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日報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號召文化界「展開關於電影『武訓傳』及其他有關武訓的著作和論文的討論，求得徹底地澄淸在這個問題上的混亂思想」以來，全國有關人士廣泛地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和嚴肅的批判。七月二十三日發表的「武訓歷史調查記」用科學縝密調查來的歷史證件揭露了並使人認識了武訓這封建奴才「行乞興學」、醜惡欺詐的反動本質；周揚同志八月八日在人民日報發表的「反人民、反歷史的思想和反現實主義的藝術」一文對電影「武訓傳」也作了系統的、科學的批判和總結——因而澄清了我們多年来對武訓其人其事和電影「武訓傳」所宣傳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所引起的一度混亂。
   我是電影「武訓傳」的編導者。這一作品在思想上和藝術上的嚴重錯誤突出地暴露了濳存在我個人靈魂深處的資產階級思想的毒素，使我錯誤地站在資產階級立場，在實際上作了他們的代言人！資本主義的腐朽反動思想，對我們文化藝術界已經進行了長期的侵蝕，解放以來，違法的資產階級更向人民民主政權和工人階級進行了猖狂的進攻——這一切，更加驚心動魄地說明了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的危害性和他們篡奪工人階級領導權的狂妄企圖。作爲一個未經改造的文藝工作者，對於自己錯誤作品和自己思想實質的檢查、批判和改造，在今天已經不僅是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文藝工作者對資產階級腐化墮落思想所作的思想鬥爭，也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了！
   在去年上海各報登出五月二十日人民日報社論的第二天，我在解放日報發表了「我對『武訓傳』所犯錯誤的初步認識」。這只可以作爲我在發現自己的作品有了嚴重的錯誤之後，就立刻公開地予以承認，表示我擁護這一討論和願接受批評的態度。但那一篇十幾行充滿了混亂思想的短文的最大缺點，是急於想表白自己「良好的主觀願望」（引用賈霽：「不足爲訓的武訓」）並那樣草率地把我犯錯誤的原因强調在認識方法和創作方法的錯誤上，而沒有（自然也不可能很快地）認識到主要的根源——立場問題和接觸到自己的思想實質。
   因爲澄清自己的混亂思想和深刻地檢討需要時間，當時表示了將在比較充分的時間裏來作編導「武訓傳」的檢討。在半年以内，参加了不少的討論，作過深切沉痛的反省，也無日不在督促自己進行檢討；這篇檢討，已在去年五月底開始寫了四分之一，但因在事前已經接受了新片的編導任務，不可能中途停輟，加以思想感情上的混亂，害怕檢討得不深刻而又犯錯誤，（害怕的本身就是一個錯誤！）一直寫不出來。一九五一年底之前，趕寫完了一篇有兩萬五千多字的檢討，但又頭緒紛繁，冗長瑣碎。加上我復發了腸胃瘍的舊病；睡了一個多月之後，才坐起來重新改寫。
   經過了本市今春的「三反」和「五反」運動，在參加了緊張的實際鬥爭之後，我更决心抽出時間，來寫完這篇檢討，並堅决地以全心全意投入即將進行的文藝整風學習。這一年時間的過去——沒有更早地寫完和發表這一檢討—我應首先承認這一躭延的錯誤。
   電影「武訓傳」所宣傳的反動
   思想
   電影「武訓傳」的嚴重原則性的錯誤可以概括爲：如同周揚同志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北京文藝界整風學習動員大會上的演講（「整頓文藝思想，改進領導工作」）中所說：「它宣傳的是政治上的反動的改良主義和個人奮鬥的路綫，這難道和我們要宣傳的人民民主革命思想和集體主義的英雄主義的思想是相容的嗎？」這是非常客觀而正確的概括。「改良主義」和「個人奮鬥」正是電影「武訓傳」表現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的兩個最嚴重而最含有迷惑毒素的錯誤。
   電影「武訓傳」是怎樣地宣傳了資產階級的反動的改良主義思想呢？那就具體表現在我對那個做頭做尾的大騙子、大流氓、封建奴才用影片作了崇高的、聖詩般的盡情歌頌。
   關於武訓其人，今天我們已經有了正確的、科學的定論。先不談他在眞的歷史上如何打着「興學」的招牌，欺騙了多少世人，做了多少擁護封建、欺詐剝削的事，即如我在影片裏錯誤地修改歷史、歪曲現實、把他寫成一個眞誠的「行乞興學」的人的時候（儘管我在影片裏企圖指出興學是失敗的），他所代表的是什麽呢？也仍然是資產階級的反動的改良主義。（這改良主義也必然會走向投降主義）他否定武裝鬥争；他只有對欺負過他的惡霸地主張舉人有了一些個人的不滿，而對靠剝削爲生的地主如郭芬楊樹坊之流，就搖尾乞憐，恭順備至。他宣稱窮人受欺負是爲了不識字；他堅持了資產階級的「教育救國」的那種反人民、反科學的歷史觀點。周揚同志在「電影『武訓傳』批判」文裏說：「宣傳這種觀點就是在思想上解除羣衆的武裝，散佈幻想，叫羣衆發生一種錯覺，以爲在舊社會的制度下不經過羣衆的革命方法而經過某些改良的方法就可以使他們的生活狀况獲得根本的改善。孫瑜在電影『武訓傳』中就是用藝術的手段巧妙地宣傳了這種思想。他把武訓的『興學」描寫爲勞動人民求解放的最可靠的道路」。
   我輕看了客觀的效果，强調了主觀的意圖，也就完全忽視了一個文藝作品的檢驗標準。電影是攝製來放映給觀衆看的。一部電影在觀衆中所獲得的主要反應（効果）應該正是編導者所要說的東西（主題）。在我基本上盡情歌頌武訓之下，一切的批評都必然成了完全不關緊要的東西了。我旣然竭力歌頌了武訓「三十年來如一日」的「忘我服務精神」和「堅苦樸素作風」，我就不可能再會使得觀眾相信「興學」是失敗了。抽象的精神不可能獨自存在，就像「興學」和武訓不可能分開一樣。歌頌了武訓就是歌頌了他的「興學」，也就是實實在在地、不折不扣地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宣傳了反動的改良主義。
   在壓倒一切的歌頌武訓精神主題之下，一切的副主題（「批判」和描寫興學的錯誤和悲哀下場，「一文一武」並進的「反抗」封建的統治，「揭露」封建主義和個別地主惡霸勢力的殘暴等）不僅都成了次要，甚至這些副主題正好在歌頌武訓的嚴重錯誤下加重了這種錯誤。
   電影「武訓傳」又是怎樣地宣傳了資產階級的反動的個人奮鬥的路綫呢？那也就具體表現在我對武訓用影片作了滿腔的同情和盡情的歌頌上。
   武訓旣拿「興学」作理想，他走的是什麽樣的路綫呢？不同於歷史的武訓，電影的武訓是被寫成一個「眞誠地」、走個人奮鬥路綫的所謂「英雄人物一。我把他描寫為從小就有善良老實的性格和同情窮人受壓迫的「好心」。他被損害、被侮辱、沒有文化，但他爲了「興學」，「堅韌地，百折不撓地和封建統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鬥爭」。我把電影的武訓和歷史的武訓分了家，就像我同樣錯誤地把批判武訓「興學」和他的「忘我服務精神」分割開來歌頌一樣。
   周揚同志正確地指出我描寫武訓的錯誤說：「關鍵還不祗在於作者把武訓描寫爲被損害、被侮辱，到處下跪求人，値得同情和憐憫的人物，而更重要的，是把武訓的到處磕頭下跪的卑賤行為和他的所謂「爲窮孩子興學」的高尚理想與所謂「三十年如一日」的毅力結合起來，於是一個封建奴才的滑稽小丑變成了憑自己一人的力量終身反抗封建壓迫的悲劇式的英雄人物，因而就很容易地贏得了許多觀衆，特別是知識分子觀眾的贊賞和尊敬。」
   在電影「武訓傳」裏，儘管我借女敎師的口在片尾「批判」武訓這種「個人的反抗是不够的」，可是就因為我着力渲染描寫之武訓在北方原野上孤獨的、「風塵僕僕、一囊一鉢」地奔走多年，堅持了他個人主觀努力的「悲劇性的反抗」——所以在實際上、在客觀效果上，我依舊是盡情地歌頌了他的「個人英雄主義」，崇拜着他的「個人奮鬥路綫」。
   電影「武訓傳」所歌頌的武訓的「精神」，這些所謂「吃苦的」、「忍辱的」、「不倒翁式的」、「悲劇性的反抗精神」（這些却被我說成是中華民族的勤勞、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質！）正就是資產階級所鼔勵、所讚賞的「個人奮鬥路綫」的精神（因爲它是絕對推翻不了統治者的！）。歌頌了這「個人奮鬥路綫」和「改良主義」就是宣傳了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幇助了封建統治，汚衊了中國民族，損害了「人民民主的革命思想和集體主義的英雄主義的思想」！
   在調查、參考和認識歷史人物上，觀察和掌握歷史發展規律的方法上，我的整個思想體系都不是科學的；都不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我主觀地愛上了武訓「行乞興學」這一戲劇素材，我祗從局部、表面來看問題。我祗看見武訓是「貧農出身」，「爲窮孩子謀讀書識字」的宣言，他「刻苦耐勞」的作風等現象而沒有能力去分析他的本質。我旣然錯誤地在基本上肯定了他，自然也就錯誤地戲劇性地、誇張地予以同情、原諒和歌頌；於是一切醜惡的形象：下跪、做馬騎、吃瓦片等，都被解釋做爲了「窮孩子的幸福」而作的「高尚的犧牲」了；一切落後的、迷信的、擁護封建禮教的反動思想都在「歷史條件所限」之下被原諒和忽視了！在中華人民都光榮地站起來了的今天，我歌頌了的却是一個還在地下做馬爬的奴才小丑！
   在今天來檢查自己，爲什麽事前一點也看不出武訓其人其事的醜惡、狡毒和反動呢？武訓的迷惑人的地方，現在是一點也不能迷惑人了；可是當時我不僅看不出他壞，反而覺得他了不起的好！主要的原因就是：我沒有站在人民大衆的立場上去認識問題而是用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觀點、抱着自己錯誤的主觀成見去看問題。我只根據自己主觀上的需要去選擇歷史資料和調查資料。我們的外景隊在堂邑縣柳林鎮共拍了五天戲，只作過一天的事前訪問。這是極不嚴肅的工作態度。我們抱着主觀的、先入的肯定武訓的成見；沒有向被訪問的十幾位父老們去打聽和探詢武訓的眞實情况。我們聽見過一次有人提到黑旗軍，也沒有去硏究追問；更沒有追問出像宋景詩這樣的一位率領農民起義的民族英雄。這是何等敷衍草率、不慎重、不科學的工作作風！
   至於那虛構的英雄人物周大，我旣然把他說成是一個掉了隊的太平軍戰士，結合了偉大的農民革命鬥爭，可是在銀幕上只看見他的一些「俠盜式」的燒殺行動，以「燒、殺」兩字粗魯地概括了太平天國，抹殺了他們打擊統治者和推進歷史的力量，並以周大作反襯來歌頌武訓「精神」的「偉大」——這樣，我就以不能容忍的粗暴描寫汚衊了中國歷史、汚衊了農民革命鬥爭！
   由於我在思想上孤立地、抽象地看問題，主觀地認爲可以把精神和本質分開，把歷史的武訓和我電影所需要的武訓分開；於是我就荒謬地、一誤再誤地、採取了那一個駭人聽聞的創作方法——修改歷史。
   修改了歷史□又以歷史面目出現，稱之爲傳記影片——這是一種反歷史、歪曲歷史、捏造歷史的文藝創作方法，遠超出了一個歷史傳記文藝工作者所能容許的藝術處理自由的限度。我完全忽視了武訓其人是一個近代史上相當出奇的怪物。仗着統治者給他穿上的幾十年的神聖外衣，他是擁有不少受騙的崇拜者的。這一種客觀的情况應該受到我的重視。我决不應隨心所欲地改塑、粉飾、添首、去尾、忽視歷史眞實，視觀眾如無物——使關於武訓的一切思想、立場、形象、行爲，都修改增減來符合我主觀上對新的「電影的武訓」的要求。這是一個非常冒險的决定。在任何一個別的傳記文藝作品裏，如果那個傳記的主人翁是值得肯定的和讚揚的，過分的渲染和藝術處理尚且不可；但如那主人翁是一個被否定的人物（如像武訓）當我們已經對他有了部分的認識，或者只當他某些表面的、局部的行爲和宣言在我們的思想上引起了喜愛和共鳴的時候，就根據傳說附會和臆造，違反客觀發展規律來加以修改和歌頌，使武訓這一具封建僵屍穿上了假革命的外衣來散佈毒素，使不少觀衆受了毒惡的影響。——在此，我應該沉痛地向觀衆表示，我决心負責糾正我的錯誤，同時也必須指出，我之所以會犯這樣嚴重錯誤，除出立場觀點之外，我長期所受的美國反動電影的影響，和庸俗的商業觀點，也是分不開的。
   總上所述的種種：我所犯的那些宣傳改良主義和個人奮鬥的路綫，那些反人民，反愛國主義、非無產階級思想；我的那些荒謬的、錯誤的思想方法和創作方法等——種種嚴重的錯誤是極足痛心的！是必須公開向廣大觀衆明白地交代的。在今天偉大的思想改造運動中，認識錯誤並予以承認祗是問題的開端。擺在自己面前是怎樣去掘發錯誤思想根源的問題和怎樣進行改造的問題。
   「武訓傳」的攝製經過
   我在電影「武訓傳」裏所犯的一切嚴重的錯誤都决不是偶然而各有它們的必然性和思想的根源的。首先，可以簡述一些攝製的經過。
   「武訓傳」的電影劇本是一九四四年秋天在重慶開始寫的。那年夏天，陶行知先生送了我一本「武訓先生畫傳」。
   不久，我就根據它寫出了「武訓傳」電影劇本的改編大綱和分場簡本。那一本故事大綱開場是一幕武訓死後出殯的場面，從當時出殯的旁觀者讚歎回敍了武訓從幼小到辦成第一個義學爲止的故事。主題是歌頌武訓怎樣地「爲窮孩子們爭取受敎育權利」的一生和「興學的成功」。他「反抗着」封建統治者的愚民政策，最後卒能辦成義學，顯示了老百姓的力量。周大是一個富於反抗性的趕車的；他被誣下獄後在某一個雷雨之夜，牆塌逃走，以後就「神龍見首不見尾」地暗示他「逼上梁山」不再出現了。在這一個故事大綱裏，我對武訓其人其事是整個地歌頌的。
   一九四七年秋天，「武訓傳」第一個故事大綱在擱置了三年之後，我在僞中國電影製片廠工作，又參考張默生的「義丐武訓傳」和周拔夫的「武訓先生年譜」把武訓的電影劇情大綱寫成了分場的文學本；一九四八年秋開攝，十一月因爲經濟枯竭停攝；一九四九年一月由崑崙公司買過了攝製權和三分之一的攝成的膠片（這三分之一攝成的膠片後在崑崙因改動劇情和演員而重攝了），並作了些劇本删短工作。
   上海解放後，經過了北京的文代大會，我覺得武訓的那種「軔性的鬥爭方式」不够積極，就一度放棄攝製。到了一九四九年的十一月底，崑崙公司為了繼續業務，當時我又沒有旁的劇本，就由編導委員會討論並幫助我修改好了「武訓傳」劇本，再度準備攝製。
   這一次的修改後的「武訓傳」劇本是以解放後的小學女敎師在武訓紀念會上回敍故事開場和作結尾的。主要的改動是把武訓的「行乞興學」作為一個悲劇來寫。我們認爲：「興學」是失敗的，「興學絕不能解放窮人」；因而主題的重心應該放在武訓的悲劇性的反抗和「服務犧牲」的精神上。我們用「批判」的態度來處理武訓這題材，批判他的改良主義，批判他興學走錯了路（曾一度準備把影片的名字改爲「武訓評傳」）。我們把五十多年以上的歷史傳統翻了案，用今天的觀點把「歌頌」改爲「批判」——自以爲是很合乎「時代需要」的！
   在這些討論修改中，我的思想是十分混亂的。朋友們提了不少正確的（但同時也是不够的）意見；因此也就被我所曲解，並歪曲地加以發展。從「武訓傳」的第一個改編劇本（整個地歌頌武訓）改爲「歌頌與批判並行」的第二個劇本，而實際上那些所謂「批判」（如：女敎師「興學不能解放窮人」的結論；張舉人兩次點明：小學生唸的是「三綱五常」的聖賢書；周大批評武訓唸書幹不了狗官惡霸，要憑鋼刀；農婦怒拉兒子回家，罵他：「唸書有啥用？架子也大了！」老武訓最後驚聽小學生說：「學而優則仕」，在牌坊下拒穿黃馬褂的悲劇高潮等等）正好掩蓋了我對武訓在基本上的「歌頌」，因爲那些批判更在效果上獲得了一般觀衆對那「勞而無功」、「興學失敗」的老武訓的同情和感歎。這一種所謂改良主義的批判誠如楊耳同志在他「評武訓和關於武訓的宣傳」一文中所指斥爲「似是而非的馬列主義外衣下的非無產階級思想」！
   經過了若干次的討論、增删，並於一九五〇年一月四日晚間，我們邀請了上海軍管會文藝處（當時文化局尚未成立）的六七位同志和幾位文藝界朋友舉行了一次劇本座談會，接着「武訓傳」的外景隊就在兩星期內出發山東。
   在這裏應該附帶一提：關於陸萬美同志在上海參加「武訓傳」電影劇本的座談會和于寄愚同志在山東文聯參加劇本座談會發言，陸于兩同志已分別公開發表過誠懇的檢討，茲不重□，至於□□同志和于伶同志一月四日在上海參加「武訓傳」劇本座談時，他們對武訓其人其事，都表示過不滿和批判的意見。夏衍同志在那時就提出過「武訓不足爲訓」的警語；于伶同志也提出過：要拍農村敎育影片，不如歌頌老解放區模範敎師陶端予的題材。但崑崙公司在當時的經濟狀况下必須立刻進行攝片而我在主觀上已决定了「武訓傳」的籌備和攝製，致未能深切考慮他們的寳貴意見；尤其是我早已深陷在「歌頌與批判」的錯誤矛盾之中，所以聽了這些意見也泰然自若，無以自拔。
   「武訓傳」的攝製工作，經過了二六轟炸等挫折，到了當年八月初間，全片已完成十分之八九的時候，又因事先沒有計劃，拍得太多，而崑崙公司又經濟瀕危，不能把拍了的底片廢棄；於是就把戲拉長，加拍上下兩集。周大的戲結合了太平天國的歷史背景，發展爲武訓主綫外的另一平行對比的主綫；添加了武訓和周大「一文一武」、興學識字和武裝鬥爭的並進方式；添加了越獄、燒殺地主等場面，並「批判」他「單憑農民的報復心理去除霸報仇」；添加了西太后、李蓮英、李鴻章等清廷等趣味噱頭的東西。
   應該在這裏鄭重指出：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和錯誤的處理應該着重從思想上來解决問題，尤其是編導者的思想。思想問題不解决，犯錯誤是或早或晚地必然會發生。我已經深深地認識：簡單地追究責任不是解决問題的辦法；祗有編導者才應該負起電影「武訓傳」從頭到尾的一切錯誤的總責。那些認識方法、創作方法的錯誤，那些遷就客觀經濟困難、維持企業生產的說法，那些從南到北、大小十幾次的討論和座談——都絲毫不能推卸□減輕編導者個人應負的主要責任。沒有馬列主義的理論武裝，沒有應用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和方法，沒有正確理解和掌握毛主席的文藝方針，脫離政治、脫離羣衆，我犯錯誤是必然的。從思想本質上去認識問題才能有希望發現問題和解决問題。
   發掘錯誤的思想根源
   淸除一切非無産階級思想
   主要地分析起來，我在電影「武訓傳」中犯錯誤的根源首先必然是一個立場的問題。主觀上自以爲是，自以爲站在人民大衆的立場是無用的。立場錯誤了，加上自己的主觀主義、改良主義、藝術至上、脫離羣衆等非無產階級的思想和缺點——在文藝的社會實踐中犯錯誤絕不是偶然的。
   我是一個受了家庭出身、敎育環境、美國資本主義文化毒素影響極深的文藝工作者。我出身於西蜀的一個中等地主家庭，小時候和十一歲時在祖父的鄉居住過；以後就隨着父親遠離鄉土三十餘年。我父親在前淸入學中舉，做過前淸一年多的知縣；辛亥革命後做過公務員和國文敎授。我在幼時硏讀過詩文，受過封建主義士大夫階級的文化教育；自尊自私、保守落後的「清高思想」在幼小時就已主了根。「五四」時代我從天津南開中學轉入北京清華，放棄了一度想做文學家和敎育家（敎育救國）的願望，公費留美，鑽硏戲劇和電影藝術。在十幾年國內國外的資本主義敎育生活裏，我埋頭讀書，不問世事；崇拜着美國的物質建設，接受了一些當時還以爲很好的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的思想和好萊塢腐朽墮落的文藝形式。這一切都是從我個人的興趣出發的；緊跟着這小資產階級文藝家個人興趣的背後必然是個人主義的立場和名利思想。
   二十多年來，從一九二八年起就開始了電影的編導工作。我一共編導過十五部影片；一貫地在反帝、反封建的主題下，十分之九是採用工農靑年作主人翁並加以表揚的。由於在當時反動政權統治下我像一般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政治上和經濟上也是受壓迫者，比較地傾向於革命和同情工農兵，更由於那些影片適合了當時的城市觀衆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口味，我就在觀衆的讚賞聲中不自覺地自命「進步」；自以為站穩了民族立場和人民的立場，並爲勞苦大眾「仗義執言」。我在聯華影業公司「復興國片」的旗幟下，大言不慚地歌頌所謂「新的靑年」。我向棚戶區、工廠區和市郊去尋找活潑天眞的形象。我憑着自己所謂的「同情和正義感」，用自己的兒女去設想和比擬那些傍晚背着破簍在垃圾堆裏覓拾碎紙爛布的孩子們。但這些正好說明：我並沒有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而實際上是一貫地站在自己小資產階級藝術家的立場（在電影「武訓傳」裏更站上了資產階級的立場！）以旁觀者的身份來同情人民大眾的；以中間人的態度仗着所謂「正義感」來爲他們的受壓迫鳴不平；根本沒有想到自己對他們的受壓迫也有一部分責任。我對統治的反動政權僅於採取了不滿的而基本上是妥協的態度；是站在革命的圈子外空喊革命的！
   由於階級出身所决定，我的階級覺悟很低；我沒有受地主階級殘酷剝削的經驗，也沒有對地主的眞正的階級仇恨。幼年的腦子裏還存在着我那由貧農做工出身的地主祖父在老年修路施藥的影子。這就可以解釋我在電影「武訓傳」裏，爲什麽有那一種混亂的思想和模糊的階級立場。我旣然自以爲站在人民的立場那樣地竭力暴露了地主惡霸張舉人的罪惡，却又同時站上了資產階級的立場，對那幫助武訓興學的楊樹坊、郭芬等地主（編劇時以爲楊僅是一個文人而不知道後來調查出他是一貫與人民爲敵、沾有血債的惡霸地主），稱之爲「開明士紳」，表揚了他們捐款的「慷慨義舉」！這樣的錯誤立場和表現在「武訓傳」裏就散佈了那種「人性有好有壞」唯心論的毒素，否定了階級意識和階級仇恨，矛盾地、混亂地冲淡了電影裏封建罪惡的暴露，取消了農民和地主的階級鬥爭，甚至妨礙了當前的土地改革政策！
   由於自己立場的錯誤和模糊，尤其嚴重的是：在長□的主□主義支□下，自認爲是站穩了人民的立場，我血液中存在了的資產階級思想的毒素是很深而毫不自覺的。我唯心幻想、一切主觀，在錯誤的人生觀和世界觀裏自己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自欺欺人」的理論。我脫離羣衆，脫離實際，在「潔身自好」、「沈默寡言」的個人狹仄小圈子裏，在軍閥混戰、反動政權下發生了「政治骯髒」的錯誤觀念；因而厭惡政治、疎遠政治、甚至不問政治。陶淵明式的「清高思想」和道家的、消極的「出世思想」和「逃難思想」都曾可恥地佔據過我的心田。我崇拜英雄，看不出眞正推動歷史前進的羣衆力量；我滿足於在表面上觀察工農羣衆而不認眞地走進也們當中去，作他們自己當中的忠實代言人。我崇拜個人奮鬥路綫，空喊過鬥爭但又容忍了改良主義，以致在電影「武訓傳」中宣揚了反動的改良主義。我祗選擇我喜歡的少數朋友——活潑的、誠摯的、天眞的。我「君子獨善其身」地關起門來滿足於個人的經驗，做一個所謂「有良心的藝術家」；反帝、反封建、為勞苦大衆「仗義執言」而自鳴得意；我的那種旁觀者、恩賜式的同情勞苦大眾，以「救天下蒼生為己任」的那種狂妄虛僞的「人道主義」——都一一證明了資產階級思想毒素對我所起過的危害作用。
   在藝術思想上和表現上，如「天明」、「大路」等片，我一貫地抽象地鼓勵朝氣、樂觀、勇敢、團結、爲自由平等的奮鬥；沾沾自喜、大言不慚地自以爲遵循了最前進的「革命的浪漫主義」（？）的方向，描寫和歌頌明天中國的「新的靑年」；而今天我必須毫不留情地對過去我這種架空的、主觀的、脫離生活、不由羣衆中來和不經由客觀實踐認識發展而來的非現實主義的藝術思想和個人立場加以嚴厲的批判。這誠如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裏所指出過的一般小資產階級出身人們的通病——我是在「經過文學藝術的方法，頑强地表現他們自己，宣傳他們的主張，要求人們按照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面貌來改造黨、改造世界。」
   由於長期地受過美國電影的薰陶，也由於拉雜地不加撰別吸收過西歐文藝的糟粕，洋教條、和藝術至上的思想（儘管我宣稱在批判它）時常明顯地表現在我的作品中。電影「武訓傳」裏的例子很多。「不倒翁」的象徵手法，資產階級腐朽文藝中的英雄美人的庸俗公式，桃花蛺煤、衰草孤墳的感傷氣息，武訓幻夢一景、「詩人遊地獄」的那樣唯心、幻想、神祕的、弗洛伊特學說的流毒，正是資本主義墮落文藝長期薰染的結果。
   爲了表現「詩情畫意」我可以不顧武訓人物性格的眞實性，描寫了水井邊武訓對鄕女回憶死去小桃的一場戲，硬把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多感的、詩意的「人面桃花」、輓歌傷逝的心情加到了一個所謂「勞動人民」的身上。爲了戲劇性的誇張和對比，我把武訓和周大並列在一起來歌頌和批判；把批判否定農民革命鬥爭作爲武訓在破廟的對話中堅持行乞興學的戲劇理由；增删修改歷史資料而使武訓離開了歷史來扮演我主觀上編就的所謂「歷史傳統」大悲劇——就是這一種藝術至上、反歷史、反現實主義文藝思想對我的長期腐蝕才可能使我喜愛和選擇了武訓興學、「奇人奇事」的題材；也就是這一種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思想和立場才可能使我編導和招致如像電影「武訓傳」那樣嚴重錯誤的沉痛敎訓。這些可恥的、錯誤的立場和思想□□堅决地加以改正和淸除。像毒菌一樣地淸除去！
   因為自己還不能很好地掌握「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還不會很好地提高到階級鬥爭的觀點來掌握認識問題、分析問題的正確方法，來批判自己思想實質上所深深存在着的一切非無產階級的思想——總起來說：正在迫切要求思想改造中的我，這一篇檢討在各方面仍然祗可以作為初步的檢討而難於深刻的。我很慚愧我還沒有能力寫出一些比較更有意義的東西，可是我却應該在這裏表示我衷心擁護和感謝一年來同志們對電影「我訓傳」的反動思想内容的一切嚴正深刻的批評，因爲這樣才是從思想上澄淸問題和解决問題的途徑。
   應該附帶在這裏一提的：回憶我曾因某些極少數的文章（如：指責編導者的動機是有意識用武訓來作反動宣傳等）而一度陷入了痛苦、駭惑、不幸闖了禍、受了寃屈等極不正確的、計較個人得失的苦悶之中。我的錯誤在於：（一）我一時沒有認識到：任何嚴正尖銳的批評文章都一一是先因有了電影「武訓傳」而後才產生的，也一一莫不是醫治我們的病症的醫生，也都對改正我們的錯誤上作了必要的幫助和貢獻；（二）我還沒有眞正地認識和重視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是有歷史意義和全國意義的思想鬥爭，也是當今空前偉大的、人人應該眞誠參加的思想改造運動的先聲。思想改造是艱苦的、長期的、但也是新中國建設過程中所必要的。歷史的巨輪在它的向前推進中必然會輾碎阻礙它前進的一切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也必然會碰傷或拋出任何把它拉向後退的無知的人們，而它的永遠向前邁進，却是值得我們每一個人的熱烈歡呼的！
   我對於自己在電影「武訓傳」中所犯的嚴重錯誤和它所招致對人民民主事業的損害是驚痛無盡的。接受敎訓，改造自己，永遠沒有太晚的時候。今後應堅决地加緊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堅决地從頭學起，學習毛主席的文藝方針，以求獲得理論的武裝，徹底批判和清除一切非無產階級思想，在「三反」、「五反」實際的鬥爭□鍛練自己；學習社會、聯系羣衆，明確和掌握工人階級的正確立場，堅决和資產階級劃淸思想界綫；認眞地投身在文藝整風學習的運動中，樹立工人階級的思想感情，以期以後能正確地爲人民服務。
   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二日，於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