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詩歌創作在量的方面是很驚人的。許多初學寫作的青年，都願意以詩的形式來表達他們的感情：歌唱他們强烈的愛和恨，愛祖國，愛人民；恨敵人。歌唱他們的喜悅，他們幸運的生活在毛澤東的時代；也歌唱新社會的新氣象，工人階級創造性的忘我的勞動，翻身農民愛國豐產運動，志願軍的頑强英勇，集體農莊的產生與成長……。這是很好的。但是有許多詩作者，他們寫作的態度是很不嚴肅的，他們爲寫詩而寫詩，爲投稿而寫詩，甚至為成名而寫詩。他們坐在屋子裏大寫「土改後的新氣象」，他們住在學校裏大寫其農村中的新式結婚，他們看到一篇朝鮮通訊，沒有經過深思熟慮，就把它改編為長詩。還美其名曰：「配合政治任務。」以這種態度寫的詩，當然質之差是可以想見了。
   為了糾正這種現象，「人民文學」六月號刊載了蕭殷同志的「克服詩歌創作中的概念化和現象羅列的傾向」一文。爲了使初學寫作者易於理解，作者以通俗的筆調分析具體作品，歸納爲槪念化和現象羅列兩方面，加以論述。
   概念化的問題很早就有人提出來了，但一直未能獲得解决，因此到今天還有人把美麗辭藻的堆積，及政治口號的集合錯誤地當作「詩」。蕭殷同志指出：「所謂詩，它的特點並不是僅僅表現在形式上，更重要的是表現在它的內容上」。詩的說服力在於「通過形象去激發讀者的情緒」。如果企圖「直接以槪念去說服讀者」，是一定要失敗的，它的作用只能「與一篇蹩脚的論文差不多」。如果祗支離破碎的割裂一些「社論」「通訊」上字句，空洞的說敎，以及堆積一些社會科學的術語和政治口號，那麽無論你的詞藻多麽美麗，句子排列得多麽錯綜複雜，還費盡心機的押了韻脚，但仍舊不是詩，因爲它沒有實情實感，沒有强烈的生活情緒，沒有對歌唱的對象深思熟慮，因此不能產生詩的效果，不能感動讀者。
   有些詩作者所以不能從複雜的生活現象中捕捉其最本質最動人的一面，不能集中的表現一種思想情緒，而只會「鷄肉與鷄毛一起炒」，無批判無選擇的羅列所有的生活現象，絲毫不能給予讀者任何激發與啓示，就是因爲詩作者對於生活是抱的一種旁觀的態度，「對歌唱的對象，並沒有感動。」「旣無感動，當然就無强烈的情緒，沒有强烈的情緒就一定沒有重心。」但是只有強烈的情緒也不等於就有了詩，還需對歌唱的對象有深刻的了解。
   對於沒有親身經驗過的重大政治事件，能否歌唱呢？蕭股同志的答覆是肯定的，問題不在於能否歌唱而在於如何歌唱：必須要以「自己的經驗，自己的意識，自己的感情，通過自己整個的心靈，去把握世界和平運動的意義，去加濃運動的情緒，並賦予運動以富於血肉的生活內容。」
   詩歌創作這兩種不良傾向之所以產生，就是因為詩作者寫詩的態度不够嚴肅，沒有深入的體驗生活，沒有到「火熱的鬥爭中去鍛鍊」，也沒有很好了解歌唱的對象。他們把寫詩看得太容易了，像玩魔術一樣把一些不同的字彙組合一下就成了一首「詩」，他們把生活的鬥爭簡單化了，把動人的事件抽象化了。總之，他們沒有瞭解寫詩的目的。這樣做無異是「窒息詩的生命」。蕭殷同志下面的一段話是值得我們初學寫詩的人牢記的：
   「我們希望初學寫詩的同志，不要寫那些他所不瞭解的、沒有生活實感的事件；應該歌唱他所熟悉的、經過再三感動的生活。只要他們確能捉住現實的主要鬥爭中的主要情緒，即使歌唱生活的一片斷，也是有巨大敎育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