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建国之初，上海各私营造纸企业，有些虽有管理制度，有简易帐册，有成本核算，但仅是表面文章。多数数字虚假，帐实不符，难以反映成本真实情况。
  上海造纸工业根据1954年9月2日中央颁布的《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为依据，在申请公私合营过程中，相继进行清产核资。在此基础上，开始建帐、建制、建证工作，按期编制年（季）度财务成本计划和各类财会报表。按照中央财务政策、会计制度有关规定，逐步改革会计核算方式。会计核算采用记帐凭单制，成本核算推行一次简捷法，资金管理推行月度财务收支计划，成本管理实行费用控制，办公用品、低值易耗品采用以旧换新制度，使用费用限额卡，并贯彻科目负责制的形式加强费用控制。一季度费用一般不超过年度计划的25％。为加速资金周转，减少银行信贷，规定了各厂的资金周转期：分别为上海造纸厂35～40天，中国造纸厂25～30天，其余各厂均为20～25天。为使企业的各级干部和群众及时了解产品成本完成情况和能掌握本岗位的具体指标定额，于1955年以后，相继推行班组经济核算和经济活动分析会议，以便于领导检查与群众的监督，加强了成本管理工作。
  1958年，“大跃进”时期，各厂企业管理开始倒退，生产管理放任自流，财务成本管理放弃核算监督，物资管理不计量验收，加之原料质量下降，价格上涨，产品粗制滥造，质量严重下降，成本从1959年起逐年上升，利润锐减。1960年比1959年超支7.95％，1961年又比1960年超支7.21％，在24个造纸企业中，有7个企业发生亏损，金额达279万元，亏损产品有33个，占经常生产品种的50％以上。
  1961年调整时期，上海造纸工业面临原料紧缺，煤、电供应不足，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的严重困难。通过总结“大跃进”的教训，广泛发动干部和群众，大搞原料的同时，狠抓企业管理。在财务管理方面，针对物资进厂不计量验收，保管不善，浪费大，影响成本的薄弱环节，各企业从清仓核资着手，恢复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制订原料管理办法。为使会计核算形成定型和系统化，从1962年起，有8个企业实行凭单日记帐，其他企业实行甲型记帐凭单制，并充实明细帐册，基本上扭转了以表代帐，以单代帐的错误做法，严格了现金管理，坚决消灭空白支票，对出纳、审核、记帐都有明确分工；加强生产资金和专用资金的管理，二类资金的使用进行严格划分；对四项费用、大修理项目以及工料费等，健全二级明细帐、三级明细卡和控制卡片，进行限额管理；在物资管理方面，修订物资使用、转移、报废和盘存制度。恢复了月度成本财务计划，订立指标，明确方向，健全责任制，明确分工，归口管理，加强经济核算，初步扭转了财务管理在“大跃进”中所造成的混乱局面。
  1963年，随着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开展，上海造纸工业的财务管理开始向深度和广度方向发展。
  （1）在确定生产任务前，公司由计划、财务、生产、供销等科共同研究。根据各厂的机台性能和技术条件、原料配比安排生产任务，尽可能做到经济合理，避免企业在质量、成本、财务和设备利用等方面的矛盾和脱节。在各方面取得一致意见后，再下达到厂。
  （2）公司财务部门，根据综合平衡后的情况和有关生产计划、消耗定额、劳动工资等指标，考虑成本下降因素，分厂、分品种进行测算，分析成本降低水平，提出建议指标和方向，报经上级部门审批后，据以下达到厂，再经过企业与公司的反复平衡审查以后，落实定案。
  （3）加强定额管理。各企业配备了专职管理人员，建立消耗定额管理制度和对定额测定、化验、分析的责任制度，下达消耗定额指标，规定成浆率、煤、电的统一计算方法。
  （4）健全核算制度，提高核算质量。在利华、中版等6个大厂中，普遍推行车间核算，配备核算人员，实行三级核算，其余各厂实行二级核算。公司先后修订补充了造纸行业成本计算规程，大修理及各项费用补充办法，固定资产和低值易耗品目录等。在年度中，组织各厂进行自查或互查财务、成本核算工作。从而提高了核算质量，做到只只产品都能计算单位成本。
  （5）开展群众核算工作。首先从健全核算组织，充实人员，明确职责范围着手。全行业配备了92名核算员，又通过民主推选，领导批准的方式，发展了大量的工人核算员。公司在调查研究后，制订了车间核算员的职责范围。健全了核算组织。在此基础上，举办核算员培训班，师资是从各企业中请来7位财务科长，轮流担任讲师，从理论结合实际出发，自编教材。通过培训，提高了核算人员的业务水平，为开展群众性的核算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6）开展厂际成本评比。在开展成本赶先进的工作中，公司先后与外地40个地区建立了经常交换成本资料的关系。根据收集的资料进行整理，分析排队，初步提出赶学对象，组织各厂挂钩联系。进一步摸清情况，找出落后的主客观原因，提出赶先进的意见和措施，报经公司审查。根据不同情况，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赶外地全部产品成本的有4个品种；即利华出口书写纸、宏文箱板纸、大中华漂白稻草浆和中和的漂白布浆；第二类由于客观情况不同，仅赶个别成本项目的有10项；第三类决定不赶的有9项；第四类是已经赶上的有利华书写纸、万利和天丰的油毡原纸等3个品种。通过各厂的努力，取得一定成绩，大中华厂的漂白稻草浆赶上杭州华丰厂、中版条纹牛皮纸、大中华#4凸版纸、有光纸等三个产品，全部成本分别赶上天津广开厂、辽宁营口纸厂、江苏利用纸厂；神州内销单胶的用浆量，也赶上了杭州华丰厂。1965年起，初步试行托拉斯形式的工业管理。在不改变公司、企业性质的情况下，将各企业的业务性工作集中到公司统一管理。原料供应采购、产品销售业务统一由公司结算办理，流动资金由公司集中使用，税利由公司统一上缴，主要原料及水、电费用一概由公司统一支付。采取这一形式的集中管理以后，一是有利于原料质量的提高，价格的降低。如废纸以往由各厂自行采购，一般选损在5％以上。公司统一收购以后，严格按标准验收，基本上可以直接投料，一般的选损仅在0.5％以下；在价格方面，由于严格价格政策，全面掌握原料情况，合理原料之间的比价，使原料价格不断下降。二是有利于资金统一安排。公司可视各厂资金使用情况，掌握轻重缓急，全面安排，保证行业的重点和关键性项目实施。三是有利于原料的统一筹划。原料由公司集中储备后，各厂只需保证近期生产的少量储备。公司可根据原料来源特点，全面安排，既考虑当前生产，又结合长远打算，储备量可维持6个月左右，这样可避免各企业因原料供应脱节而影响生产，同时也解决了各企业的资金、场地等困难。但这一管理形式实行不久，因“文化大革命”开始被撤销。
  “文化大革命”时期，财务管理工作又陷入混乱状态。在反对所谓“管、卡、压”的幌子下，各企业的资金、物资、成本财务等规章制度和经济核算、月度收支计划都遭到破坏，摧垮了财务管理基础。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拨乱反正，才恢复了正常工作秩序和行之有效的各项财务管理制度。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企业除严格控制成本必须按计划消耗定额和费用定额执行外，并每月考核产品工厂成本及工厂利润。从1980年起，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各企业的财务管理通过全行业的企业整顿，有了进一步加强。实行全面经济考核与经济责任制相结合的考核办法，把产品、消耗、费用、成本等经济指标与考核奖励紧密挂钩。
  1986年12月，上海造纸工业公司从行政性公司转变为企业性的“上海造纸公司”。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照章纳税。以后，从1987年起，公司向上海市财政局和轻工业局实行了综合承包。承包基数为年上交利润6058.5万元。同年由公司实行工资总额与实现利税挂钩的工资总额包干。承包基数为实现利税20094.6万元。公司与企业实行利润递增包干办法，以合理解决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1986年起，公司和企业相继设立了审计机构。审计工作的开展、对维护财经纪律，加强财务管理有很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