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們：
   在前年召開的黨的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劉少奇同志曾對我們黨的總的情況作了估計，就是：「我們的黨是偉大的、光榮的和正確的；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這個估計是完全正確的。我們黨三十一年來，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率領全國人民進行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打倒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得到了偉大的勝利，並取得了豐富的成熟的鬥爭經驗，培養了大批優秀的幹部，獲得了全國人民的眞誠支持。這就說明了：在我們黨內積極的健康的因素，是基本的、主要的，佔統治地位的。
   但是在我們黨內還存在着問題，在我們黨組織的生活中還存在着相當嚴重的消極的和不健康的现象。這雖然不是我們黨的情況的主要方面，但是這一方面的問題必須引起我們嚴重的注意。我們過去對於這一方面，還揭□得很不够。近一年來，偉大的「三反」運動和整黨運動，大量地揭露出我們黨內所存在的消極的和不健康的現象，使我們對這方面問題的認識比之過去是深刻得多了。最近在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馬林科夫同志的報告中，對蘇聯共產黨內所存在的一些消極的和不健康的現象作了尖銳而深刻的批判，這個報告對我們有極大的幫助。在我們黨內不僅同樣存在着馬林科夫同志所指出的那些問題，而且還比他所指出的更爲普遍、嚴重。因此，我認爲應該以馬林科夫同志的報告為武器，對我們黨內存在的這些嚴重問題加以認眞分析，發動全黨，用布爾什維克的精神對這些現象展開堅決、頑强的鬥爭。
   在我們黨組織的生活中存在着那些消極的和不健康的現象呢？
   第一、批評與自我批評，特別是自下而上的批評，還沒有充分展開，壓制批評的現象還相當普遍、嚴重。
   一般來講，我們黨對批評和自我批評一向是重視的。毛澤東同志在他很多的指示中，曾一再地強調指出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在我們黨的生活的實踐中也確實曾經注意□□□問題，歷次的整風、整黨運動和前十時□的「三反」運動，都是大規模的深入的批評和自我批評運動，每一次這樣的運動對全黨和每個黨員都起了重要的提高作用，這種成績是必須加以肯定的。但是在我們黨的生活中，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問題□□存在着缺點，這就是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經常性□□，特別是缺乏經常的自下而上的批評，因而運動過去之後，很多在運動中已遭到痛擊的缺點和錯誤，又「死灰復燃」，重新抬頭，甚至在更嚴重的程度上發展起來。有些人就是以摸住我們這樣一種規律而暗自得意。他們每當某一個運動來到的時候，就多方進行準備，並且裝得很積極，很誠懇，好像眞正是在和一切錯誤傾向進行無情鬥爭，甚至可以痛哭流涕地在大會上作檢討，承認自己的一切錯誤，但是當運動過去之後，一切已經「風平浪靜」的時候，他們就又恢復了老樣子，把自己的檢討扔到一邊，想怎樣做就怎樣做。很顯然，沒有經常性的批評，特別是自下而上的批評，沒有羣眾的監督，我們就無法和這樣的人進行鬥爭。而沒有經常性的批評，特別是自下而上的批評，沒有羣眾的監督，即使好的共產黨員也可能變壞的。
   在我們黨內，很多人對於來自下邊，來自羣眾的批評是很不習慣的。很多人有這樣一種錯誤的思想：可以受上級的批評，但不能受下級的批評；可以受黨的批評，但不能受羣眾的批評。這些人認爲自己只應該對上級負責，對下級、對羣衆就可以不負責；認爲自己的工作可以不受羣眾監督，因而對羣眾的意見可以置之不理。
   應該指出，對於羣眾的意見、羣眾的批評採取置之不理的官僚主義態度的現象，並不是個別的或少數的，而是相當普遍嚴重的。這種例子是很多的。我們在這裡只舉出某些領導機關對羣衆來信所採取的極端惡劣的態度就可以說明這個問題。山東省人民政府積壓羣眾來信達七萬多件，一般的縣均積壓三百多件。陝西長安縣積壓羣衆來信一千一百多件。福州市，僅根據十七個部門檢查的結果，卽積壓羣眾來信三千二百八十五件，該市新店區積壓的羣眾來信一百一十件，是經過三任區長長期積壓下來的。據上海市三十一個機關不完全的統計，卽積壓羣眾來信兩萬兩千多件，很多的檢舉箱塞滿了羣衆來信，因積年不開，任日晒雨淋，很多已字蹟難辨。這是决不能容忍的嚴重現象。
   對於來自下邊、來自羣眾的批評採取置之不理的態度是壓制批評的一種表現。壓制批評的另一種，也是更加嚴重的一種表現是對批評者進行迫害和報復。這些行爲在區、村幹部中大量地存在着，而他們的這種行爲又往往是在他們的上級的支持下進行的。比如山東滕縣地委在處理濟甯縣趙王堂村幹部嚴重的犯罪行爲時，所採取的不可容忍的包庇態度，就是許多同類現象的代表。趙王堂村的幹部和民兵，以王樹坤、王樹申為首罪惡累累，羣眾恨之入骨，說他們「比二鬼子還厲害」。但滕縣地委却認爲王樹坤等「過去有功」，認爲做這些壞事並不是村幹部的責任，而是地主的陰謀活動，並且將反映王樹坤等罪惡事實的孫懷堂父子等三人逮捕，甚至在山東分局電話通知釋放這三人的時候，仍然抗不執行。直到分局一再批評，才逐漸被迫糾正了這一錯誤。從這件事情中可以看出，旣然滕縣地委對羣眾意見是採取這樣的態度，像趙王堂村這樣嚴重的問題長期得不到解决也就是很自然的了。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對批評者施行迫害、報復的行為，在某些中級甚至高級幹部中也存在着。「三反」初期我們所處理過的武漢市的「紀凱夫事件」就是一個典型例子。此外，我們還可以舉出很多這樣的事情，最近發生的華東交通部長黃逸峯對批評者施行報復的事件也是其中的一個。
   上邊所說到的這些只是對批評者施行報復、打擊的現象的一部分，這是比較公開、粗暴的一部分。有些人（包括某些高級幹部）對批評者同樣施行報復、甚至進行迫害，但他們不願意採取這種公開、粗暴的報復辦法，他們所採取的是另外一種——隱蔽的辦法。卽是當一個幹部對他提出批評之後，他就想種種辦法，找種種藉口來「整」這個幹部，並且可以找很多工作上的理由，搬很多「原則」來掩飾自己的報復行爲，使被他「整」的人明知是在遭受報復，但講不出口來。有些正直無私的幹部，往往因爲這樣遭到打擊，以至最後，從一個地方被排擠出去。我想我們對於這種極端損害黨的利益的現象絕不能再容忍下去。應該指出，這同樣是一種犯法行爲，每一個愛護黨的事業的人都應該向這種行爲展開無情的鬥爭。
   馬林科夫同志說：「以爲自下而上的批評能够以自流的方式自動展開的看法，是錯誤的，只有在每一個提出健康的批評的人能够確實知道他可以得到我們組織的支持，確實知道他所指出的缺點會眞正予以消除的時候，自下而上的批評才能展開和擴大。」這些話對我們是非常深切的。很顯然，當一個人想要揭露和批評某種不良現象的時候，知道他所得到的將不是支持，而是報復和迫害，他的信心和勇氣當然會要降低。我們如果不能用實際行動來證明我們對批評者的堅决支持，即使發出多少號召，也不會發生甚麽作用的。
   因此，我們必須「把那些阻礙對我們的缺點展開批評、壓制批評及對批評者實行迫害與報復的人，當作黨的死敵，與之進行無情的鬥爭，（馬林科夫）應該明確指出，壓制批評及對批評者實行迫害與報復的行為是一種違犯黨紀的行爲，也是一種犯法的行爲。對於犯有這種錯誤的黨員，不管是多麽高級的幹部都必須給以嚴格的黨的紀律的處分，直到開除其黨籍。這些事件和黨的處分决定應在報紙上公開宣佈，以敎育廣大的黨員和人民羣眾。
   經常保護羣眾的批評，發揚羣眾敢於提出批評的精神，這是促進我們黨的進步和國家的興旺的必要條件。斯大林同志告訴我們說：「當然，我們不能要求批評百分之百的正確。如果批評是從下而上來的，那末即使這個批評只是百分之五—十正確，我們也不應當加以輕視」。事實上，如果我們要求羣眾的每一件批評都要百分之百的正確，就會等於扼殺羣眾的批評。斯大林同志說：「……只要把這個要求試提出來，你們就會塞住成千成萬願意糾正我們的缺點但有時候還不善於正確地表達自己意思的工人、工人通訊員底口。這便是死路，而不是自我批評。」又說：「如果你們要求他們的批評百分之百正確，那末你們就會消滅任何來自下面的批評底可能性、任何自我批評的可能性。」但必要知道，羣眾的批評很多是正確的；即使有些不完全正確或不正確，我們也是必須加以注意的。這就是毛澤東同志所經常告訴我們的原則：「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不遵守這樣的原則去對待羣眾的批評，就是對黨犯罪。
   第二、無組織無紀律的現象仍然很嚴重，特別是不反映工作中的缺點、「報喜不報憂」的現象十分嚴重。
   一九四八年黨中央發出關於加强請示、報告制度，反對無政府、無紀律現象的指示以來，已經取得了重大的成績，在全黨範圍內，組織性、紀律性和統一集中的程度都大大提高了一步。因此，保證了全國解放戰爭的勝利，保證了全國解放以來各種社會改革工作和經濟恢復工作的勝利。但是，必須指出，直到今天為止，無組織無紀律的現象並沒有完全克服，很多無組織無紀律的現象仍在不斷發生。
   特別嚴重的，也是對黨危害最大的一種現象，就是對上級只反映工作的成績，而不講工作中的缺點，「報喜不報憂」，「隱惡揚善」。很多地方很多部門在工作中是存在着問題的，甚至存在着嚴重的問題，但很少向上級報告。由於某些領導機關對工作的系統檢查做得十分不够，有些人就利用這個弱點，將自己工作的成績加以渲染擴大，對缺點則儘量掩飾，有時候他們也講一些缺點，但只是輕描淡寫的。因此，報告的情况與實際情况往往有很大出入。甚至當某些問題已為上級所發覺，向他們查問的時候，他們也不願把眞實情况全盤拿出，只是把不得不講的一部分報吿上來，能掩蓋的還要儘量掩蓋。特別危險的則是某些黨委和某些部門的領導同志對這樣一些嚴重的違犯黨的紀律的現象竟習以爲常，不覺得這樣做有什麽錯誤。
   這種「報喜不報憂」的現象又可以分爲兩種：（1）由於官僚主義作風，不調查，不研究，不瞭解眞實情况，下級報吿什麽，就照樣給上級報吿什麽。（2）明知工作中有缺點、有問題，却有意隱瞞，唯恐上級發現自己的工作做得不好，對自己有所不利；如果有人向上級反映了這些缺點和問題，則儘量掩蓋和推脫責任。
   這兩種現象都是極端錯誤的，不可容忍的。後一種比前一種尤爲惡劣。這種掩蓋工作缺點的人，對人民羣眾的利益，是並不關心的，他們所關心的只是自己的「名譽」、「威望」和上級對自己的「印象」。因此，當工作中發生嚴重的缺點或錯誤的時候，他們並不去追查清楚，更不要說去認眞糾正，但當別人反映他們的工作中有問題、有錯誤的時候，却要立即追查：「是誰反映的？」他們可以下很大的功夫調查是那個人向上級說了他的壞話，然後，用對待敵人的態度來對待這個反映了眞實情况的人。
   這種錯誤的進一步發展就是寫假報告。寫假報告的人不是根據工作的實際情况來寫報告。他們寫報告的目的是爲了騙取上級的信任。因此，他們口袋裡裝的東西很多，要什麽有什麽。上級喜歡什麼，他就拿出什麽來。
   當然，有些「假報告」也並不是全無根據的。有些人知道編造那種全無根據的假報告是太危險了。所以，他們總是多少找一點「根據」，甚至勉强製造幾個「典型」，再加以鼓吹和擴大。但是他們自己心裡很清楚，這些「典型」，這些「根據」，並不能代表工作的眞實情况。他們所以要這樣作，只是準備當他們的假報告被揭穿之後，還多少能找一點理由來搪塞。
   對於這種嚴重地違犯黨的紀律，腐蝕和瓦解黨的戰鬥力，破壞黨的統一集中的現象，我們絕不應該予以姑息和容忍。「黨要求全體黨員，特別是領導幹部，要忠誠老實，要認眞履行他們對黨和國家的責任。黨是不能信任那些在行動上危害國家的利益，企圖對政府耍手腕，欺騙黨和國家的人的。任何欺騙黨和國家的行為，不論採取的是什麼方式，任何欺騙的企圖，不論是隱瞞眞相也好，歪曲眞相也好，都只能被認爲是極嚴重的違害黨的罪行。」（馬林科夫）有些領導幹部，他們在口頭上也說應該對黨忠誠老實，但是他們的實際行動却是另一囘事。對這樣的人，黨必須用嚴厲的辦法來對待他們。如果他們不能誠懇地承認自己的錯誤，並確實改正這些錯誤，黨就應該把他們從領導崗位上撤掉，並予以應得的處分，直到開除其黨籍。
   我們過去對某些犯錯誤的幹部遷就、「照顧」太多了。當某一個幹部犯了錯誤之後，常常以這個幹部「過去對革命曾有過貢獻」，而加以原諒。這樣，就損害了黨的紀律的嚴肅性。這個缺點，我們必須堅决加以克服。應該强調這樣一點：我們的黨只有一個紀律，不論是普通黨員或領導幹部都同樣要受它的約束，任何人違犯了黨的紀律，都應在同樣的原則下，受到應得的處分，絕對不允許因某一個人的資格和地位，而有任何遷就與姑息。絕對不允許任何人假借什麽「過去有功」而掩蓋他現在所犯的過錯。
   今後，除嚴格執行黨的紀律，加强黨的生活和對黨員的敎育，加强對黨的政策和决議執行情况的自上而下的檢查外，還必須特別注意開展自下而上的批評，充分地發揚民主，把黨的組織、黨的工作放在廣大的黨員和羣眾的監督之下。要作到這一點，一定會遇到很多困難，只有我們下了很大的决心，並堅决地領導廣大黨員和羣眾對各種阻礙力量進行頑强的鬥爭，才能有效地克服上述各種無組織、無紀律和違法亂紀的惡劣現象。
   第三、在我們挑選幹部和瞭解幹部的工作中存在着嚴重的弱點，存在着「資格論」、「重才不重德」和「任人唯親」的偏向。用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的辦法，只從表面現象來看幹部，對幹部缺乏深刻考察的現象極爲普遍。
   首先是挑選幹部的標準問題。挑選幹部的標準只應有一個，就是毛澤東同志提出的「德才兼備」的標準，而不應該是任何其他的標準。「德」就是一個幹部的政治品質，「才」就是一個幹部的業務能力，兩方面必須結合而不可偏廢。
   這個標準本來是很明確的，但很多地方和很多部門在實際挑選幹部時往往不是按照這個標準來進行的。很多地方和很多部門還是首先根據幹部的資格、歷史來確定一個幹部的工作職務。因此，就造成這樣一些現象：一個幹部政治品質與業務能力都很好，並適合於担負某種職務，只是由於資格不够，而不委任他去担負那個職務；同時另一個幹部政治品質和業務能力都不如前一個幹部，並且對那個職務也不甚適合，只是由於他的資格老，就勉强委任他去担負那個職務，結果工作當然受了損失。很明顯，為了不斷地把黨的事業推向前進，我們就必須打破這種錯誤的「資格論」，大胆提拔那些「德才兼備」的後起的優秀幹部，給他們以支持和幫助，使他們勝任地担負起自己的工作職務；對於那些資格雖老但進步很慢的幹部則應該加以鞭策和督促，使他們繼續前進；而對那些雖然有長期的鬥爭歷史，雖然對革命事業有過一些貢獻，但由於驕傲自滿、不求進步，「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已經喪失了政治的敏感，因而不再適合於他們所担任的領導職務的人，則應該把他們從現有的領導崗位上撤換下來，分配他們去做另一種他們所能够勝任的工作。
   在挑選幹部工作中的另一種錯誤傾向，是重才不重德的思想。這種錯誤思想在許多經濟部門的領導幹部中是很嚴重的。比如有些經濟部門的領導者認為「德才兼備」的幹部實際上是沒有的，因此說：「兩個幹部在一塊，一個有才，一個有德，凑起來就行了。」有的說：「我胆子大，敢用人，歷史政治問題是過去的事，現在不會反革命了。」還有的說：「有德無才搞黨羣，有才無德搞行政」。有的就任意修改黨的挑選幹部的原則，有的甚至提出了「三分政治，七分業務」的錯誤原則。
   由於存在着這樣一些錯誤思想，很多人就把「技術」、「文化程度」當作挑選幹部的唯一條件，而根本不去注意考察一個幹部的政治品質。有些領導者信任那些沒有經過認眞的思想改造和政治考察的舊人員，僅僅認爲他們有技術、文化程度高，就主要依靠這些人來做工作，因而使工作做不好，錯誤的思想和作風也發展起來，甚至使一些壞分子佔據了某些部門的領導職務，造成工作上的嚴重損失。在「三反」運動時，從中央到各省、市，很多部門暴露出嚴重的幹部不純的現象，其原因雖然很多，但單純重視業務能力，忽視政治品質則是各種原因中的最重要的一個原因。
   這當然不是說，一個幹部是否具有一定的業務能力，對黨的事業是無關緊要的；恰恰相反，我們對幹部業務能力的提高應該予以十分重視。由於經濟的恢復時期已提前結束，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已經開始，廣大的幹部都將逐漸在專業的工作中固定下來。因此，黨必須認眞指導我們的幹部去鑽研業務，指導他們去學會自己不懂得的或不熟悉的東西，這是十分重要的。做不到這點，一切建設計劃都將成爲紙上空談。近幾年來的經驗證明，學會一門專門的本領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須有「頭懸樑，錐刺股」的精神，有决心克服一切困難，才能逐漸學會。就近幾年來幹部鑽研業務的成果來看，有三種不同的情形：第一種人，眞正下了苦功，因此鑽進去了；第二種人，下了一點功夫，但很不够，鑽進去一些，但很膚淺；第三種人，沒有下什麽功夫，因此，根本沒有鑽進去，仍然是一竅不通。對第一種人應該鼓勵，並幫助他們繼續前進；對第二種人應該承認他們的進步，但同時指出他們的缺點，並督促他們加速趕上；對第三種人應該予以嚴厲批評，如果他們仍然沒有轉變和進步，就叫他們把位子讓出來，用另外一些願意下苦功鑽硏的人去代替他們，而不能讓他們繼續貽誤工作。
   但是當一個幹部已經對某種業務「鑽進去」之後，我們就必須注意防止另外一種傾向，這就是「只問業務，不問政治」的傾向。前邊所說的那種在挑選幹部時「重才輕德」的傾向，就是脫離政治傾向的一種表現。當這些同志已經把全部精神集中到某種業務上的時候，他們對總的方向，對政治原則的注意力就可能逐漸減少，如果不及時提起注意，他們的眼光就會逐漸變得狹小近視起來，就會忘記了全局，忘記了總的形勢和任務，而只看到自己所從事的那一部分業務。因而他們的工作也就可能離開黨的政策、方針，在政治上發生錯誤。斯大林同志敎導我們說：「在國家工作和黨工作任何一個部門中，工作人員底政治水準和馬列主義覺悟程度愈高，工作本身也愈高，愈有成效，工作底結果也愈有效力；反過來說，工作人員的政治水準和馬列主義覺悟程度愈低，工作中的延誤和失敗也愈多，工作人員本身也會愈加變爲鼠目寸光的小人，墮落成爲一些只圖眼前利益的事務主義者，而他們也就愈易蛻化變節，——這要算是一個定理。」（「列甯主義問題」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七八二頁）黨的領導的責任，就在於不斷地提醒這些同志，尖銳地反對一切脫離政治的傾向，不斷地提高他們底政治水準和馬克思列甯主義覺悟程度，只有這樣，才能幫助這些同志眞正把他們的業務辦好。
   挑選幹部工作中還有一種更危險的現象，就是有些領導者離開黨的原則，引用自己的親戚、朋友和同鄉故舊。這種事情是很多的，這裡我們只舉前東北勞動部長唐韻超介紹到勞動部門的地主、資本家、舊警察、叛徒、特務嫌疑犯達四十二人之多的事實就够了。這樣就使得不少黨的組織和政府機關中一團和氣，缺乏政治空氣，組織生活不健全，批評與自我批評展不開，甚至相互包庇。在這樣的情况下，往往使一些正直的有思想能力的幹部遭到排斥和打擊。
   其次，是我們瞭解幹部的工作做得非常不够。用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的辦法去瞭解幹部的現象極爲普遍。很多組織部門只是根據一個幹部的履歷表，和檔案材料來認識這個幹部，這當然是很不够的。但最主要的缺點是，某些領導機關只是根據一個幹部向上級所做的報吿，根據一個幹部所做工作的表面成績——完成任務的數字，來認識這個幹部；而不是從和這個幹部的直接接觸中，從檢查他的工作中，從他完成任務的方法、工作的質量和實際結果中來認識這個幹部。因此，有些不好的幹部由於他會做報告，會顯示他工作的成績——這種成績有很多是誇大的或者是用違犯政策、强迫命令的辦法取得的——而被上級認爲是好幹部；相反地，那些脚踏實地，埋頭工作，認眞執行黨的政策的幹部倒可能被上級認爲是不好的，沒有能力的幹部。很顯然的，這是一種很危險的現象。
   為了克服這種現象，除各級黨的領導機關必須逐步地但是堅决地採用與幹部直接接觸的方法，採用檢查幹部的實際工作的方法去瞭解幹部以外，還應該注意從下邊、從羣衆中去瞭解幹部。我們過去即使做了一些瞭解幹部的工作，也是從上邊去瞭解的多，很少注意到下層的羣眾的意見。但是，缺乏這一方面的意見，我們對幹部的瞭解就是不完整的。領導的看法和羣眾的看法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只有當我們知道了兩方面的看法，並經過研究分析之後，把兩方面的意見結合起來，才能够得到對一個幹部的完整的認識。
   第四、在很多黨和政府的領導機關中還存在着相當嚴重的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的作風。在黨和政府的下層組織中普遍存在的强迫命令、脫離羣眾的現象還遠未得到克服。
   去年的「三反」運動取得了極大的成績。在這個運動中基本上解決了專區、省市、大行政區和中央四級許多工作人員中的貪污、浪費兩個問題，也基本上解决了許多領導者和機關羣衆相脫離的這一部分官僚主義的問題，但是如果因爲有了這些成績，就認爲在黨和政府的領導機關中，官僚主義已經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那就不妥當了。
   事實證明，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的作風，在我們很多黨和政府的領導機關中是相當嚴重的。這種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的特點是：不瞭解下邊的眞實情況，不瞭解和不關心羣眾的疾苦，不是切實地從客觀的實際條件出發，來考慮和决定他們的工作，而往往是從不眞實的情况出發，不分工作的緩急輕重，而只憑主觀的願望，來考慮和决定他們的工作。因此，提出的工作任務往往過多、過重，而且要求過急，使下邊十分緊張、忙碌，到處「疲於奔命」，而不能做好工作，加以在布置工作的時候，只是簡單地强調要「完成任務」，不明確具體地向下級交代政策界限，不明確具體地交代工作作風與工作方法；在布置工作之後又很少進行檢查，只滿足於下級所報吿的工作的表面成績，而不注意工作的實際效果；只看到工作中好的方面，看不到工作中壞的方面；只追求數量，不講究質量；這樣，就助長了下層組織和下層幹部的「單純任務觀點」和强迫命令作風，把很多好事辦壞，使人民羣眾的利益遭到損失，並使黨與羣眾的聯系受到破壞。
   有些領導幹部，雖然口頭上也在反對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作風，但實際上他們正犯着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的錯誤。他們不深入下層，不瞭解情况，不檢查工作，所以很容易聽信一些「報喜不報憂」的報告，很容易被一些工作的表面成績所迷惑，也就很容易產生一種盲目的樂觀情緒，認爲工作是好的，成績是大的，缺點雖然也有，但並不値得特別注意，因而鬆懈麻痹，粗心大意，不知道下邊究竟發生了一些什麼樣的嚴重問題。往往有些問題在下邊已發展得十分嚴重，領導機關還根本不知道，或者雖然知道一些，但並沒有看做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結果使很多嚴重損害人民羣衆利益的現象，長期存在並繼續發展下去。
   有些領導幹部，熱情很高，願望很好，他們願意給羣眾多辦一些好事，但因爲他們沾染了官僚主義的作風，不注意怎樣切實地把這些事情辦好，不懂得走羣眾路綫，不懂得和羣眾共同商量來辦事，結果和他們的願望恰好相反，工作的實際效果很壞，不是給羣眾辦了好事，而是增加了羣眾的痛苦。很顯然，對於這樣的領導幹部，黨並不能因爲他們有給羣眾辦好事的願望而加以原諒。因爲黨並不是根據一個領導幹部的願望來判斷他是否完成了黨所交給他的任務，而是根據他所領導的那個地區或部門的工作的實際結果來判斷他是否完成了黨所交給他的任務。應該指出：不管他們的熱情多高，願望多好，只要他們還沒有去掉自己身上的官僚主義作風，黨就有責任認眞地教育他們，嚴厲地批評他們，如果他們還不能下决心改正，並繼續造成人民羣眾的損失，黨就應該給他們以應得的處分，以至把他們從領導崗位上撤換下來。
   和上述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作風有密切聯系的，是黨與政府的區、鄉組織和一部分縣的組織强迫命令、脫離羣眾的現象。這種現象還是極爲普遍、嚴重的。許多地方在農業生產、愛國衞生運動等直接爲羣眾謀利益的工作中也存在着嚴重的强迫命令現象。在這種惡劣的作風支配下，像組織羣眾打井抗旱、推廣優良品種、發放農業貸欵、打防疫針等這樣一些和羣衆當前的現實利益緊密結合的工作，也會造成羣眾極大的痛苦，也會鬧得羣眾叫苦連天。這種事實很多，不能不說是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
   此外，在很多地方，區、鄉幹部和一部分縣幹部違法亂紀、打擊批評、包庇反革命、誣陷好人等現象也是極端嚴重的。
   這些現象的存在，嚴重地危害了人民羣眾的利益，歪曲了黨的政策，破壞了黨與羣眾的聯系。很顯然，這是一種極惡劣的反人民的作風，是和我們黨的作風絕不相容的。這種作風就它的社會根源來講，就是反動統治階級對付人民的反動作風（也就是國民黨作風）的殘餘在我們黨和政府內的反映。和這種壞作風進行鬥爭，不僅在目前是一個重大問題，而且在今後一個很長的時期內也將是一個重大問題。
   這種作風的存在，與很多下層組織、下層幹部成份不純和思想作風不純是有直接關係的。
   這說明了我們對各級幹部，特別是對縣、區、鄉三級幹部還沒有進行過審查，或者是審查工作做得還很不好。這也說明了縣、區、鄉三級整黨工作還沒有取得應有的成效，還沒有在整黨中開展反對命令主義和淸除違法亂紀分子的鬥爭。此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前邊所說到的，在很多黨和政府的領導機關中還存在着嚴重的官僚主義。很多高級的領導機關不瞭解人民羣眾的疾苦，不瞭解縣、區、鄉三級幹部中存在着許多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的壞人壞事，或者雖然對於這些壞人壞事有一些瞭解，但是熟視無睹，不引起義憤，不感覺問題的嚴重，因而不採取積極的辦法去支持好人，懲治壞人，發揚好事，消滅壞事，使這些嚴重的現象得以存在和得以發展。同時很多上級機關只向下級要任務、要數字，而不能明確具體地向下級交代政策，劃清該做的事情與不該做的事情的界限；不能明確具體地敎給下級進行某種工作的方法；不注意檢查工作，不去認眞發動黨員、羣眾開展自下而上的批評，這就更助長了命令主義、脫離羣眾的現象。
   因此，我們不能把黨和政府的下層組織的强迫命令、脫離羣眾的問題，只看作是這些組織本身的問題，而必須把這些問題和領導上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聯系起來看。並且只有認眞糾正了領導機關的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才有可能進一步徹底糾正黨和政府的下層組織的這些錯誤。
   同志們：我認爲以上所說的四個問題，就是我們目前黨組織的生活中所存在的消極的和不健康的主要現象。這些現象之所以在我們黨組織內長期存在的一個重要原因，正如馬林科夫同志所講的。是「低估了思想工作的重要性」。這就是說，「黨機關削弱了對黨的組織工作與思想工作的注意，因此，在黨的許多組織裡，這種工作變得無人管了。」毛澤東同志在一九四八年所講的「黨不管黨」的現象，至今還沒有改變或沒有多大的改變。
   爲了進一步鞏固我們的黨，加强黨與人民羣眾的聯繫，消除忽視黨的組織工作和思想工作的現象，提高黨的工作水平，徹底消滅在我們黨組織內所存在的消極的和不健康的現象，我們必須採取一些積極的有效的措施。馬林科夫同志所講的鞏固黨的五項任務對我們黨也是適用的。爲了更加適合我們黨的具體情况，我認爲應該規定出下述幾項辦法：
   一、在黨內，在一切基層組織內，在黨校和黨的訓練班內，在一切黨報黨刊上，在黨的一切會議上，進行有系統的敎育，使全體黨員認識這些現象對黨和人民事業的危害，認識到容忍這些現象是與黨的原則、黨員的義務不相容的，必須堅决地爲消除這些現象而進行積極的工作和鬥爭。
   二、黨委、黨報、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要用一切方法保證發揚黨內民主，展開自我批評和自下而上的批評，以此作爲檢查黨委工作和黨報工作的重要標準之一。嚴懲並公佈壓制批評和對批評施行報復的人。配合國家的選舉，在黨內認眞地實行民主的選舉。
   三、對無組織無紀律現象繼續進行堅决的鬥爭，不放鬆任何一件事來進行紀律教育，嚴格黨的各項制度，加强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工作。
   四、改善幹部工作的方法，有系統地宣傳和遵守黨的挑選幹部的正確原則，儘量把挑選幹部和檢查執行情况的工作結合起來，並使之眞正成爲領導工作的主要點。
   五、準備在今年進行一次以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反對違法亂紀為重點的整風運動。加强監察機關的工作。使各級幹部認識在分配工作、使用幹部時必須同時交代工作方法和工作紀律。
   六、加强黨的思想工作。一切黨的組織必須把思想工作放在首要地位。鞏固整黨敎育的成果，建立經常的支部敎育。鞏固對聯共十九次代表大會文件學習的成果，建立經常的幹部敎育。防止在經濟建設高潮中忽視政治工作，防止削弱黨的宣傳機關。任何黨員和黨的組織都必須負起向羣衆宣傳解釋黨的主張的義務。（原載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