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星期前，看了宋寳羅劇團的「文天祥」。劇本相當突出的表現了抗敵不屈的文天祥的英雄氣概，强調了人民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演員們頗爲認眞演出，所以台下不時發出滿堂彩聲。
   但，就內容而說，宋寳羅自編自導自演的「文天祥」，有些地方太不忠實於歷史，因而削弱了應有的效果。
   編劇者在主觀上似乎想把文天祥寫成一個「完人」，因此，原不是文天祥所做的事，也附會到他身上。例如，作爲全劇最精彩的文天祥奏賈似道十可斬罪一節，史實原是御史孫嶸叟等所爲，時間在文天祥勤王、賈似道初次被貶以後，而劇本却說在文天祥掛冠回家以前。我們不反對着重刻劃文天祥的正直，但這種箭垜式的，張冠李戴的作法，是不符合歷史主義的要求的。文天祥的回家，原是因爲不願把詔文的草稿先拿給丞相賈似道過目。而被賈黨彈劾下野的。如能從這裏去表現文天祥的忠直，不但符合史實，也可同樣收到很好的效果。
   文天祥是統治階級中的人物，不是什麽天人，所以下野回家以後，也曾墮落到享樂圈中去。「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連歷史上也是如此說的。直到時勢緊急，勤王詔到達以後，才「痛自抑損，甚以家貲為軍費。」這是决定文天祥爲民族英雄的一個主要的轉變，如果能寫出文天祥是怎樣轉變過來的，是有重大敎育價値的事。然而，劇作者沒有這樣做，祗使人覺得此公畢生正直無私，有些像「關老爺」，可望而不可學。
   「文天祥」之不符合史實，也表現在反派人物賈似道身上。劇本中說，賈似道是到高州被守官率人民殺死的。但歷史上記載，賈似道之死，是賈被放逐到廣東惠州，途中被鄭虎臣殺死在福建漳州木綿庵。鄭虎臣的父親被賈發配，為報父仇，自請充任監押官。在路上，賈似道還是大搖大擺，但鄭一到，立刻命令轎夫撤去轎蓋，使賈晒在秋天的烈日下，並命轎夫唱杭州歌嘲弄他，「窘辱備至」。這是一節很動人的故事，如果加以採取，比那種强調羣衆把賈斬爲肉醬，以「大快人心」的做法，是更能體現人民對賣國賊的仇恨的。
   做過丞相的江萬里，歷史上說他早已丟官，宋恭州德祐元年饒州被破，投水盡節。而舞台上，文天祥初次被執時（德祐二年），他居然還被賈餘慶這幫漢奸强迫到元營投降，服毒自殺。這種把死人拖出來的寫法，實在無異叫趙子龍大戰金兀朮，不足爲訓。
   不過，我並不是說，歷史劇應處處拘泥於史實。例如，根據前人筆記，伏在草中，學鷄鳴狗叫以獻媚賈似道的，應是臨安知府趙師睪，而不是獻妓女名曰「良心」的史良淸。但劇本中把兩人的行動合而爲一，完全是可以的。因為趙、史兩人原是一丘之貉，他們可恥的獻媚手法，原來是很難分彼此的。這樣做，不僅可以，而且反能深刻的表現腐朽的統治階級的醜惡面貌。
   以一個從舊社會中過來的藝人，能自己編演「文天祥」這樣的劇本，當然是很值得稱讚的。可是，僅從上面所列舉的而看，「文天祥」雖然博得觀衆的掌聲，但它却代表一種不好的傾向，那就是顚倒歷史，附會歷史，因而根本不成為一個歷史劇。「箭垜式」的人物，「大快人心」的手法，是違反唯物史觀的。讓這種傾向發展下去，舞台上將會出現更多的，如天神關公一般的，沒有人情味的，不可理解的人物。
   從上面所舉的史實，也可以瞭解，在編劇時只要深入地分析和研究，眞正的歷史上，——如文天祥及賈似道的歷史，也儘有可供編劇者採取的豐富材料。好好地掌握這些材料中的矛盾和鬥爭，是能够收到更大的敎育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