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一、企业自销
  清光绪十年（1884年）12月，上海机器造纸局正式投产，自行设局销售各式纸张纸货。光绪十三年初，又在宁波江厦滨江庙跟设立申源分局。光绪二十七年，华章造纸厂开车出纸，也仿效上海机器造纸局先例自行立局。总局开设在上海法界洋泾浜1号；镇江分局设在姚一湾；汉口分局设在周家巷，以广招徕。民国4年（1915年），华章厂设批发所于泗泾路9号，龙章厂设批发所于老永安街51号，加强自销业务。民国4年起，刘柏森经营宝源纸厂（西厂），民国9年增为东西两厂，设总事务所及批发处于自来水桥北堍宝兴长总号内。民国14年11月，宝源改组为天章，总事务所及批发处仍维持原状。由于宝兴长号内宅即系刘伯森寓所，实际宝源东西两厂或天章东西两厂的自销批发业务，都由刘柏森直接掌握。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邮政供应处等用纸大户均直接向宝源（天章）总事务所及批发处洽谈订购长年所需大量纸张。20年代～50年代初，上海造纸工业各厂都设有事务所，俗称“写字间”。不另设批发处的厂，事务所大都兼理直接用户洽谈银货、签订合约等重要业务。
  1951～1954年，国家对私营纸厂不断增加加工订货，实行包销，但仍有部分自销，其中1953年自销量占总销量的17.10％。1956～1979年，上海造纸工业由中央轻工业部统一排产，上海造纸公司组织生产，实行计划销售，但复写纸、晒图纸、记录纸等加工纸，仍由用户与工厂订约，工厂直接供应用户。纸厂保留少量自销权，仍有少量自销业务。
  1980年起，纸张供应由计划销售转向计划分配和市场销售相结合，并逐步增加市场销售的份额。1980年初，上海造纸工业公司成立供销经理部，设销售科，并开设1家销售门市部。各厂相应设立计划销售科，扩大工厂自销权，工厂可根据市场需求组织生产。从1980年开始，上海造纸工业公司与上海文化用品批发部实行纸张联销，实际体现了自销权的扩大。公司下属26家工厂先后开设经营部或服务部，门售纸张和纸品。1990年公司及所属各厂自销纸及纸板25.55万吨，占全年总产量63％。如果计入联销纸张6.45万吨之半数，自销纸张占总产量70％强。
  二、纸号经销
  光绪十六年（1891年）1月起，上海机器造纸局机制绵料各纸，统归开设在二摆渡五福里内的葆泰隆纸号包销。开创造纸厂委托纸号包销经售机制的先例。光绪三十三年建成开工的龙章造纸厂先后特约裕升昌、胜大、敬记、新源昌等纸号经销产品，该厂对于特约经销商店，除给予批发利润外，另给3％回佣。
  30年代初期，宝山造纸厂委托慎成祥纸号总经销，元康、久记、元记等纸号经销；30年代中期，又委托裕丰贸易公司经销，该厂均另给4％回佣。宝山厂在外埠的订约经营纸号有汕头广泰纸号，长沙李均记纸号、开封福成长纸号、镇江同孚永纸号等，销路因此扩大。
  源泰纸厂所制纸张，起初由协兴纸号包销，尔后改变独家包销为多家经销，增加德大、恒裕、升昌等纸号经销。在广东由永安祥纸号经销，南京有美大纸号代销。民国26年8月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上海各造纸厂产品畅销本市及长江沿岸各埠，此外南销广东，北销天津，西销西安、洛阳等处，包销、经销、代销的纸号对此不乏贡献。
  三、工商联销
  民国23年，以裕丰贸易公司总经理刘荇荪、慎成祥纸号业主毛纯卿为主，邀集裕升昌、协慎、久记、元记、元康等纸号业主投资筹建大中华造纸厂，民国24年5月竣工投产后，制造的纸张全部由上列投资纸号经销，形成工商结合经营的特色。
  民国24年，毛纯卿、刘荇荪等集资开办美锦腊光纸厂。毛、刘均为纸业巨商。该厂出品由毛纯卿开设的协成祥纸号总经销。
  民国28年集资筹办的勤工造纸厂，自民国30年纸商李坤泉加入后，逐步转为独资经营。到民国31年，勤工厂实际等同于李坤泉开设的元康纸号附属机构。勤工厂所产纸张全部归元康纸号销售，以厂养店，而在勤工厂困难时，由元康纸号划款维持工厂开支，以店养厂。勤工、元康，厂店一体。
  民国33年，纸商董和甫购得大陆造纸厂，民国36年4月，祥记纸号业主周子锐标得日商天津东洋制纸株式会社上海工场（原“勤益厂”），更名大沣造纸厂。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形成工商联合经营销售的格局。
  工商联销是部分资力雄厚的纸号业主把商业资金转为产业资本后出现的一种特殊经营机制。造纸厂的投资者，同时又是纸号业主，一身而二任，因此工商联销实际是自销与纸号经销的紧密结合体，便于赢得更多利润。
  四、国家订购与计划销售
  上海解放后，国家为了扶植私营企业恢复生产，以利城乡物资交流，1949年6月1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即在贸易处设置代理部收购工厂成品，6月1～9日共收购天章、江南等7家纸厂各种纸张6152令又101件，这是首次出现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以收购方式与私营造纸工业的联系。11月，华东工业部暨贸易部商定试由商业部门以漂粉向私营纸厂换取纸张。
  12月，上海市贸易总公司以方块布93600磅向天丰造纸厂换取白报纸920令。
  1950年下半年起，政府部门对私营造纸厂实行加工订货。国家控制供应原料，私营纸厂购买原料须经有关机关证明。1954年始纸及纸板由商业部门实行全面包销。1954年，国家加工订货已占纸张总产量的98.55％。
  1956年起，纸张销售又改由上海造纸工业公司参加国家轻工业部召开的一年一度的统一排产会议，经统一排产，协调平衡后，按指令性计划生产。产品除少数技术配套用纸由用户与生产厂直接订约供应外，其余全由国家轻工业部统一分配和中国百货公司上海文化用品采购供应站包销。1960年起，改为由中国百货公司上海文化用品批发部按计划销售。这一计划销售模式，一直延续到1979年。
  五、计划销售与自销结合
  1980～1990年，计划经济逐步转向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上海造纸公司及所属各造纸厂逐步扩大经营自主权。1990年上海造纸公司按国家轻工业部供销局计划，供应各省市及中央各部门涂料印刷纸、凸版纸、胶版纸共1.01万吨，供应上海市轻工业进出口公司、上海外贸包装公司、上海出版物资公司纸张共4.92万吨，供应上海市文化用品纸张批发部联销处纸张6.44万吨，三项合计共12.33万吨，占总销量的30％，上海造纸公司及所属各厂自销28.20万吨，占总销量的70％。
  六、出口
  解放以前，上海民族资本造纸厂中只有竟成造纸厂生产的黄纸板在民国17年（1928年）前后曾行销南洋各地，出口数占该厂产，量30～40％，但为时短暂。天章、江南等造纸厂的机制毛边、连史也曾出口南洋等地，但仅限于售与当地侨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1953年起，上海造纸行业开始有少量产品出口，当时全部纳入国家统一对外贸易的轨道，由上海外贸部门通过商业调拨进货组织出口，工厂企业不自营出口业务，也不与外贸部门发生直接联系。自1958年6月起，国家将原来外贸通过内贸进货的方式，改为外贸直接向工业企业进货的方式，上海造纸行业主要与上海文化体育用品进出口公司和上海外贸包装公司衔接出口业务。从60年代初期起，为了扩大出口业务，上海造纸行业有13台纸机（占行业机台总数的21.5％）常年生产出口产品，能成批出口的品种有27个，出口品种也发生重大变化，中档的厚板纸等逐年减少；高档的薄型纸如拷贝纸、防油纸、色打字纸明显增长。年出口总量1966年之前稳定在2万吨左右，主要销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巴基斯坦、缅甸、埃及和香港、澳门等37个国家和地区。
  “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造纸行业的产品出口遭到严重阻碍，出口交货额连年下滑，从80年代起，出口交货额开始回升，1984年达到39184吨，金额2315万美元；1987年创出口交货额的最高纪录，达到61695吨，金额3338万美元。连年名列全国造纸业出口量榜首。1990年为26343吨，金额2063万美元，名列全国造纸业出口量的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