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毛澤東同志的著作「矛盾論」闡發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唯物辯證法觀點，特別是對於列寧「關於辯證法問題」這一著作的主要觀點，作了極其傑出的分析的工作，從而展開了關於唯物辯證法的本質的問題的各個方面。閱讀「矛盾論」，使得我們能够更加懂得毛澤東同志在從事解决中國革命的各種複雜問題的時候，是如何深刻地和如何生動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因而也就使得我們能够更加懂得為什麽毛澤東同志歷來在我們黨內關於思想問題和政治問題的鬥爭中，總是比別人站得更高與看得更遠更深，爲什麽毛澤東同志在任何時機總是能够保持自己高度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性，而結果總是戰敗了敵人。
   中國是一個處在長期革命中的大國。特別是在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後，中國人民在工人階級領導下所進行的革命運動，它的規模的壯闊，革命與國內外反革命的生死鬥爭的殘酷，革命統一戰綫內部的又聯合又鬥爭，革命敵友的變化與重新組合，革命發展過程中的勝利和挫折，進攻和退却，各地革命運動的極端不平衡，革命鬥爭形式的多種多樣，作爲中國革命鬥爭主要形式的武裝鬥爭在廣闊地面上所使用的戰略戰術的多端隨機應變，所有這些，都特別表現出激烈的矛盾，激烈的變化，也即是說，特別表現出歷史事變的辯證法運動。很明顯，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善於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的指導的原理，去掌握這樣生氣勃勃的革命的辯證法運動，不斷地把這種客觀事物的辯證法運動所提供的新東西用以豐富我們思想上的辯證法，用以豐富我們黨領導中國革命的理論、方針、政策和策略，否則，中國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
   毛澤東同志所以成爲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最傑出的代表和領袖，就是因爲他執行了這樣一個偉大的任務。在一定的意義上說來，他的「矛盾論」，就是中國革命所表現出的複雜而曲折的矛盾運動的產物，並且是和中國革命的一個極端複雜和極端曲折的歷史時期——即抗日戰爭時期相聯系的，在這一個時期，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形成了奇特的交錯。兩類矛盾的鬥爭之間的差別及其互相聯結，對立的同一性；民族統一戰綫內部各階級之間的各種不同性質的矛盾和各種不同性質的鬥爭，對立的同一性；根據不同的條件，民族鬥爭本身有它的多面性，階級鬥爭本身又有它的多面性，各種不同的鬥爭狀態的互相推移；局部鬥爭和全局鬥爭的互相聯結；如此等等的矛盾糾纏在一起，差不多把中國革命長期中所表現出的複雜而曲折的矛盾運動都集中起來，因而也就把辯證法問題最突出地擺在中國共產黨人的面前。毛澤東同志臨在這樣一個時期，特別用力去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法，研究矛盾運動的諸問題，並把這種研究和中國革命運動的經驗結合起来，這就對於指導中國革命的實踐，有着不可估量的意義。
   事情正是由於毛澤東同志靈活地運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法，使得我們同志們處在這樣極端複雜的矛盾交錯的時期，能够不致迷失方向，既避免陷入「左」傾的錯誤，又避免陷入右傾的錯誤；使得我們終於擺脫了國內外敵人所放置的暗礁，把革命大踏步地推向前進，而國內外的敵人結果只好一個又一個地倒在歷史的道路上。
   （二）
   列寧說，辯證法乃是「最完整深刻而沒有片面性弊病的發展學說」。（「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與三個組成部分」）列寗又說：「辯證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數目永遠增加着），帶着對現實的任何觀察與接近之無數側面的（具有從各個側面發展成爲整體的哲學體系的）認識……」。（「關於辯證法問題」）辯證法是和片面性完全不能够相容的。
   正如毛澤東同志在許多著作中所指出的：過去我們有些同志之所以犯右傾機會主義或「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就都是因為他們在思想上陷入這樣或那樣的片面性，而片面性正是各種形式的主觀主義的特點。他們沒有看到革命生活的全貌，所以他們就沒有唯物論，也沒有辯證法。
   毛澤東同志在「矛盾論」中寫道：
   「中國的敎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同志們所以犯錯誤，就是因爲他們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觀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觀性，因爲一切客觀事物本來是互相聯繫的和具有內部規律的，人們不去如實地反映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們，不認識事物的互相聯繫，不認識事物的內部規律，所以這種方法是主觀主義的。」
   事實正是如此。
   主觀主義者對於事物的看法，只是固定化在他們自己設想的一些僵死的公式裏面。他們特別沉溺在以下的這兩種公式：第一種公式：如果說那裏有統一的東西，便也就沒有矛盾的東西。第二種公式：如果說那裏有矛盾的東西，便也就沒有統一的東西。就是說，我們或者只是單獨地突出一個統一的片面，或者只是單獨地突出一個矛盾的片面。他們不會在統一中把握其矛盾，又不會在矛盾中把握其統一。
   主觀主義者把他們這些僵死的公式用在政治問題上，便完全陷於極端的荒謬，而致害於革命。例如：當一九二四——二七年間，我們黨和國民黨成立統一戰綫的時候，右傾機會主義的思想公式，便是屬於第一種，因而在政策上形成了「一切聯合，否認鬥爭」的一套。又例如：當十年內戰時期，「左」傾機會主義的思想公式，便是屬於第二種，因而在政策上又形成了「一切鬥爭，否認聯合」的另一套。
   主觀主義者旣然在某種歷史條件下只會死板地絕對化某一個突出的片面，而在其他的歷史條件下又只會死板地絕對化另一個突出的片面，因此，他們就可以時而犯右傾錯誤，又時而犯「左」傾錯誤。
   毛澤東同志的「矛盾論」，在闡發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鬥爭性、對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等這一系列的問題的時候，都是在警告思想的片面對於革命所必然引起的危險性。毛澤東同志着重地批判了教條主義，這就是因爲我們教條主義者的片面性的狂妄無知，曾經很重大地危害過革命的緣故。
   （以下轉第三版）
   （自第一版轉來）
   毛澤東同志用了較多的篇幅，卓絕地論述了事物矛盾的特殊性，這就是因爲我們敎條主義者的片面性的主要特點，就在於不懂得把握矛盾的特殊性。毛澤東同志說：「關於矛盾的特殊性的問題，則還有很多的同志，特別是敎條主義者，弄不清楚。他們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於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他們也不了解研究當前具體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對於我們指導革命實踐的發展有何等重要的意義。」教條主義者既然不懂得研究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從而也就剝奪了矛盾的普遍性的眞實血肉，把一般眞理「變成爲人們所不能够捉摸的純粹抽象的公式」，實際上也即是不懂得什麽是事物矛盾的普遍性。
   為了說明教條主義者的思想方法的錯誤，毛澤東同志特別咀嚼了列寗所指出的關於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點：即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就在於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况。什麽是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况？這就是具體地分析事物矛盾的特殊性。這就是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不但事物發展的全過程中的矛盾運動，在其相互聯結上，在其各方情况上，我們必須注意其特點，而且在過程發展的各個階段中，也有其特點，也必須注意。」這又就是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研究事物發展過程中的各個發展階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必須在其聯結上，在其總體上去看，而且必須從各個階段中矛盾的各個方面去看。」
   很明白，我們的教條主義者之所以不幸，就是因爲他們腦子裏面失掉了這樣的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他們離開這一切具體的分析，因而對於革命的運動，對於一切事物，就都只能類似「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那是沒有不失敗的。
   由各個方面分析矛盾的特殊性，才能達到捉住事物發展過程中的主要矛盾。如毛澤東同志所提出：必須捉住主要的矛盾，從而找出解决主要矛盾的方法，又從而爲繼續解决其他的矛盾開闢道路。毛澤東同志說：「研究任何過程，如果存在着兩個以上矛盾的複雜的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但我們的敎條主義者既然不去分析矛盾的特殊性，那末，對於捉住主要的矛盾這一事件，也就只好像在海底撈針一樣，是永遠撈不着的。例如：當日本帝國主義者已經打到我國裏面的時候，他們就還沒有看到所發生的矛盾的新變化。因此，他們也就不懂得去捉住這個新的突出的主要矛盾，並從而變化自己的政策。
   毛澤東同志指出：要找出解决主要矛盾的方法，就必須分別該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次要的方面。他說：「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問題中，如果不研究過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這兩種情形，也就是說不研究這兩種矛盾情况的差別性，那就將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體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確的方法。」
   但我們的教條主義者既然不能够分別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那末，也就不可能成功地解决任何的問題。例如：在抗日戰爭時期，他們對於統一戰綫的主要力量和非主要力量，就有了完全顚倒的看法，把國民黨的反動力量看成抗日的主要力量，而把工人和農民的力量看成抗日的非主要力量。因此，他們也就不可能找出解决日本帝國主義者和中國人民這兩方面矛盾的正確的方法，同樣也不可能找出解决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内部矛盾的正確的方法。
   教條主義的失敗，恰恰說明了矛盾的特殊性在辯證法運動中的重要的地位，而誰如果再不去注意到這個問題，誰就還是只好等着失敗。「我們必須以教條主義者的失敗爲鑒戒。」這就是毛澤東同志在這個問題上的結論。
   （三）
   毛澤東同志不斷地在世界革命的總運動中找尋中國革命勝利的道路。他在每一個時期內，總是聯繫着世界普遍性的矛盾，着重地研究與解決中國革命在發展中所遇到的種種特殊性的矛盾的問題。他善於針對着中國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具體特點，靈活地運用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所發現的普遍眞理以及列寧斯大林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學說，從而掌握中國革命的發展在其某一定時期的具體過程的特點，而且在各個時期一步一步深入地暴露中國各個方面的矛盾，使得人們在紛亂的摸索中，得到思想的光輝。
   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中，中國無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以國民黨的各階級革命聯盟爲組織形式，形成了第一次的民族統一戰綫。資產階級的人們之所以和共產黨聯合，是因爲他們那時有和國外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北洋軍閥的矛盾；但又因爲他們有和國內人民大衆的矛盾，所以又和共產黨進行領導權的鬥爭。共產黨進行這個聯合是正確的，必要的。在這個聯合還沒有形成的時候，曾經有以張國□為代表的從「左」方面來的片面性，其特點是不承認對立方面的統一的可能性，即不承認聯合。但在這個聯合業已形成之後，便將特別突出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從右方面來的片面性，其特點是不承認統一中的對立，即不承認統一戰綫內部的矛盾的鬥爭。毛澤東同志從事關於革命敵友的矛盾的分析，關於民族統一戰綫內部階級之間的矛盾的分析，關於資產階級內部各部分之間的矛盾的分析，便一方面反對了前一類的片面性，而另一方面又特別用大力反對了後一類的片面性，因爲革命規模的發展——特別是農民革命的發展，右傾的片面性已成爲黨內主要的危險。
   當以蔣介石和汪精衛的國民黨集團爲代表的資產階級相繼叛變了革命之後，革命和反革命的矛盾雙方的力量之間形成了新的分化，新的結合。我們黨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不顧蔣汪國民黨的叛變，獨立地開闢了廣闊的土地革命的道路。革命是更加深入了，但是由於蔣汪國民黨的叛變，革命却遇到了新的困難。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者在這時候由原來否認統一戰線內部的矛盾而走到否認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矛盾，變成了取消主義者，隨又與反革命的托洛茨基派合夥，因而被逐出黨外。但另方面，在黨內則重新出現了一些從「左」方面來的片面性。這些犯「左」傾錯誤的同志，看到了革命與反革命的尖銳的矛盾，但是他們否認革命的曲折性和長期性，以爲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矛盾，可以很快地在一個偶然的早上，便在全國規模上得到解决。他們看不見國民黨反革命統治內部的矛盾，也看不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在朝派與中產階級在野派的差別和矛盾，因此他們主張的政策是「一切打倒」，以為在任何條件下都沒有什麽靈活的餘地，甚至以爲對小資產階級的政策都不會有什麽統一戰綫的可能性。他們把中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一切政派都看成是和蔣介石一樣的反革命，甚至以爲它們還是比蔣介石更危險的革命敵人。在這樣一個時候，毛澤東同志進一步地分析中國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矛盾的問題，這對於推動革命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前進，具有决定的意義。他分析了半殖民地中國長期存在的一種突出的矛盾：即一方面是在不同的帝國主義勢力支持之下的反革命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所形成的繼續不斷的戰爭，另一方面便是紅色政權能够利用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並依靠自己正確的機變的政策，而在四周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間發生和堅持下來。他分析了這個突出的矛盾，便得出了中國革命能够而且必須經過鄕村包圍城市然後取得城市的結論，預見了鄉村革命根據地和一些小塊的紅色政權在長時期的鬥爭中將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預見了它們將成爲新的大革命和中國人民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奪取全國政權的出發點。
   在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者開始侵佔中國大片的領土，使民族矛盾和國內矛盾又開始發生了新的變化，而當一九三五年日本侵略者向華北侵入的時候，就更加突出了這種變化。但我們黨內原來一些犯「左」傾錯誤的同志曾經在很長時間內看不到這種變化，隨後承認了這種變化，却又由「左」的方面的片面性轉到右的方面的片面性。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之後，他們只承認了日本侵略者和中國民族的矛盾，而完全抹煞其他的矛盾，抹煞了中國民族內部的階級矛盾，抹煞了美英帝國主義除了和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之外還有和中國民族的矛盾，因而否認了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內部有左、中、右三種不同方面力量的差別，否認了在那作爲美英帝國主義工具的蔣介石國民黨與我們黨之間對於抗日問題有反人民的路綫和人民的路線的差別。毛澤東同志批判了這些同志忽「左」忽右的片面性的錯誤。他指出：「中日民族矛盾的發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國內階級間的矛盾和政治集團間的矛盾的地位，使它們變爲次要和服從的東西。但是國內階級間的矛盾和政治集團間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並沒有減少或消滅。中國和日本以外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亦然。」（「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就是說，因爲有民族矛盾與國內矛盾的地位的變化，所以我們黨便能够重新提出並從事建立包括資產階級在內的統一戰綫；那些反對統一戰綫的，正是犯了片面性的錯誤。但同時又因爲抗日統一戰綫內部的階級矛盾依然存在，以及蔣介石的被迫參加抗日這一件事在實際上是反映了美英帝國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在遠東爭霸的矛盾，所以無產階級就必須鑒戒一九二七年陳獨秀機會主義的覆轍，而在統一戰綫中堅定地執行獨立自主的原則和堅定地採取又團結又鬥爭的政策，力求推動矛盾的發展有利於人民，使抗日戰爭勝利的結局發展爲人民勝利的結局；那些認爲在統一戰綫中，「不分左中右」而放棄鬥爭的，也正是犯了極其嚴重的片面性的錯誤。
   在日本投降以後，毛澤東同志重新分析了世界和中國所發生的新的變化的矛盾。他指出了美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代替德日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地位，中國人民原來和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矛盾已變爲中國人民和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矛盾。從這個具體矛盾的分析中，毛澤東同志預見了全國人民除了繼續鬥爭再無出路，人民解放軍將由防禦轉到進攻以取得完全的勝利，而蔣介石則已陷於完全孤立的地位，他的前途必然是衆叛親離，全軍覆滅。
   在這個時候，毛澤東同志同樣地批判了從右方面來的和從「左」方面來的兩種片面性。從右方面來的片面性，乃是過高地估計敵人的力量和過低地估計人民的力量，毛澤東同志把這些叫做「軟弱無能的思想」。從「左」方面來的片面性，乃是在鄕村中損害中農和破壞工商業。毛澤東同志揭露了資產階級中一些右翼分子的反動政治傾向，但同時指出了：「政治上的打擊與經濟上的消滅是兩件事，如果混同這兩件事，我們就要犯錯誤。」因此，就使得一些同志糾正了「左」的片面性的錯誤。
   當一九四九年春間，蔣介石匪軍的主力已被消滅、全國正接近完全解放的時候，中國革命與反革命的矛盾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毛澤東同志根據這個矛盾根本變化的新形勢，即指出了二十幾年來中國革命以鄕村爲重心然後取得城市的時期已經完結，代之而起的，乃是由城市到鄉村並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毛澤東同志分析了革命在全國勝利以後的所將存在的矛盾；其基本的矛盾，一種是國外的，即中國與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一種是國內的，即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他由這些矛盾的分析，指出了必須強化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制度，同時指出了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綫的繼續鞏固和發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從而規定了關於這些方面的種種政策。
   在政治的政策上，毛澤東同志認爲在全國革命勝利以後，「我黨和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的政策，必須在全黨思想和工作上確定下來」，而所要反對的片面性，一方面是右的遷就主義，另方面就是「左」的關門主義或敷衍主義。在經濟的政策上，毛澤東同志認爲在全國革命勝利以後也必須反對右的和「左」的兩種片面性。他這樣指出：「如果認爲我們現在不要限制資本主義，認爲可以抛棄『節制資本」的口號，這是完全錯誤的，這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但是反過來，如果認爲應當對私人資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認爲簡直可以很快地消滅私人資本，很快地進入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社會，這也是完全錯誤的。這就是『左』傾機會主義或冒險主義的觀點。」毛澤東同志反對各種片面性而規定這一切正確的政策，同時便已警吿了我們黨的同志對於資產階級的「糖衣砲彈」的攻擊，必須隨時保持充分的警惕。
   我們黨所經過的歷史正是這樣地說明的：毛澤東同志根據時局的發展，隨時捕捉當前特殊的主要的矛盾以及主要的矛盾方面，而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般的指導的原理，一個一個地在理論上和政策上解决了它，由此引導我們偉大的人民不斷地克服無數的困難和阻礙，而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並準備着社會主義的勝利。
   我們黨所經過的歷史也正是這樣地說明的：毛澤東同志在反對右傾與「左」傾機會主義的雨條戰綫的鬥爭中，總是駁斥那些或者只看到統一而沒有看到矛盾、或者只看到矛盾而沒有看到統一的片面的簡單化的錯誤，而隨時根據革命生活的發展，從統一中看出盾，又從矛盾中看出統一，因此就正確地保證了黨的政□的極大機動性。
   歷史同樣又是這樣地說明的：毛澤東同志從來不把矛盾的特殊性當做孤立的東西。他在任何研究工作中，都充分地注意到事物發展過程之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互相聯結。他不論在分析任何一個具體的矛盾或解决任何一個具體的問題的時候，都不曾忽視矛盾的普遍性，而總是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這些偉大的導師的學說，從矛盾的普遍性中看出矛盾的特殊性，又從矛盾的特殊性中看出矛盾的普遍性。
   毛澤東同志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新民主主義論」以及其他許多著作，都是從列寧和斯大林所分析的帝國主義（即垂死的資本主義）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革命運動這個世界主要的矛盾來研究中國革命問題的。他從世界矛盾的全局來觀察中國的矛盾，同時他又從分析中國的矛盾而看出中國革命這一偉大力量所包含的世界意義，認爲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偉大的一部分」。（新民主主義論）這個著作正是在分析問題的方法上模範地處理了矛盾的特殊性和矛盾的普遍性的關係，並由此在中國革命問題上發展了列寧斯大林關於民族問題是一般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這一個理論。
   然而不只是像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關係這樣的大問題才有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關係的問題。在毛澤東同志看來，任何事物在其一定的範圍中都會有其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關係的問題。例如，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曾經就戰爭這一個問題說道：「只要有戰爭，就有戰爭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戰爭的一全局，一國可以是戰爭的一全局，一個獨立的游擊區、一個大的獨立的作戰方面，也可以是戰爭的一全局。凡屬帶有要照顧各方面和各階段的性質的，都是戰爭的全局。」接着他就詳細地說明了全局性和局部性的互相關係，一方面指出：「取得了全局性的東西，就更會使用局部性的東西，因為局部性的東西是隸屬於全局性的東西的。」另方面又指出：「然而全局性的東西，不能脫離局部而獨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構成的。」毛澤東同志這裏所說的全局性和局部性的關係，就是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關係。戰爭的情况是這樣，其他的情况也沒有不是這樣的。
   很明白，如果只是限於籠統地看看矛盾的普遍性，而沒有具體地揭露矛盾的特殊性，就是說，如果只是籠統地看看全局的東西，而沒有具體地揭露局部的東西——特別是揭露那具有决定意義的局部的東西，那末，便會犯片面性的錯誤。爲什麽？因爲「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構成的。」反之，如果只限於表面地看到矛盾的特殊性，而沒有密切地聯系矛盾的普遍性，就是說，如果只是限於看到局部的東西，而沒有密切地聯系全局的東西，那末，便也會犯片面性的錯誤。爲什麽？因爲「局部性的東西是隸屬於全局性的東西的。」
   在「矛盾論」中，毛澤東同志關於事物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關係的問題，扼要地敍述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分析方法，隨後即作了以下的概括：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關係，就是矛盾的共性和個性的關係。其共性是矛盾存在於一切過程中，並貫串於一切過程的始終，………所以它是共性，是絕對性。然而這種共性，即包含於一切個性之中，無個性即無共性。……因爲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個性。一切個性都是有條件地暫時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對的。
   這一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是關於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於抛棄了辯證法。」
   深刻地說明了和發展了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辯證法的精髓，乃是毛澤東同志的貢獻。
   （四）
   按照列寧的說法，革命的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中有决定意義的東西。」列寧譏笑第二國際英雄們的萬分迂腐，因爲他們對於革命的辯證法是一竅不通的，他們完全不瞭解馬克思所說的在革命時期必須有極大的機變性。（見列寧：「論我國革命」）
   列寧在他的「論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的論文中寫道：「如果我們想用一個字來斷定全部通信集的焦點，即其中所發表所討論的一切思想集結的中心點，那麽這個字就是辯證法。馬克斯和恩格斯最爲注意，他們對之有最重要最新穎的貢獻，因而在革命思想史上造成了天才進步的地方，就是運用唯物辯證法來根本改造全部政治經濟學，把唯物辯證法運用於歷史、自然、科學以及工人階級的政策和策略方面。」
   斯大林在「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的著作中寫道：「科學底歷史表明着：辯證方法是眞正科學的方法……辯證法的精神貫通全部現代科學。」
   由此可見，不懂得唯物辯證法，就不可能懂得馬克思主義。必須用唯物辯證法的觀點來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寗和斯大林的著作。因爲有一個東西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全部著作的思想貫串起来的，這就是唯物辯證法。
   同樣地，如果沒有唯物辯證法的觀點，要懂得毛澤東同志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一切著作，也是不可能的。因爲在毛澤東同志一切著作的思想中，有一個東西貫串起来的，這也就是唯物辯證法。
   毛澤東同志不但一切著作都借助於唯物辯證法，不但寫了「矛盾論」這個專門的辯證法著作，而且還在他關於各種問題的許多著作中，對於唯物辯證法的一些重要問題，時常給我們作直接的啓示。例如：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作裏面，他直接提出了關於現象和實質的辯證法問題。他說：「我們看事情必須要看它的實質，而把它的現象只看作入門的響導，一進了門就要抓住它的實質，這才是可靠的科學的分析方法。」在「關心羣衆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著作裏面，他直接提出了關於任務和工作方法的辯證法問題。他說：「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沒有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决方法問題、任務也只是瞎說一頓。」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著作裏面，他直接提出了關於戰爭的一般規律和特殊規律的辯證法問題，又如前面本文所引述的關於全局性和局部性的辯證法問題。在「論持久戰」的著作裏，他直接地提出了關於唯物的全面的認識論一系列的辯證法問題，而批判了主觀的和片面的認識論。在黨的六届六中全會論「學習」的著作裏面，他寫道：「運動在發展中，又有新的東西在前頭，新的東西是層出不窮的。研究這個問題的全面及其發展，是我們要時刻注意的大課題。如果有人拒絕對於這些作認眞的詳細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同志在這裏也正是直接地提出了辯證法的問題，如此等等。
   毛澤東同志平日不論在任何場合，總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法提到極其突出的地位，而且在自己的一切工作中完全忠實於革命的辯證法。
   列寧在「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寫道：「現實性諸要素之全部總和底展開（注意）等於辯證法的認識之本質。」毛澤東同志許多著作，例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統一戰綫中的獨立自主問題」、「戰爭和戰略問題」、「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目前抗日統一戰綫中的策略問題」、「論政策」、「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論聯合政府」、「論人民民主專政」，這些等等著名的論著，其特點也正在善於展開現實性諸要素之全部總和。他先分析事物矛盾發展的最初狀態，隨而一步又一步地，一層又一層地深入暴露現實的一切方面，各個方面的互相交錯和互相推移，而達到關於解决矛盾的結論。
   毛澤東同志在抗日戰爭初期的「論持久戰」和抗日戰爭中期的「新民主主義論」的所以能够吸引中國的人心，使無數的中國人在困難與迷途中看到自己的光明，就是因爲這些著作展開了現實性諸要素之全部總和。他對於當時具體的矛盾運動的各個方面，各個部分，各種關係，給予了天才的分析與綜合，從頭至尾的交織着革命的生動的辯證法，因而使得人們認爲他的思想是不可抵抗的。又在整個抗日時期中，毛澤東同志關於政策問題的那些論著，縱橫屈伸地分析各種矛盾，並根據對方的各種矛盾的方面而提出各種差別的對策，完全顯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法的非常出色的活潑潑的力量。
   毛澤東同志之所以能够那樣出色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法以解决中國革命的問題，很明顯地，那是因爲他是在戰爭中過生活，他爲人民的鬥爭而研究辯證法，並且用辯證法去和各種論文作堅定的鬥爭。
   斯大林在「論列寗主義基礎」一書上單提到馬克思自己所說的：辯證方法「在實質上是批判的革命的學說」。同時指出：「列寧的方法就是徹頭做尾都爲這種批判的革命的精神所貫注的」。斯大林在「論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一書上說到辯證法這一個字的原來含義就是進行論戰。他指出：「古代的所謂辯證法，就是藉助於揭露對方議論中的矛盾並克服這些矛盾來求得眞理的方術」。整個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所貫串的辯證法精神就是鬥爭的精神。沒有鬥爭就沒有辯證法。因此，任何學究决不可能懂得唯物辯證法。
   毛澤東同志著作的經歷，就是他應用唯物辯證法去和人民的敵人作鬥爭以及和黨內各種錯誤思想作鬥爭的經歷，而他在鬥爭中又隨時吸引人民鬥爭的力量以增强唯物辯證法的思想。毛澤東同志在「論持久戰」裏面說到「自覺的能動性」。毫無疑問：凡是在革命中能够高度的發揮自覺的能動性的，便是他能够和當前具體的鬥爭結合起來而高度地運用唯物辯證法。
   毛澤東同志的著作「矛盾論」本身就是一個偉大的戰鬥的著作，它的發表，對於我們有偉大的新的意義。它將使得我們更加懂得必須如何去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更加懂得必須如何去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它給我們以工作的尖銳的武器，將使得我們在各個工作崗位上，更加懂得必須如何去分析具體的問題和解决具體的問題，而促進我們偉大的人民共和國在政治、經濟與文化思想各個方面的新勝利。
   「矛盾論」的發表，實際上也是對於我們現在所表現的力量不足和生氣不足的學術界，給予了一個當頭的批判。我認爲我國的廣大革命幹部和知識分子必須熟讀毛澤東同志這個著作，從那裏得到啓發。如果他們中還有如像敎條主義者（從來不用腦筋具體地分析任何事物）的作風，那就應當抛棄這種作風；而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指示，開動自己的腦筋，在思想戰綫上和學術上認眞地有所作爲，以符合我們黨和我們人民的希望。（新華社北京十四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