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戰士華晨
   隴海路的西去列車急風般地奔馳着，前邊不遠就是民權車站。一別八年多的故鄉——河南睢縣飛速地迎了上來。車窗外一片泥金色的麥海，麥海中飄蕩着紅色小旗。黑鴉鴉的人羣在紅旗近處忙着收割，歌聲笑聲不斷從人羣中飛來。聽瞭解情况的同車旅客談：「紅旗是互助組的旗子。農民們正在競賽收割。」眞想不到，「紅旗」、「互助組」、「競賽」等等這些代表幸福生活的名詞，現在竟然也和我這多災多難的故鄉連在一起了！
   提起災難，記憶把我拉回到八年以前。那時自己因爲參加革命，第一次離開故鄉，從民權車站乘車東去。不也正是這個地區嗎？不也是車窗外這些田野和村莊嗎？那時正是春光明媚的季節。可是田野上、村莊裏却難看到一個人影。村裏十門九閉，樹皮野菜都吃光了，沒餓死的人都逃荒到解放區。那時，東去的列車車頂上都爬滿了逃荒的和做小生意的人。那一個不向日本鬼子、漢奸塞錢，那一個就會遭到毒打，甚至被推下火車。也正是在這一帶，一個揹豆餅的老太爺被日本鬼子從飛跑的火車上推下去，摔得血肉模糊，………
   一聲氣笛長吼，車停了下來。「民權車站」到了。整齊的紅色站房是新蓋的，過去站旁散亂的矮茅屋地區已經變成馬路寬廣、人聲喧鬧的市街了。過去擠在車站附近的扒手、乞丐一個也看不見了，站北的馬路上走着兩三羣背書包的孩子。
   從車站南去到我故鄉——魯樓村還有二十里。正好有一隊南去的馬車。趕車工人看是解放軍軍人要搭車，不肯說價錢就讓上車了。趕車工人鞭子一揚，馬車跑了起來。每輛車都套着高大健壯的騾馬。我問同車的趕車工人：「這車馬都是自己的嗎？」他笑了起来，說：「怎麽，你同志還以爲我是替別人趕車嗎？現在不是解放以前啦，趕馬車的誰還沒車馬！」我也笑着說：「解放前你就是有馬，恐怕也不敢在這裏跑吧！」他說：「那還用說！莊裏連條小毛驢還喂不住，這樣的馬要在路上跑，還不是給『中央軍』（指蔣匪軍）送上門！」
   車到了趙洪坡，下車走上小道。過了吳老家，一別八年多的家園——魯樓村的背影展現在眼前：綠樹叢中露出一長排新屋的白牆，殘牆、爛屋看不到了。莊子伸長了，兩頭增加了不少打麥場。這是我的故鄉嗎？仔細看還能認得，那棗樹林後不正是和哥家的高崗子嗎？我加快了脚步，轉過西頭，到了村前。村前才眞的變了呢。魯樓村本來是個拐子尺形的村子，二十多家人家的茅草屋，散亂地擠在大坑北沿。大坑南除了翟家大地主的大院子以外，沒有什麽房子。可是，現在拐子尺的尺凹塡滿了，村子變成了正方形的，坑北住得滿滿的，坑南也蓋起了成片的新屋，並且正在向外擴展。村子外圍都變成了打麥場，新收上場的麥子堆得到處都是。
   聽說我回來了，大家都跑來看我。屋裏院裏擠滿了人。孩子們多半穿着學生裝，一個也不認得。二十歲以上的還能認得，但他們的臉比從前紅潤多了。記得八年前，許多伯、叔、哥、弟們都是乾巴巴的臉，像害着癆病。現在—張那樣的臉也沒有了。他們發覺我在呆望，有人就笑着說：「你看俺們都老了吧？」我說：「不是老了，是胖了。」一下就轟的笑起來了。大家說：「是呀，解放以後不挨餓啦！」接着，人們很自然地談起翻身的經過來。從漫談中我知道：翟家大地主在我村附近佔有的田地全歸我村了，還有兩三家本村的小地主的地也在土地改革時分了出來。全村每人都有了二、三畝土地。過去那些討飯的，推「大糞車子」的（拾野糞賣，跟討飯差不多）、打閒的（給人作零工）伯、叔、哥、弟們都過起了中農生活。許多長年逃荒在外的也都回來了。人口迅速增加了，房屋增加得更多。正談着，大家忽然站了起來，這時我發覺八十多歲的祥爺扶着拐杖走了進來。在扶他老人家坐下的同時，我想起了八年前的祥爺。那時，他和三個兒子都靠推糞車、拾莊稼糊口，揭不開鍋的時候就出外討飯。有錢的人說他們家是「賊窩」，說他是「老賊頭」。地主狗腿子常把他們綁起來，不是打得頭破血流，就是送鄉公所餓幾天。現在他和兒子都分到了房子和土地，幾個兒子爭着養活他。全族都尊稱他「老族長」（一族長者之稱）。
   接着又從外面進來一個黑鬍子的人。別人都喊他「村長」，我却一點不認得。這時他自我介紹了：「老弟，你不認得我吧！從出生以前我就在外逃荒要飯，一直混到土地改革以後才回來。回來分了土地，還被選上村長。不行，幹不好，對您家照顧得很差！」村裏對我家照顧得是很好的，我在回家以前就知道了。至於他幹村長幹得怎麽樣，後來也就知道了：村裏的工作是全鄉數得着的。
   「聽說俺兄弟回來了，我急忙往這裏跑………」一個剪了頭髮的三十多歲的婦女，一邊說，一邊擠上來了。仔細一看，原來是三嫂。沒等我問，大家就爭着介紹了：「她是咱鄉的副鄉長，又兼咱莊的婦聯主任。」聽了別人的介紹，她有點不好意思地說：「大家也都知道，我是個傻子，沒文化，又不會講話，啥也做不好。」可是就在那天晚上，我親眼看見她處理一樁婆媳糾紛，道理說得頭頭是道，簡直像連隊裏的一個指導員。糾紛處理完了，婆娘都滿意。解放以前人們都說三嫂傻，膀寬腿粗能勞動，可是不會奉承婆婆、丈夫，因此常常挨打受氣。但是，解放僅僅三四年，她竟然担負了一個鄉的領導重責。在共產黨領導下翻了身的勞動人民，進步得多快啊！
   到底是農忙的季節，談了一陣以後，大家便都分頭忙活去了。臨走一再囑咐我：「好好休息一下，晚上再談。」可是我坐也坐不住，就跟着跑到打麥場上。有的場上正瀰漫着揚麥的沙塵，幾個收麥較快的互助組正在堆麥稭垜。經哥（村農會主任）的一組正在忙着挑水澆紅薯秧。當地已久不落雨，經哥那一組下决心不叫紅薯秧缺水。聽人講，他那組是全村的骨幹組，他們還準備爭取全鄉的模範組。爲了防旱，大家對打井的事討論得更積極了。我在三四個打麥場上都碰到他們漫談「解放式」水車。我笑着對經哥說：「咱村祖輩也沒見買過水車，沒見在地裏打過井呵！」他說：「還不是日子過好了嗎？咱村從前不是祖輩也沒鋤過麥子嗎？從去年也開頭鋤啦。大家正準備到白崗（魯樓村東十里路的一個大村）參觀七寸步犂，還準備研究曲耀離的種棉法哩。」正在碾麥的合哥也插上嘴：「咱村比你走時好多啦！那時一抱抱起的小毛驢全村不足十五條。眼前呢，肥壯的牲口添了六七十頭，大車多了十多輛。上學的孩子也多了。從前頂多的時候，全村也只有五個孩子唸了幾天私塾，後來誰也唸不起了；眼前孩子們差不多都進了學校，合起來三十多個，有的麥後還準備進城考中學哩！」剛談到這裏，他的話被別人要我講講拖拉機的聲音插斷了。
   第二天剛吃過早飯，就聽着嘻嘻哈哈地進來一羣人。我以爲又是三嫂叫我到民校給婦女會員們談婚姻法哩。問起來，却是經哥來打聽颱風的消息。我記得在那天的報上看到過關於颱風的消息，可是很快就忘了。現在從他們的口中聽到「颱風」二字，却使我驚奇得反問起他們來：「你們怎麽知道有颱風呢？」「鄉公所半夜裏來人通知說：『壓好麥稭垜防颱風。』也不知颱風會不會來？」聽了這話，我把兩個政府作了强烈的對比：解放前，如果「鄉公所半夜裏來人」，那是最可怕的事，因爲除了抓人再沒有別的了。現在人民的鄉政府却是半夜到村裏通知「防颱風」。我感動地說：「現在政府和人民眞結合在一塊啦！」他們紛紛說：「人民政府才眞是咱們的政府。現在政府叫咱幹啥，沒二話。前幾天政府號召開展愛國衛生運動，咱村就開會，打掃衛生。早些日子，捐獻飛機大砲、鎭壓反革命，咱們那一樣都幹得很來勁。去年繳公糧，咱村還得了獎哩！」
   院裏人一少，就聽到外面的暄喝聲。我出去一看，六路上正圍着一羣男女，原來是鄕合作社的貨車來了。擠出来的婦女們邊走邊比着剛買到的花布和襪子，孩子們叫着、笑着。我迎上去問了一下妹妹買的那塊紅洋布的價錢，和我一週前在南京國營百貨公司看到的價格不相上下。我看了一會，不覺說了句：「想不到咱村也能買這些東西啦！」幾個人一齊插嘴說：「今年春旱，咱這裏麥收不够好，要不，買的更多。日子好過了，誰還不穿點？說來說去都得謝謝咱毛主席！」是的，毛主席給魯樓村的勞動人民帶來了好日子，所以大家時時刻刻不忘毛主席。魯樓村家家都把毛主席的像掛在屋子正中過去的神台上。正像那天晚上大家說的：「供了多年神，咱們還是挨餓；毛主席來了，日子過好啦，不供毛主席供誰！」是的，多少年來受苦受難的故鄉人民，和全國人民—樣，嚐到幸福的滋味了；而且他們知道，更幸福的生活還在後面。
   但就在回味這幸福生活的時候，我腦子裏突然閃出被美機炸成灰准的朝鮮村莊，爬在母親血肉模糊的屍體上嚎哭的朝鮮孩子和黑鴉鴉的毒虫。我坐臥不安了。我本來打算在家停留三天的，這一下我停留不下去了。午飯後我就整理行裝，心急如火，我恨不得一步踏到自己的國防崗位上去，握緊武器，對準那貪婪的野狼——美帝國主義。我决不容許美國鬼子把像我故鄉一樣幸福的千萬個祖國的鄉村變成灰堆，更不允許敵人奪去那些跳着笑着的孩子們的母親！我不容許侵略者觸動祖國的一根毫毛！
   第三天淸早，我又坐上了隴海路東去的列車。
   （原載七月十三日北京人民日報）
   （新華社北京十三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