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運動從激憤的心靈深處發源，它迅速成長壯大，穿過我們這個時代，把各國人民聯系起來。這是一個空前未有的運動。我很榮幸地能在這個崇高的大會上講話，這個大會代表的不是這一種或那一種思想的擁護者，不是政府，也不是某些國家那些掛羊頭賣狗肉的暫時的政府。不，這是生活不同、理想不同但却切望阻塞戰爭道路的人民舉行的大會。
   作爲一個應該傾聽人心深處跳動的作家，作爲一個身經兩次世界大戰、見過許多許多苦難和廢墟的人，我要說：必須做我們所能做到的和勉力能够做到的一切，只是爲了拯救和平！
   最近我看到了美國參議員斯泰爾斯·布里奇斯的談話。他說：「朝鮮戰爭不單單是朝鮮的戰爭，這是世界大戰；在朝鮮的戰鬥不過是它的最使人可以感觸到的表現罷了。第三次世界大戰並不是將來的事。它已經開始了。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它就開始了。第三次世界大戰是一切戰爭中最長久的一次戰爭。……我們現在處於戰爭狀態，大槪將來許多年都要處於戰爭狀態。我們選舉的總統將是戰時的總統。我們的經濟仍將是戰爭經濟。……就我所知，沒有一個權威的共和黨人或民主黨人、沒有一個陸軍將領或海軍將領有任何停止這個戰爭的計劃。除了取得世界範圍的勝利外，我們不能在任何其他的情況下停止這個戰爭。」斯泰爾斯·布里奇斯參議員又說：「據我所知，艾森豪威爾、布萊德雷、麥克阿瑟等將軍以及最負責的政治領袖對戰爭也持有這樣的看法。」我不知道，斯泰爾斯·布里奇斯參員的歷史知識怎樣，他向人類預言的是怎樣的戰爭：七年的，三十年的，還是一百年的；不過有一件事是無可爭辯的：如果他說得到的話，就是說沒有一個權威的共和黨人或民主黨人、沒有一個陸軍將領或海軍將領有任何停止這個戰爭的計劃的話，那麼這些先生們就有着許多延長和擴大戰爭的計劃了。
   可能有人要問我，爲什麽蘇聯代表談到那些首先涉及西歐和拉丁美洲國家的事情。有幾個理由使我談到這個問題。華盛頓的執政者剝奪西歐和拉丁美洲國家的獨立的時候，總是搖着蘇聯侵略這個稻草人。他們說，如果英國人必須生活得比較窮困些而且行爲比較謙恭些，如果法國人和意大利人必須把全人類所寶貴的古城變成外國軍隊的基地，如果愛好勞動的小丹麥必須成爲「飛行堡壘」的飛機場，如果拉丁美洲各共和國不僅必須勤謹地給它們的北鄰供應原料和砲灰，那麽，這是因爲我們，伏爾加河—頓河運河的建築者，植造龐大的防旱綠牆的人，曾經保衛住斯大林格勒和建設起斯大林格勒的人，好像在覬覦着法國的葡萄園、羅馬的古蹟古物、英國的自由和驕傲的殘餘、甚至巴西的咖啡和智利的硝石。我作爲蘇聯代表，怎能不揭穿這些人的卑鄙手法呢？他們使整個整個的民族受屈辱，硬要使人相信，所發生的一切都是由於俄羅斯人的罪過。使我不得不談到西歐國家民族獨立問題的還有一個原因：俄羅斯文化從古以來就和其他歐洲國家文化有着密切的聯系，我們是俄羅斯文化的代表人，我們眼看我們大陸上偉大光榮的民族遭受貧窮和屈辱，不能不痛心，不能不憤慨。那些侵犯意大利、法國、比利時、丹麥、挪威、拉丁美洲各共和國的國家主權的人們，企圖把受害的說成同謀犯。他們不僅阻礙着文化和經濟的聯系，而且玷污着人民的名聲。必須制止這種情形。而且我要高聲地說：我們蘇聯人從來，也永遠不把罪犯和他們的犧牲者同等看待！
   英國「泰晤士報」寫道：「甚至抱有最廣泛見解的英國人，當他必須得到美國警察的允許才能在英國領土上通行時，都該會感到本能的憤慨。」美國人在英國給他們的士兵建立了獨特的「投降」秩序。保守黨黨員馬勞在下院說，英國軍隊在戰敗的法國也沒有像美國軍隊在「同盟的」英國這樣的權利。工黨黨員錫爾弗曼談到了美國人槍殺敢於唱國歌的中國戰俘，接着便說，如果英國國歌刺了美國官兵的耳朵，那麽美國人可以打死英國人而逍遙法外。
   美國干涉西歐和拉丁美洲各國內政的事實可以寫成幾大本書。美國的大使們儼然以總督自居。前美國駐阿根廷大使布萊敦一個月以前說過：「實際上，美國有意無意地不斷干涉別國內政。……干涉的方式□：宣傳，施以外交或經濟上的壓力，恐嚇或使用武力；看樣子，這種干涉還要繼續下去，直到人的本性改變爲止。……」
   布萊敦先生所說到的那種干涉已越來越露骨了。不必談拉丁美洲的國家了，甚至那些比較享有特權和以沉靜出名的英國人也忍受不住了。「經濟學家」週刊寫道：「如果兩個國家在貿易上你要扼殺我、我要扼殺你，那末在政治和軍事上就不可能成爲同盟者。」「每日鏡報」說道：「美國慣常對待英國就像對待窮親戚一樣，不是訓斥、冷眼，就是不睬不理。」
   我們都記得艾森豪威爾將軍侮辱法國和法國人民的那些難聽的話。我們都記得海軍上將卡湼的御用記者對意大利的令人憤慨的斥責。粗製濫造的貝許斯加登字典又復活了。大商人的組織「經濟發展委員會」發表聲明說：「美國人民同意負起世界領導人的担子。」這些大商人很難說能代表美國人民說話。但是，即使美國人同意「負起統治世界的担子」，世界人民也决不會同意負起奴隸的担子。
   「紐約時報」駐巴黎記者寫道：「在路易十四時代，人們說：法國打個噴嚏，全歐洲都傷了風。現在我們可以說：美國打個噴嚏，整個西方世界都傷了風。」不用說，美國統治者噴嚏打得是神氣十足的。這裡我想起了俄羅斯的一句諺語：「打什麼噴嚏都不是向你問安」，不過我想着重談另一件事。在路易十四時代，法國給了歐洲帕斯卡爾、拉辛、莫里哀、拉芳登、浦生等人。可是很難有誰能够認眞地說最近拿愚蠢的參議員又臭又長的演說、「讀者文摘」和鼠疫跳蚤來造福西方世界的國家是文化的領導者。西歐有時把美國叫做「山姆大叔」。這是想起了發了財的親戚的錢袋，而不是由於他的精神上的成長。這就好比一個侄兒，他懂事很少就不聽話了，這樣想不更正確嗎？
   我這樣說，决不會侮辱美國的人民，美國人民是能幹的、精力充沛的、愛好勞動的。美國人過去沒有悠久的歷史，因而沒有經驗，所以，像我們所看到的，他們很輕易地被欺騙着。他們很多人相信或是要相信：凝固汽油彈維護着人類尊嚴，密執安和俄克拉何馬的居民眞正幫助着遭遇惡運的巴黎人和羅馬人，牛津城（密士失比州）一個用一隻耳朵聽莎士比亞同時又把達爾文列入「赤色分子」的報紙編輯是在從「東方野蠻人」的手中拯救現今的牛津大學。
   但是美國人民已開始親身感受到戰爭的重負、朝鮮的流血了。遲早美國人民會脫離孤獨的處境，從一批有自大狂的人和另一批有迫害狂的人引起的可怖噩夢中解脫出來。爲了美國人民的幸福、也爲了全世界一切人民的幸福，我希望這件事早點發生，不要太晚。可是其他國家的人民、首先是我們歷史悠久的、經歷很多的、有着□多成就的歐洲人民，是等不得牛津城（密士失比州）那位報紙編輯醒悟過來的。歐洲人民對過去和對將來都負有責任。他們的祖先建立了幅員廣闊的或者幅員狹小的國家，但是就民族的天才來說，它們都是偉大的，它們正是這樣豐富了人類的文化：巴黎是法蘭西人建築起來的，哥德是德國人，塞萬提斯不能從西班牙的心靈中奪去。
   世界人民和平大會是在我們有權稱之爲偉大轉折的日子裡召開的。美國的統治者已經開始明白，他們統治世界的想法是多麽不現實。據「國際新聞社」社長自巴黎報道：「對美國作爲國際事務領導者的信任現在已經極端低落了。……甚至政府的領袖們也參加製造反美的情緒。」一個合眾社記者證實：「歐洲的反美情緒在增長中，在法國，這種情緒已到達了非常危險的地步。」「時代」雜誌承認，美國一個接着一個地失去拉丁美洲國家：「我們失去了阿根廷、玻利維亞、危地馬拉、厄瓜多爾，最後還失去了智利。」合眾社論述軍事公約時寫道：「不能够指望巴西，甚至也不能够指望烏拉圭。」
   「美國信使」雜誌把一切罪過都推到中立主義者的身上。這個雜誌說：「中立主義者對西歐的威脅比共產黨人還要厲害。」當然，那種好戰成性的美國人所說的西歐危險，是不能按它的字面來了解的。「美國信使」雜誌不安的是：醒悟了的歐洲人威脅着美國的統治。可不是嗎，一家和中立主義者有關係的刊物，名字就叫「觀察家週報」，不久以前在這樣的小標題下出版了：「艾森豪威爾上台了。獨立的歐洲萬歲！」。那些頭腦清醒的人的心情是容易理解的，他們已開始考慮到各種危險的聯盟的後果了。只不過幾年以前，他們有許多人還在相信蘇聯侵略的威脅。各國愛國人士因爲看到了他們受騙，看到了西歐各國的人民首先要過半飢餓的生活，然後將遭到廣島的命運，就開始考慮如何擺脫大西洋公約的羅網。如果說我以前說過我們不會把犧牲者看成兇犯，現在就要再强調一下：我們絕不把那些本國領土上沒有外國軍隊並眞誠遵守中立的國家和那些侵略的參與者等同看待。崇高的愛國主義感支配着千百萬被「美國信使」雜誌叫做中立主義者的人。我們認爲，單是一國的人民要免於洪水是困難的，各國人民團結起來防止洪水，就比較容易了。我相信，最有遠見的中立主義者懂得，只有各大國達成協議才能保證全世界大小民族的眞正安全。正確地了解中立主義，就會參加爭取和平的鬥爭，因爲一個想救自己家庭的人，就不能對鄰街發生的事情漠不關心。
   中立主義是西方各國人民爲自己的獨立而鬥爭的又一個徵兆。關於蘇聯威脅的神話已經壽終正寢了。大家知道的美國記者李普曼寫道：「歐洲各國人民和他們的政府相信蘇聯政府的話：紅軍是不會進攻他們的。這種信心就是反抗大西洋公約的綱領的基礎，也是對我們產生憤慨情緒的主要源泉。」
   「觀察家週報」說，現在，一九五二年底，法國資產階級所想的已和五年以前不同了，他們不再相信「東方侵略」的可能性了，他們起來反抗美國的獨裁了。一年來，世界上許多事情都變了。正因爲如此，所以能在維也納召開的不是和平擁護者大會，而是範圍廣泛得多的大會——世界人民和平大會。是的，現在擁護和平的已經不是一些政黨、派別、運動，而是各國人民了！
   法國有一句聰明的老話：「挖煤的，是自己家裡的主人。」好吧，就讓我用下面的話結束我的演說罷：「挖煤的——自己家裡的主人萬歲！」
   （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