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包括陳伯達同志寫的兩篇文章：一九四九年寫的「斯大林和中國革命」，一九五二年寫的「紀念斯大林同志的偉大著作『中國革命問題』的二十五週年」。陳伯達同志用中國革命的豐富經驗來註解斯大林的理論，證明斯大林關於中國革命的理論，具有令人驚服的預見性和偉大的指導性。
   在第一篇文章中，作者首先引述了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說的一句話：「中國革命運動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這種力量還沒有能使自己確當地爲人感覺出來。但是他們定會在將來使它自己被人感覺出來。看不到這種力量以及不給它們以應有估計的東方和西方的統治者們，將要因此吃大苦頭。」這句話說明了斯大林同志對中國人民力量有高度的信心。
   斯大林是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方法來建立理論的，而毛主席領導下的中國人民，正是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來實踐革命鬥爭的，理論和實踐一致，造成了預見和事實一致。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科學，就在於它是按照革命的實際來建立理論，斯大林同志對中國革命的高度信心，完全是對於中國革命實踐作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分析之後必然得出來的。陳伯達同志向我們敘述了建立斯大林的革命理論的各種實際的根據，這就是：中國革命的領導權之必然要落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手中；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及其矛盾的特別尖銳化；蘇聯的存在和發展及它的革命經驗和幫助對中國革命的有力影響；中國人民革命意志的堅定，力量的雄偉及中國統治階級的相互矛盾。這些因素，正是中國革命勝利的條件。斯大林因為精通革命的理論和實際，所以他的理論就是不可變易的了。
   作者繼續敘述了斯大林對中國革命性質所作的深刻的判斷。斯大林指出：中國革命性質是反帝國主義與反封建主義的。這個判斷似乎十分平易而毫不足奇，然而陳伯達同志告訴了我們，在中國革命的長期鬥爭中、就曾有一些共產黨人因爲不能把握這一革命性質的最基本的判斷，而把中國革命帶到了失敗或特別困難的環境中。這些歷史的敎訓不能不使人深刻地認識到，不是在口頭而是在具體的革命實踐中正確掌握革命性質問題的重要，如陳伯達同志所指出：「……關於中國革命性質的問題，是和中國革命每一個階段的具體策略問題相聯繫的。如果他在革命性質的問題上犯了錯誤，那麽他在具體的革命策略上，也就不能不犯錯誤。」
   然後，陳伯達同志引述了斯大林所闡述的列寧主義的幾個主要策略原則：「第一，在製定共產國際對於每個國度工人運動底領導指示時，務須攷慮到這些國度的民族特點與民族特殊性之原則；第二，各國共產黨務須利用極小的可能以保證無產階級須有羣衆同盟者之原則，即使這個羣衆同盟者是暫時的、動搖的、不堅定的、不可靠的也罷；第三，務須考慮到這個眞理之原則，就是爲了政治上敎育千百萬羣眾，僅僅是宣傳和鼓動一項是不够的，爲了這個目的，還需要羣衆自身的政治經驗。」
   陳伯達同志綜合了中國革命歷史中的許多經驗，證明了斯大林提出的這些原則的深刻和正確。當着中國革命是按照着毛澤東思想即斯大林的理論而前進時，革命就取得了勝利，而如果不是如此，革命就受到了挫折。
   這篇文章的最後一部分，敍述毛主席如何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而得到和斯大林得到的一致的結論以及毛主席如何用最高的熱情研究斯大林的著作，從斯大林著作中汲取了無窮的力量，把中國革命勝利地推向前進，這兩個世界偉大巨人的精神的相通，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的統一性的證明。
   在第二篇文章裏，陳伯達同志着重分析了斯大林對中國革命底兩條道路的指示。斯大林指出：中國革命或者是因為民族資產階級擊破無產階級，與帝國主義勾結，共同進攻革命，建立資本主義的統治而吿結束；或者是因爲無產階級把民族資產階級擠在一邊（當然不是把它打下去），鞏固自己的領導權，率領城鄉千百萬羣衆，克服民族資產階級的反抗，取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完全勝利而得以逐步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這是「二者必取其一」。
   陳伯達同志指出：除了這兩個前途外，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中國工人階級必須使資產階級服從其領導，才能取得革命的勝利；如果工人階級不能保持其領導權，革命便將失敗，中國將重新淪在帝國主義殖民地的悲慘境界中。這兩條道路的鬥爭，也就是革命領導權的鬥爭，貫串了中國革命的全部歷史。
   這兩條道路的鬥爭表現在中國共產黨的包括資產階級在內的民族統一戰綫政策上。如同斯大林所提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一定歷史條件和一定歷史時期中是有革命的積極性的，因此，中國共產黨不應放棄團結他們以實現徹底的反帝國主義與反封建主義的革命勝利的政策；但中國共產黨又必須堅持不懈地、不失警惕地與民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鬥爭，克服和麻痺他們反對工人階級領導權的活動，以保證革命按照勝利的道路前進。
   這本書深刻有力地闡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斯大林關於中國革命的理論以及毛主席關於中國革命的思想，是值得向讀者鄭重推薦的。
   （原載人民出版社編印的「書刋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