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第一节 地理环境
  富阳市位于浙江省西北部，地处北纬29°44′～30°11′，东经119°25′～120°9′之间。它东接杭州市萧山区，南连诸暨市，西邻桐庐县，北与临安市、杭州市余杭区接壤，东北与杭州市西湖区毗连（图1-1）。东西长69.7千米，南北宽49.7千米，总面积1831.21平方千米。平原约占18.7％，水面占5.6％，山丘占75.7％，有“八山、半水、分半田”之称。
  富阳市地处亚热带气候区，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温和湿润，年均温度16.3℃，年均降水量1479.3毫米，无冻害等灾害性气候。
  全市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地貌以两山夹江为特点，天目山余脉绵亘西北，仙霞岭余脉蜿蜒于境内东南和西南部，境内有低山、高丘、低丘、谷地、盆地和平原等多种地貌。全市河流均属钱塘江水系，富春江横贯市境中部，纳渌渚江、壶源江、新桥江、常绿溪、龙门溪、青云浦、白洋溪、大源溪、小源溪和渔山溪诸水，沿钱塘江注入东海。
  境内土地肥沃，自然资源丰富，农林牧副渔皆宜。江南丘陵以红壤、黄壤为主，宜于竹、松、杉、茶生长，其中毛竹林34.51万亩，居全省第二位，为纸业生产主要资源。1）富阳素有“中国造纸之乡”的美誉，造纸业历史悠久，直至今天仍然是富阳的支柱产业之一。
  泗洲宋代造纸遗址位于富阳市北部天目山余脉的凤凰山北麓，地处凤凰山至白洋溪之间
  的台地上，地势南高北低，地面平整开阔，属低山丘陵区（图1-2、1-3）。遗址南、西、北三面环山，东为平地，环境优越，属泗洲行政村管辖。高泰路从遗址南侧穿过，新建的320国道从其西侧穿过，村道完善，交通便利。遗址东距高桥镇约3000米，北距白洋溪约250米，东为观前村，西为泗洲村，村间水泥道路从遗址中间穿过。遗址处原为农田，种植水稻和蔬菜等农作物，现荒废，地表长满杂草（彩版一）。遗址南侧尚存小片竹林（图1-4）。发掘区东南角地理坐标为：北纬30°06′13″，东经119°54′33″，海拔17.6米。遗址总分布面积约16000平方米。
  第二节 历史沿革
  富阳，古称富春。富春之地，春秋属越，战国属楚。秦始置县。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会稽郡辖二十六县，富春为其一。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九年（394年），避简文郑太后阿春讳，改富春为富阳，属扬州吴郡，富阳之名始于此。
  北宋乾德五年（967年），钱镠析临安县地，置南新场。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钱氏归宋，复富阳县名。富阳，北宋时属杭州府，南宋时属临安府，元代属杭州路，明、清属杭州府。
  民国元年（1912年），浙江废府置道，富阳属钱塘道。十六年（1927年），废道，富阳直属于省。二十四年（1935年），全省划为9个行政区，富阳隶属于第二行政区。后又多次变更，至三十七年（1948年），改隶第四行政区。
  1949年5月4日，富阳解放，初属临安专区，1952年改为省直辖，1955年划归建德专区。
  1958年12月，改属杭州市。1961年，重置富阳县，属杭州市。1）1994年1月18日撤县设市。
  我们查阅的史料中未见关于泗洲宋代造纸遗址的直接记载，遗址附近的凤凰山和白洋溪亦仅散见于少量文献。凤凰山属天目山余脉，在宋代，凤凰山因为董双成与妙庭观2）的故事而闻名于世，成为当时善男信女朝奉的主要去处之一。《咸淳临安志》卷七十五记载：“妙庭观在富阳县西十五里，旧号明真。治平二年改赐今额。”遗址东侧有观前村，依稀说明以前凤凰山上道观的存在。古白洋溪是富阳有名的“一江十溪”之一。《光绪富阳县志》卷十《地理志》下“水利、桥梁、津渡”条载：“白洋溪发源县东北诸山，曲曲南流三十余里，由苋浦入大江。”3）它发源于遗址西部天目山余脉的大山深处，来自凤凰山西南侧周公坞的水也在今泗洲村并入该河。历史上白洋溪曾经多次改道，20世纪50年代，富阳修南北渠时将河道移到现在的位置，原河道的南岸在现河道南侧约200米。遗址的北界紧临原河道的南岸。在光绪《富阳县志》所载的《富阳县治图》中，在凤凰山、泗洲庵、观前及白洋溪之间，标示为清池塘的地方即为泗洲宋代造纸遗址所在地（图1-5）。
  第三节 发现与发掘缘起
  2006年，为改善富阳市交通状况，富阳市委市政府决定对境内的320国道受降至场口段实施环线外移工程。为切实做好320国道环线外移工程沿线地下文物的保护工作，富阳市320国道环线外移工程指挥部委托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对国道沿线地下文物开展摸底工作。2006年6月，杭州市文物考古所与富阳市文物馆组成联合调查队沿国道改道线路进行考察，初步认定高桥镇凤凰山区块、富春街道三桥下牌楼区块、鹿山街道栋山沿区块、场口镇周家马山区块和富春街道大青职高附近区块共五个区块存在地下文物的可能性极大。后因种种原因，沿线地下文物的普探和发掘工作迟迟未能开展。
  2008年7月，经过多次磋商，富阳市320国道环线外移工程指挥部与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就320国道受降至场口段环线外移工程沿线地下文物保护和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签订《考古勘探发掘协议书》。与此同时，富阳市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正在有序开展，320国道改道沿线的普查工作也是富阳市地下文物普查的重点之一。杭州市文物考古所与富阳市文物馆组成联合工作队，在国道沿线开展调查和普探工作（彩版二），并选择重要区块进行重点勘探和试掘。
  调查工作开始时，国道沿线途经区域上部表土多数已被施工方除去，道路两侧亦被施工方用挖掘机挖出了两条道路界线沟，部分地层剖面已经裸露出来，客观上为我们观察地层剖面提供了便利。
  2008年9月，联合工作队在凤凰山北麓的泗洲村东部进行踏查时发现特殊情况。据当地村民反映，此处地力不肥，还经常出现地表水下渗过快的情况，但以前地表未见明显的古代遗迹。遗址附近的黄泥山一带曾经发现大量东周时期的印纹硬陶片，附近的陆家山一带曾发现六朝时期墓葬1），遗址北侧的白洋溪村村民在修建民房时曾发现宋墓2），表明这一区域存在历史时期遗址的可能性非常大。工作队员在规划道路东南侧所挖界线沟翻出的土中发现了大量瓷片，伴出的还有石块、砖块、瓦砾等。在对沟壁进行简单清理后，发现了石砌遗迹（发掘编号为G2），初步认定这里存在一处古代聚落遗址。工作队即刻将这一消息报告给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和富阳市文物馆领导，所、馆领导认真讨论后决定将其上报国家文物局，经批准后对其进行正式考古发掘。
  第四节 遗址的发掘与性质的认定
  2008年9月至2009年3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杭州市文物考古所与富阳市文物馆组成联合考古工作队对泗洲宋代造纸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伴随着对遗址性质的认识和判断，整个发掘工作可分成两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的发掘与遗址性质的初步认定
  第一阶段从2008年9月1日至2008年11月10日，发掘面积约704平方米，发现了一系列遗迹，初步认定了遗址的性质。
  1．发掘
  发掘工作采用布探方的形式进行。根据规划中的320国道的走向，我们首先在遗址南部（调查发现大量瓷片地块附近）布3米×18米探方1个，编号2008ZFGST1（2008--发掘年份，Z--浙江省，F--富阳市，G--高桥镇，S--泗洲遗址，T--探方，1--探方编号，简称T1。下同），方向219°3）。其后，根据发掘情况，在与T1垂直的方向布10米×20米探方1个，编号T2，方向129°；在T2北侧布10米×10米探方3个，编号T3、T4、T5，方向219°；并随着遗迹走势，将T2～T5向东侧扩方2.8～5米不等，扩方面积约174平方米。（图1-6）
  发掘揭露出大量遗迹，其中2层下发现成组的遗迹，主要有：房址1座（F1）、墙基1处（Q1）、水池6个（C1～C6）、排水沟6条（G1～G6）、陶缸3个（G缸1～G缸3）、水井2口（J1、J2）、灶1个（Z3）、灰坑7个（H1～H5、H7、H9）。另外，3层下也有零星的遗迹发现，计有：房址1座（F5）、水井1处（J3）、灰坑2个（H6、H8）和墓葬1座（M8）;1b层下发现5处灶址（Z1、Z2、Z4～Z6）和一段石路（L1），其中5处灶连片分布。
  在发掘过程中，尽量保留遗迹，只在空当处下挖至生土。
  2．遗址性质的初步认定
  这些遗迹中有房址、水池、水井和排水沟等，除了窑址以外，此前我们并没有发掘手工业遗址的经验，一开始还是将其作为一般的聚落遗址进行清理。但是，一条条排水沟，一个个水池和半截埋在土中的陶缸，使我们感到困惑，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聚落遗址？在清理工作临近结束的时候，我们工作队的梁宝华开玩笑说“这是富阳第一造纸厂啊！”当地民工孟荣民马上附和“这里可能就是以前的造纸厂”。一句话，如醍醐灌顶--整个遗迹的种类和布局，不正显示其应该是一个生产所在而不是生活所在吗？这应该是一处手工业遗址。而且，造纸业在富阳历史悠久，现在也仍然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该遗址极可能就是造纸遗址。但是，作为酿酒、染布或做豆腐皮等其他手工业遗址的可能性能完全排除吗？为慎重起见，我们决定实地调查、走访富阳比较有特色的手工业作坊。
  2008年10月14日，我们专程赶往富阳灵桥镇，实地调查灵桥镇山基村、蔡家坞村的土法造纸手工作坊。作坊均位于山前，附近均有溪流，山坡上生长着可作为造纸原料的茂密的竹林。这些作坊大多从晚清使用至今，均采用土法造纸，保留了完整的手工造竹纸工艺，使我们对造纸的工艺流程有了初步的了解。之后，我们参观了展示古代造纸技术的华宝斋（中国古代造纸印刷文化村），对造纸的工艺流程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紧接着又前往东坞山酿酒作坊、染布作坊及豆腐皮作坊等进行实地考察。一番实地调查、走访下来，我们认为该遗址作为酿酒、染布或做豆腐皮作坊的可能性可完全排除，其应该是一处造纸遗址。
  与此同时，我们查阅了《富阳县志》1）、《天工开物》2）、《中国造纸技术史稿》3）、《中国造纸史话》4）、《中国传统工艺全集·造纸与印刷》5）等文献，把发掘材料与文献资料进行初步比对。根据调查资料和文献记载，结合遗址内揭露出的遗迹现象，我们初步认定该遗址就是一处造纸遗址。
  比对当地土法造纸作坊和相关文献记载的工艺流程，2层下成组的遗迹可能就是与造纸工艺有关的遗迹：房子（F1）可能是舂料与抄纸的工作间，水池可能是沤料池（C4）、漂洗池（C1）等，还有盛纸药的缸、供水的井和数量众多的给排水沟……
  分析遗址的出土遗物，判断2层下遗迹的年代应在宋代。如此，这一遗址可能就是宋代的造纸遗址，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造纸遗址。
  认识到该发现的重要性，我们立即知会320国道环线外移工程指挥部调整施工步骤，待我们发掘完成后再行施工。
  2008年10月16日，考古工地负责人在富阳市文物馆馆长徐顺发陪同下向富阳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以下简称“文广新局”）局长徐国明专门汇报了遗址发掘情况，徐局长对这一发现极为重视。随即，我们向富阳市副市长邵良做了专题汇报。
  2008年10月21日，富阳市副市长邵良在徐国明局长陪同下视察了考古工地，并观摩了出土遗物。邵良副市长听取了遗址发掘情况的汇报，询问了面临的问题，提出了遗址保护的初步设想。
  2008年11月4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曹锦炎等专家在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副所长唐俊杰的陪同下考察了遗址。经过现场考察，几位专家肯定了我们的判断，也认为该处是造纸遗址，同时提出邀请国家文物局专家前来做进一步鉴定的建议。
  2008年11月7日，我们邀请中国造纸学会纸史委员会委员缪大径、周秉谦及当地土法造纸专家沈柏顺到遗址现场考察，几位专家考察后一致肯定该处是造纸遗址。
  2008年11月10日，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黄景略、张忠培、徐苹芳、徐光冀、李伯谦等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曹锦炎，在杭州市园林文物局文物处处长卓军和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副所长唐俊杰的陪同下，对遗址进行实地考察，并就遗址的性质、保护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论证。会议达成以下几点认识：
  1）与会专家一致认同该遗址是一处宋代造纸遗址，并认为，反映造纸工艺流程的遗迹保存相对完整。出土遗物精美，且遗物所反映的时代比较明确，可以肯定它最晚是南宋晚期的；“大中祥符二年九月二日记”铭文砖则证明遗址可能早到北宋早期，遗址的延用时间长。该遗址是目前中国所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造纸遗址。
  2）专家们认为，造纸遗址全国少见，该遗址造纸工艺流程保存得相对完整，而且时代很早，遗址的保存价值很高，建议将该遗址保护下来。
  3）专家们认为下一步工作一定要扩大发掘面积，将遗址的分布范围找清楚。遗址发掘时只要清理到南宋层即可，下面的堆积情况可以通过开探沟、打探铲的方式解决。
  4）专家们建议公路改道，改道牵涉的地区要先请考古部门做好地下文物的普查工作。
  5）希望相关部门做好工作，协调好考古发掘、文物保护与基建工程的关系，并对下一步的考古发掘工作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
  至此，遗址正式定名为“富阳泗州宋代造纸遗址”。
  二第二阶段的发掘与遗址性质的确认
  第二阶段从2008年11月11日至2009年3月28日，总发掘面积约1808.5平方米，发现了丰富的遗迹，进一步明确了遗址性质，确定了遗址四至。
  1．发掘
  该阶段发掘采用布探方与布探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图1-6）。根据专家们的意见，我们在原发掘区西部及北部重新布方扩大发掘面积，所有发掘都只清理到南宋层（即2层下的遗迹）。
  我们在原发掘区西侧布10米×12米探方1个，编号T6，方向219°；10米×10米探方4个，编号T7、T8、T9、T17，方向2190。北侧布10米×10米探方1个，编号T10，方向219°；田间小路北侧布10米×10米探方1个，编号T16，方向174°；马路东侧布10米×10米探方4个，编号T11～T14，方向174°；原发掘区西北侧布10米×6米探方1个，编号T15，方向233°；在T10西北侧又布一条25米×6.5米的探方，编号T18（后因T21发掘需要将T18南部并入T21,T18实际只有11米×6.5米），方向196°。由于T10西北角发现一条铺砌规整的石砌路面，故在其西北侧布10米×10米探方3个，编号T19、T20、T21，方向219°。为清理C7和G8,T19向西扩方3米。为摸清古河道走向，T2东南部向南扩方约1.5米，扩方面积约6平方米。
  该阶段的发掘揭露出更多的遗迹，1b层下发现石路L1和G缸4，而2层下的遗迹非常丰富，有房址3座（F2～F4）、水池3个（C7～C9）、排水沟5条（G7～G11）、灶1个（Z7）、墙基2处（Q2、Q3）、道路1条（L2）。
  2．进一步确认遗址性质
  遗迹种类和分布显示，第二阶段发现的2层下遗迹与第一阶段发现的2层下遗迹是互相关联的同一组遗迹。2层下发现灶（Z7）、火墙（Q2）和古河道等遗迹，并且我们在此阶段发掘的各个遗迹单位都采集了土样（彩版三，1），其中灶Z7、水池C3和T7中发现石灰颗粒（彩版三，2），G7内发现较多草木灰1），C8中发现炭化竹片（彩版三，3）以及H10中发现炭灰（彩版三，4）等，这不仅进一步确证这是一处造纸遗址，而且还显示这是一处造竹纸的遗址。
  2009年1月，我们委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室的郑云飞博士检测的土样有了初步结果，其中5号陶缸内土样中包含有竹纤维等植物纤维（彩版三，5～7），8号沟内的土样中含有竹子的硅酸体。检测结果进一步证实该遗址确属造纸遗址无疑。
  2009年2月28日，中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潘吉星先生现场考察了遗址，观摩了出土遗物，并就该遗址的发现谈了个人看法。他说：中国是造纸术的故乡，而浙江是竹纸的故乡。从现场看，说这是一个造纸的遗址，非常令人信服。从布局看，保存得比较完整，这个遗址，从原料处理、沤竹、蒸煮、舂捣、漂洗、抄纸，最后到干燥，是个完整的体系，特别是我们看到的火墙遗迹，非常清楚。干燥用火墙，这是先进的方法。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记载的就有火墙，这里应是最早的实物证据。从遗迹分布看，确实是个典型的造竹纸的模式。从介绍的遗迹和遗迹中的实物遗留，比如沤竹的石灰还有纸浆等情况看，这里的工艺水平是非常高的，可能代表整个国家水平。到目前为止，这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一个造纸遗址。这里应该作为一个科技史的国宝来记录。
  3．确定遗址四至
  为了廓清遗址的分布范围，在布探方发掘的同时，我们在原发掘区的四周布设宽0.5～1.5、长3.5～28米不等的探沟24条（编号为TG1～TG24），发掘面积约220平方米（表1-1）。在TG10、TG12、TG15及TG16内发现一堵东西向的石块垒砌的墙基（Q4）,TG10中部也发现一东西向的石块垒砌的墙基（Q5），在TG19内亦发现东西向的石块垒砌的墙基（Q6），并在T11南侧的扰乱沟的断面上发现南北向的石砌墙基（Q7），在TG24内发现古河道的南界，在TG17西部未发现文化堆积现象。由此，我们可以基本判定泗洲造纸遗址的分布范围：遗址东至TG19东侧、西至TG17东部、南起TG24南侧古河道、北至TG7北侧白洋溪原河道南岸，遗址南北长约125、东西宽约145米，总分布面积约16000平方米。（参见图1-6）
  本次考古发掘领队为唐俊杰，工地负责人为杨金东，参与发掘工作人员还有梁宝华、赵一杰、王征宇、彭颂恩、杨华鑫、徐顺发、刘小军、周仁花，丁文萍、程海良、蔡乐群、方健、胡智勇、徐淑华、何一鸣、叶恩鸟等提供了后勤保障。
  第五节 遗址保护
  泗洲宋代造纸遗址的发现，引起各级政府和部门的高度重视，时任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国平专门做出批示，要求做好造纸遗址的保护工作。2008年12月9日，浙江省文物局副局长吴志强专程赶赴考古现场考察，高度评价遗址发现的重要性，并要求相关单位做好遗址的研究、保护和展示工作。富阳市委、市政府对此发现也极为重视，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保护措施，并决定增加投资，将320国道从遗址的西侧绕行，以保护遗址完整。富阳市委书记徐文光、副市长邵良等领导专程到考古工地实地考察和指导，并指示相关部门一定要做好遗址的保护工作。富阳市文广新局邀请文物、考古和文保方面的专家召开专家论证会，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就遗址保护和利用问题进行研究。富阳市文物馆积极做好相关工作，争取早日将富阳泗洲宋代造纸遗址申报为富阳市第一个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8年12月26日，富阳泗洲宋代造纸遗址保护专家论证会在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召开。会议由富阳市文广新局组织，与会专家有浙江省文物局副局长吴志强、浙江省博物馆学会会长陈文锦、浙江省考古学会会长曹锦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书记沈岳明、杭州历史博物馆馆长吴晓力以及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副所长唐俊杰等。会议达成以下几点共识：
  1）鉴于该遗址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时间最早、规模最大、工艺流程最为完整的一处宋代造纸遗址，具有重大的历史文化和科研价值。同时它又对丰富南宋都城临安的文化内涵，提升富阳市的知名度，促进富阳造纸业的发展，开展富阳市特色旅游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保护好这处遗址，责无旁贷。
  2）关于遗址本体保护，应坚持分层次保护的原则，造纸遗址核心区以永久性的钢构建筑为主，边缘区可作回填保护。
  3）建议市委、市政府对遗址周围村庄和道路建设进行重新规划，留出遗址空间。同时请交通部门尽快拿出调整方案，以便政府决策。
  4）造纸遗址现场的保护棚和造纸作坊的专题博物馆是同时建还是先后建应尽快确定。
  5）富阳市应就此项工作尽快设立专门领导班子，成立常设机构。
  6）为便于今后申报国保单位，建议尽快将泗州宋代造纸遗址公布为富阳市市级文保单位，加强遗址的保护与管理，开展相关工作。
  7）在公布为富阳市市级文保单位时，名称可用“泗州宋代造纸遗址”。
  2009年3月2日下午，富阳市市委书记徐文光主持召开书记办公会议，研究富阳泗洲宋代造纸遗址保护开发工作，市委副书记张锦铭、汤金华出席。会议听取了市文广新局关于富阳泗洲宋代造纸遗址有关情况的汇报，充分肯定了前期所做的遗址发掘工作。会议认为，作为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工艺保存最为完整的造纸遗址，富阳泗洲宋代造纸遗址具有重要的研究、保护和开发利用价值。会议强调，要以强烈的责任意识和机遇意识，从建设“富裕阳光之城”、打造“运动休闲之城”，建设“山水文化名市”、打造“中国造纸之乡”的高度，充分认识、深入研究该遗址的历史文物价值、教育宣传价值、文化旅游价值和产业品牌价值所在。坚持“长短结合、统筹整合”理念，立足保护，搞好开发，努力实现遗址综合效益最大化。会议明确，成立相应机构，落实人员经费，研究制定遗址整体保护开发的规划方案，抓紧落实遗址现场保护措施，确保遗址现场不受破坏；积极争取，努力申报为国家级文保单位。
  2009年3月20日，富阳市文广新局提请富阳市人民政府批准泗洲宋代造纸遗址为富阳市市级文保单位。2009年4月28日，富阳市人民政府经研究认为，作为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处造纸遗址，泗洲宋代造纸遗址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同意将其列为富阳市第七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请市文广新局、高桥镇政府、320国道环线外移工程指挥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要求，将文物保护单位纳入城乡建设规划，落实专人管理，制定保护措施，即时进行维护。
  2009年9月29日，经富阳市人民政府研究，同意富阳泗洲宋代造纸遗址保护区分四类进行范围划分，即保护区划定为重点保护区、一般保护区、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和环境保护范围。（图1-7）
  1）重点保护区范围：指泗洲造纸遗址本体，东西长约145、南北长约125米，分作坊区和生活区两大区块，总面积约16000平方米。
  2）一般保护区范围：以造纸遗址本体为中心，周边东、南、西方向各向外延伸20米作为保护范围，北方向外延伸约30米（即至遗址北面第一条机耕路北外侧）作为保护范围。
  3）建设控制地带范围：东面以高泰路为界分南、北两段，北段为造纸遗址本体东面向外延伸约100米，南段沿凤凰山山脚至凤凰山山体南端；西面分北、中、南三段（北、中段以泗洲村和观前村村道为界，中、南段以高泰路为界），北段为遗址本体西面向外延伸100米，中段沿新改建的320国道东外侧，南段沿凤凰山山脚至凤凰山山体南端；北至古白洋溪北岸（即遗址北面第二条机耕路北外侧，离遗址本体约160米）；南至凤凰山山体南端山脚。
  4）环境保护范围：北至泗洲溪北岸，南至凤凰山山体南端，向东从造纸遗址本体向外延伸约315米，西线以高泰路为界分南北两段，北段以造纸遗址本体东面向外延伸至泗洲村大溪畈路（离遗址本体约315米），南段沿凤凰山山脚至凤凰山山体南端，面积约1平方千米。要保护好该区域及周边环境，特别是严禁在造纸遗址附近山体取土，并保护好原水系。
  2009年10月12日，富阳市副市长王小丁再次召集市文广新局、发改局、规划局、国土局、建设局等部门，研究落实遗址的保护和利用工作。对遗址周边的环境保护进行规划，拟在遗址南侧的凤凰山修建休闲公园。在保护造纸遗址本体的同时，计划引进造纸文化村，增加观众互动区，将其打造成集保护、宣教和休闲为一体的遗址公园。
  2009年10月16日，新制作的保护碑树立在遗址现场。
  2010年6月8日至7月6日，杭州市文物考古所与富阳市文物馆组成的联合工作队，对泗洲造纸遗址进行覆土回填工作，保护遗址使其免遭破坏。（彩版四）
  遗址发掘过程中，我们多次与基建部门交流协商。320国道环线外移工程指挥部十分重视地下文物的保护工作，积极协调各方面关系，为遗址的发掘做出了极大让步，为我们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目前，泗洲宋代造纸遗址已得到妥善保护，遗址保护性展示等相关工作也正在有序进行。
  第六节 资料整理与报告编写
  在遗址发掘过程中，我们尽可能搜集遗址所包含的信息，第二阶段发掘的各个遗迹单位内的土样都进行了采集，以便检测使用。发掘资料的整理工作与遗址发掘同步进行，出土遗物尽量做到边发掘边清洗、整理、登记，并认真挑选器物标本。考古队员利用雨天及晚上的时间对挑选出的器物标本进行绘图、描述工作。2009年3月28日，田野工作结束时，器物标本线图基本绘制完成，发掘简报初步完成。由于所内工作人员短缺，再加上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任务紧急，该遗址的报告编写工作不得不暂缓。
  2009年11月，发掘资料的整理工作正式启动。我们先对照发掘时的原始材料（发掘日记、发掘记录、遗迹图、照片、录像等）核对遗迹描述情况，认真校对遗迹图，全面校对器物标本图，对照器物审核器物图，同时进行器物标本分类整理工作，并广泛搜集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对遗址进行初步研究。2010年5月，拍摄器物标本照片。
  参与整理工作的有杨金东、王征宇、徐顺发、梁宝华、赵一杰、何国伟、沈国良等。遗址外景和遗迹摄影由杨金东、赵一杰完成。遗迹图由赵一杰、彭颂恩绘制，杨金东电脑清绘。器物图由赵一杰、何国伟绘制，王征宇、杨金东审核校正。书中其他插图由杨金东绘制。器物标本拓片由沈国良、梁宝华完成。器物标本摄影由杭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徐彬完成，杨金东协助拍摄，何国伟补拍了部分器物标本照。
  整理工作完成后，开始报告的编写。编写工作由唐俊杰主持。唐俊杰任主编，徐顺发任副主编。第一章第一、第二、第五节由徐顺发、杨金东共同撰写，第一章第三、四、六节，第二章，第三章，第五章第一节之二（二）、三（二）和第二节由杨金东执笔撰写，第四章和第五章第一节之一、二（一）、三（一）由王征宇、杨金东共同撰写。2011年3月，报告完成。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李志荣博士审读了全稿，并提出了修改意见，杨金东进行了修改，最后唐俊杰审核定稿。
  《中国文物报》1）和《中华遗产》2）曾先后刊发泗洲宋代造纸遗址的发掘和发现情况，公布资料中如有与本报告不符的，以本报告为准。

1）富阳县志编纂委员会：《富阳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1）富阳县志编纂委员会：《富阳县志》，第5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2）［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七十五，道光庚寅钱唐振绮堂汪氏仿宋本重雕，江苏古籍刻印社，1986年。 3）［清］光绪《富阳县志》线装本，富阳市文物馆藏书。 1）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内部资料。2008年10月，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在320国道受降至场口段绕行改道工程考古调查中于陆家山一带发现两座纪年砖室墓。墓砖上有模印阳文“太康四年”字样。 2）曾有村民拿出两件文物让考古人员鉴定，一件为青瓷碗，一件为白瓷碗。器形特征明显，为宋代遗物。据该村民介绍，这两件文物是其在修建住房过程中于屋后的小山坡上发现，属于一座砖室墓内出土的文物。 3）布方时使用的是地质罗盘，方向上存在一定误差，后根据全站仪及卫星照片校正，发现误差为5.6762°，本书中的方向数据均为校正后的数据，误差值采取四舍五入法，取6°。 1）富阳县志编纂委员会：《富阳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2）潘吉星：《天工开物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3）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年。 4）潘吉星：《中国造纸史话》，商务印书馆，1998年。 5）张秉伦、方晓阳、樊嘉禄：《中国传统工艺全集·造纸与印刷》，大象出版社，2005年。 1）竹料需要淋石灰水或草木灰水，以加速竹子的腐烂，提纯纤维。 1）唐俊杰：《杭州富阳泗洲发现宋代造纸遗址》，《中国文物报》2009年1月8日第2版。 2）唐俊杰：《杭州富阳造纸遗址：千年前从竹到纸的奇迹》，《中华遗产》2009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