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二十一歲，家住在杭州糧道山二十四號。十七歲那年，父母聽了媒婆的話，將我許配給崑山人周其寬（今年二十九歲）。那是我年紀還小，什麽都不懂，訂婚啊，辦酒啊，全都是父母一手包辦的；我不同意。但反動派法院規定女的要到二十歲才有資格提出解約，沒有辦法，我祗好忍着氣，讓這件事拖下去。
   解放以後，開始時我仍怕自己年紀還小，不能提解約的問題，想等到二十歲後再提。一九五〇年婚姻法公佈了，我知道自己不到二十歲也好提出解除婚約的，就寫了封信告訴周其寬，要和他解除婚約。周接到我的信後，就和他母親趕來杭州，找媒人要我們歸還訂婚時的聘金金戒四錢，他們母子兩人來杭的路費二十萬元也要我拿出。當時我因爲想早點解除婚約，就答應了他。後來，想來想去越想越不通，周家要我還金戒指不說，還要我們出路費，天下有這個道理麽？那時我父親失業在家，我家裏經濟情况又不好，我就沒有把錢「還」給他們。周其寬見我不把錢「還」給他，就向杭州市人民法院告我，要我賠償他們的「損失」。
   第一次法院開庭時，我是和母親一道去的。審案子的審判人員叫吳益先，是個女的。她一開口就問我母親：「金戒指到那裏去了？」我母親說生活困難，已賣掉了。她就說：「賣不賣掉我不管，你們要還周其寬金戒，可以照人民銀行牌價還他四十萬元錢。還有，這次是你們寫信叫他來的，你們要津貼他二十萬元路費。一共六十萬元，限三天交齊，否則我要把毛妃娟押起來！」這時我就說：「家裏生活困難一時拿不出這麽多的錢，要等去做工才能還他。」吳益先一瞪眼，把卓子上一塊木頭（註：舊司法人員用來嚇唬人的「驚堂木」）狠狠地敲了一下，用一副兇相對我說：「男的已受刺激，又要損失鈔票，你們太便宜了！」當時我心裏想：這又不是做生意，什麽便宜不便宜。但嘴裏却不敢說。這時周其寬的母親手指着我母親的臉諷刺說：「你這種好女兒還好多生幾個。」我正想回句話時，吳益先又在上面將木頭一敲指指我母親說：「是啊！你這種女兒生得過。」這時我氣得不得了，心裏想怎麽有這種不講理的審判員！這時吳益先又轉過來問我：「毛妃娟，你在那裏做事？」我說沒有做事，在家庭婦聯分會裏做工作。你曉得吳益先說什麽？她諷刺我說：「像你這種『思想』搞不通的人也好到婦聯分會去做事？」我當時就想反問她到底是誰思想不通，反問她懂不懂婚姻法？但看到她那副樣子，我又被嚇怕了。吳益先見我氣得不說話，不回答她，便又把桌子一敲說：「拿不出錢，毛妃娟扣押」當時我母親在庭上痛哭起來。吳益先將眼睛一瞪對我母親說：「再哭，把你也押起來。」我母親沒有辦法，只好噙着眼淚一個人回家去。我那時眞恨不得要大聲責問這個不講理的審判員，怎麽又要罰我出錢，又要關我，我究竟犯了什麽罪？
   我因爲氣憤已極，關在看守所裏五天沒有吃過一口飯。這其間婦聯曾寫了信到市人民法院來，要法院把我釋放。但吳益先理都不理。一直到我母親東借西凑的凑齊了二十萬元，吳益先才開第二庭。
   第二庭開庭時，我母親對吳益先說：「只借得到二十萬元，先還一半，還有一半年底還。路費不能承認。」吳益先馬上就說：「你們上次已經承認了，不能反悔。限你們一個月內一定要把其餘四十萬元歸還。」我母親說：「路費我們根本沒有承認過要還。」吳就兇狠地說：「怎麽，想賴是不是？」那時我母親看我關得已經神氣都沒有了，沒辦法，答應了下來。但四十萬元這樣大的數目一個月內怎樣還得淸呢？我母親苦苦哀求吳益先寬限兩個月還淸。吳不等我母親說完，就說：「兩個月時間太長了，要一次還淸。」我母親再要求她，吳便拍拍桌子說：「到底還不還？」我母親在吳的威逼下，感到無可奈何，爲了讓我早日出獄，祗好答應在一個月內分兩期將錢「還」淸。當時吳益先唯恐周其寬他們「受委屈」，還問周「同意」「不同意」。在周「同意」後，吳就說：「好了，你們和解（！）吧。」這樣才把我交保釋放。
   吳益先無緣無故將我關了五天，當時我還不懂得這就叫做「侵犯人權」。我只是感到吳益先同流氓一樣幫着周其寬母子來敲詐我，我不拿出錢就把我關起來，我錢一拿出就放掉。再說，我聽婦聯幹部在宣傳婚姻法時時常提到：「婚約對男女雙方沒有拘束力，只需要一方自願取消，通知對方就可以。退還聘金主要是男女雙方協商和根據雙方經濟情况解决。」但是吳益先在審判我這案子時却根本不按人民政府頒佈的法令辦事。她只知道對人民瞪眼拍桌子，還無緣無故將我關了五天！
   感謝共產黨、人民政府，現在杭州市的司法改革運動已開展了。我萬分擁護人民政府這種英明的决策。我是親身受舊司法人員迫害過的，我相信一定還有許多人和我一樣受到過迫害。我要告訴大家：大胆起來揭發司法人員的違法亂紀行爲以及他們的錯誤，幫助政府好好地改造我們的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