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副主席
   隨着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偉大建設事業的勝利發展，蘇聯人民中已養成了一種新的精神——崇高的共產主義道德品質。不論在城市或鄉村，不論是男的和女的，所有從事於體力勞動或腦力勞動的蘇聯公民，都具備着一種自覺自願地貢獻自己全部精力和智慧，爲建設和完成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偉大事業，爲蘇聯千百萬人民創造更幸福的生活，並爲人類安全、幸福和進步事業而熱情勞動的精神；這種精神成爲蘇聯人民最高的道德標準和無上的光榮。「我的願望是：工作，並把我自己微不足道的勞動，匯合到共產主義建設者的共同勞動裏。」這是一位普通的靑年團員柯絲諾夫，用平凡的語句說出了蘇聯千百萬男女公民共同具備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的偉大願望。這種願望貫串在他們的工作、學習和生活的各個方面，同樣也貫串在他們對待愛情、婚姻和家庭的態度中。
   列寗不止一次地敎導大家：兩性關係、家庭問題，絕對不是個人的私事或生活的小節，而是有重大社會意義的事情。男女雙方戀愛、結婚和組織家庭的結果，很自然地要產生第三個新生命——孩子，從而就發生了社會內容，發生了對孩子和對另一方的責任。因此蘇聯人民是十分重視這問題，把教育靑年男女正確處理戀愛、婚姻和家庭問題，當作蘇聯政府、蘇聯共產黨、共產主義靑年團、及一切社會團體在組織和敎育工作中的基本任務之一。如果有人對這些問題漠不關心，而美其名為「不干涉私生活」，就要受到嚴格的批評。所以對於在這問題上處理不當的人，就要認眞地提高到思想原則上來加以敎育。共靑眞理報曾經用「絕交」的標題，報導了一位建築工人安納托里·謝甫金，因爲他的新交——試驗建築材料的實驗員加林娜·查洛娃鄙視他是個「普通的泥水工人」，不是「學建築的大學生」，鄙視他辛勤勞動所修飾好的簷板，因而毅然與她絕交。這個消息披露以後，引起了成千上萬的青年的注意，三千多人爲此而寫信給共靑眞理報編輯部，無情地揭露了加林娜·查洛娃之類的思想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這種公開的討論，在蘇聯靑年中起了重大的敎育作用。這種事情反映了蘇聯人民對待勞動、友誼、愛情的新的觀點，同時反映了蘇聯人民是如何重視這類問題的社會意義，如何認眞地進行共產主義的道德敎育。所謂談道德不是「政治家」「詩人」……的本份，這種陳舊腐朽的觀點，在蘇聯已經沒有存在的餘地了。
   愛情、婚姻，在社會主義社會裏與在封建主義或資本主義社會裏，有着根本的區別。它不再是從經濟利益來考慮，也不要服從父母的命令，更不受宗教偏見的影響。它不僅基於性的吸引，而是在男女完全平等，共同參加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勞動的基礎上，由於政治、思想觀點的一致，而發生發展的眞摯的愛情。一位靑年團的普通工作人員謝爾蓋·古寧柯，確切地說出了這種思想：「不參加同志的勞動，沒有一致的共同的關懷，缺乏衷心的喜悅，蘇維埃人之間的友誼便决不存在的」；因此眞摯而純潔的愛情，一定滲有對心愛的人的勞動和職業的尊重，「對於蘇維埃人來說，創造性的勞動，是列入壮麗的這個概念之中的，這種勞動構成他的精神世界，構成他內心的美麗和他的性格」（以上兩段均引自伊柯仲科著「眞實的故事」）
   社會主義社會的眞摯的愛情，又是一種包含着對愛人的面運及將來的孩子的高度負責的態度，是一種人道主義的、深刻、持久的感情，所以「在社會主義社會裏，愛情的持久，是人的極寶貴的道德品質」。（引自柯爾巴諾夫斯基：論社會主義的愛情、婚姻與家庭）偉大的革命導師馬克思和他的妻子燕妮；列寧和他的妻子克魯普斯卡婭就是很好的榜樣，他們在共同的革命事業中，在艱苦多難的全部生活中，愛情的火焰熊熊上升，始終互相尊敬，互相愛慕，在他們的家庭裏、夫婦之間、父母子女之間從來不曾發生分歧和嫌棄的陰影，直到他們與人世告別的最後一剎那。在感情上的喜新厭舊，因爲妻子（或丈夫）年老或地位不高而另找新歡的人，在蘇聯被認爲是道德墮落的人。柯爾巴諾夫斯基敎授嚴格地批評這種行為說「在這種情形之下，不論男女那一方都由於自私的打算，而沒有想到被破壞了的家庭，被遺棄了的妻子或丈夫，以及在父母未死而成了半孤兒的孩子們，將要遭到怎樣慘痛的命運，這種行爲跟共產主義道德的原則，又有什麽共通之處呢？什麽也沒有」。（上引書四十三頁）
   無疑的，這種眞摯的持久的愛情，不是「一見傾心」，因為相互的全面的瞭解，思想觀點的協和，不是短時期中能達到的，必須經過相當的時期才能眞正瞭解、才能實際的衡量雙方的感情，才能考驗雙方在共同勞動中的互相幫助和鼓舞，才能認眞考慮未來的生活和對兒女的責任。詩人史杰潘施念·巴喬夫用他美麗的詩句，生動地指出了這一點：
   「愛情必須雙方珍惜，隨着年代歲月。
   戀愛不是長板凳上的嘆息，也不是月下花前的散步。
   有泥濘，也有雨雪——旣然得一輩子共同生活。
   戀愛仿佛一首美好的歌，可是好歌却不容易譜寫成功的。」
   （下轉第四版）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眞理報的社論更明確地說「一個不好的家庭成員，同樣不會做成好的蘇維埃公民：好的社會工作者，在人羣中格殺女權，在家庭裏猪奴樣對待自己的妻子和小孩的積極分子，算不得是積極分子，不過是僞善人，僞君子。」所以那種認爲蘇聯人民要「消滅家庭」「不要家庭」的說法，完全與實際事實不相符合。
   在蘇聯，雖然是這樣的注意鞏固社會主義的家庭，但是並不等於說要婦女留在家庭裏。相反的，蘇聯婦女和男子完全有同樣的平等的權利參加各種社會工作社會活動，並有同樣的地位和待遇。廣大蘇聯婦女熱情積極地參加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建設，並作了重大的貢獻，這一切已成爲衆所週知的事實了。那麽蘇聯婦女如何解决參加社會事業及鞏固家庭的矛盾呢？讓我在這裏引用蘇聯千百萬社會主義家庭中一個學者的家庭來作例證吧！麗吉婭，伊萬諾芙娜是一位研究光學並獲得紅星動章和勞動紅旗勳章的博士，在學術上有着卓越的成就，在家庭裏和丈夫相親相愛，一塊工作，共同撫養了八個子女，獲得了「母親光榮」的勳章，過着圓滿的家庭生活。因此，經常有人問麗吉婭·伊萬諾芙娜，「您是怎樣把自己的科學工作和敎養八個孩子的家庭事務配合起來的呢？」她的回答：當孩子還小的時候，白天就送他們到研究所（她的工作機關）設立的托兒所去，工作完畢就領他們回來，當孩子稍微長大後，就送進幼稚園。孩子們的日常生活秩序及飲食，完全依照醫生的囑咐來規定，因此很少生病和鬧脾氣。孩子們大家服從規約，平等相待，互相幫助，每一個稍大的孩子，對小孩子都有一種責任心，並担負一定的勞動，分担父母的責任。孩子們有沒有妨礙過她的工作呢？她肯定地說「沒有妨礙過」「我把自己所有的空閒時間都貢獻給孩子們，和他們一起休息。………與孩子們共處的樂趣使我的精神更爽快，更飽滿，使我的智力更清醒，使我能更有效的工作」「母親不應當為了孩子們而犧牲自己，犧牲自己喜愛的事業。
   如果母親爲社會作的事情越多，那她在孩子們眼中的地位也就越高。」（引自「蘇聯婦女」一九五二年第四號）就這樣，麗吉婭·伊萬諾芙娜和蘇聯千百萬婦女一樣，在社會主義制度的保障下，不僅能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建設事業，充分地履行蘇聯公民的責任；而且能愉快地圓滿地完成母親對子女的敎養責任。
   這種社會主義的愛情、婚姻和家庭，雖然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勝利的基礎上，也不是自然生長起來的。因爲在兩性關係、家庭生活和在風俗習慣方面，封建的資本主義的殘餘勢力，比在其他各方面更頑固地殘存着；所以必須有意識地採取必要步驟，長期進行廣泛深入的敎育，清除各種非無產階級的道德觀念，共產主義道德才能光輝地生長起來。
   當前，我國人民正在熱烈慶祝蘇聯偉大社會主義革命三十五週年，我們不僅要很好地學習蘇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建設的先進經驗，同樣要清除封建的資本主義的道德觀點，學習蘇聯人民高貴的共產主義道德品質，以樹立新的風氣和新的道德。（新華社北京四日電）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副主席鄧穎超
   （上接第一版）
   愛情發展的結果，自然要求結婚，要求組織家庭。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新家庭，是在社會主義建設勝利、廣大婦女參加社會主義生產、並以普遍設立公共食堂、托兒所、幼稚園等等來幫助婦女從瑣屑的家務下解放出來的條件下建立起來的。這種新的家庭關係的特點，是夫婦在眞摯的愛情基礎上完全自由結婚的，是男女雙方相互尊重，完全平等的一夫一妻制度，雙方共同負責家庭的生活。
   這種家庭的利益與社會主義社會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蘇聯家庭的富裕生活，有賴於整個社會的富裕，有賴於家庭的成員對於社會主義企業和蘇維埃機關的忠心誠實的工作」。（引自V、斯維特洛夫著「新家庭論」十九頁）自然，私人佔有自己的勞動收入和消費財產，在蘇聯不但不加以反對，而且斯大林憲法明文加以保護，但是這種私人佔有，是在消滅了私有財產制度、階級剝削制度以後，在社會主義公有財產支配之下存在的。因此家庭生活情况，與社會主義生產和文化事業的發展有着密切的關聯。現在蘇聯的家庭正隨着社會主義共産主義建設的卓越成就，而過着富裕、和睦、幸福的生活。
   對於兒童的敎養，蘇聯人民是特別關切的。蘇聯政府過去和現在，已經進行了各種各樣有益於敎養兒童的具體措施（如普設托兒所、幼稚園、兒童公園、兒童之家、兒童醫院等等），今後還要繼續擴展；但是敎育兒童成爲積極自覺地建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後代，父母必須和國家的兒童機關共同負責，决不能因爲有國家負責而父母就卸却教養子女的責任。因爲只有這樣才能敎養出身心健全的後代，才能保證國家人口的增長，才能加强國家的力量。所以蘇聯政府是很注意幫助和鞏固這種社會主義的家庭生活。在蘇聯人民的高貴的共產主義道德觀念中，不僅强調母親對孩子的責任，而且還着重地敎育父親同樣要負責任。在社會主義的新家庭裏，做父母的，旣同樣有權參加社會生產勞動，共同過社會的文化的生活，也同樣有責任來照顧孩子敎育孩子。他們提倡「好的生產人員，好的斯塔哈諾夫運動者，好的社會工作人員，應該這樣來配合自己的工作，他要有一部分時間來作文化修養，處理家庭、敎育孩子。」（V·斯維特洛夫著「新家庭論」第四十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