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繩、于光遠等
   學習雜誌編者按：爲檢討『學習』雜誌的工作，我們舉行了直接參與編輯工作的同志，包括胡繩、于光遠、王惠德、林澗靑等人的會議，在會議上，着重地討論了參與編輯工作的同志自己寫的文章。此地發表的就是胡繩等同志所寫的主要以這些文章爲對象的檢討。
   在本刋今年第四期上，編輯部曾經指出：『我們初步檢查「學習」雜誌過去的狀况，覺得在這刊物上雖然曾發表了一些比較有內容的文章，但屬於誇誇其談、空洞無物的，並沒有具體地分析什麽具體問題的文章，的確是不少的。在最近幾期中，有些同志的文章關於資產階級問題犯了片面性的錯誤，也和這種敎條主義與黨八股的傾向有關。』
   在我們這一次比較深入地檢查參加編輯工作的同志的作品時，主要就是檢查敎條主義和黨八股的作風。
   我們的檢查的結果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
   片面性是教條主義的一個主要特徵。毛澤東同志在『矛盾論』中說：『中國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同志們所以犯錯誤，就是因為他們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觀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矛盾論』中發揮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的思想來克服敎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片面性，敎條主義的思想方法使得人們不能眞正學會運用辯證法，從而不能不陷入片面性的錯誤認識中。
   在我們的有些文章中顯著地表現着片面性的錯誤。在本刊二卷三期上發表的王惠德同志的『什麽是社會發展最基本的規律」一文就是一個例子。雖然後來在二卷十一期曾發表了黃受、楚□二位同志的批評文章，但這個爭論沒有繼續下去，有一些讀者曾因此感到困惑，不知道究竟誰的意見正確。編輯部沒有及早對這問題提出明確的結論，顯然是不對的。
   主惠德同志的這篇文章的主要論點是說：不應該把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看做是階級社會發展的動力。作者說，在各個階級社會的發展歷史中，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並不是經常處於相互矛盾中的。當生產關係基本上適合於生產力時，社會生產就能够向前發展，而當生產關係不適合於新的生產力，與新的生產力相矛盾時，生產不但不能迅速發展，甚至還會毀壞。由此，作者得到這樣的結論：不能說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是社會發展的動力，而只能說，生產力的發展，乃是整個社會生活發展的决定的力量。
   在重新檢討後，王惠德同志自己和別的同志都認為，上述論點是錯誤的，黃受、楚□二同志的批評基本上是正確的。
   王惠德同志的文章中說，在各個階級社會的發展過程中，總有一個時期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在基本上相互適合的。這點當然是合於事實的。拿資本主義社會來說吧，在它還能够向上發展的時期，它的生產關係是在一定程度內與其生產力相互適應的，正因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才能够包容封建社會所不能容納的社會生產力，並使其擴大發展，從而它才能够代替封建關係。但是在指出這個事實時，必須同時看出，在前於社會主義的各種生產方式中，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相互適合不但總是暫時的，而且總是不完全的。只有在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中，才會有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完全適合。黃受、楚□同志在批評王惠德同志的文章時，曾正確地引用了恩格斯的話來證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其最初發生的時期已內含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可是在王惠德同志的文章中却說：『「矛盾」與「適合」正是兩個對立的概念」。因此，他在實際上是把在階級社會中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在基本上相互適合的狀况解釋爲沒有矛盾，而不知道這種相互適合也正是矛盾的一種表現形式。
   毛澤東同志在『矛盾論』中說：『每一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在說明『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鬥爭性』時，他又說：「無論什麽事物的運動都採取兩種狀態，相對地靜止的狀態和顯著地變動的狀態。兩種狀態的運動都是由事物內部包含的兩個矛盾着的因素互相鬥爭所引起的。………事物總是不斷地由第一種狀態轉化為第二種狀態，而矛盾的鬥爭則存在於兩種狀態中，並經過第二種狀態而達到矛盾的解决。所以說，對立的統一是有條件的、暫時的、相對的，而對立的互相排除的鬥爭則是絕對的。』毛澤東同志這裏所說的矛盾的原理顯然也適用於各階級社會的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王惠德同志實際上是誇大了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的有條件的暫時的相對的適應（同一性），同時又否認了矛盾的鬥爭也存在於這種適應的狀態中。這正是沒有用辯證法的觀點來看事情的結果。
   王惠德同志的文章不但是只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發生公開的破裂與衝突時才承認這裏出現了矛盾，而且對於這種矛盾的內容與作用的解釋也是片面性的。他說：『當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相矛眉的時候，生產不僅不能迅速地發展，並且這個矛盾發展到一定程度，還會引起生產力的毁壞，引起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統一的根本破裂。因此，生產關係不適合於新的生產力，與新的生產力相矛盾，正□社會生產發展的阻礙。』這就是說，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只能阻礙社會發展，所以不是社會發展的動力。但王惠德同志在此顯然陷入一種不能自圓其說的困境中。如果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矛盾的意義只是使生產發展遭受阻礙，那麽矛盾的發展就會使社會被毀滅而無法前進了；如果並不是這樣，而是有新的生產關係來代替舊的生産關係以適應於社會生産力的發展，那麽像這樣的在社會發展歷史中有重大意義的變化是由何而來的呢？對於這樣的問題，王惠德同志自己引用了的馬克思和斯大林的話其實已經給了解釋。馬克思說：『……這些關係（生產關係）便由生產力發展的形式變成了束縛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時代就到來了。』斯大林說：『生產力是生產中最活動最革命的要素。……無論生產關係怎樣落後於生力產底發展，但它們遲早總應而且一定會去適合於生產力底發展水準，適合於生產力底性質。』這就是說，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中，生產關係雖然成為束縛生產力的桎梏，但生產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矛盾的結果不能不是發生革命，即新的生產力打破這種桎梏爲自己創造了新的生產關係。由此可見，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關係中，生產關係阻礙乃至破壞生產力只是其內容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在這種矛盾關係的發展中，一般說來，總是生產力起主導作用的，所以並不是生產關係完全扼死了生產力的發展，而是活躍的生產力通過革命來推翻舊的生產關係。只從前一方面看，當然會認爲這種矛盾只能阻礙社會發展；而全面地看，既看到前一方面，又看到後一方面，那就能看出這種矛盾正是在階級社會的歷史發展中的最根本的動力。
   引用斯大林在『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中的論述來否認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是階級社會的發展動力，那是錯誤的。斯大林固然說：「生產力是生產中最活動最革命的要素」，但他接着又說：「這並不是說，生產關係不影響到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力不依賴於生產關係。生產關係雖然是依賴於生產力底發展而發展，但同時它們又反轉來影響到生產力，加速或延緩其發展。」這正是要我們全面地、辯證地認識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所以斯大林對於『究竟什麽是决定社會面貌，决定社會制度性質，决定社會由這一制度發展爲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的問題的答覆是很明確的，他指出：這種力量就是『物質資料生產方式』，而『生產、生產方式是把社會底生產力和人們底生產關係兩者都包含在內，而體現着兩者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的統一』。
   在分析了王惠德同志的這篇文章中的錯誤後，我們深切地感到，我們雖然常常說要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與方法，但是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我們是學到得太少了。我們常常是由於沒有用辯證法來研究問題，就犯了只抓住片面，加以絕對化的主觀主義的錯誤。
   又例如本刋上關於資產階級問題的幾篇文章的錯誤也是不能辯證地觀察和研究問題的表現。這種錯誤就在於不能全面地認識民族資產階級的性格和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而企圖加以簡單化。民族資產階級在現階段一方面能進行有益於國計民生的經濟活動，並參加反帝反封建運動，另一方面是它對革命敵人的動搖性及其五毒活動。如果說，這兩方面是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相互約束，以至相互轉化，那是對的；但如果說，民族資產階級的進行合法經營，擁護共同綱領也還是反動性的表現，那就是抹煞資產階級的兩面性的錯誤看法了。我們有的作者担心，如果承認資產階級思想還能在這社會中存在，甚至還有積極性的一面，那就會混淆資產階級思想和無產階級思想的區別，就會妨害我們在廣大羣衆中進行對資產階級思想的批判。這種想法是不對的。既然在經濟上還承認資產階級的存在，那麽資產階級思想也就不可避免地在這社會中還能存在。我們是要一方面承認其存在，一方面又要和它進行鬥爭。在中國共產黨內，常然要肯定任何資產階級思想都是非法的。在廣大的工人階級羣衆中，在學校的敎員學生中，在國家機關的一般工作人員中（不包括資產階級政治代表在內），也必須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體系去敎育他們，提高或改造他們，使他們不受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並淸除這種影響。但是，對於資產階級，我們却只能用共同綱領去改造它的思想，使它在工人階級領導下，合理合法地經營業務，並從它的階級立場出發，參與全國人民的反帝反封建鬥爭和國家建設工作。只要我們明確這種區別，當然就可以懂得，承認賢產階級思想的積極性的一面，决不是承認，一個工人或甚至一個共產黨員，可以使自己的思想降低到資產階級思想水平，更不是認爲工人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毫無區別。因此，我們應該一方面在廣大人民羣衆中進行各種思想工作，用工人階級思想來抵制資產階級思想的傳播與影響，另一方面，又要對資產階級進行各種敎育工作，克服其思想中的黑暗腐朽的一面。如果以為應該把資產階級改造爲具有無產階級思想，或以爲承認了資產階級思想有其積極的一面，結果就會取消思想鬥爭和思想批判，這都是把本來是很複雜的社會生活主觀主義地使其簡單化的幼稚看法。
   毛澤東同志在『矛盾論』中告訴我們：『辯證法的宇宙觀，主要地就是敎導人們要善於去觀察和分析各種事物的矛盾的運動，並根據這種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我們必須好好學習這種宇宙觀和方法，來克服簡單地和片面地看問題的有害作風。
   二
   毛澤東同志在『矛盾論』中說：『我們的教條主義者是個懶漢，他們拒絕對於具體事物做任何艱苦的研究工作，他們把一般眞理看成是憑空出現的東西，把它變成爲人們所不能够捉摸的純粹抽象的公式。」又說：『我們的教條主義者違背列寧的指示，從來不用腦筋具體地分析任何事物，做起文章或演説來，總是空洞無物的八股調，在我們黨內造成了一種極壞的作風。』由此可見，我們的教條主義者的特徵倒還不是在大量地運用書本知識，而只是在極端地缺乏對具體事物的分析研究。因爲缺乏這種分析研究，就自然是空洞無物；爲了掩飾空虛，就去引用馬克思列寗主義文獻中的個別文句，憑自已的武斷和臆測而加以引申發揮。
   我們的幾篇關於資產階級問題的文章討論的是中國革命歷史和當前現實的革命鬥爭中的問題，但是從這些文章中，人們並不能够讀到關於歷史和現實的豐富材料的分析研究。
   在于光遠同志的『明確對資產階級的認識，徹底批判資產階級的思想』（一九五二年第三期）文中一開始就引用了斯大林：『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思想、觀念、風俗、道德原則、宗敎和政治是絕對對立的。』斯大林這句話當然是普遍的眞理，但是在這個原則下，人們仍舊必須去分析在各種具體的歷史條件下資產階級思想和無產階級思想對立的具體情况。而于光遠同志却簡單地說『上述一般的論點同樣也適合於爭取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新民主主義建設時期的中國。』這樣就好像是旣有了這『一般的論點』，就無須乎再去對於新民主主義時期的狀况進行任何具體的分析。這篇文章的第二節的標題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是在反對資產階級思想中取得的』，在這樣的標題下，讀者有理由期待對具體歷史的分析。但作者却仍然只是滿足於僅僅引用斯大林的另外幾句話和提出一些純粹抽象的推論，當作者提出『資產階級思想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也是反動的，即阻礙社會前進的』這一判斷時，他竟不覺得有必要提出任何具體材料來做根據，因此這種判斷實際上只是憑空的武斷。
   在應該提出具體的材料，進行具體的分析研究，作出使人信服的結論時，却只是說了些空話，引導人走上錯誤的路上去，這正是表現在本刊上的敎條主義作風的基本形態。
   由於教條主義作風，人們有時可以作出在政治上、思想上完全謬誤的結論，但也有時並沒有直接表現爲謬誤的意見，而只是說了一大堆空話，使人讀了，只覺得不能解决問題。在本刋上固然有前一類的錯誤，但屬於後一類性質的文章也許更多一些。我們認爲，後一類文章，把思想上的懶漢的作風傳留給廣大讀者，其流毒也是很大的。
   在本刊上曾發表很多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的文章。這些常識對於一般讀者雖然是需要的，但是有一時期，這種和實際生活缺少聯系的一般常識性的題目佔據了本刋目錄中的主要部分，這就使得刊物的內容死氣沉沉。而且這些文章，包括胡繩、于光遠、王惠德同志所寫的『社會科學基本知識講座』，在內容上也常常是有缺點和錯誤的，有時語句不够嚴密，含意使人誤解。『社會科學基本知識講座』的最重要的缺點是它並沒有在有關問題上進行對各種錯誤思想的批評，而只是簡單地覆述各種原理原則，喪失了馬克思主義敎科書所應該具備的戰鬥性。在本刊上發表的介紹基本常識的文章中，雖然也有一部分能够針對某些實際問題進行解釋，因而是比較有生氣的，但這類文章中的多數還是屬於枯燥的所謂『敎課書文體」，旣不能解决什麽在實際生活中存在的問題，也沒有進行什麽鬥爭。
   這裏還可以舉出于光遠同志的幾篇文章爲例來說明不分析研究具體事物的敎條主義的作風。
   于光遠同志在『關於「社會底生產力」』一文（一卷六期，署名君麟）中，根據斯大林的著作指出生產力是生產工具與生產者兩個因素的總和，這點雖然是正確的（註），但是，他對這點的解釋，却包含着許多繁瑣的出於臆測的說明。例如，文中在引用了斯大林關於社會生產力的定義以後，又反覆提出了許多只能使讀者愈搞愈糊塗的問題：『我們要問我們爲什麽要給「社會底生產力」下這樣的一個定義。爲了答覆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弄清楚我們到底想用「社會底生產力」這一槪念來說明一些什麼問題。』『我們要用什麼槪念，能最恰當地表示人們和自然界物質與自然界力量之間的這種關係呢？』等等。這是從定義出發、玩弄槪念的態度，這就只能製造混亂，而不能解决問題。在這篇文章中爲了說明社會生產力和勞動生產率有所不同，『假定』了一個在熱帶的國度和一個在寒帶的國度來做『例子』。用假定來證明自己的結論，縱然結論是正確的，也是非科學的偷懶辦法。這也就證明作者並沒有在收集和研究具體材料上下功夫，所以只能在假定和猜想中進行推論。
   一篇文章具有和實際生活相聯系的題目並不一定保證它的內容眞是言之有物。在本刋中這樣的情形是有的，題目能够引人注意，但文章却是空洞的、冗長的，仍只是覆述一般的原理原則，而並不能眞正解决問題。于光遠同志的『劃分階級的原則和標準』（三卷一期）就是這樣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是爲政務院『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份的决定』這個文件而寫的，作者雖然自稱是『打算就學習這文件後的一些理解，談一談劃分階級的原則和標準的問題』，但是，文章中第一節講的是列寧在『偉大的創舉』一文中所提出的關於階級的定義；第二節是說明社會歷史中自古以來的各種階級關係，這兩節已佔據了全文篇幅的二分之一以上，剩下來的不到二分之一的篇幅也只是按照字面覆述了文件中的某些主要内容。固然，為了理解這個文件，需要懂得階級的意義是什麽，但是在這一篇文章裏，旣沒有運用列寧的定義來深入地闡明土地改革中的劃分階級問題，也不是用劃分階級中的具體問題來充實對於列寧的定義的理解，作者在這裏事實上只是用那幾乎在任何場合都可以搬用的原理的背誦來代替了對於具體問題的分析研究，這樣的文章顯然不能令讀者滿意。
   本刊中有一些文章表現着作者不僅缺少實際知識，而且還缺少歷史知識，因此在必須涉及歷史知識時，就只能作出空洞的、含糊的說明。這種情形在上述關於資產階級的各文中已可看到，在這裏也拿于光遠同志的文章『關於愛國主義的幾個問題」（三卷十一期）爲例。
   這篇文章中有一部分是企圖從中國和外國的歷史來說明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愛國思想，作者所得到的結論是：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愛國思想『如果不與革命的政治認識相結合』，就會帶有各種狹隘的愛國主義色彩。但是人們都知道，無論在中國或外國的歷史上，農民有農民的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動，小資產階級也有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動。他們並不是只要和任何一種『革命的政治認識」相結合，就能擺脫狹隘的愛國主義色彩。以中國近代史來說，在太平天國運動中，在義和團運動中，農民羣衆都表現了反對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統治的愛國主義。但正因爲這是單純農民階級的革命運動和愛國主義運動，所以它就不能不和所謂『閉關主義、孤立思想、宗派主義、地方主義』等思想混淆在一起。在辛亥革命中，小資產階級羣衆也曾進行革命運動，表現了愛國主義熱情，但是因爲當時是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運動，那種愛國主義熱情也就不能不包含着各種弱點。歷史經驗吿訴我們，農民和小資產階級並不是只要有了某種革命的政治認識，就能達到于光遠同志文章中所說的『革命的愛國主義』的水平。如果我們切實地研究了歷史事實，當然不會使用『革命的政治認識』這樣含糊的說法，而必須說到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的問題。如上所述的過去時代中的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愛國主義之所以不能避免種種弱點，正是由於沒有先進的無產階級領導的緣故，但是于光遠同志的這篇文章恰恰對於無產階級領導幾乎一個字也沒有提到。
   像這樣的文章，在本刊過去幾卷中並不是偶見的。許多讀者指出，有許多文章初看好像是說得很對，但仔細想來，又疑團重重；初讀似乎也令人有所得，但再一回味，又實在空無所有。這種指摘，我們認爲是對的。——似是而非，若有若無，這正是不做具體的分析研究的敎條主義作風的結果。
   馬克思主義是實事求是的科學，它要求人們眞正做到言之有物，而不是說空話。因此，人們必須真是有了什麽東西才能說出什麼東西來；只有真正經過自己深思熟慮過的東西，寫出來才可能成爲對人有益的文章。與此相反的態度是，自己並沒有認眞地研究過什麽問題，只是從背誦一般的原理原則出發，從摘錄文獻中的個別語句出發，加以引申發揮，就來企圖解决具體的問題，提出『新鮮」的意見，那就只能是各種空談和臆測。列寧說『背誦勉强讀熟，但並未理解，未加思索的「口號」，結果就流為專事空談，這種空談在實際上是歸結成爲一些全非馬克思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思潮。」（見列寧『論馬克思主義歷史發展中的幾個特點』）這話是一點也不錯的。
   爲了使我們不陷在說空話的泥沼中，就必須切實地研究歷史，研究現狀，研究各種革命經驗和工作經驗。毛澤東同志早已敎導我們要詳細佔有材料，進行科學的分析研究。從『學習』雜誌所發表的文章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凡是能這樣做的，那怕所佔有的材料還不够豐富，所作的研究還比較粗糙，總是能有較好的成績；而凡是不能這樣做的，就不能不表現爲敎條主義和黨八股的氣味。毛澤東同志很早就用『牆上藘葦，頭重脚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空』的對子來描畫那『對於沒有科學態度的人，對於只知背誦教條的人，對於徒有虛名並無實學的人，對於向馬列主義開玩笑的人』，毛澤東同志並且說：『如果有人眞正想診治自己毛病的話，我勸他把這首對子記下來，或再勇敢一點，把它貼在自己房子裏的牆壁上。馬列主義是科學，科學是老老實實的學問，任何一點跳皮都不行的，我們還是老實一點吧！』（『改造我們的學習』）我們不能不接受這個警吿。
   三
   如同毛澤東同志所指出，洋八股或黨八股是敎條主義、主觀主義的一種表現形式。在『反對黨八股』的演說中，毛澤東同志說：『小資產階級革命份子的狂熱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節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產生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它的表現的一種形式就是洋八股或黨八股』。
   所謂洋八股或黨八股，看起來說得似乎頭頭是道，但是禁不起邏輯的追究，其語言是貧乏、枯燥而且混亂的。這種八股的文風是嚴密的邏輯性和純潔而豐富的語言的敵人。
   人們如果不是認眞地從事實出發，就不可免地會作出牽強附會、强詞奪理的辯論。例如，民族資產階級接受共同綱領，承認工人階級領導，這是不是表示它還有一種積極性呢？這樣的問題如果按照事實來說，本來是很容易解釋的，承認這種積極性當然絲毫也不妨害我們來和資產階級的破壞共同綱領的行為與思想進行堅決的鬥爭。但我們的作者們却硬要解釋說，這並不是什麽『資產階級本性』的表現，因而作出了種種類似『資產階級的兩面性說明了它的思想的反動性』的說法，使自己陷入根本違反邏輯的臆測中去。
   邏輯的基本要求之一是使用槪念的明晰與確定，不容許在前提中說的是這個槪念，而在結論中又偷偷換成了另—個槪念。在本刊的幾篇關於資產階級問題的文章中就表現着這種所謂『偸換慨念』的邏輯錯誤。這幾篇文章運用了『領導』這個槪念而進行的推論，就是一個顯著例子。在一九五二年第一期上楊耳同志的文章中是拿工人階級必須在思想上領導資產階級做大前提的，這文章想使人相信，既然是要領小資產階級，那就是要用工人階級思想來『根本否定和改造』資產階級的思想。但是打擊和肅清賢產階級的五毒思想，使其接受共同綱領的敎育，這正是對資產階級的一種領導，而『根本否定和改造』資產階級思想却是消滅資產階級的思想。在這裏，正因為槪念被『偷換』了，所以就造成了錯誤。
   一九五二年第三期上艾思奇同志和于光遠同志的文章是在討論資產階級思想的地位時把領導作用和進步作用這兩個槪念混淆起来了。艾思奇同志說：『由於現在的中國是處在帝國主義時代，也就是處在資本主義沒落的時代，中國的資產階級始終沒有能力用它的思想來指導中國人民進行眞正的革命鬥爭，使中國人民從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壓迫之下解放出來（這以上是正確的）………辛亥革命的失敗，就是實際上給資產階級思想的進步作用敲了喪鐘。（這裏把領導作用的概念偷偷換成了進步作用的概念。）』于光遠同志也說：『必須堅决反對資產階級思想，絕對不容許資產階級思想佔居領導地位。資產階級思想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也是反動的，即阻礙社會前進的。』這就是說，資產階級思想已不能起領導作用，所以也就不能有任何進步作用，所以完全是反動的。很明顯的，這種推論用形式邏輯的規則來衡量，也是站不住的。以事實來看，如果說，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資產階級思想只能起反動作用，那麽我們就無法解釋在一九二二年以後的孫中山思想的進步作用。
   嚴密的邏輯性基礎於嚴格地尊重客觀事實，並對事實作科學的分析研究，所以邏輯性的缺乏也仍是脫離實際、誇誇其談的教條主義作風的一種表現。
   我們的有些文章使讀者惑到冗長可厭。這當然是因爲它們的內容其實很少的原故。內容很少而又要敷衍成長的篇幅，那就只好或者東拉西扯，硬把毫不相干的話通綴在一起；或者說了些可以不說，說了等於不說的話，或者把同樣的意思再三反覆地說，使人生厭。這樣的冗長的文章常常是缺少邏輯性和組織性的。
   毛澤東同志在『矛盾論』中告訴我們：在複雜的事物發展過程中，必須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這也就是要我們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研究各種事物，把握其中的主要的問題和主要的關鍵，集中地加以解决。否則，如果抓不到要害，分不清楚主要次要，寫成文章必然是冗長的、缺乏組織的文章，雖然好像是說了很多東西，但並沒有解决任何問題。我們從檢討中深切感到，凡是認眞地對問題作了分析研究，就能够寫成比較精鍊的中心思想明確的文章，而篇幅雖長，內容空洞的作品，正是表明作者並沒有作過什麽認眞的研究。
   就語言方面說，我們從檢查中看出，我們的確是很少作一種努力來使我們的語言更加精確，更加豐富。科學的文字首先要求語言的精確，就是用最恰當的字句來正確地表現我們所要表現的意思。我們往往不了解語言的精確和語言的簡錬是相聯系的。有些語句故意扭扭揑捏拖得很長，却並不能使意思表達得更明確，反而使讀者糊塗。如果本來所有的意思就是不明確的，含混的，那麽也决不可能有乾淨利落的語言，當然史談不到生動和豐富了。例如，在于光遠同志的另一篇文章『生產力在生産發展中的作用』（二卷四期）中硬把生產力發展中的量的槪念和質的槪念機械地區別開來，認爲生產力發展水平就是量的概念，並給『生產力的質』作了這樣不可理解的定義：『生產力的性質則表現在生產工具，生產方法的特性，表現在各種不同的生產力要求不同的生產關係來和它相適應的特性上面』。這種混亂的語言顯然正是混亂的思想的表現形式。
   毛澤東同志說：『如果一篇文章，一個演說，顚來倒去，總是那幾個名詞，一套「學生腔」，沒有一點生動活潑的語言，這豈不是語言無味，面目可憎，像個癟三麼？』我們的文章很少能够避免這種責備。這種千篇一律，使人憎惡的文字當然不可能精確地傳達馬克思主義的活的思想。毛澤東同志要我們下苦功來學習人民語言，丟開這種陳腐的八股腔調，我們必須接受這個敎導。
   以上我們從觀察和研究問題中的片面性、不做具體的分析研究，以及驚八股的文風這三個方面提出了我們的檢討。
   旣然在我們的文章中還具有這些顯著的缺點，這就表明我們還不是眞正做到以理論與實際相聯系的態度來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於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敎條主義作風還沒有足够的鑒別能力，還沒有和這種作風進行堅决的鬥爭。參加編輯工作的同志的這種缺點當然不能不反映在這個刊物上面，所以在這個刊物上，雖然因許多作者和讀者的幫助而曾發表過一些較好的文章，但仍舊嚴重地表現着敎條主義和黨八股的作風。這次檢討使我們痛感到自己的工作做得不好，必須認眞地爭取改進。
   我們一定認眞學習毛澤東同志關於反對敎條主義和黨八股的指示，决心來糾正這種有害的作風。我們深信一定能够和本刋的許多作者和讀者合作，逐步地克服上述的種種缺點，使這個刊物逐漸取得進步。
   （註）蘇聯作家康士坦丁諾夫說，構成生產力的因素只是生產工具和勞動力，而不應該把勞動對象（原料、材料）也包括在内。他又說明，這並不是否認勞動對象在生產中的意義，他指出勞動過程（生產過程）包括以下三個要素：一、人類的勞動，二、勞動對象，三、生產工具。（見人民出版社出版，『社會物質生活的條件」第三十及第三十四頁，這是蘇聯的一些作家合著的『歷史唯物論』中的一章）在其他不少蘇聯作家近年來著作中也是這樣地論述這個問題的。蘇聯作家們的明確的說明可以幫助我們解决這個問題。（原載「學習」雜誌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