌东北64公里处的甜水井一带戈壁沙漠中。经过探测，遗址建筑布局已经弄清，在围墙西北角外为垃圾堆，从已发掘的500平方米范围内已出木简8000余枚、纸30片，另有陶器、木器、漆器、丝绸等近千件。有趣的是，还有有字的帛书，有字的纸3块，可以说帛、简、纸各种书写材料应有尽有①。而且文物堆积的土层层次十分清晰，出土纪年木简最早的为昭帝元凤元年（前80），最晚的为新莽始建国四年（12），纸的年代与此对应。（图1-20）。1991年1月以后，还在继续发掘，新出文物不断增加②。有字的纸多属王莽时期（8～23），皆为麻纸，其中编号为90D×T103-2的纸，白色间浅黄色，13.5×14.5公分，纤维细，纸质最好，纸上有明显帘条纹，每条粗0.3毫米。纸上有“弓晖（？）农/不可”等字，厚度为0.286毫米。同号另一片纸3×6公分，纸上有“传述（？）王/书”等字，二者均属王莽时期。90D×T109号的纸27.5×18公分，浅黄色，稍厚，帘纹不显，纸上有“巨阳太和”等字，也属西汉末年。90D×T115-3号的纸12×10公分，浅黄色，纸质也好，厚度0.61毫米，无字迹，年代为昭帝、成帝时（前86～前7）。因为纸量太大，无法一一描述。1991年8月，笔者至发掘现场参观，见未清理的土层中仍有木简与纸堆在其中，如第三层有大批纸包着一捆木简，露出土外者可见“一两”二字。悬泉遗址的发掘是1990年中国重大考古发现之一。
现将西汉古纸的历次出土情况汇总于表1-1之中。
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到，20世纪以来中国已先后于1933，1942，1957，1973，1978，1979，1986及1990年八次分别在新疆、甘肃、陕西等省区不同地点出土了蔡伦时代前的古纸，从汉初文帝、景帝以下一直到新莽为止，几乎西汉历代皇帝在位时期所造之纸都持续不断地被发掘出来。从放马滩纸形制可见，早在文、景时纸已可用于书写、绘制地图，而查科尔帖纸及悬泉纸上都写有文字，这本身就足以说明蔡伦时代前不但有纸，而且早已用作书写材料，其余没有留下字迹的残纸，当然亦会适用于书写，这是无疑的。我们相信今后会有另一批字纸出土。
这八批纸的出土说明什么问题呢？第一，它们有力地反驳了魏晋南北朝时人张揖、范晔等人提出纸是蔡伦发明的说法，证明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初就已有了纸。第二，证实了唐宋学者张怀瓘、陈槱、史绳祖等人提出的西汉有纸说，把造纸术起源的时间提前了284年，说明这项发明源远流长。第三，证明蔡伦前的纸既非缣帛，亦非丝质絮纸，而是地地道道的植物纤维纸。不能以蔡伦划线分为“古纸”与“今纸”，蔡伦前后麻纸无本质之别，而只有精粗之分。第四，补充了《史记》、《前汉书》关于造纸术记载之不足，澄清了《后汉书》关于造纸术记载的混乱，因《后汉书》多次谈到蔡伦前用纸，又认为纸是蔡伦发明的。古纸还有助于对《说文解字》中纸的定义的正确理解。第五，中国不但是造纸术的故乡，而且是拥有世界上最早的古纸标本的国家，为任何其他国家所不及。第六，为研究早期造纸原料及制造技术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第三节 六次出土西汉纸的分析化验
一 对灞桥纸、金关纸及中颜纸的显微分析
解决造纸术起源问题，不能只依靠文献记载，因为它们有时是相互矛盾和对立的，因此自古就形成不同意见而陷于争论。考古发掘工作提供的地下出土古纸，则是比任何文献记载都更加可靠的资料。以往造纸史研究者看不到早期的纸并对之作科学研究，又没有掌握好纸的定义，不能就造纸起源问题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这是很自然的。由19世纪奥地利学者威斯纳开创的显微镜分析的经典方法，一直是研究纸史的科学方法，因此我们在60年代初从事本课题研究时，就决定步威斯纳之后尘，用显微镜检验的方法对古纸作科学研究。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除传统光学显微镜及显微摄影、投影技术外，还出现更有效的全自动扫描电子显微镜及摄影技术，可在高倍、高清晰度情况下观察到纸内纤维的微观结构，得出更准确的信息和数据。利用自动厚度计和标准白度仪，能迅速测出纸的厚度和白度。还有其它一系列检测仪器，能查出纸的各种质量指标。因此我们现在拥有比威斯纳时代更多而更迅捷与准确的检测手段来研究出土古纸。将考古学成果与对古纸的科学研究相结合，便能得出超过古书记载的客观结论。
笔者有幸，在西北各文物、考古部门支持下，得有机会对1957～1990年间六次出土的西汉古纸逐一作了分析化验。化验的结果不只解决了古纸原料成分、物理结构、外观形态等问题，还有助于了解其制造技术、加工状况及物理-化学等性能，为进一步探讨汉代造纸过程提供了一把钥匙。本节便介绍这些分析化验结果及由此导出的相应结论，同时也介绍其他科学工作者的类似工作。
首先谈1933年罗布淖尔纸，其年代为黄龙元年（前49）。此纸虽未化验，但发掘人黄文弼从纸上见有未松解的麻筋，而定为麻纸是可信的。所谓麻筋，指造纸过程中未被捣碎的小段麻线头或纤维束，凭日常经验是很容易将它与丝、毛和棉纤维区分的。作为考古学家，黄先生在新疆各地发掘过各种纤维制品，经验是丰富的，因此罗布淖尔纸当是西汉麻纸。四年后，该纸毁于战火，已再无从检验了。
1957年5月西安灞桥出土的不晚于武帝（前140～前87）时的纸，不但数量多，而且年代早。纸上铜锈绿斑当是压在其上的三絃纽青铜镜镜面所印的痕迹，它可能用来包裹铜镜或作衬垫用。纸数层叠起，技工逐层从镜下剥离时，已裂成88片，较薄，帘纹不显，纸质较粗糙，但有一定柔韧性。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西安市陕西省博物馆及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博物馆等处。原发掘简报说是类似丝质纤维所作，而未及化验。1964年我们对此纸作了显微分析，在4～10倍显微镜下观察，注意到表面没有规则的经纬线，其基本结构单元不是捻制或纺制
的细线，而是分散的纤维，大多数部位的纤维交织和走向是不规则的，这说明不是纺织品。将样品以镊提起或以手触之，仍有一定机械强度，并不松散，以自动厚度计测得平均厚度0.14毫米，因而这是一种纸。表面有麻筋，即未被打散的小麻线头和零散的纤维束，这说明是以破布为原料的麻纸。但在判断为何种麻类时，与我们一同检测的轻工业部造纸所王菊华女士与我们有不同意见。她最初说是亚麻，又改称是黄麻，而我们一直认为原料主要是大麻，间有少量苧麻。因此1964年发表化验结果时，并列了两种意见①。
为了慎重起见，1965年10月25～26日，我们在四川大学生物系植物学实验室由植物学家郑学经和李竹二位参与下，对灞桥纸作第二次精密的显微分析。我们的化验手续是：先用酒精使纸样脱水去污，加二甲苯（para-xylene）使之透明，浸纸样于石蜡中制成方蜡块。更将蜡块纵向切成10微米厚的薄片，用白明胶将切片粘在玻璃片上，以亮绿（brilliant green，C32H25ClN2）染色三分钟。染前用二甲苯将蜡脱去，再以树胶封片。用10％铬酸（chromic acid，H2CrO4）及10％硝酸以等容比配成的溶液煮沸，浸48小时，水洗，用离心机处理后分别以50°70°80。及90。酒精脱水。再用0.5％亮绿的95％酒精溶液染色，以100。酒精洗涤，复以二甲，苯透明，，封片备检。将封片置于显微镜下观察样品纤维横切面、纵剖面、纤维整装，调至80，100及200倍观察离析景象。
与此同时，我们还分别以同样手续对已知的并经植物分类学家鉴定过的大麻、苧麻、亚麻和黄麻等不同麻类作平行对比化验。经反复检验，确认灞桥纸原料主要是桑科草木植物大麻（Canabis sativa），并混有少量荨麻科的苧麻（Boehmeria nivea），而这类麻纤维的来源是破布及麻绳头。证实了我们原来的判断，而表明轻工部造纸所原来判断有误。原料中既不含亚麻（Linum usitatissmum），也不含黄麻（Corchrus capsularis）。1965年11月回到北京后，我们根据新的化验结果在《文物》杂志上作了公开更正②。
现将1965年10月的显微分析细节叙述于下。将灞桥纸样纤维染色封片作显微观察后，再测定其纤维平均宽为7.6～24微米（μ），这个数据符合于大麻纤维宽度的变化幅度（7.0～32μ）。1μ＝0.001mm）。从纵剖面、横切面及纤维整装的高倍显微景象中，看到纸样纤维细胞中多呈单横轴移位（axial dislocation）节，双边缘及双中心轴移位少见。细胞中水平横裂隙（horizontal transverse crevasse）有规则地、约等距离地出现，水平横裂隙之间有少数单向裂隙，轴移位节上有少数不规则裂隙（图1-21A及B），纵裂隙（longitudinal crevasse）较多而显著。纹孔极稀少，与裂隙相混。纤维细胞宽度的变化，除轴移位节这个特点外，中部宽度均一，几乎无变化，但稍至两端开始变为尖状，具钝尖形（图1-22D），这是另一特点③。纤维横向切面多呈三角形（图1-22A～F），间亦有多角形（图1-22G～F）。细胞壁较厚，具层状结构，各层中有多数小纤维（图1-22AGJ）。胞腔形状多样，但以椭圆形为多（图1-22A～G，G～
I，O～P）。在多角形横切口上有，一，棱突出于周边之外，形成平面观显著可见的轴线。所有上述特点，都与大麻纤维的特征相符，因此灞桥纸主要由大麻纤维构成。除此，我们还发现有少量纤维与作平行对比观察的已知的苧麻相同，因而还含少量苧麻。麻纸含不同麻类纤维，这种情况不足为奇，而且是很自然的。因为造纸用的破布，是从各处收集来的，而布又由不同种类的麻线织成。一般说北方多种植大麻，南方则苧麻多些，北方还有〓麻（Abutilon avicenae），都是古已有之的。我们在显微镜下注意到，灞桥纸纤维没有受到强力的机械舂捣，不少细胞较为完整，纤维的分丝帚化现象不及后世纸明显，说明打浆度不高，因而纤维交织不够匀紧。这可能是早期纸的特征。但仍有一定强度，不失为早期的纸（图1-15）。
1966年本想将这次化验结果公布出去，但“文革”期间科研工作中断，有关刊物停刊，直到1979年才有机会发表①。在这以前，只将结论简单作了报道。1976年其他科学工作者对灞桥纸再作分析化验，测得其厚度为0.139毫米，所用原料为单一的大麻纤维。激光显微光谱分析证明含钙、铜量较高，认为原料用石灰处理过。同样在显微镜下发现纤维结构较完整，分丝程度不大，打浆工作作得还不够有效。“纸的匀度、纤维交织状况不够理想，但是仍有一定的牢度。”他们的结论：“这是世界上迄今已知最早的纸”②。这次检验还用了扫描电子显微镜及光谱分析，是我们1965年没用过的。但观察结果与我们大体一致。至于原料，他们没有见到苧麻，是因为苧麻含量少，容易被大麻掩盖，同时在镜下所见部位可能正好全是大麻。可是同年9月，上海同行对灞桥纸再作显微分析时，在原料上则得出与我们一致的化验结果③，即主要为大麻，间以含少量苧麻。一般讲，称其为麻纸即可以了。它是出土古纸被检验得次数最多的，1964～1979年间先后四次经显微分析断为麻纸，又是西汉武帝时所造，因此蔡伦造纸说也就难以成立。
灞桥纸作为西汉早期纸，被史家重新载入史册①②，也受到中外专家包括造纸和纸史专家的承认。③④⑤⑥⑦。例如美国芝加哥大学钱存训教授写道：“在中国西北发掘的西汉时期的最古老的纸，据称由大麻纤维所造。1957年陕西灞桥出土的年代不晚于武帝时期（前140～前87）的纸，可能由破布或其它已用过的麻类材料所造，因为纸面上仍可见某些纺织物的残余物和痕迹。”⑧台湾中研院院士劳榦（字贞一）博士写道：“不过灞桥纸确是纸，而且是公元以前的纸，应当是不成问题的。倘若比较灞桥纸和我所发现的居延纸（查科尔帖纸），那就可以看出有趣的事实。灞桥纸是没有文字的，居延纸有文字，而绝对的年代却不清楚。当我做那篇《论中国造纸的原始》（1948）的时候，把时代暂时定到永元十年（98）的前后，这只能是那张纸最晚的下限。再晚的可能性不太多，而较早的可能性还存在着。..现在西安灞桥既然发现了类似的纸，那么这片居延纸的年代就不需要规定的那么极端的严格了。虽然绝对的年代还不清楚，但从与灞桥纸的相关性看来，灞桥纸应当在某种情形之下可以写字的”⑨。劳先生的意见完全正确。他又接着说：“当时我要把居延纸的时代压后的原因，是因为我以为蔡伦造纸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还要加上质料的问题。蔡伦以前都是以废絮为纸，到了蔡伦才开始如《后汉书·蔡伦传》所说‘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为纸’，这是不很正确的，因为在灞桥纸造成的西汉时代，已经用麻头一类的植物纤维了。因而蔡伦造的纸，不应当属于质料方面，而是仅仅属于技术方面。”这是这位老一辈考古学家对自己关于造纸术起源认识过程的坦诚的陈述。治学严谨的贞一先生，终于摆脱了《后汉书·蔡伦传》错误记载的思想影响，而在晚年达到正确的认识。
继灞桥纸之后，1973年居延金关汉屯戍遗址出土的两片纸，年代分属于公元前53及6年，由考古学家定为麻纸。后来1978年苏州造纸工作者对金关纸作了显微分析，确认其为麻纸⑩。1979年我们也对该纸作了分析化验，查明其原料主要是大麻纤维。金关纸-Ⅰ白色，柔软坚韧，制造较精细，在显微镜下发现其纤维分丝帚化程度较大。一年以后，1978年12月陕西扶风县中颜村汉代建筑遗址出土的窖藏纸，年代上限为宣帝（前73～前49）时期，下限为平帝（后1～5）时，总之，属西汉故物。纸出土后，我们随即化验，中颜纸呈白色，质地较细，显微镜下检验其原料为麻纤维，纤维细胞已遭破坏，帚化度较高①（图1-23）。与金关纸很相近，二者制造技术应处于同样水平。值得注意的是，以前出土的纸上帘纹不明显，而在中颜纸上则明显可见帘条纹。帘纹不显的纸，一是因为纸较厚或薄，不易看清帘纹，二是因用织纹罗面式抄纸器抄造，故实际上呈罗纹。帘纹明显的纸，多用竹帘或其它植物茎杆编成帘抄造，故呈帘条纹，中颜纸即用这类帘抄成。纸面上有未被松解的麻线头，其原料亦为破布无疑。
二 研究出土古纸的不同态度
灞桥纸和金关纸发掘报告和分析化验结果公布后，蔡伦发明纸之说已无法成立，国内外学术界相继接受有理有据的西汉有纸说。可是当1979年中颜纸发掘简报和化验结果在报上发表后，某些奉蔡伦为造纸祖师的人认为只有维护蔡伦个人发明权才是爱国和保护国家尊严的表现，他们把一个学术问题变成政治问题，要“拨乱反正”。要求全中国在造纸起源问题上以蔡伦发明纸这一个声音说话，不允许有别的声音②为此，他们既非难考古学家对西汉纸的断代，又对出土蔡伦前纸作反检验，对历次考古发掘的西汉纸作全盘否定。这里不能不对这种作法予以评论，因为它造成思想混乱。
1980年出现一篇署名文章，否定1957～1978年来历次出土西汉麻纸的考古断代和发掘工作。此作者没有看到任何实物，却断言在灞桥纸照片上看到“蔡记”、“缯”、“记”等字，声称“如用红外线来检查，可以看到满纸纵横交错的字迹”，而且认为这些字是“东晋（317～420）人的标准字体”③。他还在中颜纸上看到有“业共”、“见”等字，当然是蔡伦以后的人所写。靠这个“非常引人注意的新发现，解决了科学史上的千古疑案”④。然而，这些纸上根本没有任何字迹，纯属捏造。于是他们便直接否定考古学家按考古学方法对古纸所作的断代⑤⑥⑦，指责遗址或古墓死者无姓名可考及史籍记载，无入土年代，靠借物断代，即考古学中通常按同一土层伴出纪年木简或其他可定年代之器物断代，是“不科学的”。换言之，考古学家对历次出土古纸断代都“搞错了”，应当把年代统统定在蔡伦以后。可是我们走访发掘纸的所有考古学家后，都表示不能按某些人观点需要改变断代，仍以原发掘报告所述为准。而发掘报告所作断代已得到整个考古界的认可，并载入夏鼐（1909～1985）先生主编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1984）一书之中（477，511页），其中还特别提到灞桥纸“年代不晚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477页）。
因此，某些人又转而在纸的定义上作文章，仿照古人张揖《古今字诂》作法，主张将蔡伦以前的纸称“古纸”，即素、缣、帛、绢等丝织物；蔡以后的纸称“今纸”，即以植物纤维制成者。因而他们认为蔡伦前书写材料不可能也不应该用植物纤维借造纸工序制成，它们统统应当是丝织品，从蔡伦起才“纸素分家”①。本章第一节业已指出，丝织物用作书写者，不得称为纸，当然也不能称为“古纸”。无论古纸、今纸皆由植物纤维抄造，动物纤维造的任何材料都不是纸。事实是，迄今出土蔡伦前纸皆由麻料抄造，纸作为新型书写材料早在西汉初（前2世纪）已与素分道扬镳，所谓“纸素分家”在蔡伦前二百多年已开始。20世纪是造纸科学发达的世纪，我们作为这个世纪的人研究造纸史，应当按当代各国通用的纸的定义来立论，不能另搞一套，也不能把千年前古人的错误定义原样照搬出来。试问：现在有多少人会相信“其用缣帛者谓之纸”。因为丝织物不是纸，过去、现在和将来也不会是纸。
看来，从纸上“字迹”、考古断代及纸的定义上，都没有办法否定西汉有纸的事实，唯有再直接否定出土物为纸才能达到其目的。于是另有人按“蔡伦前无纸”的框框作了反检验，1979年发表内容雷同的几篇署名文章，矛头集中于当时年代最早而质量较次的灞桥纸。作者认定“灞桥纸不是纸”，理由是：①“绝大多数纤维和纤维束都较长，有的纤维束横过整个（？）纸面，长达45毫米”，另一处说“长达70毫米”，“说明基本上没有切过”。②“结构松弛，纤维与纤维之间只是简单靠拢在一起”，“同向排列的纤维多，匀度不好，这现象表明浆料没有经过悬浮”。③“纤维壁光滑、完整，无起毛帚化现象”，“原料没有经过打浆或任何舂捣过程。”④“大多数纤维在自然端部并不断开，而且绕过纸的边缘又折回到纸面上来”，说明“不是抄造而成，而是纤维自然堆积而成”。结论是：“灞桥纸不能以纸定论，很可能是原已沤过的纺织品下脚料如乱麻、线头等纤维的堆积物，松软地放在铜镜下面作衬垫用，年深日久，在潮湿地下靠镜身压力积压成”②。以上便成了某些人用来否定灞桥纸为纸的“实验依据”。
上述反检验文章作者谈到金关纸时说：①“色泽白净，白度约40。左右，纸质粗糙”。②“纤维有明显的分丝帚化现象。已帚化的纤维约占纤维总数的30～40％，“”说明纤维在水中经受了时间较长而作用力不十分猛烈的机械处理”。③“纤维分散不好，匀度不好，纤维束较多，同向排列的纤维亦较多。无帘纹等抄纸痕迹。说明此纸并没有经过必要的低浓悬浮成浆和初具水平的抄造成型过程”。④“纸面凸凹不平，表面还起毛，不宜作为书写材料。”“但由于这种纸经历了打浆和纤维切断的基本工序，我们认为它可以算作纸的雏形。”
关于中颜纸，她们写道：“和居延纸（即金关纸）差不多，纤维白净，白度也差不多40°左右，纸质粗糙，纸面上麻段、麻束明显可见。纸平均厚度约为0.22～0.24毫米，但厚薄极不均匀”。“纤维打浆程度略高于居延纸”，“纤维扁平，结合情况较居延纸略紧密”。“从纸质结构上看，扶风纸（即中颜纸）和居延纸同属一个类型。麻质废料粗糙地经过了简单的切、舂，然后制成薄片，产品虽具备了纸的初步形态，但十分粗糙，也不宜作为书写材料。”接下又谈到罗布淖尔纸，“估计这个纸的性质也不高于居延纸、扶风纸的水平，甚至还可能属于灞桥纸一类，也未可知。”这样一来，1933～1978年间历次出土的西汉麻纸在该文作者看来没有一件可称得上纸，充其量只是“纸的雏形”，“并且都无任何字迹”，剩下来的就是蔡伦突然间于公元105年发明的纸。她们虽然说“古今中外重大发明不是突然出现的。在瓦特发明蒸汽机以前，就有一种纽克门的蒸汽机”。但“在蔡伦之前我国还找不出任何一个纽克门式的发明人”，所以蔡伦造纸术发明还是突然出现的。
为什么对同样的出土纸样品检验竟会有如此悬殊的检验结果和结论？为查明究竟，苏州造纸工程师许鸣岐1979年对灞桥纸、金关纸和中颜纸重新作了全面检验。他在发表的化验简报中公布了验证结果。其中说：
（1）“1957年出土的灞桥纸，纤维短细匀整，平均长度1.09毫米，平均宽度0.018毫米（18μ）。经显微镜观察，纤维有帚化。化学检验发现纸中有钙离子。纸页厚度0.085毫米，定量21克/平方米，紧密度接近当今手工纸（0.25克/立方厘米）。这表明：此纸是由麻料经切断、沤煮、舂捣而成浆，使短细匀整的分散的单根纤维异向交织、抄造而成的纸。它不是由麻絮、麻屑等堆积物受镜身压力成片的。经验证：压在纸上的一面铜镜单位面积重量为0.00152公斤/平方厘米，相当三张10号黄板纸重量。在这种情况下，麻所受的压缩率仅为0.4％，这是微不足道的，是不能积压成片的”。①
（2）“1973年出土的金关纸和1978年出土的中颜纸，白度皆约40°，纤维短细、柔软，平均长度分别为1.03及1.29毫米，平均宽度各为0.017及0.019毫米，纤维有明显的帚化，纸的毛面都有织纹[纸模]痕迹。这表明：此两种西汉麻纸也都经过切、煮、捣和抄的工艺操作过程。有人认为它们不具备抗水性，不能书写，故只能称为‘纸的雏形’。可是，我国手工纸用毛笔蘸墨挥毫，墨中已有抗水的胶质，可以在纸上泼墨，挥洒自如。经我们在西汉中颜纸上用毛笔墨写，证实了可用于书写，只是古人未曾写字而已。”
（3）“1933年出土的西汉罗布淖尔麻纸，实物已毁于战火。经我们对出土西汉麻纸的重新检验，证实它们是真正的纸。应当尊重这一事实。西汉古纸的出土既补充了《史记》、《汉书》中对造纸术记载的不足，又订正了《后汉书》中对蔡伦发明造纸术记载之误，从而否定了流传一千多年的蔡伦发明造纸说。”②
上述化验简报的详细内容，后收入许氏新著《中国古代造纸起源史研究》（1991）之中。化学史家曹元宇在序中说：“史称在2世纪蔡伦发明了造纸术，这是不正确的”。另一化学史家袁翰青也在序中说：“我在五十年代初期也曾对造纸术在我国的起源和发展作过研究，到八十年代初还发表过这方面的文章③。蔡伦首创造纸之说，虽然流行了一千多年，可是从遗物、史料和工艺发明规律三方面来研究，我相信蔡伦之前已经有植物纤维纸了，而蔡伦只能是造纸术的革新者。”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许鸣岐论文中的某些结论。他写道：轻工部北京造纸所1979年对西汉古纸的鉴定“是欠严肃和谨慎的，没有从事实出发，而是事先规定好的蔡伦前不可能有纸的框框来决定取舍资料，对蔡伦前有纸的论点任意贬低、否定或夸大，这就不可能公正地、正确地来进行鉴定，得出符合事实的结论来。..明明灞桥纸是经过正常的制浆、造纸基本工艺操作制成的纸，而硬说灞桥纸不是纸，而是‘自然堆积物’；明明在金关纸、中颜纸的反面见到抄纸时留下的织纹痕迹，而硬说不见帘纹，没有经过抄纸，只能算作‘纸的雏形’，……甚至连对纸的实样都未看到的罗布淖尔纸，也武断地说它是‘属于灞桥纸一类’，不能以纸定论，并且寻找一些毫无科学依据的，以‘莫须有’为理由来加以全部否定。可是对蔡伦后出土的旱滩坡纸却相反，不顾事实地任意夸大，明明是用三层废纸糊起的纸，却把它说成涂布加工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会发生对同一实物的观察、分析而得出的不同结论来”①。这里所谈的不是分析化验技术问题，因为这种技术并不高深，很多人都可以掌握，所谈的是科学工作者对待出土古纸的态度问题，只有态度公正，才能得出客观结论。
三 对历次出土西汉纸的综合检验
为了郑重而实事求是地认识出土西汉纸，查明反检验者的观察是否客观，1981年初我们与造纸工作者和植物学家再一次对灞桥纸、金关纸、中颜纸和1979年新出土的马圈湾纸作了全面的分析化验，并将模拟西汉纸与现代麻纸作平行对比化验，所得各种数据如表1-2所示②。为了再行对比，现将许鸣岐1981年对灞桥纸、金关纸、中颜纸的分析化验数据开列于表1-3中。将表1-2及表1-3各数据对照，就会发现虽然不尽相同，但大体上相差不大，这才反映对出土纸检测后得出的客观观察结果。与我一起作分析化验的同事，都没有介入纸史争议，事先也未向他们透露样品年代，都是按实验编号检测的，根据仪器上显示的数字记录，计算出来的。而每检测一个项目，都经四至五人轮流观察仪器下样品客观显示情况，认识一致后再记录在案。每个数据都由集体核对、反复验算，另有人在旁监督。我们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是排除任何个人的主观因素，对样品持认真而负责的态度。显微镜观察是在京、津不同机构内进行的，更换新的验测人员，同样出于谨慎的考虑。现将这次化验中得到的认识分述于下①②
（1）被检验的所有西汉古纸原料均为麻纤维，以大麻为主，有少量苧麻，纤维又来自破布，没有发现丝纤维。显微镜下观察，纤维纯度都较高（图1-24、25）。与含有大量杂质的生麻纤维不同，也不同于一般麻布纤维，因织布前经沤制脱胶后，而不经蒸煮，仍含有杂质。这说明原料经过提纯。有人说灞桥纸“是纺织品下脚料乱麻、线头纤维的自然堆积物”，若真如此，纤维纯度不会如此之高。将西汉纸与后世纸（唐代及现代麻纸）在显微镜下对比观察，我们注意到西汉纸在纯度上与后世纸差别不大。镜下所见非纤维颗粒多为砂土粒，是出土时随纸带入的。白度指标也能说明问题，灞桥纸白度低些（25％），其它西汉纸白度为40～43％，接近后世纸。就连否定者都承认“纤维白净”。这说明已排除了木素等有色杂质，而不经蒸煮是达不到这样的白度的。我们的模拟实验也证明，麻料不经草木灰水蒸煮，白度就是上不去。
（2）所有西汉纸表面都含有未打散或松解的纤维束及短线头，多少不等，灞桥纸较多些，其它纸比灞桥纸少些，总的说来都比后世纸多些（我们实验时将其与唐代纸对比）。但构成西汉纸的基本结构成分，是分散的单独纤维，正因为如此，它们都有一定的机械强度。这可从其紧度指标（0.28～0.33克/厘米3）中看出，现代浙江富阳斗方纸紧度0.15克/厘米3，凤翔麻纸紧度0.44克/厘米3。如果基本结构成分是纤维束和线头构成的薄片，是不可能有强度的，一碰就裂开。我们从样品剥离纤维时，要施加力才能剥开，将样品撕碎也要施一定的力。就整个纸的结构来说，是分散的单独纤维不定向交织而成，这是纸纤维物理结构特征。同向排列的纤维在有的部位上可以看到，但这是局部观，不是整体观。观察纸要从整体上作出判断，不能将局部的纤维束及同向排列加以夸大，并进而否定纸的整体物理结构，这样就不客观了。
（3）西汉纸纤维平均长0.9～2.2毫米，最大长10毫米。许鸣岐测得0.51～1.9毫米长的纤维占总数51～69％，而未经处理的大麻纤维平均长15～25、麻生纤维平均长120～180毫米③，未处理的大麻及苧麻最大长分别为32及76毫米。两相对比，说明造纸用的纤维是经切断、打短处理过的。不可能是自然腐溃而变短，因为没有观察到这种现象。否定者说“绝大多数纤维和纤维束都较长，有的纤维束横过整个纸面”，长达45或70毫米，“说明基本上没有切过”。这是与事实不符的。据我们了解，她们并没有实测过各纸的纤维长度，直到现在也拿不出实测数据，只是主观定性夸张，而这是不能代替定量检测的。所谓“较长”，究竟长多少？“绝大多数”，究竟占百分之多少？她们是说不出来的。
纤维束“横过整个纸面”，是不可信的，因所有样品都是残片，根本不代表整个纸面！70毫米长纤维束从何测出？令人怀疑。残片不过50毫米，最大一片不过100毫米，不可能有那样长纤维束。何况没说清是一处，还是处处如此？用定性夸张及不可信的数据来否定出土西汉纸，是不科学的，也与实物状态不符。1980年10月30日，笔者在陕西博物馆保管部柳秀芳、关双喜二位在场下，对灞桥纸67个残片逐片作了检测，只看到个别大纤维束长15毫米，再没有大于此者。又对中国历史博物馆14个残片再作检测，根本未见超过20毫米的任何纤维和纤维束，88片中，我们已检测了81片（92％），另7片较小，未测。
（4）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承认灞桥纸纤维细胞未遭强力破坏，帚化程度不高，但其他科学工作者和我们都观察到有压溃、帚化的纤维存在。至于金关纸，否定者也承认“纤维有明显的分丝帚化现象，已帚化的纤维约占纤维总数的30—40％”，而中颜纸和金关纸”差不多”，且“纤维打浆程度略高于”前者。马圈湾纸纤维经我们化验，也呈现明显的分丝帚化现象（图1-26、27）。连西汉纸的否定者也承认：“纤维有切断和帚化，打浆度约为50°SR”。这说明原料经过舂捣的处理过程。然而我们模拟西汉纸的实验还表明，用单纯的机械舂捣及切断可以使纤维变短，但只有事先经过碱液蒸煮，使纤维变得柔软，舂捣后才能易于帚化，其它西汉纸都经历这两个过程。灞桥纸在制造过程中，可能机械切断及舂捣有余，而化学蒸煮不足，因而白度低、纤维帚化度不高。
（5）至于纸的帘纹，人们习惯用现代手工纸帘纹衡量西汉纸，“帘纹不显”似乎就意味着未经抄造。其实早期抄纸有两种方式，一是用织纹纸模，则不见帘纹，而呈不明显或明显的织纹，金关纸就有明显的织纹和正反面之别，显然经过抄造。另一抄造方式用帘面纸模，则纸上呈帘纹，中颜纸即如此。有时薄纸或厚纸也不大容易看清模纹，不等于未经抄造。1980年10月30日，笔者在陕西博物馆两位工作人员参与下，对67片灞桥纸作了一次彻底的逐片观察。发现在编号为“57—540”的16片纸中，有3～4片呈现粗帘纹，每纹粗2毫米，这就是抄造的迹象，不容怀疑。其他在场的两位可以作证。我们过去没有逐片细看，故未注意此重要特征。由于有人否定灞桥纸，才使我们非这样做不可，结果找到肯定它是纸的有力证据。这次我们还注意到，有33片是双层纸压在一起的，这也是不易看清帘纹的原因。至于有文字的新莽悬泉纸，则帘纹明显，每条纹粗也是2毫米。我们1965年模拟实验用多种可能有的方案逐一实践，证明当麻料经切、蒸、捣后制得纯的分散纤维，如不经抄造，是得不到现在所见西汉纸那样的形制的。将纤维在板上捶打，是打不成厚度为0.1～0.29毫米那样有一定机械强度的薄片的。只有用多孔的罗面或帘面承受浆料，经滤水、干燥才能形成出土物这种类型的薄片。
否定者回避解释为何打浆度为50°SR的帚化纤维能形成现今这种形状的薄片，而将灞桥纸以外的其余纸称为“纸的雏形”的。换言之，她们拒绝承认抄造工序的客观存在，如果承认，就等于承认西汉纸是真正的纸，蔡伦便不再是发明家了。对灞桥纸权且可用铜镜压力解释薄片成因，对金关纸、中颜纸则无法用这种方式解释，因为压力不可能使纤维细胞帚化。实践证明，用压力、捶力不能使纤维成为紧度达0.28～0.29克/厘米3的薄片。唯一成因就是制浆、抄造，纸上的织纹、帘纹便是明证。说穿了，“纸的雏形”实际上就是纸，正如雏鸡是鸡一样。灞桥纸质量欠佳，有可攻之隙，但从化验上否定其余西汉纸，是不妥的。
（6）关于纸的边缘，否定者说灞桥纸“大多数纤维在自然端部并不断开，而是绕过纸的边缘又折回到纸面上来..可见这种薄片，不是抄造而成，而是纤维自然堆积而成。”对此，许鸣岐写道：“经我们对此纸实物观察，有少数（不是绝大多数——引者注）纤维是从纸边一端折回到纸面的，但也有些纤维由纸边一端伸向纸边外的。这种情况从近年富阳手工生产的斗方纸上也有发现，这种现象的产生可能由于上一次漉造后粘附在纸模四边框架上的长纤维没有清洗掉，而待再次漉造时，纸模与浆液相遇，使粘附在框架上的纤维经浆液晃荡而脱离
框架漂浮到纸边，纤维一端与纸边表面交结，而另一端不是延伸在纸外，就是折回到纸面上，经过干燥就固定在纸面上，这种现象在漉造时完全可能产生，不足为奇”①。将这种现象解释为“自然堆积的重要证据，显然是一种曲解，不足为据”。至于又解释为纤维堆积物借铜镜镜身压力形成片状，许鸣岐测得直径14.5厘米的铜镜单位面积重量为0.00152公斤/厘米2，对麻纤维而言，抗压性为99.6％，不可能压成0.1毫米厚的薄片。我们对92％残片（81片）的逐片观察证明，大多数（75％以上）没有自然折边，而少数纸片折边处的纸已呈松散现象。请问，用铜镜压一堆乱麻，怎么会能压成2毫米粗的帘纹？
四 20世纪考古新发现证明西汉已有纸
根据1964～1981年以来其他科学工作者和我们对1957～1979年间四次出土西汉纸的反复而认真的分析化验，确认这些纸都由破布原料经过切、蒸、捣、抄等造纸工序制造出来的，纸的物理结构和技术指标符合手工纸要求，都是真正的植物纤维纸。灞桥纸较欠佳，但仍不失为早期的纸，不是“纤维堆积物”。其余金关纸、中颜纸和马圈湾纸都是相当好的纸，不可称为“纸的雏形”。1987年，我们请日本造纸专家用光学显微镜及扫描电子显微镜对封在玻璃片中的纸样纤维重作复查，结果一致确认金关纸、中颜纸和马圈湾纸为典型的植物纤维纸②，已没有再争论的余地。
至于说到灞桥纸，增田胜彦博士写道：
关于世界上最早的实物、西安市灞桥出土的纸，[中国]学者们有不同意见。有的学者认为它是粗糙的麻纸..另有的学者主张是麻纤维的堆积物。..我认为灞桥纸是纸，至少我认为它是‘纸’这个字创立之际表达该字的那种物。理由是，观察此纸显微照片时，指责它不是纸的人认为多数纤维是长的、按平行的方向排列，但我们可以断定，整体的纤维是杂乱排列的，其中一部分纤维有明显的被切断的痕迹，而纤维被打溃的地方也是可以观察到的。③
增田氏对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AndersSvenHedin，1865～1952）在新疆楼兰发掘的魏晋文书纸（今藏瑞典）作过系统化验。他将灞桥纸与楼兰出土的魏晋纸作了技术对比后，又写道：
反之，楼兰文书纸确实是用于书写的纸，观察其显微照片，也可看到没有打溃的纤维和原封不动的麻线的纤维。在比灞桥纸晚三百年的纸上还保留着不是纸的部位，可见早期纸加工程度低，因此观察到似乎不是纸的部位，乃是当然的事。
这些话是对否定灞桥纸及所有其它出土西汉纸的人作出的最为客观的回答。
1986年甘肃天水市郊放马滩西汉墓中出土绘有地图的纸，年代为汉初文帝（前179～前187在位）、景帝（前156～前141在位）之时，比灞桥纸更早，质量更好。1989年6～7月，笔者会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胡玉熹对此纸用光学显微镜作了检验，确认为麻纸。1990年6月，我们又会同日本造纸专家野村省三博士、大川昭典先生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再次复验，仍确认为麻类植物纤维纸。镜下观察纤维分散及分布情况良好。对样品透光显微（图1-28）观察，也发现纤维分布较均匀，按异向作紧密交织。纸上斑点经放大观察为霉菌所致①。纸上地图由细毛笔蘸墨所绘。比灞桥纸更早的绘有地图的放马滩纸，恐不应再说成是“纤维堆积物”或“纸的雏形”了，它本身就说明是用作书写材料的纸（图1-28）。作为蔡伦前的古纸，也不应再将其称为“帛素”了。有人爱谈“纸素分家”，现在证明公元前2世纪西汉初已这样作了，决不始于东汉蔡伦。
1990年10～12月，甘肃敦煌悬泉遗址发掘出30多片西汉纸，内有三枚纸上写有字迹。1991年8月，我们对字纸作了重点检验，悬泉纸-Ⅱ（90D×T103-2）年代为新莽（公元8～23），厚度0.286毫米，纤维交织情况良好。纸上有明显帘条纹，每根帘条直径3.0毫米。悬泉出土的西汉字纸，都是麻纸②。天水放马滩和敦煌悬泉两次出土的供书写用的西汉麻纸的最新考古发现，对否定西汉有纸的人来说，有如宋代诗人王令（1032～1059）诗所说“九原黄土英灵活，万古青天霹雳飞”那样，越是不承认西汉有纸，西汉纸就越是出土，而且一批比一批好。《中国文物报》报道放马滩纸参与“中国文物精华展”时写道：“作为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纸实物竟会出现在西汉初的墓中，不禁令人联想起学术界多年来有关西汉是否有纸的争论可以到此休矣！然而它的重要意义不仅于此，还在于它是两千多年前的一幅地图”②。说得何等好啊。
遗憾的是，个别否定西汉有纸的人到故宫文华殿展厅，要求将西汉地图纸从展厅撤走，被理所当然地拒绝。日本学者对这些人有如下评论：
自从西汉有纸说在中国发表以来，有人对此说加以缺乏根据的反驳，无非要维护蔡伦是纸的发明者。这是对蔡伦教带有感情的信徒之所作所为。……由于感情问题作祟，反对纸的西汉起源说的要旨，只好说‘灞桥纸不能以纸定论’①。
法国学者在研究了近三十年来关于造纸起源的不同观点的论据后写道：
结论是：蔡伦可能并非纸的发明人，然而他约于公元100年左右改进了当时使用的造纸技术②。
想在分析化验上对出土西汉纸作否定文章，现下越来越困难了，因为所要面临的将不再只是灞桥纸和金关纸等，而还有写上文字和绘出地图的制造得更好的西汉麻纸。按现代有关纸的定义衡量，这些纸几乎无懈可击。
如前所述，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初期已经有了适于作书写和包装用途的植物纤维纸，这就是说，汉初“文景之治”时是造纸术起源的时间下限。在这以前，至迟在秦代至汉高帝、惠帝及高后期间（前221～前180），应是其醖酿阶段。造纸术的发明不可能是在文、景时突然间出现的，从漂絮过程演变到造纸过程，要有个技术探索和经验积累的时期。秦至汉初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建立了全国一体化的经济体制和统一的国内贸易市场，各郡县之间相互隔绝的状态不存在了，文字的统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对新型书写、包装材料需要比先秦更为迫切。造纸最初是在人民大众中间搞起来的，也首先在群众中使用，作为缣帛（书写材料）和麻布（包装材料）的廉价代用品，为群众所喜用。纸受到上层统治阶级和文人的注意与接受，要经历一段时间。而历史上来自人民群众中的任何新事物，因为有生命力和群众基础，便能存在下去并得到发展，经总结和提高，逐步为全社会所接受，最终正式登入大雅之堂。
早期造纸情况之所以在汉初史册中较少记载，就是因为民间的这种发明创造产物为上层人物所接受，要经历一段时间。但“纸”字出现时，肯定应在有纸之后，武帝时有关用纸的早期记载，也肯定应在民间早已用纸之后。地下考古发掘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应对秦汉之际及汉初人民大众开创造纸、用纸的首创精神给以高度评价，不能对他们的创造性劳动予以蔑视和否定。蔡伦自有其贡献，下面将予评述。但讨论造纸起源时，不能以否定西汉劳动群众的造纸实践为代价。
第四节 评造纸术的西方及印度起源说
一 纸是德国人或意大利人发明的吗？
在论证了中国造纸术起源后，还应评论一下造纸术起源于外国的一些说法，虽然目前已无多少影响和支持者，但作为一个认识过程需要讨论。19世纪以前很长一段时期内，欧洲流行一种说法，认为以破麻布造纸是文艺复兴时期于14～15世纪由德国人或意大利人发明的。在这以前似乎中国人以丝造纸，而阿拉伯人则以棉代丝。例如，西班牙耶稣会士胡安·安德烈斯（Juan Andrés，1740～1817）于意大利帕尔马（Parma）用意大利文于1782年发表的七卷本《论各国文学的起源、发展和现状》（Del'origine，dei progressi，dello stato attuale d'ogniletteratura）卷一写道：“中国古代以丝造纸，造这种纸的方法约于652年传到波斯，..阿拉伯人用棉代丝，并把造纸术传入非洲和西班牙”①。而意大利人于13～14世纪最先以破麻布造纸。1818年，德国作者格鲁伯（JG.Gruber，1774～1851）及艾尔施（J.S.Ersch，1768～1828）合著的《学艺大全》（Allgemeine Enzyklopa d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Künste）一书的《纸》（Papier）条中，也认为阿拉伯人用生棉造纸，而以破布造纸是14世纪末德国人或意大利人发明的②。今天看来这些说法是很可笑的，因为在所有欧洲人还不知纸为何物之前，中国人已于公元前2世纪用破麻布造纸了。然而在17～18世纪，甚至19世纪初时，此说却是出现于西方学术著作中的正统观点。
看来，认为中国古代以丝造纸的说法，是受17世纪在华法国耶稣会士李明（Louis Daniel le Comte，1655～1728）的影响。李明1687年来华，受到清康熙皇帝的接见，后据多年间在华见闻写成了《中国现状新志》（Nouveaux mémoires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2vols，Paris，1696），此书卷一据中国古书关于“絮纸”、“蚕茧纸”及“绵纸”的不确切说法和当时对植物纤维纸的误称，提出中国古代以丝造纸③。而这正是西班牙耶稣会士安德烈斯的立论依据。其实康熙帝本人已明确指出，所谓丝纸实乃楮皮纸之误称④。但那时欧洲人看不到中国和阿拉伯古纸，因而便以讹传讹，这种情况到19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才开始改观。
1877～1878年，埃及法尤姆（Faijum）古墓出土大量古代写本及文书，分别写在莎草片和纸上，总数10万件以上，年代从公元前14世纪到公元14世纪，历时2700多年。1884年这批文物落入奥匈帝国莱纳亲王（Archduke Rainer）手中。1887年阿拉伯文专家卡拉巴塞克（Joseph Karabacek）对写本作了研究，而维也纳大学植物学教授威斯纳（Julius von Wiesner）对纸作了分析化验，结果证明莱纳藏品中8～10世纪古纸造于撒马尔罕（Samarkand），有纪年者为874、900及909年，无年欵者可考定为791年。这些阿拉伯古纸以亚麻破布及树皮生纤维所造，而不用棉料⑤⑥。20世纪以来，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1862～1948）1900年在新疆、甘肃发现唐代纸本文书（781，782年），1906～1907年又发现魏晋（260，312年）文书纸。经威斯纳化验后，也证明由破麻布及树皮纤维所造。欧洲汉学家的研究揭开唐天宝十年（751）中国造纸术传入阿拉伯的史实，阿拉伯人再将造纸法传入欧洲，因此欧洲人发明破布造纸之说，不攻自破。
二 造纸术是在埃及发明的吗？
19世纪六十年代，还有人说西方造纸比中国早几百年，这指的是莎草片。英国在华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6）讨论了希腊、罗马古代用“纸”和墨后，写道：“为什么不再提出纸和墨都是从西方传入中国呢？这两项文化成就在中国知道它们几百年前就已在欧洲使用了”①。遗憾的是，有的中国史家也一度附合这种说法，如翦伯赞（1898～1968）《中国史纲》（1948）卷二写道：“纸在安息（波斯）及亚历山大城（埃及）存在，比中国早四百年”②。如果莎草片是纸，岂止比中国早几百年，而是早一干多年。问题在于，莎草片根本不是纸，其物理结构及制法与纸截然不同，这是一看就知的。令人惊奇的是，时至1950年代，英籍捷克作者塞尔尼（Jaroslav Cerny）还声称：“不管怎样，中国人约于公元100年发明的纸，还是受到了埃及莎草片的影响”③。这使我们想到法文中的一句成语：L'ignorance est moinseloignée de la verité que le préjudice。塞尔尼甚至不懂造纸术ABC，却将其书名称之为《古代埃及的纸与书》（Paper and books in ancient Egypt）1952年居然能在伦敦出版，也算是un coup de thétre！对此，钱存训先生已予驳斥④。众所周知，中国发明纸时，还不知莎草片为何物，影响从何而来？与莎草片类似的贝叶佛经从印度进入中国，己是有了纸很久之后的事。8世纪以后，中国纸与莎草片在西方相遇，很快便将其取而代之，这就是历史。造纸术西源说，正如火药西源说一样，现已被多数西方学者视为历史陈迹了。
三 驳造纸术的印度起源说
1981年，印度作者戈索伊（Mrs. Pratibha Prabhakar Gosaui）女士致信《加拿大制浆造纸杂志》（Pulp and Paper Canada），信中.只是列举文献后说公元前327年印度就已能造出质量相当好的纸⑤，因而声称纸最初由印度人所“发明”。她所说印度公元前所造之“纸”，除贝多罗树叶外，不会是别的东西，而贝叶与莎草片虽为书写材料，却并不是真正的纸。贝叶经在梵文中称pattra，本义是树叶，见于《摩奴法典》（Manusmrti）。近代西方译者译梵文经典时，惯于将梵文古词含义现代化，将pattra译为paper，正如将拉丁文古典书中的papyrus译成pa-per一样。无独有偶，笔者研究火箭技术史时，也发现西方译者将《摩奴法典》中的梵文agniastra译为firearms，或将vāna译成rocket，作出印度于公元前300年已有火药武器或火箭的错误结论。其实这些词本义是incendiary weapon，即纵火武器⑥。
戈索伊没有注意到，梵文中真正的“纸”字kākali是从7世纪才出现的①，而且与阿拉伯文kāgad、波斯文kāgaz表示纸的字有同一语源。德国汉学家夏德（FriedrichHirth，1845～1927）认为来源于汉语“榖纸”，古音读kok-dz②，即楮纸。梵文“纸”字字根说明是外来语，不是印度固有的。戈索伊引的文献都是近现代人的不准确记载，如她提到巴内特（L.P.Barnett）1913年发表的《印度古代史》（Antiquities of India）说，造纸术是随佛经和梵文从印度传到中国的。我们前已指出，事实上在这之前中国已经早就用纸书写。至于莫里斯（Dumas Mauris）1969年在《技术与发明史》（History of Technology and Invention. Progress through Ages）中所说公元前3世纪亚洲用不同原料造纸之说，也证据不足，而且用词不够准确。6～8世纪中国僧人至印度求法，从未见那里有纸。如法显（约337～约422）《佛国记》（412）云：“法显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授，..不书之于文字”③。玄奘（602～664）《大唐西域记》（646）卷11谈到在恭建那补罗国（Konkanapura）看到的多罗树叶时写道：“诸国书写，莫不采用”④。义净（635～713）《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说，他为抄梵文佛经，在印度各地找不到纸，只好写信到中国广州求纸墨：“净于佛逝江口，升舶附书，凭信广州，见求纸墨，抄写梵经”。但戈索伊引穆勒（Max Müller，1823～1900）《古代梵文文学史》（History of Ancient Sanskrit Literature，1859）说，公元前327年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入侵印度时，驻旁遮普全权代表尼尔楚斯（Nearchus）叙述过印度人用杵臼捣棉或破布造纸。
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印度人一千年后还用树叶书写？显然这里存在对史料的误解。戈索伊还说，不需施胶的纸只有孟加拉和尼泊尔能造，中国想造这种纸，但总失败。这又是出于武断，早期中国麻纸多不施胶，后来才发展此技术。印度女士这封信发表时，笔者正在美国，加拿大朋友索尔特（Michael Sault）博士立即来信说：“There is no any convincing argument in her letter”。的确也是如此。事实上，埃及和印度的造纸时间比中国、朝鲜、日本、中亚和西亚国家都晚，关于中国造纸术传入这些国家的时间，将于本书第十六章讨论。
附注
①关于神农、伏羲之纪年，参见Samuel Couling，The Encyclopaedia Sinica，pp.198，244（Shanghai: Kelly & Walsh，
1917）；R.H.Mathews: Mathew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Revised American Edition，p.1165（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3）.
①战国·荀况，《荀子·解薮》，章诗同简注本，2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②关于夏、商、殷纪年，参见清·张璜（Mathias Tchang）:Chronologie complète et concordance avec l'ère chretienne de toutes les dates concernant l'histoire de l'Extreme-Orient（Changhai: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1905）.
①吴泽，[中国]古代史，上海：棠棣出版社，1952年，514～515页。
②同①，562页。
③战国·墨翟，《墨子·明鬼》，《百子全书》第5册，卷8，3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④同上，《兼爱》卷4，4页。
⑤陶正刚、王克林，侯马东周盟誓遗址，文物，1972，4期，27页。
①王国维，简牍检署考，《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卷26（上海，1936）；甘肃省考古所、博物馆编，《武威汉简》55—56页，文物出版社，1964。
①史树青，长沙仰天湖出土楚简研究，（上海：群联出版社，1955）。
②商承祚，战国楚帛书述略，文物，1964年，9期。
③湖南省博物馆，长沙子弹库战国木槨墓，文物，1974年，2期，36页。
④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4期，39页。
①《史记》卷126，《滑稽列传》，廿五史本第1册，34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②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86、95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
③Dard Hunter，Papermaking.The history and technique of an ancient craft，2nd，ed.，pp.8—29（London，1957）。
①Dard Hunter，Papermaking. The history and technique of anancient craft，2nd ed.，p.29（London，1957）.
②潘吉星，中国造纸史话，第2～3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
①清·吴嘉猷，《蚕桑络丝织绸图谱》粉本，1891年，《挑茧图》。
①战国·庄周，《庄子》，王先谦《庄子集解》（1909）本，卷一，《逍遥游第一》，第7～8页，上海：扫叶山房书局，1926年。
②《史记》，卷93，《淮阴侯列传》，廿五史本第1册，第29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③汉·袁康，《越绝书》（约52），卷一，第3页，《四部丛刊》本。
④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1807年），卷13上，第9页，（上海：文盛书局，1914年）。
①魏·张揖，《古今字诂》第232页，《巾部》，引自《太平御览》卷第605，《纸部》，第3册，2724页（中华书局，1960）。
②南朝宋·范晔，《后汉书》（445），卷108《蔡伦传》，廿五史本，第2册，第10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③桑原隲藏，紙の）歷史，藝文，1911，第二年，9～10號；東洋文明史論叢，93～115頁（東京：弘文堂書房，1934④）。T.F.Carter，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1931），2nd ed.revised by L. C. Goodrich，p.5（New York，1955）.
⑤A. Blum,Les origines du papier，Revue Historique，1932，vol.170.pp.435～447（Paris）；On the origin of paper，translated by H.M.Lydenberg，p.17（New York，1934）.
⑥D. Hunter，Papermaking. The history and technique of anancient craft（1943），2nd ed.，pp.50～52（New York:Dover，1978）.
⑦张秀民，蔡伦传，载中国古代科学家，18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63）。
⑧唐·张怀瓘，《书断》（约735）卷一，《说郛》百卷本卷92（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
①宋·史绳祖，《学斋拈毕》（约1255）卷二，《丛书集成》本。
②宋·陈槱，《负暄野录》（约1210）卷二，《美术丛书》，初集·三辑（上海·神州国光社，1936）。（Paris③）.E.Chavannes，Les livres chinois avant l'invention du papier. Journal Asiatique，1905，vol.11，no.5，p.1(Paris).
④王明，蔡伦与中国制纸术的发明，载李光璧等编，中国科技发明与科技人物论集，247页（北京：三联书店，1955）。
⑤张子高，中国化学史稿，91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64）。
⑥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168页（北平，1948）。
⑦袁翰青，中国化学史论文集，107～110页（北京：三联书店，1956）。
⑧袁翰青，中国古代造纸术起源史研究序（1990），载许鸣岐，中国古代造纸术起源史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
⑨潘吉星，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文物，1964，11期，48～49页，化学通报，1974，5期，45～47页；论造纸术的起源，文物，1973，9期，45～51页。
⑩Pan Jixing: On the origin of papermaking in the light of newes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IPH—Information. Bulletin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aper Historians 1981，no.2，pp.38—48（Basel，Switzerland）.
⑪潘吉星，近年の考古學的発現とその科学的研究による制紙の起源について，化学史研究，1985，2号，77～80頁（東京）。
①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25页（文物出版社，1979）。
②劳榦，论中国造纸术之原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8，第19本，489～498页。
①劳榦，中国古代书史，后序（1975）载钱存训中国古代书史，183～184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5）。
②田野（程学华），陕西省灞桥发现纸，文物参考资料，1957，7期，78～81页。
③程学华，西汉灞桥纸墓的断代与有关情况的说明，科技史文集，第15辑，1989，17～22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①初师宾、任步云，居延汉代遗址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9，1期，6页。
②初师宾与潘吉星谈话记录（1980年11月6日，兰州市甘肃省博物馆）。
③徐苹芳，居延考古发掘的新收获，文物，1978，1期，26页。
④罗西章，陕西扶风县中颜村发现西汉窖藏铜器和古纸，文物，1978，9期，17～20页。
①俞伟超致潘吉星的信（1979年3月23日，发自北京大学历史系）。
②岳邦湖、吴礽骧等，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1，10期，1～8页。
③岳邦湖、吴礽骧、初师宾与潘吉星谈话记录（1980年11月6日，甘肃省博物馆）；又见光明日报，1989年5月13日关于发掘的报道。
①何双全，甘肃天水放马滩秦汉墓群的发掘，文物，1989，2期，1～11，31页。
②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4期，39页。
①潘吉星，对西汉放马滩地图纸的分析化验报告（1989）。
①文纪，1990年中国重大考古发现综述，文物天地，1991，2期，47页。
②何双全致潘吉星的信（1991年1月15日，发自兰州）。
①潘吉星，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文物，1964，11期，48～49页。
②潘吉星，敦煌石室写经纸研究，附言：关于灞桥纸原料成分的更正启事，文物，1966，3期，47页。
③R. W. Sindal，Paper technology. An elementary manual on the manucfacture，physical qualities and 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paper and papermaking fibres，p.201（London:Griffin&Co.，Ltd.，1920）.
①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165～168页（文物出版社，1979）。
②刘仁庆、胡玉熹，中国古纸的初步研究，文物，1976，5期，74～79页。
③姚士嘉，是谁发明了造纸法？历史研究，1976，5期，76～81页。
①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2册，375页（人民出版社，1979）。
②范文澜，中国通史，第2册，211页（人民出版社，1979）。
③隆言泉，造纸，1～2页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79）。
④Jean-Pierre Drège，Sur l'histoire des technique de fabrication du papier en Chine par Pan Jixing.Bulletin de l'Ecole Francaise d'Extrême-Orient，1982，tom7，pp.～266（Paris）.
⑤The Library of Congress，Papermaking art and craft，pp.9～10（Washington，1968）。
⑥カ—タ—著、クドリツチ改訂、藪内清、石橋正子訳注，中国の印刷術，上冊，18頁（東京：平尺社，1973）。
⑦町田誠之，和紙の風土，14頁（東京：駸駸堂，1981）。
⑧Tsien Tsuen-Hsuin，Raw materials for old papermaking in Chi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973，vol.93，no.4，p.511.
⑨劳榦，中国古代书史后序（1975），载钱存训《中国古代书史》，183～184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5）。
⑩许鸣岐，考古发现否定了蔡伦造纸说，光明日报，1990年12月3日。
①潘吉星，喜看中颜村西汉窖藏出土的西汉麻纸，文物，1979，9期，21页。
②详见轻工业部召开“纪念蔡伦发明纸1882周年大会”的新闻报道，光明日报，1987年9月12日，第1版；人民日报，1987年9月12日，第3版；中国青年报，1987年9月12日，第1版等。
③荣元恺，西汉麻纸质疑，江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2期，56～60页。
④苏光、克宽，科学史上的千古疑案，科学画报，（上海），1981，6期，37页。
⑤荣元恺，试论灞桥纸断代，中国造纸，1984，2期，61～62页。
⑥马咏春，浅论造纸发明权的归属，同上，1984，6期，55～58页。
⑦韦承兴，蔡伦发明造纸的历史不能否定，同上，1984，2期，57～60页；4期，58～61页。
①见前引荣、马、韦三人发表之文。
②王菊华、李玉华，考古新发现不能否定蔡伦造纸，光明日报，1979年11月6日；从几种汉纸的分析鉴定试论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文物，1980，1期，80～84页；关于几种汉纸的分析鉴定，兼论蔡伦的历史功绩，造纸技术通讯，1980，1期，80～84页。
①许鸣岐，考古新发现否定了蔡伦发明造纸说，光明日报，1980年12月3日，第3版；新华文摘，1981，1期；修改稿收入许著《中国古代造纸起源史研究》，69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
②许鸣岐，前引文。
③袁翰青，蔡伦之前我国已经有纸了，中国轻工，1980，卷1，5期。
表1-2 蔡伦前出土古纸、模拟西汉纸及现代麻纸分析化验结果
①许鸣岐，中国古代造纸起源史研究，1～8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
②潘吉星、苗俊英、张金英、冯文莘、林铭宽以及胡玉熹，对四次出土西汉纸的综合分析化验（1981年8月，天津造纸研究所）。
表1-3 三种出土西汉纸的分析化验结果
①潘吉星，从考古新发现看造纸术起源，中国造纸（北京），1985，卷4，2期，56～59页；再论造纸术发明于蔡伦之前，中国图书文史论集，上篇，73～78页（台北：正中书局，1992）。
②潘吉星，制紙術の起源について，日本·紙アカデミ一編，紙——七人の提言，153～174頁（京都：思文閣，1992）。
③河北轻工学院造纸教研室编，制浆造纸工艺学，上册，27页（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61）。
①许鸣岐，中国古代造纸起源史研究，1～8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
②关于日本学者的复查情况，见潘吉星的报道，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89，卷8，4期，368页；又见久米康生：出土紙が證言する前漢造紙，百万塔，1988，70號，1～5頁（東京）。
③增田胜彦，灞橋紙の化驗結果に關する討論，樓蘭文書紙と紙の歷史，3頁（東京，1988）；潘吉星ヘの手紙（1988年12月8日，東京）。
①潘吉星，对西汉悬泉纸的检验结果（1991年8月2日于兰州）。
②蒋迎春、何洪，文明的火花，智慧的结晶—中国文物精华展巡礼，中国文物报（北京），1990年7月5日，第二版。
①中山茂，市民のための科學論，44～47頁（東京：社會評論社，1984）。
②Jean-Pierre Drège，Les débuts du papier en Chine. Comptes Rendu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ulles—Lettres，1987，Jullet-Octobre，pp.642～650（Paris）.
①J.Andrés，Dell'origine，dei progressi，dello stato attuale d'ogni letteratura，vol.1（Parma，Italy，1782）cited by Isaiah Thomas，The history of printing in America，pp.37～38（Worcester，Mass.，1818）.
②J. G. Gruber & J. S. Ersch，Allgemeine Encyklopad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Künste，Bd.1，转引自姚士鳌，中国造纸术输入欧洲考，辅仁学志，1928，卷1，1期，76页。
③Louis Daniel le Comte，Memoirs and observations……made in late journey through the Empire of China，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p.191（London，1697）.
④清·玄烨，《康熙几暇格物编》卷下，《朝鲜纸》清·盛昱手写体石印本，1889。
⑤姚士鳌，中国造纸术输入欧洲考，辅仁学志，1928，卷1，1期。
⑥A. F. R. Hoernle，Who was the inventor of rag-paper？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03，Arts22，pp.663～684（London）.
①Joseph Edkins，On the origin of papermaking in China，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1867，vol.1，no.6，p.68（Hong Kong）.
②翦伯赞，中国史纲，卷2，511页（上海：生活出版公司，1947）。
③Jaroslav Cerny，Paper and books in ancient Egypt，p.31，note2（London，1952）.
④Tsien Tsuen-Hsuin，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p.142（Chicago，1962）.
⑤P. R. Gosaui，Did India invent paper？Pulp and Paper Canada，1981，no.4，p.14.
⑥潘吉星，中国火箭技术史稿，23～28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Pan Jixing：On the origin of rocket. T'oung Pao，1987，vol.73，pp.2—15（Leyden）；On two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pp.5—7（Kyoto: Doshisha University Press，1986）.
①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34～36页（北京：三联书店，1982）。
②Friedrich Hirth，Sino-Iranica.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sation in ancient Iran，p.557（Chicago，1919）.
③晋·法显，《佛国记》（412），章巽校注本，14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④唐·玄奘，《大唐西域记》（646）卷16，《恭建那补罗国》，章巽校点本，26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知识出处
《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本书利用最新考古发掘资料，对出土文物的检验、传统工艺的调查研究和中外文献的考证，系统论述中国造纸及印刷技术的起源发展以及外传的历史，从而揭示出中国“四大发明”中两项发明的系统历史。全书共三编十七章，内容深入浅出，资料翔实，别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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