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富阳传统手工造纸，据最早有全县性数据的清光绪《富阳县志》记载：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富阳每年竹纸约可博六七十万金，草纸约可博三四十万金。
  民国初期至民国25年（1936年），富阳手工造纸曾经历了一个兴旺发达的时代。民国元年（1912年），富阳手工纸产量，要占全国手工纸总产量25％，其产值约占全省手工纸总产值的44％。据《浙江纸业》记载，民国19年（1930年），富阳县有槽户10069户，拥有纸槽10864厂，手工纸产量641.11万件（合59002吨），计产值8667912元（银元），占全省手工纸总产值的41％，名列全省各县之首。新登县有槽户926户，拥有纸槽926厂，手工纸产量39.71万件（块），合2285吨。计产值276307元（银元）。占全省手工纸总产值的13.2％，居列全省第16位。
  富阳、新登两县，当年共有槽户10995户，拥有纸槽11790厂，手工纸总产量680.82万件（块）（合61287吨），计产值8944219元（银元）（表1、2）
  这一时代，富阳手工纸除行销国内18个省和直辖市外，还出口外销日本、菲律宾、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
  民国26年（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从当年12月24日日本侵略军侵占盘踞富阳县城至1945年8月15日军投降的8年间，富阳城乡屡遭日军烧杀掳掠，人民生灵涂炭，农业和造纸生产遭到严重破坏。1939年10月，日军流窜县境内土纸运销出入要口新义杜墓时，烧毁了价值600万余元（按银元计）的富阳土纸。约占当时富阳县全年手工纸总产值的70％。八年抗日战争使富阳造纸业从兴旺发达陷入了每况愈下的衰败境地，并导致以后相当时期的一蹶不振。据资料提示，抗日战争前的民国25年，富阳竹纸生产51.55万件，至抗日胜利后的民国35年，富阳竹纸产量34.05万件，减产17.5万件，下降34％。
  民国34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富阳手工造纸生产稍有恢复，但由于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加之接蹱而来的通货膨涨，纸价暴跌，又使纸农槽户深受其害，手工纸生产仍处于惨淡和萧条状态。据1993年版《富阳县志》记载：“富阳（不包括新登县）手工纸年产量由1936年的13512吨，下降到1949年的9480吨；槽户数由1936年的10069户，下降到1949年的3456户，由于生产连年下降，纸农生活十分困难。流传于纸乡纸农中的一首顺口溜，真实地反映了富阳解放前夕广大纸农的生活困境：“肩背雨伞小包裹，出门到处寻槽户，三餐薄粥毛盐过，棉袄蓑衣当被铺”。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下简称新中国）成立后，富阳手工造纸业重新崛起。但由于不同时期的政策和市场影响，手工纸生产、经营有起有伏，可分为五个不同时期。
  恢复时期（1950年－1957年）
  新中国成立初起，商品流通渠道不畅，富阳纸品销售十分困难，大都槽户等待观望，或缺乏资金闭槽停产，大批做纸工人失业，纸农陷入困境。1950年，中共富阳县委在向中共浙江省委报告中阐述：“从去年9月份起，土纸无销路，造纸槽厂大部分垮台，只有极少数还在坚持生产，大源区原有983家纸槽厂，从业纸农5087人，经帮助动工生产的槽厂仅200家，该区仍有失业纸农3766人。”
  1950年3月，浙江省工业厅派员到富阳，成立手工业改进所大源办事处，帮助改良竹纸生产技术：在原用作制造黄烧纸、大海放、小海放等祭祀用纸的竹浆中，加入松香、明矾等化工原料，并辅以精作细做的技术指导，改良出土“白报纸”、“绿报纸”，1951年生产18014件（合509吨）。在当时文化用纸不足的情况下，这两种纸可替代办公和报刊用纸。同时还改产成一部分卫生纸和浆纸板，销往上海市场。同年9月，国营土产公司富阳办事处建立，并委托当地供销合作社代购手工纸；县财政部门发放土纸预购定金（不计息），并动员私营纸商企业资金下乡，资助纸农恢复，发展造纸生产。1951年，富阳恢复生产的槽户达3456户，从业人员10519人（不包括新登县）。手工纸产量从1949年的10575吨，回升到1951年的23700吨。
  1951年后，经过土地改革，改变了原来的生产关系，雇工（开槽）生产方式大大减少，贫困纸农分到土地（竹山）和纸槽，始行互助帮工开槽造纸，后发展为以“等价交换”协作形式的生产互助组造纸。1955年，纸区实现合作化。是年，全县投产运行的农业生产兼手工造纸的合作社就有471个，造纸人数达10073人，有竹料纸槽1844厂，坑边纸槽7124只，桑皮纸框8066只。此前于1954年6月，手工纸的购销业务，划归当地供销社统一经营后，销售渠道畅通，手工纸产量相继连年上升。1957年，全县手工纸产量增至28245吨，比1949年增1.67倍。其中坑边纸产量249万块（含6544吨），比1949年的109万块（合14940吨）增加1.28倍。
  萎缩时期（1958年－1961年）
  1958-1961年，是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农村工作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山区纸农被迫放弃土纸生产，上山开荒种粮。“三年困难”时期给全县土纸生产带来了冲击，造成土纸生产的严重滑坡，三年中全县毁竹林面积1600多公顷，荒芜竹林面积4600余公顷。平原产粮地区推行稻草还田作基肥，坑边纸原料随之大减，槽户普遍停槽。至1961年，手工纸产量由1957年的28245吨下降为10650吨，低于1950年产纸量13170吨的水平。坑边纸产量，由1957年249万块下降为42万块，减产209万块。
  发展时期（1962年－1965年）
  1962年春，中共富阳县委、县人委及时调整农村工作政策，提出山区在山靠山，纸区要以竹养纸，以纸为业；平原粮产区要“以农为主、以副（生产草料坑边纸）养农”的指导方针。是年3月15日，成立了富阳县土纸联合社，承担组织手工造纸行业技术交流，提供市场信息等业务。中共富阳县委分工有一名副书记、县人委有一名副县长负责手工纸生产工作。各区、乡也相应建立纸业生产工作机构，确定专人负责，司理纸业生产经营管理。
  期间，富阳手工纸生产得到中央、省属有关部门的关怀和支持。1962年，经申报浙江省商业厅、省供销合作总社等部门同意，富阳手工纸的收购价格，调整提高20％，并给予纸农棉布、化学肥料等时为紧销物资的奖售。据1963年统计，这一年富阳供销社所收购的26935吨手工纸，奖售给纸农化学肥料（尿素）1245吨，棉布与胶鞋（票证面额）分别有21万米和12万双，大米9.7万公斤。是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手工业管理总局拨给富阳供烧石灰（造手工纸辅助原料）专用原煤4000吨。浙江省手工业管理局局长李茂生带领技术员到富阳帮助开展手工造纸技术革新工作，并拨给钢材、钢管100多吨，支援富阳试制打浆机、铁煏弄、蒸气锅等造纸设备。推进富阳手工造纸业的发展。
  1964年，全县纸槽增至10918厂，手工纸总产量达29810吨。均高于前两个时期最高年产（1957年）的记录。
  稳定时期（1966年－1972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开始。“文革”时期富阳纸业生产虽受到多方面干扰，但土纸毕竟是富阳农民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广大纸农依然坚持生产。“文革”中期，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广大纸农积极响应，做到“晚上闹革命，白天不停槽”。手工造纸业总体趋于稳定状态。据1974年调查，全县拥有纸槽11142厂，其中竹纸槽1515厂，坑边纸槽9553厂，桑皮纸槽74厂。这一时期，手工纸年均产量29210吨。产量最高的1971年达32195吨，比前三个时期最高年（1964年）的29810吨，增产2385吨，增长8％。
  革新时期（1974年－1994年）
  1973年，三山公社（今鹿山街道）三合生产大队（今三合村）队办企业三合皮纸厂，永昌公社（今永昌镇）何云造纸厂、春江公社（今春江街道）新建造纸厂，新义公社（今高桥镇）虎尾坞造纸厂等，依托传统手工造纸工艺优势，分别改用机械造纸，试制成功皮料白皮纸，草料坑边纸、竹料卫生纸和杂用纸。1974年后，机械造纸进一步发展，手工纸的比重随之逐步下降。1980年，全县建有机制造纸厂228家。是年，竹料卫生纸产量18735吨，其中机制卫生纸7875吨，占43.3％，手工卫生纸7875吨，占52.7％，草料坑边纸产量158万块，其中机制坑边纸107.6万块，占68.1％，手工坑边纸50.4万块，占31.9％。
  1991年，全县纸品总产量94421吨。其中机制纸与纸板77652吨，占总产量的82.9％；手工竹料纸和草料坑边纸产量分别为15183吨和31716块，占总产量比重分别降为16.90％、0.20％。
  期间，1979-1980年，大源山区的朱家门、兆吉、庄家坞等村，在传统生产文化用纸——手工竹料元书纸的基础上，开发成功富阳书画纸（又称仿宣纸、富阳宣纸），成为富阳手工纸产品的后起之秀。
  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随着机制纸与纸板生产的迅速发展，富阳传统手工造纸中以桑皮为原料的皮纸（包括桑皮纸、绵纸、雨伞纸等）和以稻草为原料的坑边纸（包括斗方、厚斗纸等）生产，分别于1992年、1994年全部退出造纸业历史舞台。
  1994年后，在富春江南岸山区的湖源、大源（新关、大同片）灵桥（礼源片）、常绿、上官、渔山、里山等8个乡（镇）中仍有部分村，传承生产以嫩竹为原料的手工纸。据2005年调查，上述8个乡（镇）中有48个行政村，共设有纸槽615厂，从业人员4920人。是年，富阳市全市总产量439万吨。其中，机制纸和纸板438万余吨，占99.9％，手工竹料纸4406吨，仅占0.1％。（1949年～2005年富阳市（县）手工产量情况和2005年全市手工纸生产基本情况分别见表2、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