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谢景初和谢公笺
  谢公笺是北宋谢景初创制的染色笺纸，是我国古代手工纸中的一大品牌。它以色彩绚丽，制作精美而著称于世。明代陈耀文在《天中记》一书中，记载谢公笺的特色，“谢公笺有十色笺，深红、粉白、杏红、明黄、深青、浅青、深绿、浅绿、铜绿、浅云十色也。”谢公笺是用天然的植物或矿物染料制成十种颜色，方便和适宜于人们书写。与唐代“薛涛笺”并称名纸。
  谢景初，生于北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卒于北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祖籍河南陈郡阳夏（今河南省太康县），因其先祖谢懿文在五代吴越时任盐官（今浙江省海宁市）县令，举家迁居浙江。谢懿文死后，墓葬在富阳城东部的新顺五庄（今高桥谢墓村），从此谢家定居于富阳城北的小隐山麓。
  谢景初在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考中进士后，授大理评事知越州余姚县（今浙江余姚市），做了不少有益于余姚百姓的好事。庆历七年（1047年）十一月，谢景初几经实地勘察和规划，组织民工数万人，修筑捍海圹堤，以“外障沧海之狂澜，内保桑田之物产”，在修筑海圹期间，谢景初餐风露宿，亲临工地指挥。他的文友，北宋著名文学家王安石曾为此写有《越州余姚县海圹记》，文中称赞谢景初“不以才自负而忽民之急，”“能亲以身当风霜氛雾之毒”这条横亘余姚的百姓称之为“谢公堤”，以纪念谢景初在余姚兴修水利的功绩。谢景初通判秀州（今浙江省嘉兴市），汾州（今山西省汾阳县），海州（今河北省唐海县）以及湖北转运判官，吏部司封郎中、工部屯田郎等任上，清廉自介，都有惠政，被后人称之为“贤臣”。
  资料来源：周秉谦撰稿
  姜芹波与忠记昌山纸
  昌山纸是富阳竹纸中的著名品种，因其主要产区在富阳礼源（今属灵桥镇）的菖蒲坑和山基村，古时槽户以二村地名中的第一个字为纸名，故称“昌山纸”。
  姜芹波忠记“昌山纸”，是昌山纸中最负盛名的品牌，它是山基村槽户姜昌忠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精工精料而创立的名牌产品。据《富春姜氏宗谱》记载，姜昌忠的祖父姜元君（字殿杨）于清嘉庆年间由梓树村迁居山基，继承祖业，开槽办厂，以当地盛产的嫩毛竹资源抄造纸张。并创建“浙富小源姜芹波忠记黄白纸厂”。生产和经营元书、薄坯、昌山等手工竹纸。姜元君祖上世居梓树村，历来以造纸为业，时人称其家族“制仿蔡伦，德孚东浙”的造纸世家，具有丰富的生产实践经验和经营纸业的才能。其子姜载清、姜载生兄弟承父业，以姜芹波纸号经营纸业，生产簿坯元书和昌山纸，除行销于浙江省范围内，还运转至江苏、无锡、丹阳与北京等地。清末民初，“姜芹波纸号”，传至第三代传人姜昌忠、姜昌柳后分别经营，姜昌忠取纸号为“姜芹波忠记”，姜昌柳取纸号为“姜芹波生记”。其中，姜昌忠聘请当地有名的抄纸工匠汪志明为“把作”师傅，采用农历小满前后的当年嫩毛竹为原料，当天砍伐削竹断料，并当天落圹浸漂，以保持竹料的鲜嫩度。在水源选择上，务必使用洁净的“头坝”水，溪水作为浸漂原料和抄纸张用水。在翻滩、腌料、淋尿、蒸煮、漂洗、舂捣等制浆工艺上，把握每个生产环节，提高浆料的净度和精细度。在抄纸和烘纸等技术要求较高的工艺，则严格把关，一丝不苟。由于汪志明抄制的姜芹波忠记昌山纸讲求精工精料，在当地有“洁白厚重，匀净润泽”的称誉，被人们公认为“造纸能手”。汪志明是汪村人，在姜昌忠的姜芹波忠记纸号造纸二十余年中，为名牌产品姜芹波忠记昌山纸作出了卓著的贡献。因此，姜昌忠待汪志明亲如家人，很受尊重和信任。
  姜昌忠，是姜载清的第二个儿子，生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卒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他创办的姜芹波“忠记”纸号，重视产品质量，恪守经营道德，讲究信誉。他出产的昌山纸，每件绝无破纸，缺张或病张，每件纸侧都盖有“姜芹波忠记”长方形木质印记，为了防假，除各色纸上盖有“忠记”二字外内有仿单一纸（附样一张）。凡盖有此印记的昌山纸，江、浙、沪、京等各大纸行、纸店都视作“质量信得过”的免检产品，在纸张经销商中享有很高声誉。民国四年（1915年），姜芹波忠记昌山纸获得国家农商部嘉奖，并被确认为最高特贷。同年，在巴拿马万国商品博览会上，富阳昌山纸获得二等奖牌。
  为了防止有人冒充其品牌，浙富姜芹波忠记黄白纸厂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在每件纸中夹有防伪仿单一纸，以便识别真伪。（附“防伪仿单”一式原印件于后）。
  （撰稿：周秉谦）
  李扶与富阳元书纸
  元书纸是富阳传统手工竹纸中的著名品种，它呈淡米黄色，纸质松软，纸面略显毛茸，有明显帘纹，略带淡雅的竹子自然清香。一般用于书写、裱画或制作帐册簿籍，印制描红纸、信笺等。
  用竹造纸是我国古代造纸史上一个重大的原料和工艺突破。富阳盛产竹子，竹林面积和毛竹立竹量均占浙江省的第二位，仅次于有“竹乡”之称的安吉。加上富阳素有手工造纸的传统，因此，竹纸历来是富阳传统手工纸生产中的一大名品，产品名目繁多，其用途也各不相同，其中以富阳元书纸最为著名。
  富阳元书纸据传始于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宋室南渡，定都临安（今杭州市）之后，杭州成了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宋小朝廷偏安江南一隅，文恬武嬉，耽乐湖山，醉生梦死，加上中原地区的大批勋戚、达官、富贾、士子南渡杭州，促进了杭州经济的畸形繁荣，成了全国最大的消费型都市。在文化消费方面，随着宋代最高学府国子监从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迁到杭州，大量的国子监监本书籍大都在杭州开雕印刷；宋代文人有编撰前人或自己个人著作出版刊行的风尚，随之而起的是杭州民间刻书业的兴起，书坊、书肆星罗棋布，遍及杭州的大街小巷，杭州成了全国的印刷业中心。陆深在他的《金台纪闻》一书中说：“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郡最下”，可见当时杭州印刷业在全国的地位。吴自牧在他著的《梦梁录》卷十三中记载，杭州的书铺、裱褙铺、纸铺、纸扎铺等专门经营纸和纸制品的商行店铺，“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印刷业的兴盛，增大了对纸张的需求。囿于当时的运输条件，原先从川蜀、闽、贛等纸产区调运纸张不仅路途遥远，难以为继，而且运输成本高昂，已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纸张需求，势必要寻觅距杭州较近的纸产区生产价廉质优的印刷用纸。作为杭州近郊的富阳，本来就有造纸的习惯和基础，而且皮纸有名品，史有记载。于是，南宋朝廷饬令时任富阳知县的李扶在富阳督造印书纸。
  李扶，字持国，建州松溪（今福建省松溪县）人，宋高宗绍兴十五年（1145年）进士。据《宋诗记事小传补正》卷三载，他曾任兴国军永兴（今湖北省阳新县）县丞，摄大冶县（今湖北省大冶县）事，在任期间“招抚流散，安集田里，百姓晏然”很有政绩和口碑。绍兴二十二年（1152）调任富阳知县。李扶的家乡建州松溪县，也是著名的竹纸产区，他利用富阳盛产毛竹的优势，雇请建州纸工来富阳，抄造竹纸。但几经试制，终因富阳竹纸脆软疏松，纸面毛茸，不堪印书。但可供国子监生起草文稿和练习书法之用，故称其纸为元书纸。元书有文章、书法草稿之意。自从元书纸有了其用途的标准定位之后，富阳纸工对元书纸的抄造工艺不断改进和改良，技艺精益求精，形成颇具特色的制作方法。
  富阳元书纸从削竹断料烘焙成纸，要经过七十多道工序，生产全过程约需六十天，因此，纸农有“片纸非容易，措手七十二”的谚语和“敬惜字纸”的劝诫，道出了传统手工造纸的艰辛。尤其是富阳元书生产过程中的人尿发酵法，是有别于其它竹纸产区的一种颇具特色的工艺手段。用人尿发酵，因尿液中含有氮的代谢物尿素［化学式CO(NH2)］及嘌吟类化合物尿酸及盐类，能加快竹料的发酵腐烂，对竹类纤维的损伤较小。人尿发酵法，是富阳纸工在长期实践中的一项发明和创造。
  由于富阳元书纸工艺独特，市场定位准确，因而它一问世，就受到人们的欢迎。富阳民间谚语有“京都状元富阳纸，十件元书考进士”之说，意为勉励学子用功读书，专心作业，只要认真用完十件元书纸，就有望考中进士。由此可见，富阳元书纸之用于学生簿籍，由来已久，蜚声于国内。自南宋直至近代，江、浙、沪乃至京、津，都设有专营富阳元书纸的纸行、店铺。用富阳元书纸制作的中式帐簿、描红纸、各式信笺、大字簿等文化用品，更是遍及城乡，被广泛使用。又据张静庐所著《中国出版史料补编》记载，民国初期，富阳元书纸是浙江省手工文化用纸中惟一的出口产品，远销日本和东南亚等地。
   （撰稿：周秉谦）
  从史尧臣到上盘坞元书纸
  大源镇东南部的史家村，自宋末元初以来，一直是富春史氏的最大聚居地。这里群山环抱，地势东南高，西北低。东有百药山，与萧山交界；南对普恩岭，与常绿一岭相隔；西面山峦重叠，一溪自东南向西北流出村口，汇入大源溪。四周无大块平原，仅沿溪有小块狭小坡地，山林约占总面积的90％。这里四季气候分明，满山遍野的毛竹，皮薄肉厚，是造纸的好原料。因此，史家村人历来以做土纸为业，到处有纸槽，人人善造纸，世代相传，直至上世纪末。
  史家村造纸的鼎盛时期开始于清朝乾隆年间，这与史氏的一位先贤、传奇人物史尧臣有关。
  史尧臣，讳聖宗。国学生。生于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卒于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先时尧臣家贫，靠务农和打工（帮槽户做纸）度日，但他“夙兴夜寐，克勤克俭”，并在其楼姓夫人的精心协助下，“以致田园日扩，家资万金”，逐渐发展为“富甲一乡”的财主。史尧臣致富后，首先想到充分利用山林资源，发展和扩大传统造纸业。据记载，史尧臣手中先后共购进十八个庄口（即山坞）的毛竹山，约有七八百万斤竹量，发展到四十八只皮镬（即纸槽），一百多家槽厂，除史家本村外，周边的山支头、中方坞、菖蒲坑、桑石岭等村都有史家的槽厂。当时，富春江南曾流传这样的民谣：“朱禄年（灵桥人）的谷，史尧臣的竹”，足见史家造纸声名鹊起。据行家估算，史家造纸直接操作工就需600多人，再加上忙工时节的辅助工，可见其造纸业的兴旺程度。
  史尧臣生产的纸以元书、六千、海放最为著名，这些都是熟料纸。史尧臣很会经营，尤其注重质量，严格把握造纸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做到青竹斫得嫩，青皮削得光，石灰浆得透，竹料煮得熟，滩水翻得清，白料捣得细，纸浆捣得匀。加上山泉水质良好，还拥有一大批抄纸和晒纸的行家高手，做出的元书纸达到光、洁、白、匀、不逃墨色，不易虫蛀，成为当时上等书写用纸。史尧臣出销的成品纸包装结实整齐，不短斤少两，无缺张和破纸，因此声誉卓著。史尧臣之后，他的五个儿子元相（武庠生）、元洪（国学生）、元贞（国学生）、元英（岁贡生、候选训导）、远坤（登仕郎），不但勤于学业，而且继承了家业，使史家造纸业继续发展和提高。在清朝和民国时代，史家的大部分在大源纸行经水出货，销往江苏和天津等地，而这些地方只要看见盖有桃红色“富春史尧臣”的印章，即一路放行，畅通无阻。史家的纸在大源纸行、富阳纸行和杭州湖墅纸行，都能卖到最高时价，并毋须开篰检验。因此，“富春史尧臣”成了远近闻名的手工纸品牌，史家也成了富阳著名的土纸之乡。像史尧臣这样“数十年间得备尝其艰苦而后亲见其炽昌”的人并不多见，因此民间流有诸多传说，最为后世所津津乐道的，是说尧臣一家因行善积德，而在观音殿佛座底下得到意外的藏银，从而发迹。史尧臣夫妇因“创业肇基”和对造纸的发展功绩最大，而一直被子孙后代奉为最受尊敬的祖先。
  史家的造纸业历经数百年而不衰。新中国建国前后史家仍保持有几十家槽厂，而在众多的纸槽中，要数坐落在上盘坞、下盘坞、蜻蜓湾和梅树坞的槽厂做的元书纸质量最佳。这几个小自然村都隐藏在大山深处的小山坞中，过去人烟稀少，槽厂建在竹海之中，斫竹最方便，青竹最新鲜。上盘坞取的是石墙湾的水，下盘坞取的是金竹湾的水，蜻蜓湾取的是百药山的水，梅树坞取的是泉湾的水，这些出水口都是砂石山，“头把水”特别清澈又无丝毫污染，成为得天独厚的条件，加之在精工细作上继承了史尧臣时的优良传统，因此纸的质量始终保持上等水平。
  清朝末年，下盘坞史久华开设的纸槽制造的“史久华”元书纸，就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品牌。后来，槽厂传到其子史济镕的手中。史济镕虽读书出身（郡增生），自己在外教书，但槽厂聘请当地有名的师傅把作，继续使用“史久华”牌号并保持元书的优良品质。抄纸的主要有俞正山、史达山、史见山、晒纸的有张其昌等。
  与史济镕同时，神功山人张秉铨看好上盘坞的水质与竹林，来此开设槽厂，生产的“张秉铨”元书纸更成为一时之绝。终年为其办料的师傅叫何张见。后来，张秉铨之子张永泉继承槽厂，保持“张秉铨”品牌，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停槽。因此，在《富阳县志》的“纸业”篇中，“上盘坞元书纸”被列入建国初期富阳的传统名牌土纸产品。
  后来，上盘坞所办的竹料集中到下盘坞纸槽继续生产。集体化后，下盘坞（含上盘坞）变成了史家七队，而优质元书的生产从未中断，直至60年代末70年代初，还生产出相当数量的超级元书。这些超级纸，四角斗方，用手拉住四角，中间放块泥砖纸张不会破损。
  另外，民国时期蜻蜓湾的史盛泉槽厂生产的“史宝琛”元书，史习生槽厂生产的“史美成”元书也都是优质品牌元书，尤其是头镬都能做出簿坯纸。比较好的做纸师傅有才发、才方、史美裘、史美庭、李正高、盛本善、李明祥等。
  下盘坞、蜻蜓湾的元书纸生产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末。
  （撰稿：史庭荣）
  “金丝坞”与上官元书纸
  在山环水绕的上官乡，循石板岭而行至金竹坪，在它的右前方有一个名叫金丝坞的深山坞。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地村民陈佐荪曾在这里兴办造纸厂，生产出特级元书纸，成为一段佳话。
  陈佐荪，上官乡盛村人，一位德高望重的陈姓族长。平时善于言表，乐作民事调解，享有声誉。民国初，他选中石板岭的金丝坞开槽造纸。利用四周遍布的竹林资源和金丝坞的清莹溪水，建了两厂长槽，长年作业，聘请本村的做纸师傅陈泮泉生产元书纸。经过精心制作，称为“金丝坞”元书纸，终于飞出深山，名扬苏杭，成为我县的一张历史名纸。
  上官造纸，历史悠久。千百年来，在不同时期曾经制造出诸多纸品。据不完全统计，主要有簿坯、表黄、小黄尖、大黄尖、大海放、小海放、大昌山、小昌山、大京放、小京放、元书、五千、黄元、折表、洋白纸、书画纸、乌金纸、四六屏、卫生纸、原坯、锡箔纸等，其中不乏佼佼者。特别是元书纸，可称一绝。直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还几次专门订购，为供特需。
  上官元书，优中之最当数簿坯，行家常常称之为“超级元书”或“元书极品”。时公坞业主陈祥安的“无底潭”元书纸就属这一优质品牌。据说，在封建时代，这种纸专供朝廷，用于、著书立说、文书契约，做帐薄等永久性资料之用，不仅书写流利，且具经久不蛀的优点。还有石板岭业主陈增安生产的“芝堂坪”、大同岭业主陈荣安生产的“大同山”等都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享有盛名。其中，大同岭九岗坞的“大同山”品牌，直到1965年还生产出优质元书，被誉为超级元书纸。
  此外，在上世纪30年代初，周村陈浩川和他的儿子陈时俊还创办过“江东造纸厂”，利用当地桑皮、藤皮、竹料等资源生产出一种新的文化用纸（俗称“洋白纸”），为乡人所称颂。
  上官元书多名品，这与当地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广大纸农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是密不可分的。
  上官位于富阳江南中部的高地，海拔均为800多米的双峰尖与万寿山于东南夹峙，逶迤剡溪自石板岭之谷奔泻富春江。全境毛竹资源多达数百万杆，为勤劳的上官纸农施展才干，提供了广阔天地。而且，上官东临常绿，南面湖源，西接龙门，北依新关，居高临下，纸工群集，上官造纸因此具有明显优势。
  上述各家名纸生产规模都不大。除陈增安置有四厂长槽于石板岭外，其余各家都是两厂长槽。但是他们都聘请了当地造纸名师把作。如盛校山聘盛阿海，陈佐荪聘陈泮泉，陈荣安聘盛其才，陈祥安聘陈校增，陈增安聘陈富生。这些师傅都是远近有名的造纸高手，名师高艺入佳境，于是造出了优质品牌。还值得一提的是，业主中也有文化较高的，如陈荣安、陈增安都是法政大学毕业生，他们的经营理念和品牌意识，可能比普通业主更高一筹。
  上官元书纸对原料的选择非常认真。首先要求青竹，“嫩”到未放竹桠前砍削，所以青竹的砍、削时间控制得极严格。其次，要求水质良好，从办料到抄纸，所用之水不仅洁净无尘，而且对水中所含成分也有讲究，所有纸槽都选置在深山老林中。中塔岭、石板岭、时公坞的水都属龙门山的火山岩水系。大同山惟独九岗坞的溪水宜产高级元书纸。三是制作工艺必须严谨、精细，从削竹办料到抄纸、晒纸、磨纸包装，每道工序都必须严格把关。如必须用熟料、人尿腌制，用脚碓捣料等。
  上世纪80年代，日本纸业代表团曾两度专访上官，了解竹纸生产情况，并给予甚高评价。
  （撰稿：陈乃斌、陈其祥、黄品耀）
  里黄弹京放纸
  京放纸是富阳传统手工竹纸中的名品，它的原料与抄制工艺均与元书纸相同，只不过京放纸的尺寸要比元书纸更长更大，纸张规格一般有52×115厘米或61×118厘米两种。因其形制模仿明、清时期流行于京师北京、产于江西或福建官纸局的贡品纸连四（亦称连史）和玉扣，所以名为京仿纸。后来由于纸行经销商讹“仿”为“放”，遂称京放纸。
  富阳生产的京放纸，不仅历史悠久，且屡屡荣誉加身。1915年巴拿马世界博览会荣获二等奖；1926年北京国货博览会又获二等奖；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成为著名品牌产品；60年代又生产出超级京放纸，成为享誉一时的极品。京放纸主要产于富阳大源、大同、新建、上里、上官、湖源、常绿等地，特别是常绿镇里黄弹的京放纸当首屈一指。
  里黄弹的纸业兴旺，得益于天时地利和人才济济。
  里黄弹坐落在双峰尖与陡石山之间，满山遍野，竹林翠绿，清澈的黄弹溪水从石梯、流沙岗的山涧奔腾而出，给这里的纸农以得天独厚的造纸环境条件。“里黄弹”京放纸主要产纸槽——“石见坞”和“夹竹坞”就深长在她的怀抱里。
  在20世纪40年代，里黄弹村曾有14张纸槽，生产京放纸。其中石见坞的造纸业主分别是章宝华兄弟和卢连福兄弟两家。他们分别经营两厂长槽。章宝华家开有“天生堂”药店，他本人原系学徒出身，有一点文化。他聘请章林胜抄纸，卢明山舂料，卢如林晒纸，都是技术很好的造纸师傅。
  卢连福一家世代做纸，他的父亲卢明芳就是一位抄纸能手。
  他们共用的槽号是“石见坞本槽”。在夹竹坞也有两厂槽，业主是章连寿的爷爷，尔后传给章连寿的父亲章岳通。这时，由章连寿抄纸，请化山村的朱水标晒纸。他家纸槽印号为“章岳通”。
  京放纸亦属文化用纸，质量要求是：色白光洁，厚薄均匀，拉力强。里黄弹生产的京放纸尤胜一着。它的用水直接取自山上，绝对没有污染。竹料采自流沙岗或其他沙性土上长出的嫩竹，并必须在小满前5-7天砍伐下山，当天断竹削青浸料。浸、堆料均不能见到阳光直照，必须用人力舂料；料塘踏料也要遮阴。抄纸用浆要料细无杂，帘平浆匀，四角一致。
  里黄弹的京放纸通常由人力挑到萧山河上店出售给丁祥荣开的“广兴”纸行，或通过大源船运销往杭州、苏州、南京等处。价格要比别地方生产的京放纸高得多。
  20世纪50年代初，章连寿曾去上官供销社卖过纸。收纸师傅看了他的纸，不无惋惜的说：“你这纸肯定是超级京放了，可惜没有收购标准，只能多给你点化肥作奖励了。”
  里黄弹的京放纸在20世纪60年代曾出口日本，并获得较好声誉。
  （撰稿：黄品耀）
  富阳皮纸
  富阳（包括原富阳、新登两县下同）皮纸历史悠久、享誉古今。
  唐时，富阳曾有上细黄白状纸闻世，成为纸中上品。宋时，又有宵井纸和赤亭纸，为当时两大名纸，驰名京省。
  明清以后，皮纸仍是富阳纸业生产的一个主要内容。
  民国初期，富阳皮纸进入一个新的鼎盛时期。皮纸作为富阳造纸的三个大类之一，它的产量和质量都在全省独占魁角。据1928年统计，富阳当时生产的桑皮纸年产量达6400件，草皮纸2916块，分列全省同类产品的第一位，并有相当的名牌产品蜚声中外。1915年，在巴拿马世界博览会上，新登皮纸获“支那纸”荣誉奖。
  富阳生产的皮纸种类颇多，主要销往金华、兰溪、杭州、苏州等地，亦有部分为本市所有，如做雨伞，1928年全市计有伞铺工场十多家。另如松溪里官村做扇子用的面料也是桑皮纸。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富阳的皮纸主要在上里、城阳、新浦、松溪、南安、新义、新关等乡村生产，年总产量维持在3000-5000担上下。新中国成立后，上里有不少皮纸师傅还在杭州、余杭、遂昌、龙游、温州等机制皮纸厂任技术员或担任领导职务，对全省的韧皮纤维造纸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至1973年，富阳全市尚有皮纸槽74具，双皮纸框7871张，之后，这些手工工具渐被淘汰，代之而起的是机器生产。
  富阳历史上的主要皮纸品种有：
  1、桃花纸 又名桃花笺，洁白匀净，薄而强韧，主要用于裱糊纸屏、纸窗、纸阁以及制作风筝、雨伞和高档包装，亦可用于书画。富阳桃花纸主要产于上里，其产量曾占浙江桃花纸总产量的百公之四十以上，是浙江省皮纸中的名品。
  2、白棉纸 又名棉纸、白皮纸，是用桑皮为原料制作而成的白色薄型纸，因其纸质柔软如绵而又坚韧，故称白绵纸。
  清末民初，富阳的上里是白绵纸的主要产区。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的西湖博览会上，富阳上里的白绵纸荣获一等奖。
  3、桑皮纸 富阳纸农习惯把以桑皮为原料抄造而成的本色纸称为桑皮纸。富阳生产的本色桑皮纸有二种，一种以全桑皮为原料，具有较好的强韧性能，撕裂度、强度和耐破度都较高。“五杭”之一的杭州历史著名工艺品“杭扇”中的黑纸扇，就是采用富阳桑皮纸制作而成的，又称桑皮扇。另一种是用桑皮60％，稻草40％。富阳的本色桑皮纸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西湖博览会上，获得特等奖。
  4、油纸 油纸是一种以韧皮纤维为原料制成的纸张为原纸，经柿油或桐油、锌油浸渍加工后制成的防水纸。据传，油纸工艺肇始于魏晋时期，最初是替代娟帛用于达官贵人出行的车乘遮阳避雨的伞盖。后来，人们取其用白皮纸或桃花纸浸渍净油后的油纸具有透明度较高的特点，用来摹拓书画；也有利用油纸抗水性能较强的优点，用来制雨伞、糊灯笼。
  明清时期，富阳是全国闻名的油纸生产和加工产地之一，俗有“油纸出钱塘，富阳最有名”之说。富阳的油纸加工，选用产于上里的白皮纸，浸渍纸张的油料为柿油、桐油、梓油等植物干性油，这些油料干燥后能在纸上结成油膜，从而增强了纸张的透明度、强度和抗水性能。在1929年的西湖博览会上，富阳生产的油纸曾获得特等奖。
  （撰稿：周秉谦、黄品耀）
  黄关银、方茂潮与桑皮纸
  新登镇大山村，坐落在镇东的大山坞里。大山坞是一条自东北向西南，长达十余里的山坞。在它的东北方，有高兀的冬瓜岭俯视，周围更是峰恋连绵。源自东北群山间的宝山溪奔腾西去，两侧是宝山村、大山村与胜总村首尾相连。长期以来，这里的农民以做桑皮纸为主要营生手段。民国时期，这里的人家有四分之三以生产桑皮纸为业。据老年人回忆，他们做桑皮纸的历史可追溯到有清一代，其鼎盛时期当在民国，曾拥有纸框达千张以上。直到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随着机制纸的大力推广，这里才开始改弦更张，另谋职业。
  黄关银是大山村人，一米七十多的个子，长得身强力壮。由于家境贫寒，少时给他人打工度日。后来学习做桑皮纸，纸槽建在大山罗家桥赤凉亭，取用绝无污染的山坞里的溪水。他的桑皮纸出名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品名为“黄关银”，共有80多张纸框。
  黄关银在村里为人厚道，工作积极。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该村首批中共党员，第一任村党支部书记，在任达十年之久。1995年因病去世，享年八十一岁。他的桑皮纸生产历时十余年。
  在大山村，还有个方茂潮生产的“方茂林”品牌的桑皮纸，比黄关银还早一些，他家有102张框。后有李金根三兄弟承继祖业，拥有200多张纸框。李金根（1907年生）本人十来岁就做桑皮纸，1956年夏天，他创造出一月生产“四担一头”的记录，每天100框，要浇6缸纸料。每天劳酬要比平常增加10个工分。
  大山村的桑皮纸过去是人力肩挑到渌渚下船，航运至杭州、上海出售。后来公路开通，则挑到昌东众圃上汽车。供销社收购站建立后，挑到新登街上卖给收购站。
  大山村的桑皮纸主要用作油纸原纸，做雨伞、箬帽、扇子、包装枪支弹药，防雨防潮。
  大山村桑皮纸制作要求水清无杂，好水才能使料漂得清；其次要精确配料，一塘料用1000斤稻草加150斤桑皮，生产三担桑皮纸（3012张）；再则料要踏得细，杂物要捞净。浇纸要一遍成，不能反复，否则这张纸就厚薄不匀而成次品了。
  （撰稿：黄品耀）
  “顺洪记”靛样毛纸
  富春街道杨梅山村，是个已有五百多年历史的小山村。在清末民国初，该村曾有一位名叫陆光浩的农民生产过一种高档的草纸，称作定样草纸（一说靛样）。不仅闻名遐迩，而且远销日本，被人们称为“飘洋过海必用之纸”。
  生产定样草纸的要求极高。
  首先在选料上，稻杆必须洁白。通常选用种在山垅田里或沿溪边田的洋尖稻草。为此，对水稻施肥亦有讲究，如施用猪牛栏畜肥的一定要经过另外堆放，先进行发酵腐熟，否则绝对不用，以防稻杆不洁而致纸呈异色。最好是当年仅施石灰的稻草。不用在收割前倒伏的稻草。当稻谷长到有八九成熟的时候就要割倒，第二天便成垛堆好。如果遇到下雨天，草堆的顶上要加草盖。堆放半月掉头翻身。再过半月后，要摊开晒草。通常按太阳光的强度大小，晒两到三天。然后腌草，腌草的石灰要用青云桥石灰厂生产的石灰，它的质量好。腌草过程中要翻料3至4次，通常每周一次。料熟了，用两只体大力壮的水牛踏料。一般一塘料（即可做40一50块纸的草料）分三批踏好，中间相隔3-4天一批。每批料要踏两天。接着是洗料。陆光浩家用的是专门洗料塘，置于自家稻田内。上有山溪水流注，料塘水流向稻田做肥料。据说这种田的稻草杆子特别白，尤其适合做定样草纸。做纸专由陆光浩的大儿子良智操作，要求帘平，纸帘四角料浆均匀，纸面厚薄一致。除了一张上好的帘具外，在槽的左手边放一把眉毛钳，右手边放一只缝纫针，以便在抄纸时剔去留在帘纸上的稻草节或谷壳之类的污杂物，使得做出来的纸张洁白无疵。扦毛纸要求堆叠成直线上升，不偏不倚。草皮晒场上晒纸要抢露水——这也是关键的一着。这样晒好的纸特别平整、洁白、漂亮，确保这种纸的品牌质量。要求是第一天晒到中午收起，因下午的太阳光太猛，易使纸张发皱或集边；第二天继续晒半天。撕毛纸（分纸）手势要轻，用力要匀，速度宜缓，以免撕破、变形，同时撕好的草纸要摆整齐，叠放平整。磨纸，必须细致巧作，这也是一道重要的装整工序。
  陆光浩的定样草纸品牌为“顺洪记”，由富阳县城里的“义泰”纸行收购，价格不菲。
  据说，定样草纸在日本用作海上航运帐本记帐之用，具有落水不化，字迹不退的特点。日本乃一岛国，东南西北面背水，又是台风、地震频临之地，藉纸以防不测之虞，也属科学，或许这正是“飘洋过海必用之纸”之意。
  在国内，定样草纸为当时的妇女和艺人在化妆、卸妆时的擦脸之用。因其具有较强的吸收油脂功能，且手感柔软，不仅不伤人脸面，而且感觉很舒服，当时是一种高级擦油用品。
  （撰稿：陆佐华、黄品耀）
  宵井坑边纸
  在富春街道宵井村，远在宋代，就出过名播天下的宵井纸。后来，由于沧桑之变，工艺失传而湮没无影。20世纪初，该地又以草纸崛起，其中有两家著名的草纸槽户，他们的草纸至今尚被人们传颂着。
  一家是陈凤标，一家是孙德海。
  陈凤标，清光绪时人。先时，他的爷爷自新登湘主茹口迁此。他本人行医，是位当地有名的中医师，他置办了二厂纸槽。他的四个儿子也都以做纸为业，大儿子记泉、三儿子九寅负责抄纸。
  他们对做纸的原料——稻杆，要求十分严格，基本上自产或从新登胥口邦坎、渌渚谢莲专门采购。这些地方的田土多沙性，水质清澈，长出来的稻草显得白净。腌草、翻料由凤标的第二个儿子负责。所需石灰专用大青毛弯里的，那里的石料纯净，烧得透，化得细。还要求配料精确。抄纸时，打浆、捞杂，一点也不能马虎，做到浆匀无筋。抄纸的帘专从大源选购或请制帘师傅到家来专做。
  这张草纸出名在抗日战争以前，卖给富阳县城里的“元泰”或“义顺”纸行。纸行老板见到陈凤标的纸，绝对信得过。1945年陈凤标去世，儿辈分了家，纸的名气也越来越小了。
  孙德海长期务农在家，与陈凤标同村，但要比他小十来岁。孙德海的父亲就做纸，拥有两厂长槽，四个儿子同抄纸业。德海自己就是一个抄纸能手，非常细致耐心。他家的做纸原料是选长杆稻草，特别是要选那些冬晒田、春花田的，做出来的纸白净。腌草的石灰也是毛弯里的。抄纸时要求：捞净草筋打细浆水，多抖浪头，匀平四角。
  孙德海的纸出名稍晚于陈凤标。但由于一直没有分家，四个儿子齐心协力，品牌存世时间要比凤标的长得多。这两家的品牌分别是“陈凤标记”、“孙德海记”。孙德海的纸也是卖给富阳县城里“元泰”纸行或“义顺”纸行。凤标与德海的纸通常要比别的人的价高三分之一，他们每年都有千块银元的收入。
  凤标与德海平时为人厚道，好施乐助，为村人称道。但若有人要去借他们的印号，便会遭到他们的婉拒。爱护品牌，维护信誉，其实也是情理中事，值得提倡。
  在宵井村，20世纪的前半叶，做草纸乃是家常谋计，亦是借以营生的一种重要手艺。据年逾八旬的该村朱永顺老伯说：“为了取得更好的纸价钱，大家都想在做纸上争气。”他说他的大伯朱锦标也出过名纸。在一个当时人口不过几十的小村寨，竟有诸多造纸名家，确实令人敬佩。
  其实，包括宵井在内的原大青处所，山青水秀，阡陌纵横，历来以生产优质草纸著称于世。据《富阳地名志》记载：“富阳草纸誉满省内外，论功首推大青。大青坑边纸一直是富阳草纸的真正代表，常年产量7000担左右。”如此规模的业绩，当然是要名扬四方了。
  （撰稿：黄品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