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劇「李香君」是趙燕士、徐卓呆兩先生根據淸孔尙任的傳奇劇「桃花扇」改編的。「桃花扇」寫於康熙己卯年，距崇禎甲申年約六十年。據孔尙任自己說，這個戯描寫的多出事實，且信有依據的。可是，歷史材料的取捨剪裁，原是服從於作者一定的歷史觀點的，「桃花扇」中强調了奸佞弄權，避開了主要問題——明末人民對封建統治階級、滿淸黷武侵略者之間的矛盾，這是一個值得首先追究明白的問題。
   明朝是中國封建統治制度更高發展的時代，朱元璋接受了歷朝興亡的敎訓，殺了許多人命，立了許多制度，企圖替朱家子孫謀帝王萬世不失的基業。由此，人民頭上的封建桎梏加重了，反抗也就愈來愈强大。卽如明朝初期，就有山東民婦唐賽兒聚眾起義，攻取縣城，在短短兩個月中，歸附的民眾竟至數萬人之多，可見武裝反抗封建統治階級，在當時已是羣衆性的要求。到了明朝末年，封建制度更牢固地保障了地主的剝削和官吏的暴征苛歛，並且由於連年的征伐和淸兵的入關侵略，人民困苦更甚，農民起義運動也就更加普遍。這是明末階級鬥爭的一個情况。
   除此，中國人民還要遭受滿淸軍的慘無人道的擄掠燒殺。以後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充分說明滿淸封建統治階級的殘暴，和中國人民對他們的高度仇恨。但在清兵入關時，八旗男丁女口，至多不過六十萬人，以此力量統治一個偌大的中國，是有困難的。因而他們就大批收買明末的封建官僚、地主（這些人曾經被李自成反對過），充當漢奸走狗，來開展與建立新的封建統治政權（福臨即位時，明朝還未覆亡）。這樣勾結起來的滿淸封建壓迫，使得中國人民遭受了更其慘重的痛苦。這是明末人民和封建外來壓力相矛盾的一個情況。
   所以，要能正確地反映出明末的歷史眞實，就必須掌握以上兩個基本情况。唯有從當時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中表現人民的英勇不屈、揭發封建統治階級的剝削本質，才能寫出意義正確的、對人民有永久性的敎育價値的作品來。然而，孔尙任在他的「桃花扇」中，却避開了這些，輕輕地爲朱家皇帝和滿淸皇帝卸掉了責任，把全部罪過推到馬士英、阮大鋮等奸臣頭上去了。誠然，奸臣禍國殃民，是可恨的，但是離開了他們代表着的剝削階級，能說明什麽問題呢？孔尙任所以要這樣做，只是造成「明朝的覆亡，一不是帝王的無道，二不是滿淸的侵略，是壞在這些奸佞手上」的錯覺，以此麻醉人民，使之馴服於滿淸的統治，其用心，是至爲明白的。
   孔尙任是玄燁（康熙）手下的國子監博士，所著「桃花扇」曾經被封建統治階級的上層分子熱烈喜愛着。據作者自己說：「桃花扇成本，王公薦紳莫不借鈔，時有紙貴之譽」；「長安之演桃花扇者，歲無虛日」。不僅如此，而且還被玄燁看中了：「己卯秋夕，內侍索桃花扇本甚急，予之繕本莫知流傳何所，乃於張平州中丞處覓得一本，午夜進之直邸，遂入內府。」從這些例證中，可見「桃花扇」一劇在廟堂文學中所佔地位之高了。
   玄燁所以看中「桃花扇」，其情况是類似慈禧的看中「四郎探母」的。這是滿淸的「懷柔」政策的表現。玄燁是封建統治者中的從古少見的博學者，他通過優禮文士、提倡禮學、編纂圖書等文化措施，企圖緩和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中間的矛盾，因此看中了「桃花扇」及其作者，這戯之得以演出於宮廷，玄燁擢升孔尙任至禮部員外郎，不是沒有理由的。
   「桃花扇」中表現的侯朝宗等人的「氣節」，和他們所感受到的「亡國之痛」，都是有其封建的思想實質的。李自成、張獻忠等人在內憂外患中起來反對暴政，從「迎闖王，不納糧」的歌謠中，看出當時中國人民的思想情感，也說明了人民對明朝是不存在任何幻想的。但是，侯朝宗的「氣節」呢？實質上是「忠於大明之君」，是爬不上去，得不到升官發財的機會的「淸高」思想的借托。因此，以他的「氣節」來敎育我們，是毫無意義可言的。至於李香君的「氣節」，改編者雖然特意製造了她與朱申松（福王）、馬士英、阮大鋮等人之間的衝突（原作中是沒有的），可是這衝突何由產生？都沒有它的思想基礎，更不能代表當時的人民思想的。
   作品，是作者的階級思想的具體反映，「李香君」的主題思想的貧乏，說明改編者對歷史、歷史人物，以及戯劇爲政治服務，是政治宣傳的工具這一意義，在認識上是很模糊的。這樣，改編者只能着眼於原著的情節「生動」，搬過一個故事來，把原著上下兩本共四十齣戲，壓縮成爲六幕，三個多小時演完。改編者不但沒有批評原著的主題思想，而反加强了原著的主題思想，因此，「李香君」這個戲，與今天的人民戲劇的要求，其距離就非常分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