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蘇軍紅旗歌舞團的演出所得到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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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当代日报》 报纸
唯一号: 110020020230024416
颗粒名称: 看了蘇軍紅旗歌舞團的演出所得到的啟示
分类号: G210
摘要: 1952年12月10日,当代日报登载了观看蘇軍紅旗歌舞團的演出所得到的啟示。
关键词: 蘇軍 紅旗歌舞團 演出

内容

中央音樂學院副院長呂驥
   雖然我離開蘇軍紅旗歌舞團表演的會場已經不少時候了,可是他們的歌聲仍然繚繞在我的腦際,並且使我感受到一種難忘的深情。眞的,我不能忘記,將永遠不能忘記他們這些美妙的、熱情的、感人心魂的演出,以及這些演出所給予我的感動和啓示。
   爲什麽他們所演出的音樂節目會具有如此强烈的感染力呢?
   我不能片面地將它歸之於他們的技術,因爲我也曾聽過一些所謂具有高度技術的表演,却不曾給我以如此深刻的感動。不可否認,他們的演出具有高度的技術,比方在「伏爾加船夫曲」「回聲」「夢想曲」「班都拉」等歌曲演唱中所表現的對於歌聲强弱、速度的控制,應該說是具有高度技術的。
   我也不能片面地將它歸之於演唱上的民族色彩。很顯然地,他們的演唱不像斐布托夫、納塞羅娃、哈儂等人的演唱具有那麽鮮明强烈的民族色彩,雖然他們的演唱風格和俄羅斯民間演唱風格是有着血緣關係的;可是給我們以最大感動的並不限於演唱俄羅斯民間歌曲,在演唱蘇聯現代創作和中國歌曲同樣給了我們以最大的感動,這是很明顯的事實。
   同樣,我不能將它歸之於其他外在的、形式上的原因,那些都不能眞正說明這個問題。
   我以爲紅旗歌舞團的音樂節目之具有如此强烈的感染力,首先應該歸之於他們的指揮和全體演唱者對於蘇聯人民和蘇聯人民音樂的熱愛,以及蘇聯音樂演奏藝術中日益發展的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正是由於他們具有高度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正確的創作方法,才能够正確地運用技術和形式,才能够正確地發揮技術和形式的作用。這裏不能不使我想起日丹諾夫同志曾經說過的話,他說:一種傾向是蘇維埃音樂中健全的、進步的因素,它建立基礎於承認古典遺產,特別是俄羅斯音樂學派傳統的巨大地位,把音樂的崇高思想和內容,音樂的眞實性和現實性結合起來,和人民及其音樂的、歌曲的創作深入地、有機地聯繫起來,和高級的專門技巧配合起來。(見梁香譯「在聯共(布)中央召開的蘇聯音樂家會議席上的演說」)我以爲這就是紅旗歌舞團的音樂節目之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的本質的原因。
   有人懷疑,爲什麽蘇軍紅旗歌舞團要唱如此多的民歌,爲什麽我們就有人反對在部隊裏唱民歌?我想,紅旗歌舞團之演唱民間歌曲是完全正確的,因為不論那一個民族的民歌,都是人民靈魂深處的語言,說出了人民的思想情感、希望和意志,而且常常比我們的創作所反映的人民思想情緒深刻得多,豐富得多。這樣的歌曲不僅是蘇軍所熱愛的,同樣也是我們所熱愛的。我們的某些同志已反對在部隊裏唱我們自己的民歌,無疑地是錯誤的,那些同志完全無視於民間歌曲所反映的深刻的人民思想情緒以及給予聽衆的深刻的啓發和敎育,偏狹地要求機械地服務於政治。蘇軍紅旗歌舞團之那麽熱愛他們的民歌,正是他們熱愛他們的人民,熱愛他們祖國,熱愛他們的人民藝術的具體表現。通過這些民歌,正可以啓發聽眾的愛國主義熱情。至於在音樂上的意義,日丹諾夫同志的意見也是很英明的,他說:「假使研究一下我們俄羅斯音樂,和然後是蘇維埃音樂的歷史,應該得出結論:它之所以能成長、發展成爲強大的力量,就是因爲它能用自己的腿站立起来和找□那能發掘我們人民內心世界財富的、自己的發展道路。」在我們的部隊裏同樣應該允許演唱民歌。紅旗歌舞團處理民歌、演唱民歌的創作方法,發展民間音樂的經驗,正是我們應該向他們學習的。大家都承認,他們不僅在演唱俄羅斯民歌上具有光輝的成就,就在處理中國民歌、演唱中國民歌上同樣表現了他們對於中國人民的熱愛和深刻的理解。這裏也證實了日丹諾夫同志的意見,祗有眞正熱愛自己祖國的人,才能成爲音樂上的國際主義者。
   看了紅旗歌舞團的演出,愈益使我感覺到要提高我們的音樂水平更好地為人民服務,必須努力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愈益使我認識到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那個偉大的文件所指示我們的「必須到羣衆中去,必須長期無條件地全身心地到工農兵羣衆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羣衆,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鬥爭形式,一切自然形態的文學和藝術,然後才有可能進入加工過程即創作過程,這樣地把原料與生產,把研究過程與創作過程統一起來」這種思想的深刻性。因爲紅旗歌舞團的發展與成功,正是在列寧斯大林的思想指導下積極參加蘇聯各個時期的偉大鬥爭的結果,我們要學習蘇軍紅旗歌舞團的經驗,要爲創造我們自己的音樂文化、鞏固永恒的中蘇友誼、保衛世界和平而學習他們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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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日报

《当代日报》

出版者:当代日报社

出版地:杭州(1)谢麻子巷六号

《当代日报》的前身是《当代晚报》,社长郑邦琨携部分资产逃亡台湾时,报社员工中已有“应变委员会”的组织。杭州市军管会批准以新报名《当代日报》登记出版的申请。1949年6月1日,在改造《当代晚报》基础上,《当代日报》正式创刊,发刊词题为《一个新的起点》。总主笔曹湘渠,总编辑李士俊,总经理何志成,社址在杭州谢麻子巷6号。《当代日报》一直受中共杭州市委领导。尽管如此,《当代日报》从性质上讲还是民营报纸。在《杭州日报》创刊前夕,1955年10月31日,《当代日报》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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