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對於自己生理上的疾苦總是感應得那麽快，覺得不可忍耐，需要醫治。譬如說，一個人患了盲腸炎，便急忙去找醫生，請求快動手術；當躺到手術台上，手術刀剖開自己的肌肉而感到疼，以致疼得很厲害，能平心靜氣地忍受着；至於手術完成之後，那更是說不出的興奮，會情不自禁地給醫生和護士投以感激的目光。
   但我們有些同志，對於自己思想上的毛病，却安之若素，滿不在乎，或者竟認爲並不是什麽毛病。譬如說，他正是上面所翠的那位盲腸炎患者，當同志們要求幫助他治療思想上的「育腸炎」，要開個小組檢討會，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給他「動手術」時，他總是那樣坐臥不安，面紅耳赤（遠不像躺在手術台上那樣平心靜氣），開完會之後總是一肚子「蹩氣」，給對他提意見的同志投以報怨的目光，好像說：「你們爲什麽同我作難呢？！爲什麽這樣吹毛求疵呢？！」
   這種現象，曾引起我苦苦地思索過：爲什麽一個同志對於自己生理上的毛病和思想上的毛病採取了這麽截然不同的兩種態度呢？爲什麽生理上的毛病使他感到痛苦而對於思想上的毛病便那麽漠不經心呢？
   最近，一個同志在思想批判小組會上的檢討，把這個疑團給打開了。他說：「我應該把自己放在適當的地位，我是革命肌體中的一粒細胞。當我一體會到這一點，我便立即感應到我自己思想上有那些毛病。它使我感到痛苦，感到『切膚之痛』，這是在我抛開了個人得失的念頭之後，從革命的整體觀念上產生的。」
   這使我產生一連串的聯想：如果祖國每一個人都能體會到祖國的建設事業即是他自己的永遠的利益，那麽他對祖國建設事業中的任何一點缺陷或一個損失也都會感到「切膚之痛」。這種「切膚之痛」的感覺就會是祖國偉大建設事業中的極可珍貴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