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富阳（古称富春），不仅山明水秀，风光绮丽，而且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勤劳智慧的富阳人民，锐意创新，奋进不辍，在富春大地上谱写了无数光辉灿烂的诗篇。千百年来，世代相传的富阳手工造纸业，便是其中最悠久、最美好的史诗之一。
  历史悠久 源远流长
  我国为文化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造纸术的发明远在数千年之前，为世界纸业之发源地。而富阳，素有“土纸之乡”之称，在我国造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相传在汉明帝时代（公元58年～75年。下括号（）内均为公元纪年），富阳就有造纸活动。这一说法虽尚未得到确凿证据，但这与我国造纸的历史溯渊于西汉时期相吻合。
  富阳传统所产的纸，都以手工制造，品类颇多，历来概论其全，统称为“富阳手工纸”。依其原材料分有皮料纸、竹料纸、草料纸（分别简称为皮纸、竹纸、草纸）三大类。
  皮纸
  富阳的造纸业，相传是从生产皮纸开始的。当时产有“藤边”（类似当今桑皮纸）。皮纸又称楮纸，以藤皮、楮皮、桑枝皮为原料造纸。清光绪（1906年）《富阳县志》载：“货之属——皮纸。以楮皮为之，西北乡造，为包裹银洋之用。桑皮纸以桑枝皮为之，西南乡造。”民国19年（1930年）《浙江之纸业》载：“蔡伦纸以木皮制造的称谷纸”。《石林燕话》：“所谓谷纸，亦即楮纸。”唐时号为“白藤纸即楮纸耳”。“澄心堂”纸也是楮树皮为原料制造的。由此可见，制造皮纸历史之远古。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载：汉时，剡溪一带，四、五百里盛产藤，取藤皮造纸，质地极佳。余杭由拳村也出好藤纸。由拳村，位于今余杭区南14公里处，距富阳市高桥镇铜岭村仅一公里之遥。纸乡相连，技术融通，为富阳纸农提供了良好学习条件。
  富阳历史上的皮纸主要品种有桃花纸、白皮纸、桑皮纸（以全桑皮为原料制造），草皮纸（用桑皮60％，稻草40％为原料制成）和以韧皮纤维原料制成的纸张为原纸，经柿漆或桐油加工后制成的油纸（防水纸）等5种。桃花纸主要用于裱糊纸屏、纸窗以及制作风筝和高档包装，亦可用于书画。白棉纸（又名绵纸、白皮纸）是以桑皮为原料制作而成的白色薄型纸，因其纸质柔软如棉而又坚韧，故称白棉纸，古时以作书画为主。桑皮纸、草皮纸主要用于制作桑皮扇（杭州历史上著名工艺品“杭扇”中的黑纸扇，就是采用富阳桑皮纸制作而成的）和包装物品。油纸用于制雨伞、糊灯笼和盖物防水等。据民国17年（1928）统计资料记载：富阳产有桑皮纸6400件、草皮纸2916块，分别占全省同类产品的第一位。20世纪中期，富阳的皮纸主要产区在上里、城阳、新浦、松溪、南安、新义、新关等乡村，年产量为3000～5000担上下。1970年尚有上里三合村生产“长东洋”雨伞纸590件，绵纸（铁笔腊纸原纸）781件。之后代之而起的是机制白皮纸、滤油纸、打字腊纸原纸、引线少纸等。
  竹纸
  “竹纸”一词，最早见于南宋著名鉴赏家赵希鹄著的《洞天清泉》：“若二王真迹，多是会稽坚纹竹纸，盖东晋南渡后难得此纸，又右军父子多在会稽故也。”据此推测，在东晋时已有竹纸。
  东晋南北朝时期（317～581年），富阳就开始用嫩竹为原料生产土纸，自古名“竹纸”。唐代（618～927），富阳所产上细黄白状纸，为纸中精品。至宋代（960～1279年），富阳的竹纸生产显著发展，当时生产的“元书、井纸、赤亭纸”，以制作精良，品质精粹，光滑不壳，洁白莹润，而被誉为“三大名纸”。成为朝庭“锦夹奏章”和科举试卷上品用纸，行销全国，名扬天下。宋吴自牧《梦梁录》卷十八《咸淳临安志》卷五十八均有富阳有元书、井纸、赤亭纸的记载。时有“京都状元富阳纸、十件元书考进士”之说。宋代“谢公笺”是北宋时期谢景初（富阳高桥谢墓村人，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进士），在富阳以生产赤亭纸的原料创笺样以便尺书，纸张光滑坚韧、莹润如玉、纸纹细密、耐水串漫、一度与唐代“薛涛笺”齐名。明代文学家陈耀文在他的《天中记》一书中记载：“纸以人得名者，有谢公、薛涛二人”。
  竹纸中的名品元书纸，始于南宋隆兴乾迈年间（1163～1173年）。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市区）后，当时的最高学府国之监要印刷大量的监本书籍，以供学子研读。由于战乱及交通限制需就近生产印书用纸。富阳为京师临安近郊，历史上又以产纸闻名，于是命令时任富阳知县李扶在富阳督造印书纸。李扶是福建建州人，他的家乡产竹纸，因而由他雇请建州抄纸师父来富阳传授竹纸制造技术。在建州抄纸师父的传、帮、带的实践中，富阳纸农终于造出了竹纸中的上上佳品“元书纸”，时称“建纸”。
  元书纸除印书外，还用于官府起草公文和国子监生练习书法。“元”“原”二字相近，故名元书纸。另据民间传说：宋朝有个吏部大臣叫谢富春，在吏部行文中，一次用富阳“赤亭纸（元书纸的前称）”给皇上写奏章，工折呈上后，皇帝见奏章字迹清楚，纸质洁白，受弹有音，闻有清香，便召谢臣，问其故？谢奏曰：此乃富阳赤亭文书，用竹浆而造。皇上见此纸优于当时朝庭用的“绵藤纸”。经亲试，落笔粗细有如，不渗不破、书写流畅，当即传旨谢臣，可作朝庭御用文书。谢公接旨后召集吏部官员，研究确定了纸的规格和质量要求，指定富阳生产，作为贡品奉献朝庭。此后皇帝每年正月初一到天坛庙祭，写祭文专用此纸。鉴于正月初一庙祭（又称元祭）此纸专为“元祭”文书所用，故纸名叫“元书纸”。
  清光绪《富阳县志》载：“竹纸出南乡，以毛竹、石竹二者为之，有元书六千五百圹，纸昌山、高白、时元、中元、海放、段放、长边、鹿鸣、粗高、花笺、裱心等。名不胜举，为邑中生产第一大宗”。
  草纸
  富阳草纸，当地俗称毛纸，又称坑边纸。为富阳传统手工纸的后起之秀。据传起源于明代，盛于清代。在明代建文年间（1396～1940年），宵井村（今属富春街道大青片区）农民，运用竹浆造纸原理，开始用稻草作原料，生产出坑边纸。这后，草纸生产传遍富阳新登的产粮区。每年农民在忙完粮食（水稻为主）生产后，就腌草做纸，成为粮产区的主要副业。以稻草为主要原料，境内南北各乡，均有生产，历有近600年历史。草纸中的小坑边纸，曾长期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素为富阳的大宗土特产品。在明末清初，富阳江北（今富春街道大青片区）陆光浩等农民曾生产出高档草纸，当时称作靛样毛纸（一说靛样纸）不仅闻名遐迩，而且远销日本，被人们称为飘洋过海必用之纸。据说靛样纸在日本用作海上航运帐本之用，具有落水不化，字迹不退的特点。日本乃一岛国，又是台风、地震频频之地，籍纸以防不测之虞，也属科学，或许这正是“飘洋过海必用之纸”之意。
  名纸竞出 屡获嘉奖
  富阳传统手工造〓（块由于选料严、做工精、水质好、品质优等特色，名纸竞出，在国内外各种屡获嘉奖。
  民国4年（1915年）工纸〓礼源乡山基村槽户，姜芹波（忠记）生产的昌山纸，获国家农商部嘉等东南确认为最高特货。是年，在巴拿马万国商品博览会上，富阳竹纸中的昌山纸”、“京放纸”双双获得二等奖；新登产皮纸获“支那纸”荣誉奖。
  民国15年（1926年），在北京举办的国货展览会上，富阳的“京放纸”“昌山纸”分别获得二、三等奖。民国18年（1929年）在杭州举办的第一届西湖博览会上，富阳的元书纸、大源地区的乌金纸、江北上里山的白皮纸分获特等奖；槽户汪笑山的刷王纸、大源地区驻军坞的王大圣的“五千元书纸”、朱遮哉的“靛样”黄纸、振和的黄纸和上里山的本色桑皮纸分获一等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62年，大同人民公社（简称公社，后同）庄家坞大队第一生产队生产的元书纸，在河北保定召开的全国“日杂”会议上，被评为“超级”元书纸。受到全国供销合作社总社和国家手工业管理总局的表扬和奖励。
  1964年、1965年，湖源公社（乡级建置）李家、颜家村生产的元书纸被省评为“超级”元书纸。其间潘家坞4厂槽定为国务院专用元书纸生产基地，连续三年为外交部生产特需元书纸400件。
  1965年，上官公社（乡级建置）大同岭九岗坞生产的老牌“大同山”元书纸，省评定为“超级”元书纸。是年，常绿公社（乡级建置）里黄弹村石见坞生产的老牌“里黄弹”京放纸，省评定为“超级”京放纸。
  1990年，灵桥镇外沙村富阳古籍宣纸厂生产的“放年牌”古籍印刷专用纸，获国家轻工业部全国博览会金奖。1993如，又相继获国际中小型企业技术展览古籍印刷专用纸优秀展品奖旨后召集工业部科技成果奖。1994年“放年牌”书画纸获国家新闻出版署贡品奉优秀产品奖。（详品牌产品简介表六）
  1994年，大源镇庄家坞富春江宣纸厂生产”的“富泉牌”手工画心纸（即仿宣纸）获全国林业优秀新产品博览会银奖，1996年获国家科委星火计划“85”成果博览会优秀项目奖。1998年获杭州市科学技术进步“星火”三等奖和浙江省优秀农产品银奖。1999年获杭州市新科技产品金奖、2000年获杭州市农产品金奖。2001年获浙江国际农业博览会优秀奖（详品牌产品简介表六）。
  生产经营 历有波折
  富阳传统手工造纸，据最早有全县性数据的清光绪《富阳县志》记载：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富阳每年竹纸约可博六七十万金，草纸约可博三四十万金。
  民国初期至民国25年（1936年），富阳手工造纸曾经历了一个兴旺发达的时代。民国元年（1912年），富阳手工纸产量，要占全国手工纸总产量25％，其产值约占全省手工纸总产值的44％。据《浙江纸业》记载，民国19年（1930年），富阳县有槽户10069户，拥有纸槽10864厂，手工纸产量641.11万件（合59002吨），计产值8667912元（银元），占全省手工纸总产值的41％，名列全省各县之首。新登县有槽户926户，拥有纸槽926厂，手工纸产量39.71万件（块），合2285吨。计产值276307元（银元）。占全省手工纸总产值的13.2％，居列全省第16位。
  富阳、新登两县，当年共有槽户10995户，拥有纸槽11790厂，手工纸总产量680.82万件（块）（合61287吨），计产值8944219元（银元）（表1、2）
  这一时代，富阳手工纸除行销国内18个省和直辖市外，还出口外销日本、菲律宾、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
  民国26年（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从当年12月24日日本侵略军侵占盘踞富阳县城至1945年8月15日军投降的8年间，富阳城乡屡遭日军烧杀掳掠，人民生灵涂炭，农业和造纸生产遭到严重破坏。1939年10月，日军流窜县境内土纸运销出入要口新义杜墓时，烧毁了价值600万余元（按银元计）的富阳土纸。约占当时富阳县全年手工纸总产值的70％。八年抗日战争使富阳造纸业从兴旺发达陷入了每况愈下的衰败境地，并导致以后相当时期的一蹶不振。据资料提示，抗日战争前的民国25年，富阳竹纸生产51.55万件，至抗日胜利后的民国35年，富阳竹纸产量34.05万件，减产17.5万件，下降34％。
  民国34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富阳手工造纸生产稍有恢复，但由于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加之接蹱而来的通货膨涨，纸价暴跌，又使纸农槽户深受其害，手工纸生产仍处于惨淡和萧条状态。据1993年版《富阳县志》记载：“富阳（不包括新登县）手工纸年产量由1936年的13512吨，下降到1949年的9480吨；槽户数由1936年的10069户，下降到1949年的3456户，由于生产连年下降，纸农生活十分困难。流传于纸乡纸农中的一首顺口溜，真实地反映了富阳解放前夕广大纸农的生活困境：“肩背雨伞小包裹，出门到处寻槽户，三餐薄粥毛盐过，棉袄蓑衣当被铺”。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下简称新中国）成立后，富阳手工造纸业重新崛起。但由于不同时期的政策和市场影响，手工纸生产、经营有起有伏，可分为五个不同时期。
  恢复时期（1950年－1957年）
  新中国成立初起，商品流通渠道不畅，富阳纸品销售十分困难，大都槽户等待观望，或缺乏资金闭槽停产，大批做纸工人失业，纸农陷入困境。1950年，中共富阳县委在向中共浙江省委报告中阐述：“从去年9月份起，土纸无销路，造纸槽厂大部分垮台，只有极少数还在坚持生产，大源区原有983家纸槽厂，从业纸农5087人，经帮助动工生产的槽厂仅200家，该区仍有失业纸农3766人。”
  1950年3月，浙江省工业厅派员到富阳，成立手工业改进所大源办事处，帮助改良竹纸生产技术：在原用作制造黄烧纸、大海放、小海放等祭祀用纸的竹浆中，加入松香、明矾等化工原料，并辅以精作细做的技术指导，改良出土“白报纸”、“绿报纸”，1951年生产18014件（合509吨）。在当时文化用纸不足的情况下，这两种纸可替代办公和报刊用纸。同时还改产成一部分卫生纸和浆纸板，销往上海市场。同年9月，国营土产公司富阳办事处建立，并委托当地供销合作社代购手工纸；县财政部门发放土纸预购定金（不计息），并动员私营纸商企业资金下乡，资助纸农恢复，发展造纸生产。1951年，富阳恢复生产的槽户达3456户，从业人员10519人（不包括新登县）。手工纸产量从1949年的10575吨，回升到1951年的23700吨。
  1951年后，经过土地改革，改变了原来的生产关系，雇工（开槽）生产方式大大减少，贫困纸农分到土地（竹山）和纸槽，始行互助帮工开槽造纸，后发展为以“等价交换”协作形式的生产互助组造纸。1955年，纸区实现合作化。是年，全县投产运行的农业生产兼手工造纸的合作社就有471个，造纸人数达10073人，有竹料纸槽1844厂，坑边纸槽7124只，桑皮纸框8066只。此前于1954年6月，手工纸的购销业务，划归当地供销社统一经营后，销售渠道畅通，手工纸产量相继连年上升。1957年，全县手工纸产量增至28245吨，比1949年增1.67倍。其中坑边纸产量249万块（含6544吨），比1949年的109万块（合14940吨）增加1.28倍。
  萎缩时期（1958年－1961年）
  1958-1961年，是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农村工作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山区纸农被迫放弃土纸生产，上山开荒种粮。“三年困难”时期给全县土纸生产带来了冲击，造成土纸生产的严重滑坡，三年中全县毁竹林面积1600多公顷，荒芜竹林面积4600余公顷。平原产粮地区推行稻草还田作基肥，坑边纸原料随之大减，槽户普遍停槽。至1961年，手工纸产量由1957年的28245吨下降为10650吨，低于1950年产纸量13170吨的水平。坑边纸产量，由1957年249万块下降为42万块，减产209万块。
  发展时期（1962年－1965年）
  1962年春，中共富阳县委、县人委及时调整农村工作政策，提出山区在山靠山，纸区要以竹养纸，以纸为业；平原粮产区要“以农为主、以副（生产草料坑边纸）养农”的指导方针。是年3月15日，成立了富阳县土纸联合社，承担组织手工造纸行业技术交流，提供市场信息等业务。中共富阳县委分工有一名副书记、县人委有一名副县长负责手工纸生产工作。各区、乡也相应建立纸业生产工作机构，确定专人负责，司理纸业生产经营管理。
  期间，富阳手工纸生产得到中央、省属有关部门的关怀和支持。1962年，经申报浙江省商业厅、省供销合作总社等部门同意，富阳手工纸的收购价格，调整提高20％，并给予纸农棉布、化学肥料等时为紧销物资的奖售。据1963年统计，这一年富阳供销社所收购的26935吨手工纸，奖售给纸农化学肥料（尿素）1245吨，棉布与胶鞋（票证面额）分别有21万米和12万双，大米9.7万公斤。是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手工业管理总局拨给富阳供烧石灰（造手工纸辅助原料）专用原煤4000吨。浙江省手工业管理局局长李茂生带领技术员到富阳帮助开展手工造纸技术革新工作，并拨给钢材、钢管100多吨，支援富阳试制打浆机、铁煏弄、蒸气锅等造纸设备。推进富阳手工造纸业的发展。
  1964年，全县纸槽增至10918厂，手工纸总产量达29810吨。均高于前两个时期最高年产（1957年）的记录。
  稳定时期（1966年－1972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开始。“文革”时期富阳纸业生产虽受到多方面干扰，但土纸毕竟是富阳农民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广大纸农依然坚持生产。“文革”中期，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广大纸农积极响应，做到“晚上闹革命，白天不停槽”。手工造纸业总体趋于稳定状态。据1974年调查，全县拥有纸槽11142厂，其中竹纸槽1515厂，坑边纸槽9553厂，桑皮纸槽74厂。这一时期，手工纸年均产量29210吨。产量最高的1971年达32195吨，比前三个时期最高年（1964年）的29810吨，增产2385吨，增长8％。
  革新时期（1974年－1994年）
  1973年，三山公社（今鹿山街道）三合生产大队（今三合村）队办企业三合皮纸厂，永昌公社（今永昌镇）何云造纸厂、春江公社（今春江街道）新建造纸厂，新义公社（今高桥镇）虎尾坞造纸厂等，依托传统手工造纸工艺优势，分别改用机械造纸，试制成功皮料白皮纸，草料坑边纸、竹料卫生纸和杂用纸。1974年后，机械造纸进一步发展，手工纸的比重随之逐步下降。1980年，全县建有机制造纸厂228家。是年，竹料卫生纸产量18735吨，其中机制卫生纸7875吨，占43.3％，手工卫生纸7875吨，占52.7％，草料坑边纸产量158万块，其中机制坑边纸107.6万块，占68.1％，手工坑边纸50.4万块，占31.9％。
  1991年，全县纸品总产量94421吨。其中机制纸与纸板77652吨，占总产量的82.9％；手工竹料纸和草料坑边纸产量分别为15183吨和31716块，占总产量比重分别降为16.90％、0.20％。
  期间，1979-1980年，大源山区的朱家门、兆吉、庄家坞等村，在传统生产文化用纸——手工竹料元书纸的基础上，开发成功富阳书画纸（又称仿宣纸、富阳宣纸），成为富阳手工纸产品的后起之秀。
  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随着机制纸与纸板生产的迅速发展，富阳传统手工造纸中以桑皮为原料的皮纸（包括桑皮纸、绵纸、雨伞纸等）和以稻草为原料的坑边纸（包括斗方、厚斗纸等）生产，分别于1992年、1994年全部退出造纸业历史舞台。
  1994年后，在富春江南岸山区的湖源、大源（新关、大同片）灵桥（礼源片）、常绿、上官、渔山、里山等8个乡（镇）中仍有部分村，传承生产以嫩竹为原料的手工纸。据2005年调查，上述8个乡（镇）中有48个行政村，共设有纸槽615厂，从业人员4920人。是年，富阳市全市总产量439万吨。其中，机制纸和纸板438万余吨，占99.9％，手工竹料纸4406吨，仅占0.1％。（1949年～2005年富阳市（县）手工产量情况和2005年全市手工纸生产基本情况分别见表2、表3）
  相传千秋 自有其因
  20世纪90年代是富阳机械造纸承传了手工造纸的历史阶段。富阳传统手工生产的草料纸，包括坑边纸、斗方、粗高、名槽、三顶等；皮纸（桑皮纸、棉纸、桃花纸、蚕种纸、雨伞纸）在90年代中后期，已被机制纸替代。而以嫩竹为原料的手工竹浆纸生产，经不断探索革新，仍有部份纸农，因地制宜，坚持手工造纸。2005年底，在富春江以南的湖源、大源（新关、大同片），灵桥（礼源片），常绿、上官、渔山、里山等8个乡镇，仍有600多个槽户坚持手工造纸，开槽615厂，从业造纸人员4920多人，年产土纸4514.6吨。其中文化用纸（元书纸和书画纸）产量为2677吨，仅次于全县手工文化纸最高产量的1966年3252吨的16.8％，次于1965年3005吨的11.2％；（附表二）。值得一提的是湖源山区纸农，千百年来他们坚持“在山靠山，吃山养山”的理念，不丢传统造纸工艺，代代相传，沿袭至今。
  湖源乡地处县境南端，东接诸暨市，南邻桐庐县，因一壶源溪而得名。湖源乡三面环山，山体连绵，青山翠绿。村庄座落于山间小峡谷盆地，地势由南向北倾斜，几条小溪潺潺地穿村而过，沿岸村民，沿坡而居。过去有首民谚：“湖源十八渡，渡渡要脱裤，若是不脱裤，裤裆里面磨豆腐。”湖源乡总面积127.75平方千米，共有27个行政村，4048户农户，14464人，境内山多地少，地属以林业为主的低山丘陵区，全乡有5万多亩山，其中：毛竹山3万多亩，耕地4477亩，水稻田345.3亩。历来这里的老百姓以卖树、卖竹、烧炭、做纸为生。1974年资料显示，全乡27个大队有14个造纸，开槽82厂，以做元书纸为主。由于槽户选料严、做工精、加之水质好，生产的纸大部份是一级元书纸。20世纪60年代湖源乡李家、颜家桥村曾生产出超级元书纸，被定为国务院“专用元书纸”基地。每年上调北京200件。
  20世纪90年代起，富阳市场上没有元书纸供应，有的客户寻到湖源乡去向槽户订货。因而，湖源乡做纸槽厂不但没减，反而年年增加。据调查：1991年该乡开纸槽165厂，1993年增至192厂，1994年有198厂，1995年达到205厂，比1974年开槽82厂增加2.5倍，为有记录之最。后由于江西、四川等地的机制元书纸（价格低于手工元书纸）冲击市场，富阳手工元书纸价格，从原来每件240元下跌到160元～150元。纸农无利可图，甚至亏本，槽厂逐年减少。而湖源纸农持续以手工造纸为业，年产元书纸1.8万件至2万件左右。新二村槽户李文德说：我根据市场需求，经过多次试验，研制出大张（六市尺）元书纸（原元书纸规格：长1.5尺、宽1.35市尺、重量每件52—55市斤，张数50刀＊100张），用吊帘生产增加产量，满足当代客户书写的需求。李伟军（纸厂厂长）说：手工造纸最大的问题是生产效率低，现在日本、台湾等地的客户要货量年年增加，而我们产量低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因此，我们纸厂在原来做元书纸的工艺流程基础上，将拷白、磨料、搅拌料等环节，已改用电拷、磨、搅，提高元书纸的生产力，来满足客户需要。至2005年，该乡还开设有竹料纸槽96厂，从业人员768人，全年生产手工纸684吨，其中元书纸379吨（1516件）、富阳宣纸117吨、日用鹿鸣纸和祀祭用黄裱纸188吨。
  富阳传统手工造纸，经历了艰难曲折，起伏相继的过程，但总体而论，可谓盛传不衰，究其原因主要有：
  一是历史原因 从人文历史看，富阳古名“富春”，秦置富春县属会稽郡，吴黄武五年（公元226年）析富春地置新城县（后称新登县，今属富阳市）。历史上人才辈出，既是三国吴大帝孙权的故里，又出过不少将相名宦，文人墨客更是代不乏人，因而与外界文化交往频繁。尤其是五代吴越国和南宋建都杭州，富阳为京畿地区，其生产、生活和文化受到深刻影响，也为富阳的纸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因此，富阳能在北宋就制造出“元书、井纸、赤亭纸”三大名纸，并推出举世闻名的“谢公笺”。富阳境内的富春江风光绮丽，素有“天下佳山水，古今推富春”之誉。唐、宋时期李白、白居易、孟郊、罗隐、苏轼、范成大、陆游等诗人，相继来此游山玩水，题诗作画，留下佳作名篇。东汉名士严光、申屠蟠，元代大画家黄公望，迷恋富春山水来而忘返，或隐居终老。所有这些活动，无不与纸有关。随着文化意识和信息来源的加强，更具备了源源输入造纸技术的有利条件。由此可见，富阳传统土纸的兴盛并非偶然。
  二是自然条件 从地理环境看，富阳位于钱塘江上游，水陆交通方便，造纸自然条件优越，天目山余脉绵亘西北，仙霞岭余脉蜿蜒西南，境内多低山高丘陵，山地面积占全市（县）总面积的75.7％，尤以东南山区，土壤属黄壤类亚类山地黄泥土，黄砂土，母质以凝灰岩，流纹岩，砂页岩等风化残积物为主，土层厚50—100厘米，土层含腐殖质8—10厘米，含磷0.3％—0.5％，有机质达5％—10％左右，表层碱度5.5左右。十分适宜毛竹、石竹生长，并由于大多竹林连年垦复抚育，集约经营，生长茂盛，毛竹资源十分丰富。据1989年《富阳县林业志》载：富阳栽毛竹、石竹已有1900多年历史，民国22年调查，富阳有毛竹山13万多亩，新登有12万多亩。民国36年调查，是年再栽毛竹5万8千亩。山区农民每年以竹造纸，精心抚育山林，采取“上山劈，下山开”、“七掏金，八挖根”等办法使来年竹林更加茂盛。民国26年（1937年）日寇侵占富阳，铁蹄过处，村舍林木俱毁，竹林生产荒芜。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竹林生产逐步恢复。据调查：1955年，富阳有毛竹山林29.43万亩，立竹量达3390万支。1972年发展到31.95万亩，立竹量3447.6万支，1985年为34.51万亩，立竹量3950.93万支，到2007年全市有毛竹山39.54万亩，立竹量4744.78万支。竹林面积和立竹量居全省第二位，正常年间，大翻（即大年）能削青竹料35000吨左右，供一年造纸绰绰有余。小翻（即小年）也可削2万多吨。还有2万多公顷素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田和千余公顷桑园，年产稻草11.5万吨。坑边纸原料年需3.5万吨，仅占稻草总产量的三分之一。此外，还有3万多亩桑园，因此制造传统的竹料纸，草料纸和皮纸的原料都相当丰富。“好水造好纸”，境内“一江”（富春江）十溪交错，不仅水源充足，而且水质优良，为造纸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民国19年（1930年）《浙江之纸业》载：“总浙江各郡邑出纸，以富阳为最佳，而富阳各纸，以大源元书为上上佳品，其中优劣，半系人工，亦半赖水色，他处不能争也”。由此说明富阳手工造纸的源远流长，是它独秉天赋的自然条件分不开的。
  三是经济原因 富阳是“八山半水分半田”的丘陵市（县），山区耕地稀少，粮食自给不足，只得因地制宜，以造纸和经营纸业作为主要经济来源，以纸换粮，懒以谋生。造纸的资本投入可大可小，工具设备不很复杂，资金周转较快，且已世代相传，便于继承推广。因此，形成山区以产“竹纸”为主业，平源地区以产“草纸”为副业的格局。另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帐册簿记，文书资料日多，用纸量剧增，而且富阳的手工纸书写印刷，不退墨色，不易虫蛀，保存长久，深受社会各界欢迎。富阳纸又是包装的好材料，日常生活也不可缺少，市场的需要不仅促进了富阳土纸的生产，也扩大了富阳土纸的影响。经济原因是富阳土纸得以延传与兴盛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是社会原因 富阳自古民风纯朴，农民终身在乡间辛勤劳作，很少旅途跋涉，出外营生。古时曾有“宁为故乡乞，不做他乡官”之说。富阳的土纸生产恰可就地取材，足不出村就能造出纸来，并且男女老幼均可参于其中，一家一户便能独立生产。削竹办料、腌草、洗料、做纸，虽然需要吃苦耐劳，但富阳人传统的观念是“苦在本乡本土，总是虽苦犹乐。”制造土纸正好需要这种安份守已，埋头苦干的精神。这种千百年铸就的民风民俗，也是富阳土纸得以代代相传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