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第一节 遗址年代与性质
  一 地层堆积的年代
  根据各地层内出土遗物的年代，可大致推断地层堆积的年代。
  1a层出土器物较少，仅见少量瓷器及铜钱。瓷器多为近现代青花瓷。T2①a层、T4①a层各发现一枚乾隆通宝，T11①a层还发现一枚1982年的二分硬币。遗址发掘前，村民仍在此处种植水稻、蔬菜等农作物。因此，1a层为近现代耕土层。
  1b层堆积较薄，出土器物较少。出土瓷器包括青瓷、白瓷、青白瓷、黑釉瓷、青花瓷、粗瓷等，多为宋及元明时期产品。其中，青花瓷碗（T18①b:2）、杯（T7①b:1）等，其器形及青花纹饰、发色特点等符合湖田窑第九期同类产品特征，应属明代中后期。1）出土三枚铜钱均属明代，有洪武通宝、万历通宝和崇祯通宝。其中，T19①b层出土的崇祯通宝始铸于明毅宗崇祯元年（1628年）。且1b层中出土其他遗物未见明显具有明以后特征者。因此，1b层的形成年代应在明末。
  2层出土遗物丰富，包括陶质建筑构件、陶器、瓷器、石质遗物、铜器等。其中瓷器以青瓷为大宗，还有白瓷、白釉褐彩瓷、青白瓷、黑（酱）釉瓷、褐釉瓷等。其包含物未见年代晚于元代早期的。基本情况如下：
  1）出土陶质建筑构件多为砖及板瓦。其中铭文砖T2②：67正面刻“大中祥符二年九月二日记”字样，大中祥符二年是公元1009年，时代明确，为北宋。板瓦T2②：69长达29.5厘米，器形大而厚重，与南宋临安城遗址出土板瓦特征相似。
  2）出土龙泉窑青瓷多制作精细，器形规整，施釉较厚，光泽较好，多为南宋中晚期产品。如出土的“金玉满堂”碗、盘，其年代为南宋中晚期；出土的莲瓣碗、盘，对照大窑、龙泉东区窑址出土同类器物特征可知，其年代亦在南宋中晚期，其中，碗T2②：11莲瓣宽、瓣脊清晰、分层叠压，与龙泉东区三型Ⅱ式碗相类，应为南宋中期产品；而敞口碗T2②：10与龙泉东区一型Ⅷ式碗相类，其年代属南宋中晚期；炉T3②：1则为典型的南宋晚期产品。2）
  3）出土青瓷中，有一类淡青釉瓷器，制作欠精细，器体以轻巧为主，仅少量略显厚重。浙江南部有烧造淡青釉瓷器的传统，而福建地区宋元时期亦多见烧造淡青釉瓷器的窑口，因此，这类瓷器应是浙南闽北地区民窑的产品。1）遗址出土淡青釉瓷器中，有少部分碗的造型符合北宋时代特征，如T2②：59、T2②：60等，圈足较高、口沿外撇明显，或饰折扇纹；而大部分碗具有南宋时期特征，如圈足变矮、稍内敛，挖足变浅，修削欠细致规整，足底外缘斜削，素面或内壁刻划纹饰，施釉不及底，外壁近底部露胎；并出现修胎欠细致、下腹外壁旋坯痕明显、近足处出现跳刀痕等具有南宋晚期特征的产品，如碗T5②：10和盏T2②：62。
  4）出土黑釉瓷器中，以仿建盏为主，多为遇林亭窑产品。另有部分褐釉仿建窑束口盏，制作较粗，多叠烧而成。经鉴定，这批黑釉和褐釉束口盏的年代为南宋。2）
  5）出土白瓷数量少，部分为景德镇仿定产品，年代应为宋金时期。
  6）出土青白瓷中，多为北宋晚期至南宋时期产品。其中，斗笠盏T4②：13与景德镇湖田窑址出土B型青白釉斗笠碗3）相类，为北宋晚期至南宋常见产品；碗T4②：11，口外撇，圈足较高，其年代应不晚于南宋中期，盏T2②：61时代应与之相当；碗T2②：38，施釉较厚，应为南宋晚期产品；盏T19②：1，在器形上仿建窑黑釉盏，又与南宋咸淳十年史绳祖墓4）随葬青瓷束口碗器形相似，应为南宋晚期产品；而盘T21②：8，推测其为宋末元初时期的产品。另外，碗T15②：1，口微敛，腹圆弧，底足修削欠规整，器壁较厚，从杭州历年来此类碗的出土情况看，其年代可晚至宋末元初。
  7）出土铜钱中以景定元宝时代最晚，为南宋理宗景定年间（1260～1264年）所铸。
  综上可知，2层的形成年代应在宋末元初。
  出于保护2层下遗迹的需要，3层仅作小范围试掘，发掘面积较小，出土遗物不多。含物的年代没有晚于南宋早期的。基本情况如下：
  碗T2③：1属龙泉窑系，腹斜弧，内底压圈、宽平，外底挖足浅平，应为北宋晚期遗物。淡青釉盏T4③：1，从其造型看，口微侈，内圜底，内底腹交接平滑，挖足浅，外底下凸，其年代可能在南宋早期。而碗残件T4③：2，属青白瓷，从其胎釉特征分析，其年代应不晚于南宋早期。
  因此，3层的形成年代应在南宋早期。
  1）参见朱伯谦《龙泉青瓷简史》，浙江省轻工业厅编《龙泉青瓷研究》，文物出版社，1998年；任世龙：《浙南瓷业遗存类型初探》，《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三辑，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梅华全：《福建宋元青瓷的生产及工艺特征》，《中外陶瓷史暨现代陶艺学术研讨会》，（台北）历史博物馆编辑出版，2002年。
  二 2层下遗迹的年代与性质
  （一）年代
  此次发掘发现大量开口于2层下的遗迹，这组遗迹相互关联，关系密切，属于同一时期的遗迹。现依据其出土遗物情况及叠压打破关系分析判断其年代如下：
  1）标本Z7:4、H1:3、H1:6和C2:1四件黑釉盏均为束口盏，小平底，矮圈足，器表施黑釉，釉色鲜亮，釉面光滑，青灰色胎，具有遇林亭窑南宋时期产品特点。
  2）C3内出土遗物较为丰富，以瓷器为多，标本C3:15和C3:16均为景德镇窑芒口覆烧碗，器体薄，制作精巧，芒口镶银，且内壁出筋，为典型的南宋中晚期景德镇窑产品。
  3）G1内出土三枚铜钱，分别为景祐元宝、元祐通宝和政和通宝，均为北宋钱。
  4）G2内出土一枚祥符元宝，为北宋早期流通的钱币。标本T2G2:12为白瓷碗之口腹残件，器壁薄，外壁饰莲瓣纹，釉色微泛青，胎细白，属景德镇仿定白瓷，为南宋时期产品。
  5）G4出土有一枚开庆通宝，为南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年）所铸。
  6）G6底部出土一块残长方砖，其上刻写铭文，可辨铭文内容为“丙申七月内……道……邵子杨……至道二年……”，其年代为北宋早期，G6的修建应晚于该砖的年代。
  7）G8内出土三枚铜钱，分别为天禧通宝、淳祐元宝和皇宋元宝，天禧通宝为北宋钱，淳祐元宝和皇宋元宝则均为南宋理宗所铸。标本G8:1龙泉窑莲瓣纹碗，器形规整精巧，外壁莲瓣清晰，施釉及圈足外壁，釉层厚，具有南宋晚期龙泉窑的产品特征。
  8）G9出土有景德镇仿定白瓷，当为南宋产品。
  由遗迹内出土遗物的年代和其所处层位关系可知，这组遗迹的年代应在南宋中期至南宋末，废弃时间应不会晚于宋末元初。
  遗址北部1b层出土中有元代高足杯等，其下局部发现一层红烧瓦砾堆积，C7、C8和G8等遗迹的顶部局部堆积性质与之相同。这似乎表明，在宋末元初遗址所在曾遭遇火灾而毁于一旦。
  （二）性质
  如前所述，2层下发现的遗迹，有成组的水池、水沟，巨大的灶，四面开敞的房基，还有空心火墙等，这些遗迹相互关联，关系密切，种种迹象显示，这不是一处普通的生活居址而是一处与用水密切关联的手工业遗址。根据遗迹的种类、遗迹内的残留物、遗址出土遗物、遗址所处位置、当地的手工造纸传统等，并结合历史文献的相关记载以及我们对当地手工造纸作坊的调查资料，我们认为，这是一处宋代的造纸遗址。理由如下：
  1．部分遗迹种类
  （1）Q2
  位于F2内，为空心墙底部基础，两侧用石块砌成，包边较规整。残长510、外宽80、内宽40、残高25厘米。墙基东端残存有红烧土堆积，其间夹杂有较多炭粒，此处原来应设有灶。
  在富阳，手工造纸烘焙纸张的火墙俗称“煏弄”，是一堵空心结构的墙体，墙的一端设灶以便加热，另一端设排烟孔。
  《天工开物》“杀青第十三”条载：“凡焙纸，先以土砖砌成夹巷，下以砖盖巷地面，数块以往即空一砖。火薪从头穴烧发，火气从砖隙透巷外。外砖尽热，湿纸逐张贴上焙干，揭起成帙。”
  Q2的构造与煏弄类似，亦与《天工开物》“杀青第十三”所载的“透火焙干”图中所示的夹巷类似，因此，Q2应为焙纸用的火墙底部残迹。同时，Q2位于F2范围内，而F2东墙宽约85厘米，厚实的墙体明显起着保温作用。
  （2）C6
  位于F1南侧，仅残留底部。底部由两块石板拼合而成，长146、宽135厘米，四周开边槽，其上应有石板或木板构成的池壁。石板边槽及中间夹缝中发现黑色物质，可能是粘连剂的残留物。
  C6的构造与《中国富阳纸业》1）中收录的一张近代石质抄纸槽（图5-1）的照片十分类似。因此，我们推断C6应为抄纸槽。
  （3）Z7
  位于F3，平面略呈椭圆形，现仅存底部的倒塌堆积，东西长径约540、南北短径约455、深约65厘米。填土内包含有大量的红烧瓦砾、炭粒及草木灰。近底部土中包含有大量的红烧土及炭粒，其内采集到石灰颗粒。底部中心残留的若干石块垒砌规整，应为火膛残迹。由此可判断Z7应为一处地下灶膛残迹。
  在富阳，造纸作坊内蒸煮竹料的设备称为皮镬。皮镬一般由灶膛、铁锅、楻桶、台面、烟囱等组成。根据地形地势的不同，皮镬有地上、半地下和地下等样式。灶膛上置铁锅，铁锅的口径一般约1.5米。为了提高装锅量，在蒸煮锅的周沿立一个楻桶，楻桶口径一般约2～3米，桶顶密闭，桶内装满竹料，桶下设箅子与铁锅相接。锅内、楻桶内盛水，下面用柴火烧。楻桶外用砖或石头垒砌成一个大平台，平台多呈方形或长方形，短边边长多在5米以上，人站在顶部的台面上装料。
  《天工开物》“杀青第十三”1）载“凡煮竹，下锅用径四尺者，锅上泥与石灰捏弦，高阔如广中煮盐牢盆样，中可载水十余石。上盖楻桶，其围丈五尺，其径四尺余。”
  Z7的规模和结构残迹与皮镬的灶膛类似，亦与《天工开物》“杀青第十三”所载的“煮楻足火”图中所示的蒸煮锅类似。因此，推测Z7为皮镬的下部灶膛残迹。
  2．相关残留物分析
  （1）G缸5内的竹纤维和其他植物纤维
  G缸5位于F1东北侧，缸内含有大量灰黑色土，缸内壁附着的土样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室郑云飞博士检测，其内包含有竹纤维和其他植物纤维（参见彩版三，5、6、7）。
  “纸是基本上用特殊加工的主要由植物纤维层组成的纤维物质”2），竹子、桑皮和构（楮）皮，都是造纸所用纤维原料的重要来源。竹纤维和其他植物纤维的存在，说明G缸5内物质为纸浆残留，其为专门盛放纸浆的陶缸。
  G缸5距离抄纸槽C6不远。在手工造纸作坊中，磨制好的竹料（纸浆）多置于抄纸槽附近的池内，以便抄纸时随时添加原料。
  （2）C3、Z7内的石灰颗粒和G7内的草木灰
  C3与Z7毗邻，其内发现石灰颗粒。G7在Z7附近，与C3相连，其内发现大量草木灰。
  我国从汉代以来，造纸工艺中一直是采用碱性溶液这种化学制剂对植物原料进行化学处理，所用的碱液，是草木灰和石灰水。3）
  在富阳现在的手工造纸工艺中有一道“浆灰”工序，即把干净的竹料放进灰浆池内，浸泡在池内的石灰液中，让石灰快速腐蚀竹料。而浆灰用的池子多为长方形，位于皮镬附近。
  《天工开物》“杀青第十三”亦有“用上好石灰化汁涂浆，入楻桶下煮……用柴灰浆过，再入釜中”的记载。
  从C3的位置及其内石灰颗粒的发现，我们认为它是用来浆灰的灰浆池。G7内发现草木灰，说明当时浆灰可能也使用了草木灰。二者的发现与《天工开物》中先用石灰再用柴灰的记载相吻合。
  （3）G8内的竹子硅酸体和黄色痕迹
  G8宽125～242、深40～70厘米，沟底东高西低，沟内石块下发现几堆呈黄褐色的土样，经检验，其内含有竹子的硅酸体。沟内北壁底部发现厚约10厘米的黄色痕迹。
  造纸业是个污染比较严重的行业，考察中我们发现许多现代造纸作坊附近的溪水颜色均变成黄色，溪边的土壤亦因废水污染而被染成黄色。
  据此我们认为，G8应属于遗址内的排水沟，沟底部发现的黄色痕迹似亦为长期废水污染所致。
  3．相关遗物判断
  遗址内出土20余件石质遗物，有石磨盘、石臼和石碓头等。标本J1:1是一件石碓头残件，上部方形，下部的碓头残。上部中心有一个边长约11厘米的方孔。残长68、宽39、厚12厘米。此碓规格较大，体量厚重，用其舂料，工作效率一定极高。C1西壁残留有一块废弃的石碓头。出土的石臼多残破，数量多，使用痕迹明显。F1北侧仍保留着一个石臼，其旁边为碎石铺就的地面。
  造纸有一道工序叫“打浆”，是用机械强力把纤维细胞壁及纤维束打碎，使之细纤维化。我国古代多用杵臼、踏碓和水碓以及石碾等，作为打浆工具。1）
  遗址内出土的石碓应为踏碓附件，而石臼则是手工舂捣工具。舂捣后的竹料可使用磨盘磨制使其进一步细化。出土的石磨盘，数量多，形制多样，有盘身，有底座，有圆盘形，有圆柱形。它们应该是为了满足不同需要而制作的。
  4．遗址所处位置与环境
  造纸作坊的选址非常重要。造纸首先要有原料，要把原料造成纸，就离不开水与火。在造纸的生产流程中，沤料、蒸煮、漂洗、抄纸，每一道工序都离不开水，而蒸煮和焙纸则需要用火，用火就离不开燃料。关于厂址选择，清人严如煜在《三省边防备览·山货》中说：“厂择有树林、青石、进水处，方可开设。有树则有柴，有石方可烧灰，有水方能浸料。如树少、水远，即难做纸。”2）
  虽然现代的生产条件已经有了不少的改进，比如，燃料已经不再依赖林木，但是我们考察的富阳现代造纸作坊大多仍依山临水而建。如山基村造纸作坊位于射山山脚下，作坊沿山基溪而建；梓树坞黄纸造纸作坊位于泥鳅弄山和置位山之间的山坞里，中间为小溪；何村造纸作坊临里山溪而建；大葛村前山岸造纸作坊临渔山溪而建。因为不论如何改变，造纸依然离不开水源和原料。
  泗洲宋代造纸遗址位于凤凰山至白洋溪之间的台地上，所在地水资源丰富并盛产竹木。
  古白洋溪是富阳有名的“一江十溪”之一。它源自天目山余脉，自西北蜿蜒而来，曲曲南流三十余里，自苋浦汇入富春江，水面开阔，利于航行，曾是富阳重要的交通水道。而遗址南部还有一条东西向古河道，显然更方便取水。
  除了水源充足，用水方便，水质的好坏更会直接影响纸张的质量，此所谓“其中优劣，半系人工，亦半赖水色”3）。
  明人王宗沐编撰的《江西省大志·楮书》主张在“水土宜槽，穷源石峡，清流湍急”处造纸，因为这样可以使“漂料洁白，蒸煮捣细，药和溶化，澄清如水，帘捞成纸，制作有方”。同书谈及江西玉山县造纸槽房时说“择其水源清洁，澄潭急湍，便于漂洗地方，而后槽所立焉”4）。清人黄兴三在《造纸说》中谈到浙江纸厂时指出：“水必取于七都之球谿，非是则黯而易败，故迁其地弗良也。”1）
  2层下遗迹中有两口井J1和J2，分布在G2两侧，距离较近，离F3和Z7也较近。J1井口附近还发现夹杂着石子的生活面，此面较为平整、坚实，应为长期活动踩踏所致。井水属于深层地下水，质量较好，可以提供清洁的水源。
  遗址所在的高桥镇一带是富阳水竹的主要分布区。以前村子里的房前屋后，田间地头，山坡溪边，长满了这种细细长长的水竹。如今在遗址周边的田头、溪边和山坡上，尚能见到水竹的身影。遗址西部约3千米处的春建乡现在仍然是竹子遍山。南宋诗人章渊《妙庭观》诗云：“桃花流水小桥斜，古观临溪翠竹遮。”妙庭观是富阳宋代极富盛名的道观，它就坐落在遗址南侧的凤凰山上。一句“古观临溪翠竹遮”充分说明了在宋代遗址周边有溪有竹的自然环境。
  遗址三面环山，山上竹木茂盛，苍翠葱郁。
  综上，遗址所在，背山面水，周边竹木资源较丰富，适宜造纸。
  5．遗址所在的富阳宋代造纸业发达
  富阳素有“土纸之乡”的美誉，有着悠久灿烂的手工造纸历史，在我国造纸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据传，早在汉代，富阳就有造纸活动。两晋时期，富阳的手工造纸已经初具规模。最迟在唐代，已经能够生产竹纸。据《富阳县志》记载，在唐代，富阳所产上细黄白状纸为纸中精品。2）
  宋代，富阳手工造纸生产有了长足发展。宋室南渡，临安作为行在以后，临安成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当时，南宋国子监的监本书籍，大都是在临安城开雕印刷的，民间的书坊、书棚、书肆更是星罗棋布。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记载，杭州的书铺、裱禙铺、纸扎铺、纸铺等专营纸张和纸制品的商行店铺，“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3）。印刷业的兴旺发达，增大了纸张需求。富阳作为京畿之地，水、陆交通便利，运纸船舶从富阳顺钱塘江而下，两个时辰即可抵达杭州，陆路运输亦可朝发夕至。这些都为富阳手工造纸的发展和繁荣营造了良好的条件，富阳在南宋时已经造出名纸。南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五十八记载“富阳有小井纸，赤亭山有赤亭纸。”4）关于赤亭山，《咸淳临安志》卷二十七记载“池松子山，在（富阳）县东九里……一曰赤亭山，又曰鸡笼山。”《大清一统志》记载“赤亭山，在富阳县东九里。”5）世易时移，但今天我们仍能找到小井和赤亭山的信息。小井在今富阳市富春街道宵井村，在遗址西南约15千米处，赤亭山在今富阳市东洲街道鸡笼山村赤松自然村，在遗址东约10千米处。
  综上所述，遗址所处环境符合造纸选址的要求，所发现遗存基本上反映了蒸煮、制浆、抄纸、焙纸的造纸工艺流程，可以与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等文献所记载的传统造纸工艺相互印证，也可以从近现代手工造纸作坊中找到其工艺传承关系。竹纤维的判定和竹子硅酸体的确认证明它是造竹纸的遗存。因此，2层下遗迹应为宋代造纸而且是造竹纸的遗存，是目前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工艺遗迹保存最为丰富、完整的一个造纸遗址。
  必须说明，目前的发现和掌握的资料，尚不足以明确确定所有遗迹的功能，如遗址北部的C7和C8布局与南部的C3和Z7的布局有些类似，C7或是蒸煮锅残迹而C8可能是灰浆池？考察今天富阳当地的造纸作坊，池子的密度很大，而作坊面积远远小于2层下作坊的面积。遗址中是不是可能不止一条生产线？当然，要明确回答这一问题，还有赖于今后更多的工作和新的发现。
  三 其他遗迹的年代与性质
  遗址埋藏较浅，自身堆积亦较薄，时间跨度不大。上面我们通过分析，认为2层下遗迹为宋代造纸作坊遗迹，以下试析其他遗迹的年代与性质。
  （一）年代
  1．3层下遗迹的年代
  第3层揭露面积较小，前文已经论述，根据出土遗物，推测第3层堆积形成于南宋早期。那么3层下遗迹的年代必在南宋早期或以前。3层下遗迹及遗物的基本情况如下：
  3层下墓葬M8，虽然没有出土遗物，但是其所用墓砖均为长条形，规格为26×10-4厘米，墓壁的砌法为三顺一丁，南壁的墓门，下部三层顺砌，其上为两块顺向侧砌及两块横向叠砌相交，墓葬东壁南部有三个壁龛。这些均显示出五代晚期小型墓的特征。
  其他遗迹还有一口井（J3）和两个灰坑（H6、H8），出土遗物较少，其中H6出土6件青褐釉粗瓷瓶，年代约当北宋末南宋初。J3出土少量残碎青瓷片，无法确定器形和年代。H8未发现器物。
  2.1b层下遗迹的年代
  前文分析1b层堆积的形成年代在明末，2层堆积形成的年代在宋末元初，那么，1b层下遗迹的年代在元明时期。
  （二）性质
  1．3层下遗迹的性质
  M8的存在，说明五代时期遗址所在地还不是生产、居住场所，可能是一处墓地。但T5内发现F5，T4内发现J3，T2和T4内分别发现H6和H8，H6内发现6件青褐釉粗瓷瓶，H8内未发现遗物，填土中包含草木灰，说明这时遗址所在已不是作为墓地使用。2层堆积出土铭文砖T2②：67，正面刻“大中祥符二年九月二日记”，2层下遗迹G6沟底的铺底方砖上刻写草书铭文“丙申七月内……道……邵子杨……至道二年……”，还有第2层堆积和2层下遗迹中大量北宋铜钱的发现，说明遗址年代或许能早到北宋早期。C1的西壁使用一块废弃的石碓头砌壁，显然是利用原地的旧物做建造材料用的。这似乎昭示该遗址北宋时就是一处作坊，也可能就是造纸作坊。但由于发掘面积小，遗迹暴露的较少，我们无法明确判定其性质。
  2.1b层下遗迹的性质
  1b层下的遗迹有1条石子路L1，5个灶址Z1、Z2、Z4、Z5、Z6和1个缸G缸4，其中五个灶分布密集，缸的样式和2层下的缸相同，而且也是半截埋在土坑中。从遗迹种类推断，lb层下的遗迹也应该是生产遗迹而非生活遗迹，可能也是与造纸有关的遗迹。
  由上可知，遗址所在处最早是作为墓地使用的，北宋开始作为作坊存在，南宋时为一处规模较大的造纸作坊，于宋末元初被毁坏，元明时期依然为手工业生产（很可能仍然是造纸作坊）之所在。
  第二节 遗址造纸工艺与布局分析
  一 文献记载及富阳近现代手工造纸作坊所反映的造纸工艺与作坊布局
  明代以前的文献中关于造纸工艺的记载少而零星，如：
  唐段公路《北户录》载：“罗州多栈香，树身如柜柳，其华繁白，其叶似橘皮，堪捣纸。”1）其中涉及造纸的原料和“捣纸”的工艺。
  北宋梅尧臣《答宋学士次道寄澄心堂纸百幅》云：“寒溪浸楮舂夜月，敲冰举帘匀割脂。焙干坚滑若铺玉，一幅百钱曾不疑。”2）二十八个字道出了造纸原料和造纸工艺流程中沤料、舂捣、抄纸、烘焙等环节。
  南宋周密《癸辛杂识》载：“凡撩纸，必用黄蜀葵……”3）指出了抄纸时使用纸药的工艺。
  南宋陈槱《负暄野录》卷下《论纸品》载：“又吴取越竹，以梅天水淋，晾令稍干，反复捶之，使浮茸去尽，筋骨莹澈，是谓春膏，其色如蜡。”4）讲了造竹纸工艺中的原料处理和舂捣环节。
  南宋沈作宾、施宿纂修《嘉泰会稽志·物产志》载：“米元章礼部著《书史》云：‘予尝硾越州竹，光透如金版，在由拳上。短截作轴，入笈畨覆，一日数十。’……会稽之竹其美如此，今为纸者乃自是一种收于笋长未甚成竹时乃可用……”5）则指出了竹纸原料选择和处理的环节。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九《黏接纸缝法》：“古法用楮树汁、飞面、白芨末三物调和如糊，以之黏接纸缝，永不脱解，过如胶漆之坚。”1）则道出了纸品加工环节中的接纸方法。
  记载虽然零星，仍可看出造纸有楮、竹等原料，有沤料、舂捣、抄纸、烘焙等工序，造竹纸要用“于笋长未甚成竹时”之竹。
  明清时期造纸业繁荣发展，关于造纸工艺的记载就很详细了。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2）“杀青第十三”全面记述了造纸工艺，该篇分纸料、造竹纸和造皮纸三部分详细介绍了造纸原料选择和造竹纸、皮纸的工艺。其中造竹纸部分详述了竹料的选择、断料、沤料、浆灰、蒸煮、漂洗、抄纸、焙纸等工艺环节，此外，还介绍了料塘的尺寸与用水、蒸煮锅的规格与构造、抄纸槽的规格与抄纸方法、火墙的构造与使用等方面的内容。（图5-2）
  明人王宗沐编撰《江西省大志·楮书》主张在“水土宜槽，穷源石峡，清流湍急”处造纸，这样可以使“漂料洁白，蒸煮捣细，药和溶化，澄清如水，帘捞成纸，制作有方”。同书谈及江西玉山县造纸槽房时说“择其水源清洁，澄潭急湍，便于漂洗地方，而后槽所立焉”3）。讲造纸选址，也涉及漂料、蒸煮、捣细、药溶、帘捞（抄纸）等造纸工艺流程。
  清人严如煜在《三省边防备览·山货》中说：“厂择有树林、青石、进水处，方可开设。有树则有柴，有石方可烧灰，有水方能浸料。如树少、水远，即难做纸。”4）也是讲纸厂的选址，讲要用石灰，还要浸料。
  清人黄兴三《造纸说》5）则记载了砍竹、浆灰、蒸煮、漂洗、暴晒、再浆灰、再蒸煮、舂捣、漂洗、抄纸、烘焙等造纸工艺，并详细描述了抄纸和焙纸的工艺流程。
  民国时期更是浙江纸业尤其是富阳纸业的繁盛时期。
  浙江省政府设计会《浙江之纸业》6）就是一本关于浙江纸业的调查报告，该书详细介绍了浙江纸业的沿革、现状、原料、工艺等方面的内容，并绘制图表说明造纸工艺和作坊布局等。（图5-3）
  从上述对唐以来关于造纸的文献记载的缕析可以看出，除了选址、选料外，造纸的工艺不外乎是断料、沤料、浆灰、蒸煮、漂洗、舂捣、抄纸、焙纸等工艺环节，诚如《浙江之纸业》曰：“浙省造纸，墨守成法，沿千百年之旧，而莫知改良。纸类虽繁，以言制法，则无大悬殊。盖纸质之互异，实系乎原料之配合，与乎手艺之巧拙。至其制造步骤，亦大致相同，制纸者互相授受，殆源同一祖。”一语道出了手工造纸工艺古今的传承与延续。
  考察富阳近现代手工造纸作坊（图5-4、5-5、5-6），均处于靠山、临水的地方，周边均有着丰富的竹资源和水资源。谚语有云“片纸非容易，措手七十二”，由一株嫩竹子变成可以书写的纸张，前后需要几十道工序，其中大工序包括前期准备、原料采伐与加．工、办料、造纸、成品包装等。具体工序大致包括：确定采伐期、斫竹、背竹或托竹、断青、削竹、拷白、浸坯、断料、浆灰与堆蓬、入镬、煮料、出镬、漂洗、淋尿与堆蓬、入宕（清水浸泡）、舂料与制浆、抄纸、晒纸、包装、打印、外销等。可以看出现存手工造纸工艺与古代造纸工艺是一脉相承的。
  二 遗址造纸工艺与布局分析
  基于上述关于古今造纸工艺一脉相承的分析，我们根据遗址内发现的遗迹和遗物，结合文献和调查资料，可以分析其造纸工艺和布局（图5-7）。
  造竹纸需要大小七十多道工序才能完成，其中最关键的环节为沤料、煮料、漂洗、捣料、抄纸、晒纸。从沤料、蒸煮到漂洗、抄纸，每一道工序都离不开水。
  1．沤料
  经过预处理的竹料要放进沤料池里进行沤制。《天工开物》载“……就于本山开塘一口，注水其中漂浸。恐塘水有涸时，则用竹枧通引，不断瀑流注入。”
  在现代作坊中，沤料池多处于水流上游，沤制好的竹料需要再次截断，尺寸约为40厘米，再将其捆成一捆放进石灰水或者灰碱水里浸泡，以达到加速发酵的目的。
  C4现仅存残迹，平面呈方形，东壁长317、南壁长432、残深约28厘米，它南侧为G5，其东端有向东延伸的迹象，G5是C4的排水沟。C4的位置和规模均与现代作坊中的沤料池类似，它应该是沤料池，其东侧可能还有类似遗迹。C4北侧有大片空间，我们推测它可能属于堆料场所。
  C5较小，位于沤料池附近，平面略呈梯形，长150、宽63～108、残深约10厘米，池壁不甚规整。现代工艺中，为加速竹料的腐烂，沤料前要将竹料做浆石灰处理。浆灰需要专门的坑，此坑可大可小，受客观条件所限。虽然C5内未发现石灰痕迹，但其所处位置说明它可能属于盛放石灰的遗迹。
  2．煮料
  经过反复沤制的竹料已经变得很软，但它仍需要经过蒸煮才能达到制浆的需要。
  《天工开物》载“用上好石灰化汁涂浆，入楻桶下煮，火以八日八夜为率。凡煮竹，下锅用径四尺者，锅上泥与石灰捏弦，高阔如广中煮盐牢盆样，中可载水十余石。上盖楻桶，其围丈五尺，其径四尺余。盖定受煮，八日已足。歇火一日，揭楻取出竹麻，入清水漂塘之内洗净。其塘底面、四维皆用木板合缝砌完，以防泥污（造粗纸者，不须为此）。洗净，用柴灰浆过，再入釜中，其上按平，平铺稻草灰寸许。桶内水滚沸，即取出别桶之中，仍以灰汁淋下。倘水冷，烧滚再淋。如是十余日，自然臭烂。”
  现代工艺中，蒸煮之前，竹料需要淋石灰水或灰碱水，以便加速竹子的腐烂。为了提高装锅量，在锅的周沿立一个楻桶，桶内装满竹料，桶顶密闭，桶下设箅子与锅沿相接，锅内盛水，下面用柴火烧，灶膛可以在地上，也可以在地平面下或半地下。经过数日的蒸煮后，取出竹料置于清水内漂洗。漂洗后的竹料要再次浆灰，再次蒸煮。如此反复再三即可得到适合制浆的竹料了。
  如前文介绍，Z7、C3内发现石灰颗粒，G7内发现草木灰，推测这几处遗迹附近为蒸煮区，Z7、C3与G7均位于F3内。
  C3平面略呈梯形，长240、宽94～132、残深约50厘米，石块砌壁，垒砌规整考究，池边发现少量石灰颗粒。与C3相连的是一条造型考究的排水沟G7，G7主体由一块石条凿刻而成，长233、外宽31、内宽19、深15厘米，做工考究，西高东低，东端连接长条砖、砖砌成喇叭状，石槽西端用两块宽6厘米的长条残砖堵实，其内发现草木灰。石槽西侧有一堆石块堆积。我们推测C3是盛放石灰水或灰碱水的灰浆池，槽工将竹料置于G7西端的设施之上，从C3内提取灰浆水淋在竹料上，多余的灰浆水则顺着G7流回C3，如此灰浆池内的灰水则可以循环利用。
  Z7平面略呈椭圆形，现仅存底部的倒塌堆积，东西长径约540、南北短径约455、深约65厘米。填土内包含有大量的红烧瓦砾、炭粒及草木灰。近底部土中包含有大量的红烧土及炭粒，其内采集到石灰颗粒。底部中心的几块石块垒砌略规整，应为火膛底残迹。由此可判断Z7应为蒸煮锅下部的地下灶膛遗迹。为了提高装锅量，在蒸煮锅的周沿立一个楻桶，桶内装满竹料，桶顶密闭，桶下设箅子与锅沿相接，锅内盛水，下面用柴火烧。如此，则Z7原来应该是很高的，占用空间很大。
  F3未见墙体，仅见由残存柱础构成的柱网结构，清理发现有6个柱础，南北两侧的柱础距离较近，而南北向的中间两个柱础和东西向右侧的两个柱础的间距较大，且中间的柱础间距是两侧柱础间距的近两倍，据此，我们推测该房址是为了有意扩展室内空间而采用抬梁式建筑法构筑而成的，这应是为满足它内部的Z7的高度的需要。同时，蒸煮时需要堆放竹料，F3内部空间显然可以满足这种需求。
  如此，F3和蒸煮锅灶Z7、灰浆池C3以及石槽G7就共同构成了一个连贯的整体，共同完成浆灰和煮料的工序。
  3．漂洗
  在现代作坊中，沤过和蒸煮过的竹料要采用淋水或置于水中漂洗等方式达到洗净杂质的目的，且漂洗一般是在活水区进行。而且水的质量好坏直接影响到纸张的好坏，一些高级纸张的制造需要水质较好水源，此所谓“其中优劣，半系人工，亦半赖水色”1）。
  C1处于G2流经地，东与G5相连，正好处在活水区，在此处漂洗再合适不过了，舀上游的干净水淋在竹料上，含有杂质的废水则顺着水沟从下游排出。当然，如果竹料量较大，完全可以在古河道内进行漂洗工作，调查中也发现槽工将竹料直接放在小溪里漂洗的场景。
  J1和J2位于G2两侧，两口水井距离较近，距离F3和Z7也较近。井水属于深层地下水，质量较好，显然可以满足造纸对水质的要求，J1井口附近还发现夹杂着石子的地面，此面较为平整、坚实，应为长期活动踩踏所致。
  如此，漂洗池C1、水沟G2、水井J1、J2就构成了一个连贯的整体，可共同完成漂洗工作。
  4．捣料
  煮后的竹料经过漂洗后，其内纤维仍为丝状，这就需要舂捣等方式使其分丝和帚化。这即是工艺中所谓的“捣”。舂捣方式有手工舂捣、机械舂捣等方式。手工舂捣多使用杵臼等工具，机械舂捣可以使用踏碓等工具。舂捣后的纸浆可使用磨盘磨制使其进一步细化。
  《天工开物》载“入臼受舂（山国皆有水碓），舂至形同泥面。”
  F1见有由23个柱础和9个柱坑构成的柱网结构，面阔15.8米，进深12.17米。柱网结构如此密集，又未发现房址的墙体结构，推测F1可能属于穿斗式四面开放式结构的房子。F1范围内发现大量建筑构件和石磨盘、石臼等工具残件。F1北侧发现一个较大的石臼，其东侧为大量小石子铺成的平面。遗址内出土20余件石质遗物，有石磨盘、石臼和石碓头等，多数出土于F1附近。F1东北侧G缸5出土的土样经过检测，得知其内包含有竹纤维和其他植物纤维，由此可判定其为盛放纸浆的陶缸。Fl北部应为舂捣场所。
  5．抄纸
  舂好的纸浆经过漂洗过滤掉杂质后就可以放进抄纸槽内抄纸了。
  《天工开物》载“凡抄纸槽，上合方斗，尺寸阔狭，槽视帘，帘视纸。竹麻已成，槽内清水浸浮其面三寸许，入纸药水汁于其中（形同桃竹叶，方语无定名），则水干自成洁白。凡抄纸帘，用刮磨绝细竹丝编成。展卷张开时，下有纵横架框。两手持帘入水，荡起竹麻入于帘内。厚薄由人手法，轻荡则薄，重荡则厚。竹料浮帘之顷，水从四际淋下槽内。然后覆帘，落纸于板上，叠积千万张。数满则上以板压，俏绳入棍，如榨酒法，使水气净尽流干。”
  F1南部遗迹丰富，有C2、C6、G4、G6和G缸2。
  前文已经分析，C6和抄纸槽的形制很像，应为抄纸槽的底部。C2位于F1最南部，如果F1出檐的话，正好位于檐下，和C6通过曲尺状的G4水沟相连，长175、宽125厘米，大小和C6（长146、宽135厘米）差不多，附近的G4设有拦水设施，北侧还有一个用青砖垒砌的暗沟G6。
  在调查现代手工造纸作坊过程中，我们发现，作坊内的抄纸场所多位于屋檐下，工人站在屋内抄纸，抄好的湿纸置于室内抄纸槽附近的木板上，而木板下设有一个暗沟，以便纸张上的水分可以排出去。
  C2的位置和布局正与现代作坊中抄纸槽的布局相类似，因此，推测C2和C6一样为抄纸槽。
  漂洗后的纸浆多为干的，要进行抄造还需要加水搅拌，将其变成浆液才可以抄造。要抄造出合格的纸张，需要用“纸药”使纸浆一直处于悬浮状态，“纸药”多以杨桃藤、黄蜀葵等含粘液的植物做原料。石碾残件T5②：29，为青灰色石砂岩，长方体，正面中心开一条长条形凹槽，凹槽横截面呈倒三角形，可能是研磨“纸药”用的。该碾和G缸2同在T5，G缸2距离两个抄纸槽较近，土法造纸传人认为这个陶缸应该是专门盛放纸药的陶缸。抄造好的纸为湿纸，除了置于木板上让其内水分自然溢出外，还要经过压榨使其内水分迅速外溢。C2和C6附近的G4和G6或许可以承担排水的功能。Fl内除了舂捣和抄纸场所外，还有很大空间，推测其内应存在一处压榨场所，可惜现已无法得见。
  由上可知，Fl是集舂料、抄纸于一体的工作间。
  6．晒纸（焙纸）
  榨干的纸经过牵纸使每一张纸分离。纸的干燥过程可以用风干法，也可以用加热烘焙法。《天工开物》载“然后以轻细铜镊逐张揭起焙干。凡焙纸，先以土砖砌成夹巷，下以砖盖巷地面，数块以往即空一砖。火薪从头穴烧发，火气从砖隙透巷外。外砖尽热，湿纸逐张贴上焙干，揭起成帙。”
  前文分析，Q2为空心火墙，即焙纸的煏弄。Q2位于F2内，和F2是一个整体。F2应为焙纸工作间，焙纸需要一定的保温性，因而，F2设有厚厚的墙体以便保温。
  7．厂址与给排水
  从沤料、蒸煮到漂洗、抄纸，每一道工序都离不开水。
  考察近现代的手工造纸作坊，均临水而建。作坊内均设有贯穿整个作坊的主水沟，所有需要用水或排水的工艺环节（如沤料、蒸煮、漂洗、抄纸等）均与主水沟相连。
  遗址地处凤凰山至白洋溪之间的台地上，南临古河道，北临白洋溪，南、西、北三面环山，地势南高北低，地面平整开阔。G8位于北部，南与两条主水沟G2、G9相连，水自东向西流。沟内底部发现黄色堆积，观察发现，它与现代手工作坊附近水沟内的情况类似，应为长期废水污染所致。因此，造纸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水应该都是通过此水沟向外排出的，废水的最终归宿应该是遗址北部的古白洋溪。而G2和G9南连古河道，河道内的水可通过G2和G9引入作坊内，主要遗迹均分布于这两条水沟附近。
  由上所述可知，整个遗址是由一条古河道、一条东西向排水沟和两条南北向水沟组成的水网串联起来的，水网结构清晰明朗，主要遗迹均分布在水网附近。这些遗迹自南向北分别承担引水入坊、沤料、浆灰、蒸煮、漂洗、舂料、抄纸、焙纸、排水等工作，大致可分为引水沤料漂洗区、浆灰蒸煮区、舂料制浆抄纸区、焙纸区和排水区等部分。（图5—7）
  遗址的空间布局合理、科学，符合造纸工艺的一般流程。而且，根据功能的差异，三座房址的构造方式截然不同，或采用抬梁式，或采用穿斗式，或使用厚实的墙体，充分发挥各种建筑形式的优点。遗址内可以判定的造纸工艺有沤料、浆灰、蒸煮、漂洗、舂捣、抄纸、焙纸等，可以与《天工开物》等文献相互印证，也可以与近现代手工造纸工艺相比较。
  总之，泗洲宋代造纸遗址保存了相对完整的古代造纸工艺遗存，其反映的沤料、浆灰、蒸煮、漂洗、舂捣、抄纸最后到焙纸等造纸工艺均可与《天工开物》等文献和我们调查的资料相互印证。值得一提的是遗址内火墙的发现，说明在宋代已经使用先进的焙纸技术。遗址布局清晰，规模宏大，遗址所在交通便利，装订好的成品纸可通过水路（由古白洋溪入富春江）向外发售，也可通过陆路向外运输，说明选址和营建都有精心的考虑，可能不是一般的造纸作坊。
  富阳泗洲宋代造纸遗址，是目前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工艺遗迹保存最为完整的造纸遗址。它的发现，使我们第一次认识到这样的一组遗迹是造纸的遗存，也提示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关注类似的遗迹。

1）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民窑博物馆编著：《景德镇湖田窑址》，文物出版社，2007年。 2）参见朱伯谦《龙泉大窑古瓷窑遗址发掘报告》，浙江省轻工业厅编《龙泉青瓷研究》，文物出版社，1998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龙泉东区窑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5年。 1）参见朱伯谦《龙泉青瓷简史》，浙江省轻工业厅编《龙泉青瓷研究》，文物出版社，1998年；任世龙：《浙南瓷业遗存类型初探》，《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三辑，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梅华全：《福建宋元青瓷的生产及工艺特征》，《中外陶瓷史暨现代陶艺学术研讨会》，（台北）历史博物馆编辑出版，2002年。 2）遗址内出土黑釉和褐釉束口盏，经福建博物院栗建安先生鉴定。 3）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民窑博物馆编著：《景德镇湖田窑址》，文物出版社，2007年。 4）衢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衢州市南宋墓出土器物》，《考古》1983年11期。 1）富阳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中国富阳纸业》，人民出版社，2005年。1）潘吉星：《天工开物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2）《大苏维埃百科全书》，转引自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第3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 3）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第14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 1）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第14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 2）［清］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山货·纸》，道光十年（1830年）来鹿堂重刊本。 3）［清］光绪《富阳县志》卷十五《物产》，富阳市文物馆藏书。 4）［明］王宗沐纂修、陆万垓增纂修：《江西省大志》卷八《楮书》，万历十五年（1597年）刻本。 1）［清］黄兴三：《造纸说》，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卷六，北京出版社，1996年。 2）富阳县志编纂委员会：《富阳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3）［南宋］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4）［南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五十八，道光庚寅钱唐振绮堂汪氏仿宋本重雕，江苏古籍刻印社，1986年。 5）［清］穆彰阿、潘锡恩等纂修：《大清一统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1）［唐］段公路：《北户录》，文怀沙《隋唐文明》第三十一卷，古吴轩出版社，2005年。 2）［北宋］梅尧臣：《宛陵集》卷二十七，《答宋学士次道寄澄心堂纸百幅》，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 3）［南宋］周密、吴企明点校：《癸辛杂识》续集卷下，《历代史料笔记丛刊·唐宋史料笔记》，中华书局，1988年。 4）［南宋］陈槱：《负暄野录》卷下《论纸品》，知不足斋丛书本，中华书局，1989年版。 5）［南宋］沈作宾、施宿纂修：《嘉泰会稽志》，《物产志》，1926年（民国十五年）。 1）［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九，《黏接纸缝法》，中华书局，1958年。 2）潘吉星：《天工开物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下文引《天工开物》均本此，不另注。 3）［明］王宗沐纂修、陆万垓增纂修：《江西省大志》卷八《楮书》，万历十五年（1597年）刻本。 4）［清］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山货·纸》，道光十年（1830年）来鹿堂重刊本。 5）［清］黄兴三：《造纸说》，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卷六，北京出版社，1996年。 6）浙江省政府设计会：《浙江之纸业》，启智印务公司，1940年。 1）［清］光绪《富阳县志》卷十五，《物产》，富阳市文物馆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