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志願軍某部第九連的時候，該連副政治指導員正在上政治課。他講到「必須提高警惕，隨時準備粉碎美帝國主義的任何陰謀」時，聲音變得激憤起來。他問：「大家記得葛權書同志怎樣犧牲的嗎？」戰士們齊聲回答：「永遠忘不了！」到晚上，副指導員在搖曳的燭光下，又懷念起葛權書，他說：「往常，現在該是葛繼書來彙報全連衛生工作情况的時候了。」大家的心情變得沉重起來，一個健壯、活潑的靑年形象又一次浮現在每個人的腦海裏。
   二月二十七日晚上，葛權書和連部的同志才睡下不久，就聽到敵機在駐地上空低飛盤旋，時間約有半小時，旣沒有打機槍，也沒有丟炸彈，大家覺得很奇怪。
   第二天早晨約九點鐘，營部門診部軍醫鄭法鵬照例到九連去巡查。他走到九連駐地時，忽然看到在路旁的雪地上有小黑點，走近一看，原來是許多棕黑色的跳蚤。當時溫度在攝氏零下五度，有一些跳蚤已凍得不能跳動，有的則仍能跳四、五寸高。跳蚤散佈在約一百五十平方公尺的面積上，疏密不等，稠密的地方每平方公尺約有三十至五十隻。鄭法鵬發現這一情形後，一面報告衛生隊，一面通知九連。葛權書得到通知後，立即帶了一個班去撲滅。他們除了收集一部分跳蚤作標本外，其餘全部予以燒燬。此後，在二月二十九日和三月二日，九連又在駐地先後發現死鼠兩隻。三月二日的死鼠，是葛權書和五班戰士陳慶山發現的。
   美帝國主義撒佈跳蚤的罪行激怒了全連戰士，他們馬上展開了一個羣衆性的反細菌戰運動。葛權書積極帶頭捕鼠滅虫，發現的死鼠都由他加以深埋。
   三月四日下午兩點鐘，全連集合上課。衛生員孫仲文不見葛權書在課堂裏，就跑到隱蔽部去找他。孫仲文看見葛權書蒙着被子睡在那裏，身子冷得直發抖，頭上燒的很厲害。孫仲文感到奇怪：葛權書身體很好，入朝以來從沒生過病，現在怎麽突然病得這樣重呢？軍醫鄭法鵬來診視後，即按熱性病常規，吩咐孫仲文迅速將病人加以隔離。
   五日上午，葛權書的病勢逐漸加重，熱度很高，臉成土色，精神煩躁不安。上午門診所來電話，决定立刻將他送團衛生隊。葛權書念念不忘連裏的工作，他被護理人員抱上担架時，還關照孫仲文要好好照顧連裏的衛生工作。同志們在葛權書走後，幾次打電話給營部門診所，打聽他的病情。第三天（七日）早晨，團衛生隊長來電話，向孫仲文詳細地詢問葛權書得病的經過和開始時的症狀。站在電話機旁邊的同志們預感到不祥，當孫仲文報告完畢，指導員就接過電話來問：「葛權書好點沒有？」對方沉痛地說：「他犧牲了！」指導員和同志們都為這個噩耗呆住了。
   葛權書犧牲了，衛生隊醫務人員即從他遺體的心臟中抽出十西西血進行檢驗，經過顯微鏡塗片檢查，即發現心血中含有革蘭氏陰性桿菌。衛生隊立即將心血標本送交志願防疫檢驗隊，檢驗隊先將這個標本進行培養和分離的細菌接種，然後又進行血清反應和豚鼠接種，證明確爲鼠疫桿菌。在這份檢驗報告書上署名的是醫學博士、細菌學敎授陳文貴和細菌學副敎授方亮。
   第九連自七日下午起即實行緊急的隔離和封鎖，進行精密的檢查和有效的預防措施。該連到十八日解除封鎖，有效地控制了疫病的發生。
   靑年衛生員葛權書犧牲到現在雖然已經整整四個多月了，但戰友們對他的回憶却永遠是新鮮的。他是全連指揮員、戰鬥員們所熱愛的好青年，死時才二十一歲。他志願抗美援朝參加了志願軍，在連隊任衛生員，積極地為戰士們的健康而工作。在第五次戰役中，他負了輕傷以後，還冒着砲火跑到前哨陣地將重傷員及時搶救下來。部隊在構築工事時，大家整天在山上勞動，沒有時間洗衣服，葛權書就和連部軍械上士張欽江在三天內幫全連戰士洗了二百多套衣服。他經常地關心同志們的健康，一到新的駐地，馬上帶動大家改善環境衛生，例如修廁所、做痰盂、挖水溝等等。他每天到各班檢查好些次，要是有人在他吃飯時來叫他看病，他就馬上放下飯碗去到病人處；要是病人的病比較重，他晚上就搬去和病員住在一起進行護理。戰士們有什麽困難，也總願意和他商量，有些不識字的戰士常請他幫助寫家信或給祖國人民寫回信。平常，他是那樣的愉快活潑，連裏舉行文娛晚會，戰士們總要拉他上台演個節目。
   美帝國主義向全人類挑戰，用細菌戰毒害了年靑的葛權書，全連指揮員、戰鬥員更加深了對美帝國主義的仇恨。在追悼大會上，指導員蔣同治報告了葛權書的生平事蹟。他說：「美帝國主義用細菌戰殺害了葛權書，人們能允許這種違反人類道德的罪行嗎？我們宣誓要繼續站在保衛和平的最前線，提高警惕，爲徹底撲滅美帝國主義細菌的毒燄、爲保衛人類的安全而戰鬥到底！」戰士們寫了控訴書，他們决心做好反細菌戰工作、爭取打更大的勝仗，爲葛權書報仇！（新華社朝鮮前綫十八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