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祕書長香貝朗
   四月三日至十二日，在莫斯科擧行了國際經濟會議。來自四十九個國家的四百七十位代表及五十位左右的專家參加了這個會議。參加會議者一半以上是企業家、工業家、商業家、銀行家，其餘是經濟學家、技術家、工會工作者、合作事業工作者、農業界的代表。這個會議並不是各國政府代表的會讓，而是私人會議，其目的是在以國際經濟合作和國與國之間貿易的發展來尋取改善各國人民生活條件的可能性。
   從它的組織成分，從它工作的嚴肅，從它所達到的結論講，莫斯科的經濟會議都是個很大的成就。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次會議是件國際大事，而那些昨天還在企圖曲解這次會議的性質以削弱這次會議的重要性的人，今日不得不改變一些他們的態度了。
   莫斯科會議為什麽集合了代表着如此不同的利益和如此不同的經濟制度的人物來開會呢？因爲若干國家，尤其是西方國家的經濟情况已經到了由於對外貿易萎縮，必須設法解决的地步了。
   目前的世界貿易量比一九二八年僅高了一些，但假如以二十五年以来人類的增加數來說，那末若干國家每人貿易量是比一九二八年下跌了，這是大家所知道的事實。這情况並不由於可作交換的貨物比前減少了，而是由於若干國家的政府在各國之間貿易道路上樹立了人為的障礙所致。在許多國家，對外貿易的萎縮或對外貿易地理上的限制引起了嚴重的經濟困難。工業由於缺乏市場而癱瘓了，而必須減少生產，有時停工，由此而將勞動者及他們的家屬投入窮困中。若干國家企圖以減少進口來解决支付平衡，實際上引致了人民生活水準的下降，物價的上漲及失業。國與國之間的貿易障礙也使經濟落後國家失去它們獲得進行工業化所必需的設備。
   莫斯科會議功績之一在於顯明地指出：大大地提高國際貿易的水平，是有其現實的及即刻能實行的可能性。會議的參加者將各自本國的出口的可能性和進口的需要互相核對，就明顯地可以看出，發展各國間貿易（若干情况下，是恢復各國間貿易）是有着客觀條件的。
   關於這點，應該提一提中華人民共和國、蘇聯、各人民民主國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代表在莫斯科會議上的發言的重要性；根據這些發言，這些國家在今後二三年中，與經濟制度基立在私人經營的國家之間的貿易額，準備提高到每年二百七十億至三百五十億盧布。
   中國代表和東歐各國的代表强調說他們與西方國家這些大大加強貿易的可能性是與他們之間商業不斷的擴大和基立在平等和互利原則上的他們之間的商務關係的發展成正比例的。這些代表們又指出他們訂立貿易協定制度，是沒有什麽支付方面的困難的。
   從西歐國家、美國、加拿大、拉丁美洲各國、印度、伊朗、日本以及其他各國的代表的發言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國家，也有極大國際貿易的可能性，甚至這些國家中許多經濟事業方面，尤其是企業界等方面確實意願與人民的中國、蘇聯、各人民民主國家恢復和發展商務的大有人在。莫斯科會議時期中所達成的數字高達好幾億美金貿易協定的，以及尚在進行中的商務談判，就證實了各國間的貿易是有其可能性的。
   這些事實也指出了，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的異同並不構成爲各國間貿易上的障礙。目前唯一的障礙却是爲了想阻止所有國家之間的貿易而樹立的人爲壁障。封鎖、歧視以及一切非經濟的手段才是各國間貿易量減少的眞正的原因。
   因此，莫斯科經濟會議所有參加者一致决定致書聯合國，要求它迅速召集一個國際貿易會議，全世界各國都得有企業界、工會、社會團體的代表参加。這樣的方式可使非聯合國的會員國而在經濟上有極大重要性的國家，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也可以參加討論。沒有新中國的參加（僅中國一國即有全世界人類的四分之一），國際貿易討論即無法獲得實際內容的。莫斯科會議獲得成就的原因之一即是毫無歧視地集合了所有國家的代表。
   好幾世紀以來，中國在國際貿易上是個重要角色。它與西歐國家的貿易爲時已很久了，尤其是與英、法、意、比、德之間的貿易。中國與美國、日本以及東南亞各國之間的商務關係也很活躍。中國傳統地由這些國家輸入大批的機器、金屬品、日用品、並換取大批的農業品、肉、蛋品。
   中國過去是西方國家的一個重要的市場，假如美國對人民的中國所採取的封鎖和歧視手段其結果沒有把中國與西方各國之間的商務關係幾乎完全停頓的話，那末中國現在仍能是西方各國的一個重要市場。
   在這樣情况之下，問題就在應該明白：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恢復和發展貿易是不是可能，是不是件値得慶幸的事呢？加諸於中國的封鎖究竟害了誰呢？
   兩年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經濟上有了顯著的進步。土地改革、水利工程的修建使得中國農業生產迅速地恢復了，收穫增加了。一九五一年棉花產量比一九五〇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點七。同一時期，植物油增加百分之二十七，烟草百分之三百四十，麻百分之九十八。尤令人驚異的，即中國直至解放時向來是輸入大米的，而現在它却向印度輸出五十萬噸大米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四億農村人口購買力的提高，農業上不斷增多的各種需要，影響到工業生產上，工業生產迅速地在發展。國營及私營工商業與城市勞動者生活的迅速改善同時向前發展。例如一九五一年東北的工資已比一九四八年三月份增加百分之一百六十，失業實際上已消滅了。
   國民黨統治下禍害甚烈的通貨膨脹已經克服了，而物價穩定已成爲中國經濟上一個新氣象了。一年中，美元由四萬二千元跌至二萬二千八百元，對付貪汚及浪費已採取嚴厲的步驟，全國人民都予以支持。
   我到了中國以後，與中國經濟方面領導人士談過幾次話，使我確信，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採取的歧視手段，即使對中國經濟生活中某些小部門短時期增加些困難，但不能使中國經濟發展方向有所改變。中國貿易是出超了，對外貿易量空前未有地提高了。中國與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之間的經濟關係的極大發展，即可解釋此點，中國與這些國家之間的經濟關係是以平等互利原則爲基礎的。
   過去幾年，西歐國家、拉丁美洲國家、東南亞各國、日本等的經濟情形是危險地嚴重化了；美國也不能免脫這些困難。重新武裝使許多國家的經濟陷於極度混亂。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失業、工作減少、很大部分的人民生活水平降低、美元恐慌……這些是今日西方國家的一般情形。
   這些困難主要原因之一是這些國家與東歐國家和中國之間貿易額的減少。莫斯科會議上西方國家代表所供給的數字就明顯地顯示了這點，這也解釋了爲什麽西方國家許多企業家希望與其他各國恢復和發展貿易的願望越來越迫切。
   莫斯科會議時期，中國與西方國家所達成的貿易協定，其數額爲二億二千四百萬美元。莫斯科會議出席人士並不代表經濟所有部門，以此而論，那是一個很大的數字了。
   中國代表團，其重要性及其質量在莫斯科會議已產生了很深的印象。它表明中國假如能輸入其工業及人民所必需的物品，假如爲害各國間的商務的人爲壁障得以消除的話，那末中國除與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貿易外，尙準備在今後三年中每年向西方國家進行爲數六十至九十億盧布的貿易量。這個數字就等於中國過去與西方國家之間的貿易最高數字的三倍。
   人民政府所進行的工業化不但在未來的數年中不會減少中國的對外貿易量，而相反的將成爲一個新的活躍因素。我們應該記得，蘇聯在由落後國家轉到高度工業化的國家的過程中並沒有減少它的對外貿易，它的對外貿易仍有着擴展的無限可能性。
   中國有五億人民，今天是、將來也是一個廣大的市場。它現在已經能够幫助許多西方國家以基於平等互利原則而恢復正常的商業關係來克服這些國家經濟上的困難了。
   莫斯科經濟會議已經指出這一切的可能性，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已成立了，中國重要人物參加這個委員會的活動對中國與西方國家恢復貿易定將有所幫助。
   通過這些健康和有利於有關國家的商務關係，各國人民的繁榮及安全所繫的各國之間良好關係才能得以建立起來。（轉載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