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自清光绪十年（1884年）近代上海第一家机械造纸工业生至1990年，上海机械造纸工业已经过一百多年的历程。解放前的65年，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历史条件下，外遭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和洋纸倾销之苦，内受通货膨胀、原料匮乏、资金紧缺之累，生存不易，发展维艰。上海解放以后的40余年，虽然也有过曲折的历程，但总的发展是顺利的、迅速的，特别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行改革开放，上海造纸工业进入稳步前进的新阶段。
  第一节 起步阶段
  19世纪70年代，铅印技术发展，上海出现外商印刷厂。中国传统手工纸纸质疏松，无法适应，洋纸进口遂成为不可抗御之潮流。粤人曹子㧑（上海侯选同知）和郑观应（近代改良主义者）力图挽回利，权，提出“以商战对商战”的对策，主张发展制造工业，拟在上海创办机器造纸厂。在送交李鸿章的申办报告中说：“窃查阅海关年结，洋纸入口日多，纸之材料细者出自旧絮、破布，粗者出自稻草、树皮，皆用机器、药水捣烂而成，到处可设，亟应仿办也。..兹有招股章程寄来，乞宪恩批准，俾即选匠定机择地建厂，亦塞漏卮之一端也。”报告被批准后，曹子㧑、郑观应、唐景星、李秋坪等社会名流集银15万两，派作1500股，股100两，一次收足，并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破土建厂。这在当时是项较大的投资，颇受社会重视。光绪八年（1882年）8月9日出版的《益闻录》曾作如下的报导：“本埠现有华商鸠合巨资拟设纸厂一所，已聘定美国某西人综司其事，一切作纸工具皆用火枪机器。”厂址在杨树浦（今天章记录纸厂），占地12亩余，购置英国莱司城厄姆浮士顿公司1877年出品多烘缸长网造纸机1台，有76英寸×48英寸烘缸8只，以及1英尺×2英尺锅炉4座，蒸锅4只，还有切布机、轧竹机等设备。在美籍欧人托马斯J华特茨负责下建造，光绪十年竣工，12月正式出纸。厂名为上海机器造纸局。该厂采用破布等为原料，制造洋式纸张，日产2吨。有中国工人100名，西人1名。开业后，机器运转不正常，并受到日货倾销的影响，以致第一年4个月就亏损8400余两，第二年亏损22000余两。以后虽转变生产方向，改产仿中国连史纸、毛边纸等一类产品，光绪十三年（1887年）还在宁波江厦开设分局，扩大销售网点，然仍无起色，亏损如前。到光绪十六年（1890年），已净亏116900余两。上海机器造纸局在连年亏损的情况下，被迫于光绪十八年宣告停产。3月22日经理登报邀请股东开会，商讨企业前途，然无一股东赴会。4月26日公开登报拍卖企业，7月9日有西人地亚士以87500两价银买下上海机器造纸局。此举引起股东不满，在8月7日《申报》上联合发表声明：“公启者，昨阅《申报》登上海纸局易主一节，殊为骇异，该局本奉李傅相批准集股，开设已将十年，不独官利分文未付，及未将亏折情况禀明傅相，知照股东，今忽易主，岂非私相授受。为此声明，必须旧股议有端倪，方可交割，以免后论。”面对出卖造纸局引起的争议，经上海道委通知韩志鹏设法赎回，并由何瑞棠、韩山曦、朱培初三人出资经营，改厂名为伦章机器造纸局。
  伦章造纸局自清光绪十八年生产经营后，并无起色。光绪二十九年11月27日，何瑞棠、韩山曦拆股退出。企业由洋商克拉克经手拍卖与朱培初。光绪三十年朱培初邀请应桂馨投资，双方合股经营。后因应、朱意见不洽，应亦退出。光绪三十三年11月6日起，伦章造纸局归朱培初单独经营，但仍亏折很多。清宣统元年（1909年），华洋各商指控朱培初亏空巨款，朱遭扣押，厂产交宝和洋行拍卖，因标价太高，无人承买。在债权人中以虞洽卿受押最多，计7万两，迄拍卖时连同利息已达8万余两。其后就由虞洽卿转押予四明银行。停产多年后，民国4年（1915年）由刘柏森租赁伦章造纸局。次年，刘出资收购伦章厂股票，并以股东身份赎回产权，改名宝源造纸厂。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以英商耶松洋行为主，集合俄商道胜银行，法商立兴洋行，美商茂生洋行等4家外商，与中方合股参与在浦东陆家嘴创设华章造纸公司，并在香港立案，注册资金45万两，派作4500股，每股100两。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十八日（1899年9月22日）该公司在《申报》刊登招股广告，说明4500股中的3250股已由各方认购，余下1250股在上海、香港、神户、横滨、天津、牛庄、旅顺等地公开招募。共招集到4557股。公司的基建安装工程由日本技师大川平三郎设计，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开车出纸。该厂规模较大，拥有美国制造的单烘缸、双烘缸、多烘缸长网造纸机各1台及打浆机8部，14英尺蒸球2只，锅炉4座等。产品以破布为原料仿造手工连史纸为主，兼以稻草制造有光纸，日产11吨。厂内管理生产的工头10名，均为日本人，工人约300人。开业第一年即有盈利，并且从光绪二十七年至三十二年逐年增长。光绪三十二年盈利24.5万元，盈利率达28.95％。
  可是好景不长。光绪三十三年，江浙两省人民开展“收回沪杭甬铁路权利”斗争，抵制英货。华章厂开始陷入困境，在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元年（1909年）三年中亏蚀累累，厂产多数抵押于道胜银行，从此该厂完全处在俄国资本控制之下。后因资本家之间矛盾加深，就在民国4年（1915年）将厂产出卖给日商三菱株式会社。日商接办后，添置了部分设备，并安排1～3号机分别生产连史纸、有光纸和英美烟草公司订货的招贴纸。此时，在纸浆配料中搭用部分进口的日本木浆，生产有所起色。民国8年“五四”运动兴起，抵制日货浪潮高涨，华章厂的产品无人购买，民国9年2月日商将厂产出卖给刘柏森。刘柏森即将伦章和华章两厂合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并把设在杨树浦路的伦章厂定名为宝源纸厂西厂，设在浦东陆家嘴的华章厂定名为宝源纸厂东厂。
  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委任四品候补京堂庞元济在高昌庙日晖桥筹办龙章造纸公司。庞会同严子均招得商股38万两，清政府拨出6万两，作为官股，同时享有免税的优惠。同年秋天建厂工程开始，设计监造都由日本王子制纸株式会社崛越寿助担任。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5月开车出纸。龙章厂占田60亩，主要设备有：美制100”多烘缸长网造纸机2台，备有直径96”烘缸1只及直径48”烘缸13只。其他设备有1200磅打浆机14只及14英尺蒸球2只，并有1000干伏安发电机1座，自行发电。每日产量10吨。主要产品为摹仿手工纸的连史纸。原料以破布为主，兼用部分木浆和稻草，按照纸张的品质以字号分等级。最好为顶字元字，主要供绸缎店包扎商品；其次为祥字特字，一般为糊墙壁和窗户之用；再次为余字止字，一般用作信封衬纸及书画书籍的裱坯。销售地区以北方为主。全厂职工400余人。龙章厂在建厂期间，支出股息和借款利息共计亏损13万数千两。光绪三十三年开业后，又值洋纸大量进口，业务困难，继续亏折5万余两。到光绪三十四年已积亏高达189033两。宣统元年召开股东大会，决议：（1）老股每股100两折半作为50两，（2）添招新股20万两，每股50两，调整后的资本总额为453000两。通过老股折半弥补积亏，增加新股以资周转，遂得以渡过危机。由于从日本进口的洋连史纸的倾销，该厂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仅能维持而已。上海近代造纸工业在长达40多年时间里，仅上述3厂不断改组与更易业主，而无新建纸厂。
  随着制造工业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市场对纸及纸板的需求日殷。民国13年王叔贤集资40万元开设竟成造纸厂，以26万日元从日本购得72”多烘缸板纸机1台，生产黄板纸与灰板纸，年产量4500吨。工人120人。后来又以4万元购得旧20”×96”单烘缸圆网机1台，制造包扎、包纱等薄纸，日产300令（合3.6吨），工人增至170余人。该厂资本家雄心极大，曾在天津、杭州、嘉兴、苏州等地同时设立分厂，还亲自赴南洋群岛考察，推销产品。然而船小尾大，资金周转不灵，只得关停所有分厂，专心经营上海企业。民国14年江南造纸厂创立，初期资金40万元。以15万元的价格，从日本一家停产工厂购买3台园网造纸机及附属设备，付一半货款，余7万元作为日方股本投资，由日人贺泰长为代表，带来技师工友40～50人，机器设备由其负责安装。民国16年2月第一台纸机出纸，生产连史、毛边等品种，年产500吨，至民国18年，发展为3台纸机，年产量约2400吨。工人230人。民国17年该厂在镇江高资设立制浆分厂，购买5000亩芦苇地，种植芦苇，日产苇浆1吨多。民国18年得到国民政府工商部核准专利10年，豁免税权，发给专字第一号执照。江南纸厂以40万元资金先后添纸机，设浆厂，造成资金严重不足，只得由大股东吴耀庭以垫款方式借贷资金，维持周转，每年付出大笔利息。投产后，又受到日纸大量倾销的打击，以致连年亏损。到民国20年亏蚀累计已达54.9万多元。当年开始紧缩，停开2台纸机，日籍人员全部遣返回国，并收回日方全部股份。因总公司债务纠葛停工的宝源造纸公司东、西两厂，民国14年由刘柏森进行改组，成为天章造纸股份有限公司的天章东厂、西厂。西厂以2.5万元添置7辊超级轧光机1台，开始生产道林纸、报纸等质地坚实光洁的高级产品。日产从4吨提高到5吨半。东厂民国15年也复工，生产连史、包纱、毛边等产品，日产7吨半。
  民国16年民生造纸厂兴办。资金14000元，主要设备是54”圆网纸机1台，生产灰报、包纱等品种，年产量600吨。工人75人，开业数年，受日货影响业务困难。民国19年出租厂房，承租人把厂名改为民生裕记造纸厂。民国17年造纸技术工人张仁寿与人合伙创办宝山造纸厂，投资10万元，厂址设在闸北八字桥。其60”圆网造纸机是张仁寿自已设计制图，委托永盛、公益、兴华3家机器厂制造，仅烘缸系日本制旧货。这是上海自制的第一台圆网造纸机，投产后运转正常。生产连史、毛边等纸，年产750吨，工人60人，该厂开支省，每月仅2500～2600元，每年可获利2～3万元。民国17年与宝山纸厂同年开办的还有源泰造纸厂，资金30万元，厂址徐家汇谨记桥，占地40余亩，有单烘缸圆网造纸机两台。1台规格54”×72”另一台是60”×84”都是日本制旧货。聘日人井上为工程师负责排机及开工后的生产。有男女，工100人左右，产品，以连史、毛边为主，其次为海月、灰报、包纱及火柴壳纸，日产5吨左右，生产后，产品滞销，连年亏折。民国13～17年新创建的5家厂，除板纸获利较厚及宝山厂经营得法外，其余3厂均受日纸倾销打击，营业不佳，处境岌岌可危。九一八沈阳事变，一二八淞沪战役，日本二次侵华行动，激起抵制日货运动高潮，国人竞用国货。值此际遇，各纸厂业务大增，日夜开工，江南纸厂所产连史纸、毛边纸，由各纸商纷纷定购，销路骤增。停开的2台纸机随即恢复生产，每日产量由数十件增加到2000件，民国21年获得建厂后的第一次盈利。是年结算，获净利13万余元。民国22年、民国23年两年都有盈利。源泰厂自开办以来，营业一直欠佳，每年亏蚀，抵制日货运动中产品亦畅销市场，每日出纸400令。民国21年获得利润5.6万元。民国23年刘柏森租赁该，厂，改厂名为森记造纸厂。民生裕记造纸厂在一二八战役中被毁，战事停止后，负责人把残余机器搬到闸北长安路重新建厂，由苏州大华造纸厂垫款，增资到28万元，成为合伙经营，改厂名为上海造纸厂，后又增资到50万元，纸机增加到3台。其中76”规格2台，62”1台，制造连史、毛边等纸，3机齐开，每日可出纸800令。长期以来，造纸生产仅能维持开销，盈利依靠房地产收入的龙章造纸厂，斯时亦出现转机，造纸生产兴旺发达。民国23年改造2号机，定购超级轧光机于民国24年1月生产道林纸。该厂民国21～25年连年盈余，5年合计盈利高达110万元左右。
  民国24年5月国民政府颁行修正海关进口税则，使进口洋纸课税有所提高。对进口洋纸起了一定遏制作用，给发展上海造纸工业以新的机遇。纸业商人毛纯卿、刘荇荪、刘敏斋、张郎斋、刘显棠等人发起创办大中华造纸厂和美锦蜡光纸厂。大中华造纸厂设在吴淞蕴藻浜，资本50万元，有圆网造纸机两台。民国24年4月投产。生产连史、毛边纸等，年产2400吨。职工134人。第一年营业额110万元，因属初创未能获利。民国25年获利17余万元。美锦蜡光纸厂，资本14万元，厂址飞虹路。全部机器通过鲁麟洋行向德国购买，有31”幅门涂布机1台、切纸机1台等，聘德藉工程师主持生产，工人约70人。民国24年5月生产出第一张腊光纸。全年产量800吨。创办之初机器运转不顺，未能获利。民国25年即盈利10余万元。鉴于市场形势良好，天章纸厂职员吴仲良与浙江兴业银行驻厂员郭振运、王中和等，集资5000元，于民国25年在天通庵路设立光华造纸厂。该厂仅有48”圆网机1台，其烘缸是用熟铁皮制成的，在内燃煤发热以代替蒸汽烘干纸张。采用下等废纸生产低级包扎用的三顶纸，年产量200吨，工人约有40人。美籍犹太人孟德尔（MANDEL）从经营纸盒工场发家，民国25年创办了中国版纸制品公司，向美国联邦政府注册。从德国购买1900毫米多圆网多烘缸板纸机1台，年底正式开车，生产品种以200克/平方米～450克/平方米单面白板纸为主，日产11吨～12吨。产品主要供本厂制盒部使用，余销印度及南洋等地。自清光绪十年（1884年）以堵塞漏卮，挽回利权为宗旨，创办上海机器造纸局始，到民国26年（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止的半个世纪内，上海造纸工业的成长步履维艰，荆棘丛生。上海造纸局、伦章、华章、民生、源泰等5厂均以失败告终，江南则依靠举债和不断增资得以维持下来。但是，在旧中国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失败的厂虽占一半，总的情况还是有进展的。上海造纸工业无论是资金、工厂与产量都有所增加，且都占全国很大的比重。民国23年全国各地的造纸厂共计39家，而上海一地就有11家，占全国28.20％。民国33年上海的天章东、西厂，龙章，宝山，江南，大中华，竟成，美锦等10家，资本额为4540000元，占全国机器造纸业资本总额73.5％。民国25年全国机制纸产量，包括辽宁地区的17680吨在内，共计89000吨；上海产量为27000吨，占全国的30.21％，上海造纸工业经过半个世纪的曲折历程，至抗日战争前夕，已发展成为全国机制纸的重要基地之一。
  第二节 困难时期
  民国26年（1937年）8月13日，日军侵犯上海，造纸工业遭受重大损失。战前老厂大都设在沪东、沪南、闸北、浦东等地。这些地区处于淞沪战争前沿，厂房、设备、物资遭战争破环，仅竟成造纸厂设在“租界”得以幸免。
  战争发生后，龙章厂停工，将机器拆迁重庆另建新厂复工。装载机器之民船70余艘中途遭日机轰炸，部分船只失踪，损失约40～50万元。其中上海的厂房、工房3次被炸、均被焚毁，其机器及原料等又被盗窃，总计在上海部分的损失共约70～80万元。
  天章东、西两厂，东厂在战争中曾被日本军部占用。民国27年春，日本军部指令日商日华制纸株式会社与天章厂所谓“合作”。民国28年改组成为“天章长记纸厂”。名为“合作”，实被日方掠夺控制。
  竟成造纸厂虽未遭破环。但因战后工人四散，工厂也被迫停工，厂屋作为难民所。民国27年春稻草来源较多后，该厂曾恢复正常生产。旋于民国31年7月，被日方钟渊纺织株式会社以转给30万元股票的形式收买该厂，改厂名为江南制纸第二工场。
  江南造纸厂也于民国28年3月25日，为钟渊纺织株式会社以日军用票40万元的代价所收买（高资分厂除外），成为隶属于钟渊纺织株式会社的日商企业，改名“江南制纸株式会社”亦称“江南制纸工场”。
  上海造纸厂和光华造纸厂厂址设在战区，受到破环最为严重，厂房机器被毁，战事西移后，已无力恢复生产而停业清理，剩余机器分别处理后宣告结束。
  宝山造纸厂厂区在中日两军剧战之处，故厂屋悉遭焚毁，损失约10余万元。幸机器等件安全运出。在“租界”区武夷路租得原为马棚的基地9亩，另建新厂，仅开1台纸机。为避免日方迫害，宝山厂曾以伪装买卖形式，将厂出卖给美商美泰洋行，改名为美泰造纸厂。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日军占领“租界”，因美泰既属美国产业，日方就作为敌产予以接管，直到抗战胜利一直没有生产。
  美商中国版纸制品公司，民国30年（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发生后，即被日军方占领，由日军交王子制纸株式会社管理。其余各厂，有的被掠、被毁，有的长期停工，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和破环。总计在抗日战争期间，上海造纸工业11个厂（中版未计）有天章东、西两厂，竟成、江南、大中华、美锦等厂被日方侵占掠夺，龙章厂拆迁后方，上海、光华两厂毁于炮火，宝山厂被日军封闭，仅有森记（即源泰）造纸厂迁地生产而幸存，但其产量仅占11个厂的4.74％。
  经历半个多世纪惨淡经营，初步有所发展的上海造纸工业几乎损失殆尽。在日军侵沪战争中，由于上海条件特殊，在战前老厂遭受摧残的同时，又出现大批新的造纸厂。当时，苏州河以南的“租界”地区，尚未被日军侵占仍由英法等帝国主义统治。这就使“租界”成为一个“孤岛”特殊地区。沦陷区的地主、富农、退职官僚纷纷挟其资财涌入，其他避难人口也大量增加。人口集中，游资充斥，促成租界的市场繁荣。就纸张来说，战前老厂停止生产，洋纸进口又急剧减少，新的纸厂就应时而兴。在短短的七八年内，新设立19家厂，出现上海造纸工业畸形发展的现象。其中光中、神州、勤益、国华等4厂是抗战前夕便已筹办，当淞沪战争结束后，又重觅新址建办。这些新厂，大都规模小、设备陈旧、厂房简陋，“弄堂工厂”几占1/3，较小的厂仅有职工二三十人，造成上海造纸工业分散落后的格局。
  民国34年（1945年）8月日本投降。9月经济部和财政部分别对上海各被掠夺纸厂与日商纸厂予以接收。由经济部接收的有天章东、西两厂、大中华、金星、勤益新、美锦，日商开设的高林、新东亚、井上，日军管理的中国版纸公司等10个厂；由财政部接收的有江南、国华、竟成等3个厂。当年10月成立“上海区敌伪产业处理局”。行政院并颁布《收复区敌伪产业处理办法》。根据《办法》上海敌伪产业处理局对被接收的敌伪企业分别作出处理，其中：发还原主的有美商中国版纸公司与宝山造纸厂2家；由原主赎还的有天章东、西两厂和江南造纸厂；由原主优先承赎的有大中华、国华、美隆（原为酒精厂，郑亦承购得后，筹建永安第一造纸厂）等3个厂；属于标卖的有美锦、勤益新、金星、竟成及日商开设的新东亚、高林等6个厂。
  美锦厂由纸商董和甫标得，改名华丽铜版纸厂，勤益新由周子锐标得，改名为大沣造纸厂，金星厂由宋保林购得，改名为大信造纸厂，竟成厂由民丰厂购得后，将大部分机器转售给光中造纸厂。日商新东亚厂由马承祚承购，成立上海纸厂，高林厂由徐星祥、毛裕康购得，改名华孚造纸厂，后又改为华孚新造纸厂。另一日人开设的井上制纸所则由财政部中央印刷厂接管没有标卖。抗战胜利初期，由于战争结束不久，海外交通运输尚未全部恢复，洋纸还未大量进口，各纸厂资本家对恢复生产持积极态度。荣丰纱厂造纸部，在民国32年因原料缺少、电力限制，停工将近3年。抗战胜利后，即恢复生产。中和造纸厂排机工程，原来因物资缺乏进度缓慢，这时很快完成改建任务，2台纸机全部投入生产，并增加了新品种锡光纸。又从美国购进74”7辊超级压光机1台，纸机改产道林纸，经过超级压光加工成为名牌产品。海龙厂徐景贤将抗战末期购入的华章厂原有的熟铁烘缸圆网造纸机拆除，另行安装62”圆网造纸机1台，制造毛边、连史等纸。后又改为板纸机，另排60”×120”单烘缸造纸机1台，并相应地增添了打浆机等设备，对华章厂进行了扩建。勤工厂李坤泉将自有的柏油纸机运到厂内安装，制造牛皮纸和柏油纸。又向徽宁会馆租来空地10余亩，厂基扩大到20亩左右。在抗战胜利前夕，由废纸商毛裕康通过业务关系向日商高林纸厂借得烘缸与打浆机各1台，与印刷业赵叔安合伙筹建华安造纸厂，胜利后也投入生产，厂址设在周家咀路。这是抗战胜利初期上海造纸工业短暂的发展，时间半年左右。民国35年3月起，美纸又大量输入，廉价倾销，造纸工业又遭到严重打击。上海部分造纸厂在抗战期间曾仿造普通洋式纸张，在美纸倾销下，不得不仍造中式纸张。华伦造纸厂因为无力与价廉物美的进口纸张竞争，在无可奈何情况下，将长网机拆去，改成圆网机，制造毛边、连史等纸，避免进口洋纸的压力。尽管如此，由于物价上升，成本高涨，上海造纸工业开始趋向停滞，出现减产、停工、歇业的衰落景象。民国33年1～8月向同业公会报告减产的有：永安厂5月份仅开工16天，晋丰厂因“被外资打倒”在5月份仅开工3天，荣丰造纸部8月份开工仅一个星期。中华厂在民国35年3月复工以后，在其4月20日致同业公会报告生产状况一函中，概括了当时遇到的困难：“最近生产无论制造那种纸张，均无法售出。只有愈造存货愈多，及至无力再造时唯有停歇而已。”9月份，中华厂放弃制造主要产品土烟纸，改制压力较轻的毛边纸，虽亦亏本，差胜于停工。到民国36年初，因原料、燃料及化工原料不易购到，流动资金不敷周转，于民国36年6月29日宣告停工。大陆造纸厂民国34年11月复工，因受美货倾销影响，无法维持，于民国35年6月8日宣告停业。同年10月解散职工，并将机器出卖给美商中国版纸公司。中国造纸厂亦是以生产土烟纸为主的厂，虽在华北有较好信誉，也终因不敌洋货倾销的压力，不得不在民国35年12月暂停生产。华伦厂以“开支逐步高涨，营业艰难日甚一日，原料已全部告罄无可维持”，于民国35年12月26日停工。为寻求出路，上海市造纸工业同业公会于民国35年12月11日以总字第165函，要求国民政府经济部工商辅导处解救目前危机，并条陈几项解救办法，其中包括提高进口纸张关税，减低或豁免原料进口税，低利贷款、减低捐税及取消外汇结汇期限等。民国36年2月，国民政府由于外汇存底趋于枯竭和在全国人民反对美货倾销的压力下，实行限额输入。由政府以每期一定限额的外汇分配给需要外汇的一些行业，由受到分配的行业，用以向国外订购原料或成品。从民国36年2月开始，每3个月为一期，分配给造纸工业45万美元。自斯以后，上海各纸厂由于有限额分配的低率外汇可得，能够借以维持部分生产，并利用分配所得的外汇取巧图利，因而在实行限额分配外汇以后，还能勉强维持。但因国民政府大量发行纸币，通货恶性膨胀，捐税繁重，物资奇缺，从而使社会经济日益凋敝，影响各纸厂的生产经营。民国37年8月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和实施限价政策，上海经济形势急转直下，以至全面崩溃。各纸厂当时虽然还有限额分配的木浆外汇可得，但已无力结汇，木浆不能购到。破布、稻草等来自外地的原料由于交通困难也难收到，加之战区扩大，市场缩小，产品销售困难。民国37年8月方由新公司接办的江南造纸厂，就因产品销路呆滞，开支浩大无法维持，而函报同业公会于民国38年1月1日起停工。当时间歇停工和减产已成为普遍现象。在民国37年第四季度及民国38年第一季度，全市薄纸产量不到正常产量40％，板纸产量仅为正常产量的70％，挣扎到4月，全行业已陷于瘫痪状态。4月20日同业公会理监事联席会议中有“本业各厂近因国内销区缩小，停工者已十之八九”等语，造纸工业濒临破产边缘。
  从抗战胜利到上海解放前夕，上海造纸工业面临重重困难，企业竭力“挣扎图存”。在斯极端艰困的时刻，仍有华安、源丰、益中（今前卫）、建中（今新风铜网造纸厂）、永安第一厂（今长征造纸厂）、宏文等6家厂在逆境中创建。其中宏文造纸厂系由荣德生、荣毅仁、李国伟等集资从美国购置先进的造纸机和发电机，于民国37年2月始建厂房、安装设备；建中造纸厂系由朱鸿仪去美国考察造纸工业回国时带回长网造纸机和轧光机等设备置地建厂，厂房落成，适逢上海解放。这两个厂的厂房、设备都属当时第一流水平，均创建于解放前夕，待工厂即将建成，上海已经解放。
  第三节 上海解放后发展历程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濒临破产边缘的上海造纸工业获得新生。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在贸易处内设置代理部，收购工厂库存成品。6月1～9日收购天章、江南等7厂新闻纸6152令。6月9日后由新成立的国营上海市贸易信托公司收购。到8月底共收购22789令，帮助企业解决资金周转困难。第四季度华东工业部与贸易部门商定，由商业部门供应原料向纸厂换纸。化工原料公司也与造纸工业同业公会订立每月以漂粉3000箱（30万磅），换取纸张的合同，为期3个月。市贸易信托公司与天丰纸厂订立以方块布2400箱（每箱39磅）换取白报纸920令的换货合同，12月，上海市进出口公司向天章纸厂预订新闻纸200吨，向大中华纸厂预订新闻纸75吨，均预付货款总额的55％。经过短短几个月，上海造纸工厂陆续开工。9月中华制纸工厂更名大明造纸厂，10月人民印刷厂（542厂）出租原日商井上制纸所给新和造纸厂，11月中华制纸一厂改为金城造纸厂，3厂相继开业。当年，已有24个厂恢复生产。经济效益逐月好转，10月份终止亏损，11月起开始盈余。
  1950年“二六”轰炸，供电减少，生产又遇困难。停工厂占70％，20％以上工厂陷于半停顿状态，4月份产量仅330余吨。少数资本家有消极行动，有的甚至弃厂去港。海龙、大信、晋丰三厂资方，分别将厂售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后勤部、江西赣县人民造纸厂、江苏镇江大东造纸厂；工人以自觉减薪，部分暂时遣散，整修车间改装设备等积极行动，协助资方共渡难关。6月电力好转，生产趋向正常。下半年起人民政府对各厂进行加工订货，造纸行业产品遂有更新换代的条件，扭转解放前以生产连史、毛边、海月等纸为主的局面，1950年老品种仅占年总产量的4％，增产道林、白报纸、牛皮纸等品种，大明造纸打字纸，中国水泥公司造纸部水泥袋纸均试制成功。1950年全年盈余500亿元（旧版人民币）。1家专以制造商品浆的友联木浆厂开业，职工43人，日产机械木浆1吨。1951年纸及纸板产量5.25万吨，为1949年的2倍半。盈余极丰，利润率为33.70％，有的厂利润已经相当其资产总值，称为“难忘的1951年”。与此同时，造纸行业中陆续出现生产关系的变革和调整。
  1950年2月三野后勤部以24亿元（旧版人民币）购买老海龙纸厂，经过短期整修于4月运转生产，定名勤丰造纸厂，为部队用纸服务，此为上海造纸工业中第一家公有制企业。年底，中国版纸公司实行军事管制。1951年3月，天章造纸股份有限公司，积欠客户款为数甚巨，无力清偿，总经理刘季涵与债权人，人民印刷厂、解放日报社等6个单位取得协议，将东厂作抵人民币300亿元，除抵偿订货欠款外，余10亿元作为私股投资，占全部股份360亿元之2.78％，双方签订草约，改组为公私合营利华造纸厂，由华东工业部于3月10日派员接办。1952年10月天丰造纸厂没收反革命分子股份后成为公私合营。造纸工业的公有制成分逐步扩大。1951年，国家行政机构采取措施，缓和上海纸张紧张情况，打击纸商投机外流的行为，对私营造纸厂第四季度生产作了安排。新闻纸全部由中百订货，新闻纸以外的薄纸，中百订购70％，其余30％由纸厂在纸交易所自销，黄板纸全部由中百包销。对于30％的自销部分，亦由纸交易所掌握分配给“专业彩印业、铅印业、文教用品业、纸盒业、卷烟业”等6个用纸行业。自销虽然仍旧存在，但是已经在国家控制之下进行分配。政府安排任务，已从加工订货发展到初步包下来的阶段。私营纸厂的生产开始纳入国家计划轨道。1952年3月“五反”运动开展，7、8月定案，核定私营造纸厂30户违法所得应退金额为550万元，占全市私营工业退财总额的3.36％“五反”后，订货检查加强，资本家认识到不改变生产关系企业经营难以完善。1953年，中和等15家造纸厂联名申请公私合营。1954年产品由商业部门全面包销。1954年1月5日江南纸厂与益中纸厂合并，并批准为公私合营。4月1日宏文纸厂批准公私合营。接着中泥、大明、中和、华丽等厂先后批准公私合营。由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局领导。10月25日上海造纸工业公司成立，确定为一级管理机构，领导勤丰、中版、利华、天丰4家公营纸厂。翌年5月21日市二轻局将江南总厂、分厂、宏文、中和、大明、华丽等6家纸厂移交上海造纸工业公司领导。10月1日其余24家私营纸厂经政府批准成批实行公私合营。采取单独合营为主，合并合营为辅两种形式。职工在百人以上，管理机构较齐全者单独合营，有海龙、光中、国丰、合众、上海、宝山、大沣、中国、天章、大中华等10厂，职工在百人以下的小厂，有大公、永安等14家，并为6个单位。建中造纸厂机器修理部并入大明纸厂修造部，成立独立经营的建明机器修配厂。
  造纸工业全行业合营后，全归上海造纸工业公司领导。公司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统一采购原材料，合理安排品种到机台，充分发挥各机台的特点，促使生产和技术经济指标达到良好状态。1956年国家投资425万元，有计划地进行技术改造，当年修复8台闲置纸机，并改两班制生产为三班半制，产量遂迅速增长。1956年纸及纸板产量12.16万吨，比1955年增长42.4％，品种不断增多，1956年经常生产的品种有64种，以造印刷、书写、包装等用纸为主。中泥造纸厂用废木料生产硫酸盐木浆，以100％自制硫酸盐木浆代替进口牛皮木浆制造水泥袋纸获得成功，为国家节约大量外汇。在各种品种中高级印刷书写纸占13％，中级印刷书写纸占30％，包装用纸占37％，建筑用纸占8％，工业技术用纸占8％。打字纸、涂料纸、印刷纸、牛皮纸、白板纸等均在全国同行中领先，出口国外受到好评。1957年建立了造纸机械修配厂，作为全行业的机器设备大修理及备件制造中心。1957年纸及纸板产量达到14.11万吨，比1956年又递增16％，为1949年产量的7倍，占当年全国机制纸总产量的16％，提前1年2个月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纸及纸板的产量任务。
  1958年1月根据工业管理体制的改变，上海市造纸工业公司及所属造纸厂、修理厂等共26个单位由国家轻工业部造纸局下放上海市轻工业局领导。
  1958年全国出现“大跃进”势头。为发挥设备潜力，提高产量，减轻劳动强度，促进生产发展。上海造纸工业掀起了以机械化、目动化、连续化、管道化（以下简称四化），新工艺、新技术（以下简称二新）为中心的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以下简称双革）群众性活动。1958～1960年共实现革新项目3540项。其中带有行业性意义的69项。“二新”、“双革”结果，把上海造纸工业机械化程度由1959年的54％提高到1960年的69％，有1404人由原来手工操作转化为机械化、半机械化操作，节约劳动力909人。革除了历史遗留下来的扛、抬、背等笨重体力劳动。1958年，江南、利华等纸厂在“双革”中试用锥型除渣机，对草浆的小节点去除力很强。利华厂采用50％漂白草浆制造单面胶版纸，为草类纤维制造好纸闯出了途径。新工艺、新技术的创造和发展，扩大了产品品种。1958年以前的9年共试制成功新产品35种，生产品种共60多个。1960年底产品品种已达120余种。从而加强了出口能力。1957年出口纸张15000吨，至1960年扩大到23000吨。
  但由于“大跃进”中严重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盲目追求产量，造成产品质量严重下降，纸张水份步步上升。有的厂生产的薄纸水份高达15～20％，箱板纸水份高达30％以上。各类纸张还普遍出现了“黑”、“粗”“厚”的状况。这些低劣的纸张，不仅造成各厂自身经济上损失，也造成社会上的严重浪费。同时由于车速不断加快，纸机超负荷运转，时常发生断轴事故，应修不修，带病运转，导致事故频繁，运转率低。1958、1959两年全业平均每天每台纸机运转时间不到20小时，大大低于1957年的22.5小时。烘缸锅炉等压力容器，也在超负荷情况下运行。上海、华孚新、大明、勤工、合众、光中等厂因锅炉事故停产达3000小时。失却控制的发展，造成了严重浪费，1959年用浆量比1958年上升4919吨，1960年又比1959年上升327吨。成本大大超支，可比产品成本1958年比1957年上升0.58％，1959年比1958年上升3，1960年又比1959年上升7.95％。全业利润减少。1958年全业利润为4543万元，1960年利润仅2710万元。部分厂还出现亏损情况。1960年7月有8个厂亏损60余万元。
  1961年开始，根据压缩工业战线，合理安排生产的方针，制订年产纸13万吨的计划（年终完成13.06万吨）比上年下降40％，全业75台抄纸机停开20台，停停开开6～7台，正常运转的48台。9月份光中、天丰、上海绝缘纸厂等3个厂全部停产。为克服造纸原料严重紧缺的困难，宝山纸厂，由厂长带领部分工人赴江苏镇江与正在建设中的镇江制浆厂协作，临时生产部份苇浆，支援上海。其他停产厂的职工（除部分技术工人外）分别调往湖州、松江等原料基地或至崇明参加围垦。1961年湖州、松江两厂共供浆15000余吨。1962年松江县属光荣纸料厂被接收为上海造纸工业公司领导的制浆厂，翌年2月增添两台蒸球，生产亚硫酸盐草浆，年产可漂草浆9000吨左右，利华、江南、大中华（今新华）等厂，加强制浆技术设备改造，提高自制草浆的质量，1961年12月利华厂正式生产净制草浆，日产从开始时的6吨，提高到1963年底的20吨左右。1962～1963年两年共生产净制草浆4000吨。其中3500吨配用于出口产品。江南厂在1962年冬新建草浆处理流程，生产漂白草浆抄造书写纸，到1965年漂白净制草浆年生产能力已达5000吨左右，9月份，设立中泥纸浆厂，利用废木料制造硫酸盐木浆，10、11、12三个月生产硫酸盐木浆1953吨。迨1965年底上海造纸行业已拥有两座专业制浆厂，年产纸浆18000吨左右，实现上海无专业纸浆厂零的突破。
  上海纸品复制厂1960年11月由上海市文教用品工业公司移交上海市造纸工业公司领导。1961年6月又有文化纸品厂、中国标准纸品厂、公信帐簿印刷厂、良益纸品厂、上海绝缘纸厂等5个厂划归造纸工业公司。1962年7月马江晒图纸厂（今感光复印纸厂）归口造纸工业公司，壮大了加工纸生产能力。60年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国防工业、无线电仪表工业的发展，许多自动化记录仪器需要各种技术加工纸的配套。国家科委、中央轻工业部确定上海组建技术加工纸中间试验工厂。上海市也把技术加工纸作为“上海18项新技术”之一。由华丽铜版纸厂厂长孟宪荣负责，组织筹建工作。1963年11月1日筹建处提出“组织技术加工纸中间试验工厂”计划任务书。1964年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批复同意，并提出试验完成后转为年产1000吨的技术加工纸生产厂，投资270万元，定址青浦县朱家角镇。1965年5月，征用土地9.428亩，开始建厂。定厂名为地方国营朱家角造纸厂（今三五纸厂）。1966年竣工投产。生产力、光、电、热、化学等类型技术加工纸，为军工科研生产服务。至1985年，即先后试制投产了国家紧缺的37个新品种，军民用户，遍及全国。
  1965年8月23日上海造纸工业公司将文化纸品、良益、中标、公信4厂划归上海市文化体育用品工业公司领导，同时，接收经过上海技术局投资进行技术改造的现代记录纸厂（今天章记录纸厂）作为生产记录纸的专业工厂，并与中标厂对调厂址。该厂拥有独占优势的绘图、照相和制版等人才。上复、马江、记录纸厂的划入，为上海造纸工业发展加工纸聚集了设备与力量。1965年底全业有24个造纸厂，2个制浆厂（年产纸浆18000吨），连同各厂自制浆，合计年产纸浆7.5万吨左右。浆纸不平衡状况有了明显改善。1965年国家分配给上海造纸工业的商品浆减少到27％，73％的纸浆（包括生打浆）由本行业自行生产或采购。华丽、上复、马江、朱家角（三五）等5个加工纸厂，年产加工纸约5000吨。经过数年调整，上海造纸工业已形成浆、纸、加工纸生产一条龙雏形。
  1961年在设备长年失修的情况下，利用开工不足的有利条件，认真进行行业性的设备大检修。并根据机台性能和特点，采取保证重点，和择优安排生产的原则，既减轻了原料压力，又扩大了出口产品，产品质量也有很大提高。打字纸在中轻部的“全国名牌产品选拔赛”中名列前茅，被评为八大优胜产品之一。1961年全行业不仅完成中轻部下达的14450吨出口任务，而且通过扩大机台增加出口品种的措施，还完成地方出口任务9825吨，全年出口交货总量25874吨。是年，还试制成功外文版毛选专用布纹纸、高压电力记录纸、水彩画纸等14项新产品。
  从1961年起，还有计划地对全行业的打浆设备进行改造，较好地解决了全业长期存在的打浆与抄纸不平衡状况。神州造纸厂使用大型封闭式螺旋浆机后，每天打浆能力相当于4台250公斤荷兰式打浆机，节电75％、占地节约56％。在全国造纸工业技术成就总结会议上得以推广。是年，还耗资36万元，对循环不良、制浆能力差的全业165台荷兰式打浆机中的82台进行了技术改造，提高打浆能力50％，使生产水平不断提高。经过1961～1963年有计划有步骤的设备维修工作，迨1964年全业已修复失修设备近千台，在此基础上建立记录卡等“四落实”设备管理制度，设备事故大为减少，8月份纸机平均运转时间已达22∶24，接近1957年22∶30的水平。1965年大力发展高频疏解泵，首次生产40多台，为进一步改善落后的打浆设备摸索了经验。当年全业有7条流程采用高频疏解泵，大大提高打浆效力节约了占地面积，节约了电力。经过几年调整、更新、充实等举措，纸张产量、质量、品种都有很大提高。1962～1965年的4年中纸及纸板产量以每年平均12％的速度增长。
  1958～1965年，上海造纸工业系统工厂企业变动比较频繁，在不断调整中前进。
  崇明浆厂设备安装后，因芦苇原料没落实未生产就撤销了该项目；标准造纸厂开始并入中国版纸公司，1965年又分开独立经营；大沣造纸厂初并于破布加工厂、金属丝布厂、时光拉丝厂合组成的上海造纸铜网厂，1965年又分立；上海纸品复制厂1960年11月从文教系统并入后，1965年又划归文体系统，不久再划入造纸系统；上海绝缘纸厂从文教系统划入不久，即在调整中关闭；文化、中标、公信、良益、中国晒图行1961年6月从文教系统划进，1965年8月23日重新划归文体系统。1966年1月大明造纸厂分厂与总厂分立，成为独立经济核算单位，定名为江明造纸厂。4月1日成立上海市造纸工业研究所。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整发展，上海造纸工业的生产日趋正常，物质技术基础和生产能力逐步有了增强。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上海造纸工业刚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再次被打乱。生产下降，事故频繁，7、8两月发生伤亡事故189次，比上年同期130次（无死亡事故）增加45％，3季度又发生一次死亡事故。1967年1月24日造反派对全业所有单位的领导实行全面篡夺。之后，部分厂接踵发生武斗，7月份江南厂发生两派武斗和冲厂事件，有100多人离厂“避难”脱离生产42天。8月，人民造纸厂发生绑架人质，全厂停产6天半，同月大明纸厂停机62天，，利华厂厂内发生激烈武斗，全厂停产一星期。宝山造纸厂8月7日发生武斗后，于8月26日和12月1日又连续2次爆发武斗，是造纸行业中武斗停产次数最多的一个厂。不断的停产事件造成重大损失。1967年的产量比1966年减少14351吨，下降7％。
  1968年1月29日上海市造纸工业公司革命委员会成立。10月份，造纸、木材两公司合并，成立上海市造纸木材工业公司革命委员会。1967～1971年的5年中，生产始终不稳定，年产量长期徘徊在20万吨左右。5年中平均年产量205635吨，低于1966年的208691吨。平均下降0.9％。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荒谬的批判所谓“束缚生产力”的“管、卡、压制度”使企业管理全面破坏，无政府主义盛行，各班操作自行其是，造成质量下降，纸机失修等严重恶，果。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通过拨乱反正，恢复了正常生产秩序，并对全业主要设备63台造纸机进行了普遍调查，其中有46台必须大修，占73％。1977年上半年修复19台。利华厂2号机大修后，生产效力提高10％，质量好转。8月份，经中央轻工业部批准，上海拨款327万元，宝山厂3台纸机进行改造，日产量从改造前12吨提高到25吨，品种从单一牛皮纸发展到卡纸、板纸等10个，利润从每月4万元增加到20万元。学大庆、办大庆式企业推动各厂重新健全管理制度，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级责任制普遍建立起来。全业产品质量有显著提高的占12％，稳定的50％，波动的30％，差的下降到8％。
  1978年7月造纸木材两公司分开。成立新的上海市造纸工业公司，郭忠实任经理。同年10月虹口造纸厂考虑外销市场的需要，恢复原厂名神州造纸厂。翌年3月，百年老厂——天章造纸厂恢复老字号，同时期恢复老厂名的有宝山（武夷）、国丰（沪光）、大沣（沪新）、万利（东风）、中国版纸公司（红卫）、华丽铜版纸厂（上铜）、宏文、大明、华伦等纸厂。
  第四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中央兴国利民的一系列战略决策指引下，上海造纸工业结束徘徊、动荡的局面，走上了稳定发展的道路。同时开始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发展多种经济形式，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新途径。1979年底，成立独立经济核算的上海造纸工业公司供销经理部，经营本行业的全部产品，开展产品统销，直接听取用户意见，及时了解市场动态，向市场调节的商品经济迈出第一步。同年11月起，陆续兴办上海记录纸加工厂、长白造纸原料加工厂、天丰造纸厂原料堆桩运输场、利民纸品加工厂等6家集体企业。1979年调集行业卡车49辆，组建上海造纸工业公司汽车运输队，实行独立经济核算。为缓解上海造纸行业的运输矛盾发挥了一定作用。
  1979年10月起，上海市造纸工业公司遵循中央关于“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政策，本着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发挥本行业的技术、管理优势，大力发展横向联营，从1980～1989年，先后与本市的川沙、崇明、金山、松江、青浦、嘉定等县，及江苏、浙江两省有关县市合作，建立23家以生产纸及纸板为主的城乡联营企业，1990年共生产纸及纸板137989吨，占行业总产量的34％，成为上海造纸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1982年4月上海造纸工业公司与香港中港实业有限公司合资设立新欣纸业有限公司，注册资金240万元，沪方（上海造纸工业公司与轻工业局援外办公室）180万元，港方60万元。利用国内原纸加工生产技术用纸与生活用纸，产品由香港中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推销。1984年营业后，实际外销25％，内销75％，1989年利润为1000万元。
  从1984年下半年起，上海造纸行业逐步开拓第三产业，至1986年上半年共创办24家经营服务部。除2家为全民所有制外，余均为集体所有制。经营项目有整理分切纸张坏片、回收包装材料、开办招待所和小卖部、劳务输出、装潢印刷、技术咨询等。“三产”的开拓，使工厂富余人员得到妥善安排，废旧材料得到综合利用，对职工对企业对国家都带来好处。1990年全行业第三产业的利润总额1914.66万元。营业税527.8万元，所得税726.25万元，安排职工1463人。
  1986年12月16日，上海造纸工业结束沿用32年之久的管理体制。由行政性机构上海市造纸工业公司转变为生产经营型的企业性机构上海造纸公司，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照章纳税、承担经济责任。1987年2月18日上海市长江泽民对改革后的上海造纸工业寄于深切厚望，题写“振兴上海造纸工业”八个大字以资勉励。为深化企业改革，探索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路子，1987年6月12日上海造纸公司向上海市财政局和上海市轻工业局实行了综合承包，签订工业企业经营责任制合同书和行业工资总额与上缴税利挂钩浮动协定。承包基数为年上交利润6058.5万元。为确保承包所规定的各项指标，实现国家多收，职工多得。6月30日起公司本部与各厂分别实行经济责任承包。1988年还试行对大沣、长虹两厂分别招标承包。同年上海造纸公司经国家经委批准列为大中型骨干企业。1988年1月实行经理负责制。市轻工业局任命梁开锋为经理法人代表。对行业的生产、建设全面负责。
  80年代以后，上海造纸工业技术改造的步伐加快，生产能力不断增强。产品逐步升级换代。上海造纸行业原有的主要造纸设备比较陈旧，由于在解放后，采取充分利用，个别淘汰，局部更新的做法，到70年代末，还有20年代以前的造纸机3台，占6％，50年代的6台，占9.8％，多数为30年代、40年代的产品。这些纸机门幅狭窄，车速低，一般为每分钟100米左右，从80年代开始，加快了纸机技术改造速度。到1987年先后有20个厂的27台纸机进行了技术改造。与此同时从国外引进成套设备，加快造纸工业的现代化建设。1983年，江南造纸厂投资3664万元（其中外汇558.16万美元）从联邦德国、法国等国引进年生产2万吨高级美术涂料印刷纸生产线，1986年下半年正式投产；1984年天章记录纸厂从日本、联邦德国、丹麦等国引进电子打印折叠印刷机和航空票证印刷配套机等设备，使仪表记录纸、多层复写票证纸等质量改进，产品升级。同年12月感光复印纸厂与南斯拉夫签约引进无碳复写纸生产线，1987年底竣工投产；1985年宏文造纸厂从日本引进年产5万吨牛皮箱板纸生产线，被立为上海市重点工程项目，1988年底竣工投产。通过几年努力，全行业技术改造取得了显著成果，增强了生产能力，改善了质量，扩大了品种，提高了经济效益。1988年全行业纸及纸板产量突破40万吨，达到42.22万吨，比1978年增长54％；能生产品种发展到300多种，有50多种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实现利税21171.57万元，在上海100家工业企业税利大户中名列第七位。为上海造纸业的鼎盛时期。
  从1954年10月到1990年末，上海造纸行业共为国家创造利税43亿元。1990年末上海造纸工业已拥有全民生产企业31个，其中纸厂21个及附属企事业单位10个，此外还有25个联营生产企业，2个三资企业。1990年有全民企业职工20169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2300人。1990年末拥有固定资产原值4.46亿元，净值2.89亿元。主要生产设备有各类造纸机85台，涂布机21台。产品有印刷用纸、书写用纸、技术配套用纸、生活用纸和包装用纸五大类共300多个品种。直接出口的有20多个品种。1990年生产纸及纸板40.6万吨，产值13.13亿元，利税2亿余元。出口总量4.34万吨，（其中直接出口2.37万吨），换汇2600万美元。
  随着上海城市现代化建设的突飞猛进，处在市区内造纸厂的弱点充分暴露。对此，上海造纸公司制订了整体改造方案，在杭州湾新建一个规模宏大的现代化制浆造纸生产点，解决长期存在的部分工厂设在居民区内，场地狭小、厂房拥挤，以及三废污染等等问题。简称“建设一个点，松动一大片”的决策。上海造纸工业正在绘制新的蓝图，迈步跨上生产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