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正規書場不多，但在茶店說書營業的却不少，目下還有廿八、九家。所說的書目，大都還是「濟公傳」「金台傳」「七俠五義」「飛龍」「包公」「隋唐」「平西」之類，甚至還有說「彭公案」的。總之，絕大部份說的都是舊書。
   當然，說新書也並不是沒有的，如「呂梁英雄傳」「新兒女英雄傳」等都曾有人說過。杭市藝人自己也曾編了幾個短篇如「攻克太和島」「反對細菌戰」等。但是這些新書，藝人們說是不宜於在茶店裏演唱。因爲「沒人要聽」。
   新書說是沒人要聽，那是說謊，絕對不會的。事實上
   假如就有「聰明」的人，來下個結論，說畫工人開會的畫，演勞動英雄的戲，觀衆不要看。那是多麽荒唐！
   那末，某些藝人說新書沒人要聽，又是什麽道理呢？據我看來、原因不外兩個；一是茶店裏的某些茶客比較落後，大多是些到茶店「消遣」的。祗愛聽「濟顚和尚吃狗腿，包公大審無頭案」而不愛聽階級鬥爭與生產戰綫上的新英雄故事，但是，這種現象是不會繼續存在太久的，在新社會裏，一切都在進步，藝人也說：「今天已與從前不同，不少工人也來聽了，說錯了話，他們就要提意見。」就是很好的例子。而且，祗要新書眞能表現新的內容，那未自然可以得到聽眾的歡迎，而不止限於在茶館中說唱的。時，一聲「老張來了！」有如千軍萬馬。同時，一部書要說上兩三個月，每一次都要有高潮，要牢牢吸住聽衆，自然並非易事。某些藝人由於在技巧上具有比較深的造詣，同時在內容上，也有不少人民熟悉的有價値的歷史故事，與優美的民間傳說。所以能够吸住若干聽衆。但是我們絕不能以此爲滿足，以為舊書全部無法改進，那是完全錯誤的。
   應該知道，說書的形式「簡單而又富於表現力，極便於迅速、反映現實」。這的確是一個特點，那末，我們就應該好好地運用它，創作新書，來敎育人民。
   要創作新書，必須要有豐富的生活爲基礎；要說好一部新書，就得對新書裏的人物與情節有深刻的了解，才能很好地表演出來，因而也必須有豐富的生活才成。當然一，新書不但有人聽，而且廣大羣衆在企望新書的出現。
   這樣的例子是普遍的；比如一個老戰士在講他英勇作戰的故事，聽衆是聽得那樣出神入勝。
   而上海曲藝界參加修治淮河回來，創作了一個人要什麽生活都直接去體驗，事實上是不可能的。我們决不反對吸取間接的生活經驗，譬如新聞報導、電影、小說、圖片，戲劇……都是間接生活的來源，我們可以從中吸取若干經驗。但要能够吸取生活經驗與間接生活經驗，首先必須對部成功的書：「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受到羣衆熱烈的歡迎，不就是最現實而生動的例子嗎？
   所以問題不在聽衆不要聽新書，而在於創作的是些什麽新書，又是如何去演說它。
   沒有經過改造的美術家，不懂得工人，而單憑想像，虛構出幾個工人在開會，觀者旣不能從畫面上了解工人帶着什麽樣的情緒，也不了解這個會議將解决什麽問題，祗看到那些沒有生命的「工人」圍着桌子，這圖畫不被觀衆喜愛是自然的事。
   沒有經過改造的越劇女演員，穿着絲光襪，滿臉胭脂花粉，拿着手帕，扭扭揑揑，算是勞動英雄「王秀鸞」，觀衆不愛看這種戲，也是自然的道理。
   而更主要的呢？就是前面說過的是由於新書說得不好，枯燥乏味。
   說書藝術，的確是比較難以成功的。演一齣戲，一個人担任一個角色，還有燈光，佈景，音樂………的幫助，說書呢，却祇有醒木一方，紙扇一把，別無他物；風雷雨雹，鳥叫雞鳴，男女老少，喜怒哀樂，全靠一張嘴與一副身段。從前所謂說書須五到——心到、目到、口到、手到、足到，八技——吼叫、噱頭、雞鳴、犬吠、牛喊、馬嘶、狀哭、狀笑。明朝柳麻子（柳敬亭）說武松打虎，說到武松到店沽酒、店內無人，暴地一吼，店中空缸空艷，皆嗡嗡有聲。柳麻子仿此一叫，有過之而無不及。黃永年說水滸傳石秀殺猪時，能一口氣發出七種猪叫聲。說張飛三闖轅門這些生活有了正確的認識。也就是說你是站在什麽立場來對待這些生活的。，藝人旣可以直接體驗生活，可以參加各種鬥爭，也可以吸取間接的生活，因而就可以說好新書。當然，要說新書是有一定困難的。但藝人們絕不應該被困難嚇住。
   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指示出：「我們旣反對內容有害的藝術品，也反對只講內容不講形式的所謂『標語口號式』的傾向，我們應該進行文藝問題上的兩條戰綫鬥爭。」要在這兩條戰綫鬥爭中取得勝利，文藝工作者就必須徹底進行思想改造。
   新書是有人聽的，祗要我們說書的藝人不斷學習，願意進行思想改造，努力把新書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