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2008年9月至2009年3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杭州市文物考古所与富阳市文物馆组成联合考古工作队对泗洲宋代造纸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伴随着对遗址性质的认识和判断，整个发掘工作可分成两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的发掘与遗址性质的初步认定
  第一阶段从2008年9月1日至2008年11月10日，发掘面积约704平方米，发现了一系列遗迹，初步认定了遗址的性质。
  1．发掘
  发掘工作采用布探方的形式进行。根据规划中的320国道的走向，我们首先在遗址南部（调查发现大量瓷片地块附近）布3米×18米探方1个，编号2008ZFGST1（2008--发掘年份，Z--浙江省，F--富阳市，G--高桥镇，S--泗洲遗址，T--探方，1--探方编号，简称T1。下同），方向219°3）。其后，根据发掘情况，在与T1垂直的方向布10米×20米探方1个，编号T2，方向129°；在T2北侧布10米×10米探方3个，编号T3、T4、T5，方向219°；并随着遗迹走势，将T2～T5向东侧扩方2.8～5米不等，扩方面积约174平方米。（图1-6）
  发掘揭露出大量遗迹，其中2层下发现成组的遗迹，主要有：房址1座（F1）、墙基1处（Q1）、水池6个（C1～C6）、排水沟6条（G1～G6）、陶缸3个（G缸1～G缸3）、水井2口（J1、J2）、灶1个（Z3）、灰坑7个（H1～H5、H7、H9）。另外，3层下也有零星的遗迹发现，计有：房址1座（F5）、水井1处（J3）、灰坑2个（H6、H8）和墓葬1座（M8）;1b层下发现5处灶址（Z1、Z2、Z4～Z6）和一段石路（L1），其中5处灶连片分布。
  在发掘过程中，尽量保留遗迹，只在空当处下挖至生土。
  2．遗址性质的初步认定
  这些遗迹中有房址、水池、水井和排水沟等，除了窑址以外，此前我们并没有发掘手工业遗址的经验，一开始还是将其作为一般的聚落遗址进行清理。但是，一条条排水沟，一个个水池和半截埋在土中的陶缸，使我们感到困惑，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聚落遗址？在清理工作临近结束的时候，我们工作队的梁宝华开玩笑说“这是富阳第一造纸厂啊！”当地民工孟荣民马上附和“这里可能就是以前的造纸厂”。一句话，如醍醐灌顶--整个遗迹的种类和布局，不正显示其应该是一个生产所在而不是生活所在吗？这应该是一处手工业遗址。而且，造纸业在富阳历史悠久，现在也仍然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该遗址极可能就是造纸遗址。但是，作为酿酒、染布或做豆腐皮等其他手工业遗址的可能性能完全排除吗？为慎重起见，我们决定实地调查、走访富阳比较有特色的手工业作坊。
  2008年10月14日，我们专程赶往富阳灵桥镇，实地调查灵桥镇山基村、蔡家坞村的土法造纸手工作坊。作坊均位于山前，附近均有溪流，山坡上生长着可作为造纸原料的茂密的竹林。这些作坊大多从晚清使用至今，均采用土法造纸，保留了完整的手工造竹纸工艺，使我们对造纸的工艺流程有了初步的了解。之后，我们参观了展示古代造纸技术的华宝斋（中国古代造纸印刷文化村），对造纸的工艺流程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紧接着又前往东坞山酿酒作坊、染布作坊及豆腐皮作坊等进行实地考察。一番实地调查、走访下来，我们认为该遗址作为酿酒、染布或做豆腐皮作坊的可能性可完全排除，其应该是一处造纸遗址。
  与此同时，我们查阅了《富阳县志》1）、《天工开物》2）、《中国造纸技术史稿》3）、《中国造纸史话》4）、《中国传统工艺全集·造纸与印刷》5）等文献，把发掘材料与文献资料进行初步比对。根据调查资料和文献记载，结合遗址内揭露出的遗迹现象，我们初步认定该遗址就是一处造纸遗址。
  比对当地土法造纸作坊和相关文献记载的工艺流程，2层下成组的遗迹可能就是与造纸工艺有关的遗迹：房子（F1）可能是舂料与抄纸的工作间，水池可能是沤料池（C4）、漂洗池（C1）等，还有盛纸药的缸、供水的井和数量众多的给排水沟……
  分析遗址的出土遗物，判断2层下遗迹的年代应在宋代。如此，这一遗址可能就是宋代的造纸遗址，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造纸遗址。
  认识到该发现的重要性，我们立即知会320国道环线外移工程指挥部调整施工步骤，待我们发掘完成后再行施工。
  2008年10月16日，考古工地负责人在富阳市文物馆馆长徐顺发陪同下向富阳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以下简称“文广新局”）局长徐国明专门汇报了遗址发掘情况，徐局长对这一发现极为重视。随即，我们向富阳市副市长邵良做了专题汇报。
  2008年10月21日，富阳市副市长邵良在徐国明局长陪同下视察了考古工地，并观摩了出土遗物。邵良副市长听取了遗址发掘情况的汇报，询问了面临的问题，提出了遗址保护的初步设想。
  2008年11月4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曹锦炎等专家在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副所长唐俊杰的陪同下考察了遗址。经过现场考察，几位专家肯定了我们的判断，也认为该处是造纸遗址，同时提出邀请国家文物局专家前来做进一步鉴定的建议。
  2008年11月7日，我们邀请中国造纸学会纸史委员会委员缪大径、周秉谦及当地土法造纸专家沈柏顺到遗址现场考察，几位专家考察后一致肯定该处是造纸遗址。
  2008年11月10日，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黄景略、张忠培、徐苹芳、徐光冀、李伯谦等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曹锦炎，在杭州市园林文物局文物处处长卓军和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副所长唐俊杰的陪同下，对遗址进行实地考察，并就遗址的性质、保护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论证。会议达成以下几点认识：
  1）与会专家一致认同该遗址是一处宋代造纸遗址，并认为，反映造纸工艺流程的遗迹保存相对完整。出土遗物精美，且遗物所反映的时代比较明确，可以肯定它最晚是南宋晚期的；“大中祥符二年九月二日记”铭文砖则证明遗址可能早到北宋早期，遗址的延用时间长。该遗址是目前中国所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造纸遗址。
  2）专家们认为，造纸遗址全国少见，该遗址造纸工艺流程保存得相对完整，而且时代很早，遗址的保存价值很高，建议将该遗址保护下来。
  3）专家们认为下一步工作一定要扩大发掘面积，将遗址的分布范围找清楚。遗址发掘时只要清理到南宋层即可，下面的堆积情况可以通过开探沟、打探铲的方式解决。
  4）专家们建议公路改道，改道牵涉的地区要先请考古部门做好地下文物的普查工作。
  5）希望相关部门做好工作，协调好考古发掘、文物保护与基建工程的关系，并对下一步的考古发掘工作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
  至此，遗址正式定名为“富阳泗州宋代造纸遗址”。
  二第二阶段的发掘与遗址性质的确认
  第二阶段从2008年11月11日至2009年3月28日，总发掘面积约1808.5平方米，发现了丰富的遗迹，进一步明确了遗址性质，确定了遗址四至。
  1．发掘
  该阶段发掘采用布探方与布探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图1-6）。根据专家们的意见，我们在原发掘区西部及北部重新布方扩大发掘面积，所有发掘都只清理到南宋层（即2层下的遗迹）。
  我们在原发掘区西侧布10米×12米探方1个，编号T6，方向219°；10米×10米探方4个，编号T7、T8、T9、T17，方向2190。北侧布10米×10米探方1个，编号T10，方向219°；田间小路北侧布10米×10米探方1个，编号T16，方向174°；马路东侧布10米×10米探方4个，编号T11～T14，方向174°；原发掘区西北侧布10米×6米探方1个，编号T15，方向233°；在T10西北侧又布一条25米×6.5米的探方，编号T18（后因T21发掘需要将T18南部并入T21,T18实际只有11米×6.5米），方向196°。由于T10西北角发现一条铺砌规整的石砌路面，故在其西北侧布10米×10米探方3个，编号T19、T20、T21，方向219°。为清理C7和G8,T19向西扩方3米。为摸清古河道走向，T2东南部向南扩方约1.5米，扩方面积约6平方米。
  该阶段的发掘揭露出更多的遗迹，1b层下发现石路L1和G缸4，而2层下的遗迹非常丰富，有房址3座（F2～F4）、水池3个（C7～C9）、排水沟5条（G7～G11）、灶1个（Z7）、墙基2处（Q2、Q3）、道路1条（L2）。
  2．进一步确认遗址性质
  遗迹种类和分布显示，第二阶段发现的2层下遗迹与第一阶段发现的2层下遗迹是互相关联的同一组遗迹。2层下发现灶（Z7）、火墙（Q2）和古河道等遗迹，并且我们在此阶段发掘的各个遗迹单位都采集了土样（彩版三，1），其中灶Z7、水池C3和T7中发现石灰颗粒（彩版三，2），G7内发现较多草木灰1），C8中发现炭化竹片（彩版三，3）以及H10中发现炭灰（彩版三，4）等，这不仅进一步确证这是一处造纸遗址，而且还显示这是一处造竹纸的遗址。
  2009年1月，我们委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室的郑云飞博士检测的土样有了初步结果，其中5号陶缸内土样中包含有竹纤维等植物纤维（彩版三，5～7），8号沟内的土样中含有竹子的硅酸体。检测结果进一步证实该遗址确属造纸遗址无疑。
  2009年2月28日，中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潘吉星先生现场考察了遗址，观摩了出土遗物，并就该遗址的发现谈了个人看法。他说：中国是造纸术的故乡，而浙江是竹纸的故乡。从现场看，说这是一个造纸的遗址，非常令人信服。从布局看，保存得比较完整，这个遗址，从原料处理、沤竹、蒸煮、舂捣、漂洗、抄纸，最后到干燥，是个完整的体系，特别是我们看到的火墙遗迹，非常清楚。干燥用火墙，这是先进的方法。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记载的就有火墙，这里应是最早的实物证据。从遗迹分布看，确实是个典型的造竹纸的模式。从介绍的遗迹和遗迹中的实物遗留，比如沤竹的石灰还有纸浆等情况看，这里的工艺水平是非常高的，可能代表整个国家水平。到目前为止，这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一个造纸遗址。这里应该作为一个科技史的国宝来记录。
  3．确定遗址四至
  为了廓清遗址的分布范围，在布探方发掘的同时，我们在原发掘区的四周布设宽0.5～1.5、长3.5～28米不等的探沟24条（编号为TG1～TG24），发掘面积约220平方米（表1-1）。在TG10、TG12、TG15及TG16内发现一堵东西向的石块垒砌的墙基（Q4）,TG10中部也发现一东西向的石块垒砌的墙基（Q5），在TG19内亦发现东西向的石块垒砌的墙基（Q6），并在T11南侧的扰乱沟的断面上发现南北向的石砌墙基（Q7），在TG24内发现古河道的南界，在TG17西部未发现文化堆积现象。由此，我们可以基本判定泗洲造纸遗址的分布范围：遗址东至TG19东侧、西至TG17东部、南起TG24南侧古河道、北至TG7北侧白洋溪原河道南岸，遗址南北长约125、东西宽约145米，总分布面积约16000平方米。（参见图1-6）
  本次考古发掘领队为唐俊杰，工地负责人为杨金东，参与发掘工作人员还有梁宝华、赵一杰、王征宇、彭颂恩、杨华鑫、徐顺发、刘小军、周仁花，丁文萍、程海良、蔡乐群、方健、胡智勇、徐淑华、何一鸣、叶恩鸟等提供了后勤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