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十日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第十七次會議、第十八次會議，分別在八月六日、七日、八日舉行。
   第十六次會議聽取和批准了中央人民政府財政部薄一波部長所作的關於一九五一年度國家預算的執行情况及一九五二年度國家預算草案編成的報告幷通過了一九五二年度國家財政收支預算。關於一九五一年度國家預算的執行情况，薄部長在報告中指出：一九五一年度國家預算，是在美帝國主義大舉侵略朝鮮、侵佔我國領土台灣、直接威脅中國大陸安全的情况下編製的。那時，全國財政工作實行統一領導與統一管理還不到一年，財政力量還不能平衡收支；國家還不能對人民生活的主要必需品完全保證供應；剛剛穩定下來的物價，還有重新波動的危險。因此，在編製一九五一年度國家預算時，曾不能不從國家可能遭遇到的最壞的情况出發，而以確實保證國防需要，穩定物價與力爭財政經濟情况好轉爲基本方針。但是我們國家的財政經濟力量，在抗美援朝運動、土地改革運動、鎭壓反革命運動及人民經濟恢復與改造的基礎上，却以空前的速度向前發展着，尤其是經過今年「三反」「五反」的偉大運動，使得一九五一年度國家預算執行和核算的結果，出現了遠比原來預計良好的情況：收支不僅平衡，而且還有結餘，在支付上除完全保證了國防需要外，曾以極大的力量穩定了物價。中央人民政府以堅决的步驟，在現金管理方面繼一九五〇年現金管理的措施進一步地實現了劃撥淸算制，對關係人民生計的糧食、紗布及某些重要工業原料，又切實地加以掌握與管理，並在全國範圍內組織了城鄉物資交流，由於這些合理措施，一九五一年全國市場雖在朝鮮作戰情况下，基本上做到平穩。並在恢復與改造經濟及文化事業方面撥付了比一九五〇年更多的資金，從而也就加速了經濟及文化事業的恢復與改造的速度。由於國家經濟力量的增長，人民生活已有所改善，人民購買力也有很大的提高。
   薄一波部長在說到一九五二年度國家預算的編製時，指出：我們已經有了抗美援朝、穩定物價及重點建設同時進行的經驗，以及取得了「三反」「五反」的偉大勝利。在這一基礎之上，編製一九五二年度國家預算的基本方針是：繼續鞏固國防、穩定物價，並進行全面恢復和重點建設。一九五二年預算收入比一九五一年實際收入將增加百分之四十一·六六，一九五二年預算支出比一九五一年實際支出將增加百分之五十五·五二。薄一波部長接着以各種具體事實及數字，說明一九五二年度國家預算的總收入及總支出在編製時已經完全達到平衡。薄一波部長說：這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來我們國家在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所出現的最有利的情况。生産恢復、收支平衡、物價穩定，標誌着我國財政經濟情况已根本好轉。我們已經提前完成了毛主席在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中共中央七屆三中全會報告中所提出的指示，即：「要獲得財政經濟情况的根本好轉，需要三個條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現有工商業的合理調整；（三）國家機構所需經費的大量節減。要爭取這三個條件，需要相當的時間，大約需要三年時間，或者還要多一點。全黨和全國人民均應為創造這三個條件而努力奮鬥。」由於兩年以來，我們提前完成了毛主席的指示，就給我國今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而今年則是在更有利的條件下進行國家建設的工作，卽，是在「三反」「五反」運動和增產節約運動的基礎上進行的，我們相信：今後會有更好的情况出現。
   薄一波部長指出，我們能够獲得這樣巨大成績的原因，首先是毛主席的領導和中央人民政府所規定的各項政策的正確，以及各方面的共同努力；第二是各企業實行了民主改革；第三是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以及「三反」「五反」運動的偉大勝利基礎之上，廣大工農羣眾的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開展了愛國增產節約運動；第四是蘇聯的無私的幫助。
   薄一波部長在報告中也指出了在財經工作中還存在着的嚴重缺點，那就是：（一）對於我們國家現有財政經濟的潛在能力及其發展的速度估計不足，在收入計劃的指標數字上，不論在稅收方面或在企業生產及利潤的計劃方面，計劃指標數字總是打的偏低的，趕不上實際的發展，常常被羣眾的積極性與創造性所打破。這是由於對勝利了的人民——特別是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在優越的人民民主制度下，在毛主席和共產黨領導下，所能發揮出來的積極性與創造性估計不足，因而墨守成規，不敢前進，必須與之作鬥爭。（二）沒有嚴格地實行財政監督制度、財政紀律鬆弛，某些機關有本位主義，對國家隱瞞，該上繳的欵不上繳，有的則是領到錢之後，該用而不用。（三）對於基本建設工程沒有很好地掌握與領導。從各級財經領導機關直至廠礦負責人對基本建設這一重要環節是忽視的，許多基本建設的計劃、設計、施工任務，是盲目地依靠沒有經過改造的舊技術人員去做，這就造成了不可計算的浪費。為了迎接經濟建設的高潮，努力發掘經濟的潛在力量、反對保守傾向，樹立財政監察制度、反對本位主義，加強基本建設的領導，是一九五二年能否正確實現國家預算的主要關鍵，必須力爭其實現。
   薄一波部長在結束報告時，充滿信心地說：我們深信：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在三大運動、「三反」「五反」運動和增產節約運動的基礎上，在全國人民的努力下，必能勝利地完成幷超過一九五二年度國家預算所規定的各項指標數字，為今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樹立良好的基礎。但他同時指出，在實施增產節約的同時，必須十分注意職工的安全、健康和必不可少的福利，如果只注意前一方面，忘記後一方面，那是不對的，恰恰我們在這一方面是有缺點的，必須力予糾正。
   在薄一波部長報告以後，李濟深副主席、程潛委員、黃炎培委員、傅作義委員、馬敍倫委員、沈鈞儒委員、馬寅初委員、章伯鈞委員、郭沫若委員、司徒美堂委員、張治中委員、徐特立委員以及列席會議的全國委員會符定一委員均相繼發言，對我們國家在短短的二三年時間內，財政經濟情况就能以根本好轉，做到鞏固國防、穩定物價、全面恢復、重點建設，都表示感奮與贊佩，一致認爲我們國家在各方面能够獲得如此巨大的成績，主要應該感謝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李濟深副主席說：薄一波部長所提出的一九五二年度國家收支概算，正顯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愛好和平而且有力保衞和平的。程潛委員說：編製一九五二年度國家收支槪算的基本方針，正合乎現在一般人民的要求，方向也是完全正確的，這就爲將來的大規模建設打下了鞏固的基礎。黃炎培委員說：過去，我們是百孔千瘡的國家，但在人民站起來之後，在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就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偉大成就，這是一個奇蹟。爲了適應我們國家經濟、文化事業的急速發展，各部門應在總的計劃下密切聯系，避免盲目性。傅作義委員說：財政豐裕、收支平衡、物價穩定是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次。這次提出的預算，是生產得到發展的預算，人民得到幸福的預算，也是和平得到保障的預算。馬敘倫委員說：從薄部長的報告和一九五二年度的國家財政收支概算上，完全顯示了中國人民的偉大力量。沈鈞儒委員說：我們在各方面取得的偉大成績，正好說明人民民主政權的優越性，希望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尤其希望全國文敎工作者、知識分子，響應毛主席的號召，進行自我改造，以便更好地為國家的建設而奮鬥。馬寅初委員說：我們所以能够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取得這樣巨大的成績，主要是領導正確，指揮得當，幹部得力，人民擁護。章伯鈞委員說：薄一波部長的報告，對全國人民，尤其是對各民主黨派人士是一大敎育，它使我們更爲信任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郭沫若委員說：提前完成毛主席的指示，是一大喜事，是值得慶賀的。只有在人民國家，才能集中各方面的力量用於建設，這就必然保證了戰勝敵人，保障了世界和平。司徒美堂委員說：作爲一個久居海外的華僑身分來說，感到非常興奮。祖國在各方面的飛躍進步，必然會受到千百萬愛國華僑的擁護，衷心爲强大的祖國而慶幸。張治中委員說：這樣的報告和預算，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是從來沒有聽到過的，也是在中國歷史上誰都辦不到的，但是我們在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完全做到了財政經濟情况的根本好轉，這只能使人興奮、佩服。徐特立委員說：在今後的企業生產發展中，應注意實際工資的增加和勞動保險的廣泛實行，這將使廣大工人的生活得到保障，更可以全力爲公。符定一委員說：除了衷心感謝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之外，敎育工作者必須努力造就人才，爲國家的建設服務。
   第十七次會議聽取了東北人民政府林楓副主席所作的東北工作情況報告、西北軍政委員會張治中副主席所作的西北工作情况報告和華東軍政委員會陳毅委員所作的華東工作情况報告，並在聽取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章漢夫副部長所作的說明後，批准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於與外國訂立條約、協定、議定書、合同等的統一辦法之决定」，在聽取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沈雁冰部長所作的說明後，批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文化合作協定」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加利亞共和國文化合作協定」，在聽取了政務院周恩來總理的說明後，通過了「關於調整中央人民政府機構的决議」和「關於調整地方人民政府機構的决議」。此外，並通過和批准了各項任免名單。
   第十八次會議聽取了中南軍政委員會張難先副主席所作的中南工作情况報告、湖南省人民政府程潛主席所作的湖南工作情况報告、西南軍政委員會鄧小平副主席所作的西南工作情况報告和政務院華北行政委員會劉瀾濤主任所作的華北工作情况報告，並在聽取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烏蘭夫副主任委員的說明後，批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
   出席這三次會議的，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副主席朱德、劉少奇、李濟深、張瀾，委員陳毅、賀龍、李立三、林伯渠、何香凝、劉伯承、吳玉章、彭眞、薄一波、聶榮臻、周恩來、烏蘭夫、徐特立、馬寅初、林楓、馬敍倫、郭沫若、鄧小平、高崇民、沈鈞儒、沈雁冰、陳叔通、司徒美堂、黃炎培、蔡廷鍇、張治中、傅作義、李燭塵、章伯鈞、程潛、張奚若、譚平山、張難先、柳亞子、龍雲等共四十人。
   列席會議的，有中國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在京的常務委員、委員，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政務委員，及政務院所屬各委、部、會、院、署、行首長，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及所屬各部部長，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檢察署負責人等共一百三十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