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上海近代造纸工业始于19世纪80年代。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上海机器造纸局诞生，为中国近代第一座机械造纸厂。尔后，由英、俄、法、美4家外商倡办，华商合股参与的华章造纸公司及官督商办的龙章造纸厂先后建立。在洋纸倾销的历史条件下，纸厂营业不佳。数十年间，仅此3厂不断改组、易主、更改厂名，而无新厂之继起。到1924年始出现转机，继竟成造纸厂开办后，江南、民生、宝山、源泰等一批纸厂相继成立。至1936年，上海机制纸产量已占全国30.21％，成为申城颇具影响的行业之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形势陡变，老厂损失殆尽，而在租界特殊环境下，新厂如雨后春笋，但多为厂房简陋，设备陈旧，规模很小的小厂，形成上海造纸工业分散落后的格局。抗战胜利后，上海造纸工业在外受廉价洋纸倾销，内遭恶性通货膨胀压力的情况下，一蹶不振。迨解放前夕，工厂停工十之八九，整个行业奄奄一息。上海解放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收购成品、加工订货等政策扶植下，经济很快复苏，工厂恢复生产。1954年10月上海造纸工业公司成立。1955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在造纸公司的统筹安排、加强管理下，生产迅速发展。改连史、毛边等仿手工纸生产为书写、胶版、打字纸等品种生产。1957年纸及板纸产量为1949年的7倍。1958年“大跃进”期间，由于违反客观经济规律，事故频繁，产品质量严重下降。而群众性技术革新却一枝独秀，在用机械代替人工操作，消除肩扛、背掮等笨重体力劳动方面取得一些进展。1961年着手调整，经过几年努力，生产重趋正常，并有新的发展。24种产品成批出口，胶版印刷纸、书写、打字、牛皮、白板纸等纸张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定地位；通过调整结构，纸浆厂、技术加工纸厂相继崛起。形成浆、纸、加工纸生产一条龙雏形。“文化大革命”期间，工厂秩序遭到破坏，企业生产曲折徘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带来了上海造纸工业的春天。加快技术改造步伐，整顿改进企业管理，引进先进生产装备，发展横向型经济等举措，收到很好的经济效益。质量、品种、产量、产值、利润、税收、出口创汇都跃上新的台阶。1986年底企业性公司成立。继而被列为大中型骨干企业，进入全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的行列。列为市重点项目之一的奉贤星火制浆造纸厂，于1993年建成。上海造纸工业步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一）
  解放前，上海造纸业由于长期受洋纸倾销和行业本身资金及技术力量薄弱等因素的制约，惨淡经营60多年，能够生产的纸张品种只有33种，其中档次稍高、有一定竞争力的品种仅有道林纸、单面铜版纸、白板纸等7种。上海解放后，结束了洋纸侵占市场的局面，为上海造纸业发展生产，增加品种，扫除了障碍。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在国家轻工业部的安排和指导下，开始生产中高档文化用纸、包装用纸和工业配套用纸。至1958年，全行业新增的品种有双面铜版纸、色打字纸、黑色照相卡纸、高强度含麻箱板纸、电缆绝缘纸、描图纸、卷烟纸、绉纸原纸、感光原纸、传真纸、心电图纸等近80种。1961年后，在贯彻“八字方针”过程中，上海造纸业通过总结经验，分析现状，从行业“老厂多、小型机台多、原料紧缺、技术力量较强、协作配套条件较好”的特点出发，决定走“增加花色品种，开发技术加工纸”的发展道路。宝山、国丰、新风、勤丰、红光等厂建立了开发新产品的“攻关小组”；华丽铜版纸厂开辟了研制新产品的专业车间；1965年由上海市科委投资120万元，在青浦县朱家角镇创办了一座融科研与生产于一体的专业技术加工纸厂——三五纸厂，逐步形成了开发新品种的技术优势，至1966年，全行业研制开发成功的新品种有66种，其中品位较高的工业配套用纸24种。至此，上海造纸业已基本形成了适销对路的印刷用纸、书写用纸、包装用纸、生活用纸、技术配套用纸、板纸等六大类系列产品。品种数量、质量档次、经济效益，均进入全国同业的先进行列。“文化大革命”期间，在生产运行机制和经济、技术管理制度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行业多数技术人员顶着逆风，继续开展新产品的研制开发工作，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试制成功0901和7101防化纸、W—160和HM—180燃油滤纸、2050纸、106地图纸、护膛衬纸、脑电波纸等国防、医疗、工业配套用纸14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上海造纸业加大了科技投入。在加快技术改造和引进成套先进设备的同时，以上海造纸研究所为龙头，充分发挥各厂工程技术人员的积极性，有计划地开展技术加工纸和薄型纸抄造技术的研究；表面施胶、微涂布技术和白色填料及颜料的进一步开发；中性施胶的应用和化工助剂的配套研究等，在取得科研成果的基础上，把开发新品种的重点放在“四少三高”（用料少、能耗少、运量少、污染少，技术知识密集程度高、经济效益高、劳动生产率高）的技术加工纸上。1978～1990年，上海造纸研究所、三五纸厂、宝山造纸厂、国丰造纸厂、中国版纸厂、感光复印纸厂、天章记录纸厂、红光造纸厂、上海复写纸厂等15个单位，又先后试制成功高品位的新产品74种。截至1990年，上海造纸行业能够生产的纸张品种达到320多种，居全国同业的首位。常年生产的品种有170种左右，其中技术加工纸的产量、产值逐年提高，1984～1988年，全行业总产值比1983年增长14.86％，平均每年递增2.8％，而其中加工纸的产值增长41％，平均每年递增7.1％，明显高于全行业平均增长水平。
  至1990年末，全行业有30个品种获得市、部、国家级优质产品的光荣称号，其中新风铜网造纸厂生产的XF新风牌140克照相原纸和XF新风牌半透明纸，中国版纸厂生产的帆船牌单面白板纸和飞翼牌A—Ⅱ电容器纸，三五纸厂生产的珊瑚牌心电图纸，神州造纸厂生产的神州牌1号糖果包装纸，先后获得国家颁发的优质产品银质奖的殊荣。
  （二）
  上海造纸业在解放前的65年中，步履艰难，发展缓慢。纸及纸板年产量最高的1936年为2.7万吨，后经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破坏，给造纸工业造成惨重损失，加上洋纸倾销等因素，至1949年解放前，上海的纸及纸板年产量下降到仅2万吨左右。
  上海解放后，结束了洋纸侵占市场的局面，从此上海造纸业开始走上了稳步发展的道路，全行业综合经济效益稳步上升，处于全国同业的领先地位。
  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年），人民政府先后采取一系列经济措施，帮助各造纸厂走出困境，恢复和发展生产。至1951年，全行业纸及纸板年产量已达5.25万吨，为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194.4％，利润率达到33.7％，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局面，被同业人士称为“难忘的1951年”。
  1955年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上海造纸工业公司实行统一采购原辅材料，合理安排品种到机台，有计划地进行技术改造，并改两班制为三班半制，有效地调动了各基层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产量和经济效益迅猛上升。1957年纸及纸板产量上升到14.11万吨，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增长4倍，占当年全国机制纸总产量的16％；实现利润3172万元。
  1961年，上海造纸业吸取了“大跃进”违反客观规律，片面追求产量，造成严重浪费的经验教训，从本行业的实际出发，对下属企业实行“六定”管理制度，（定机台、定品种规格、定产量、定进度、定销售对象、定原料配比），使企业管理日趋科学化、规范化，从而进一步促进了生产的发展。1965年全行业纸及纸板产量达到191782吨，超国家下达计划26182吨，上交利润6300万元，比1957年增长98％。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中央兴国利民的一系列战略决策指引下，上海造纸行业开始了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加快技术改造的步伐，发展多种经济形式，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新途径，使生产和综合经济效益得到了进一步提高。从1979年10月起，遵循中央关于“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政策，大力发展横向联营，1980～1989年，先后与本市的川沙、崇明、金山、青浦、嘉定等县及江苏、浙江两省的有关县市合作，建立了23家以生产纸及纸板为主的联营厂，把大工业先进的管理、技术和乡镇企业比较灵活的经营机制结合起来，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1980年，联营企业的纸及纸板产量为7445吨，产值193.3万元，税利近80万元；1990年纸及纸板的产量达到137989吨，占行业总产量的33.96％，产值33851.6万元，占行业总产值的20.50％；实现税利4180.9万元。
  尤为重要的是，全行业加快了技术改造的步伐，到1987年，先后有20家厂的27台纸机进行了更新改造；江南、宏文、感光、天章等厂先后从国外引进先进的成套设备，加快了造纸行业的现代化建设，从而进一步增强了生产能力，为进一步发展产品品种，提高经济效益创造了条件。1988年全行业纸及纸板产量上升到42.22万吨，比1979年增长54％；有50个品种进入国际市场。全年实现利税21175.7万元，名列上海百家工业企业利税大户第7位。1990年全行业生产纸及纸板40.6万吨，产值13.13亿元，实现税利21185万元，出口总量4.34万吨（其中直接出口2.37万吨），换汇2600万美元，销售额列全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的第53位。上海造纸行业从1954年到1990年的35年间，共为国家创税利43亿元，相当于全行业1990年固定资产的10倍。
  （三）
  上海造纸行业的技术力量，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发展过程。早期开办的上海机器造纸局、华章造纸公司、江南造纸厂等，均聘请外国技术人员负责建厂设计和主持开工后的技术工作。直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方有陈彭年、谈致中等为数极少的中国工程师应聘来沪，才使上海造纸业有了自己的专业技术人才。据统计，迨1950年，上海30多家造纸厂，仅有工程师12名。从50年代起，在国家轻工业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扶持下，通过大学、及大、中专毕业生的分配和在全国同业中调剂的办法，上海造纸业的专业技术人才逐年有所增加，至1956年，全行业已有工艺、设备、电气等各类工程技术人员521人，其中有专业技术职称的226人，包括工程师47人，实现了家家工厂有工程技术人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上海造纸业加快了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工作，除了每年接纳国家分配的大、中专毕业生外，1980年自办了一所职工大学，开设造纸机械、制浆造纸工艺、造纸自控、制浆造纸测试分析及企业管理等专业，以全日制、学分制、基本业余等灵活多样的办学方式，聘请学有专长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担任专职或兼职教师。1980～1990年，先后培养大专毕业生427人，充实了上海造纸业的技术队伍。至1990年末，全行业已拥有各类工程技术人员1369名，其中助理工程师466名，工程师362名，高级工程师77名。
  上海造纸业还采取选送技术人员出国进修，邀请外国造纸专家来沪讲学、组织双边技术交流和开办工程师进修班等方式，帮助在职技术人员及时掌握国际造纸新技术、新信息，不断更新、丰富专业知识。据统计，从1983年～1990年，全行业先后选派60名技术人员分赴意大利、联邦德国、日本、瑞典、美国、奥地利、芬兰等国参加专业培训。从1973年～1990年，先后邀请日本、美国、法国、瑞士、奥地利、南斯拉夫等12个国家的专家或代表团34批127人来沪讲学和技术交流；从1983～1990年，由上海造纸公司教育中心负责开办两轮13期工程师进修班，有230名工程师参加了为期3个月的新技术培训。
  在重视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同时，上海造纸业还注意有计划地提高各类工人的技术素质。从1986年起，公司教育中心先后举办四级工以上的造纸、制浆、维修钳工、维修电工、造纸铜网等专业培训班27期，连同各基层厂自行培训的在内，5年内共培训9565人，其中达标的中级工4783人，高级工478人。并在高级工中选拨“能工巧匠”进行再培训，以造就一批专业技术过硬的拔尖人才——技师。从1987～1990年，分4期办了16个班级，经专家严格考核，评出各类技师198名。
  上海造纸业技术队伍的逐步扩大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不仅促进了本行业科研活动和生产建设的蓬勃开展，还为支援国内外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从1959年～1979年的20年内，全行业共获科研成果76项；改革开放后，加大了科技投入，进一步推动了科研活动的发展，从1980～1990年的10年内，共获科研成果156项。累计获市、部、国防科委颁发的科研成果奖、技术进步奖35项。1984～1986年，江南、长虹、上浆、江明、大明、神州、中版等厂，派出技术队伍，先后为福建、新疆、山东、江苏等17个省的35家造纸厂，进行包括安装调试造纸设备、治理三废污染等在内的专项技术服务工作，受到各被援单位的好评。由江南造纸厂援建的新疆石河子造纸厂，投产后生产的胶版纸在“广交会”上亮相，即与泰国商人签订了500吨供货合同。
  1959～1990年，宏文、江南、中版、新华、长江、长征、红光等造纸厂和上海纸浆厂，先后派出18批90名工程技术人员，援助蒙古人民共和国、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柬埔寨王国、巴基斯坦国、尼泊尔王国、菲律宾国及香港、澳门等9个国家和地区的14个造纸厂安装调试设备和技术指导工作。
  （四）
  解放前，上海各造纸厂主要以进口木浆、破布、废纸维持生产。20世纪初叶，华章造纸公司和江南造纸厂曾先后采用稻草和芦苇制浆造纸，但因工艺落后，只能抄造低档纸张，又因势单力薄，产量有限，未能形成气候。30年代初期，以陈彭年为代表的一批有声望的造纸专家，力主在国内大力开发竹、苇、草类纤维原料，“以补本国木材资源之不足，减少木浆进口”。1935年，陈彭年撰写《中国制纸工业之前途》一文，在分析了中国制纸工业“蹉跎不进”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原因的同时，指出“原料间题未曾解决，而仰给于舶来品为最大根本弱点”，深刻揭示了开发本国纤维原料对于发展中国造纸工业的密切关系。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条件下，上规模地开发利用国内纤维原料，只能是“纸上谈兵”，以致在解放前的65年间，上海造纸业绐终未能改变“破布、废纸和进口木浆”的原料结构，暴露了上海机器造纸工业先天不足的弱点。
  上海解放后，开发利用国内纤维类原料，终于被提到议事日程，1950年1月国家轻工业部召开的第一届纸张会议上，提出了“木浆为主、草浆为辅”的原料结构方针，上海造纸业积极响应，并采取两条措施，就地开发利用稻麦草、芦苇等纤维原料。一是与外地合作，建立制浆基地。1957年与浙江省轻工业厅合资，在湖州市筹建年产7000吨的草浆厂，建成投产后，80％提供给上海造纸业使用，从1959年～1982年24年间，累计供应上海湿草浆15万吨；1962年，在中央轻工业部的统筹安排下，位于江苏省镇江市的镇江苇浆厂建成投产，每年向上海提供苇浆9000吨。二是充分利用本行业的制浆设备，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研制开发并不断优化稻麦草浆，1950年2月，由上海造纸原料联购处出面，委托宏文造纸厂试制用于抄造主要纸张的可漂草浆200吨，一举取得成功。随后上海造纸业把不断优化稻麦草制浆工艺，提高浆料档次，列为科研的主攻方向，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58年，利华造纸厂开始进行提高漂白草浆质量和单体设备的小型试验，经过上百次的试验测定，初步肯定使用锥形除渣器和振动跳筛等对于去除草浆尘埃杂质，提高草浆质量，均有效果。1959年在国家轻工业部造纸研究所的帮助下，对草浆净制筛选工艺流程作了改进，1959年9月，利华造纸厂开始以20～40％的净制草浆配用于生产双面胶版印刷纸和书写纸，效果良好；1962年又以20～40％的净制草浆抄造出口纸张，再次获得成功，从此稻麦草便成为上海造纸工业的主要原料之一。从60年代起，稻、麦草年用量猛增到10万吨以上，由上海市计划委员会每年向郊县下达供货计划，再由上海造纸公司分别与各县有关方面衔接收购。从1972年起，在市计划委员会的支持下，重点在金山县实行“以煤换草”，每年由国家提供燃煤55000吨，换取稻麦草200万担（10万吨），从而稳定了稻麦草的来源。上海造纸业用量较大的纤维类原料还有龙须草、芒杆、芦苇、废棉、废木片等，主要通过与外省市商业部门建立协作关系，组织采购调运。芒杆、龙须草等来自广东、江西、浙江、四川、湖北、贵州等省，最高收购量为1976年的35830吨，1990年为12175吨；废棉类原料主要由江苏、安徽、福建、山东、湖南、陕西等省供销社供货，年收购量1978年为39941吨，1990年为15859吨；竹类原料主要购自广东、广西、江西等省土产公司，年采购量1977年为17036吨，1990年为8647吨。废木片60％采购自福建、黑龙江、吉林等省的林区，40％由上海市各木材加工厂及柴炭商店供货，年采购量1960年为30035吨，1971年为62000吨，1990年为48597吨。由于多渠道地开发利用草、苇、竹及废棉、废木片等各类纤维原料，供应渠道比较畅通，从而保证了利华、新华、江南、宏文4厂的制浆车间，及上海、松江、长虹3家专业纸浆厂的生产需要。从70年代起，全行业自制浆年产量稳定在8万吨上下，加上各板纸厂广泛使用生打浆，使全行业的纸浆自给率稳定在65％左右，既降低了成本，又减少了对外的依赖程度。
  上海是全国重要的造纸基地之一。解放40多年来，广大职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凭着人才、技术和管理的优势，对开发品种、优化品质、提高效益以及治理三废等方面，已经创造了显著的业绩。鉴住事，策来兹，上海造纸工业将按上海市总体规划和远景目标，把握机遇，加快改革，转换机制，调整结构，改进技术，强化管理，拓展市场，多创效益，为振兴上海造纸而奋斗！
  上海造纸，在绘新蓝图，开创新局面！
  上海造纸，在开拓前进，前程似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