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獎金獲得者周立波
   人民文藝工作者必須有無產階級的立場和觀點，有馬克思列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修養；必須參加羣衆的火熱的鬥爭，體驗羣衆的豐富的生活，才能從事於創作。
   從前，我有脫離實際、脫離羣衆的傾向。自從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後，文藝的方向確定了，創作的源泉明確了。我接受了毛主席的英明指示，才開始眞正地注意深入工農兵的實際生活和鬥爭。
   一九四六年冬天，我到東北時，中共中央東北局正號召幹部下鄉，領導農民，進行土地改革。我知道農民跟地主的矛盾和鬥爭，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主要的矛盾和鬥爭之一，土地改革是决定我們革命勝利的一個重要條件。由於這種認識，加上革命的責任感，我積極地要求下鄉。當時我祗想到要全身心地投入這場激烈的階級鬥爭，並沒有想到很多個人的創作問題。
   為了順利地進行土地改革，我們必須在生活和感情上和農民羣眾完全打成一片。我們要和他們一塊居住，一起工作。在北滿的屯子裏，我們曾有幾個月，一天三頓都吃苞米□子和鹹菜。那時候，如果自己生活稍爲好一些，就會脫離羣衆。東北農民經過日寇十四年的殘酷壓迫和剝削，生活非常苦。許多人吃野菜，吃橡子麵；十七、八歲的大姑娘沒有褲子穿。農民起初不了解我們，只能從感性知識上，從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來判斷我們的心意，看到我們生活簡樸，甚至於比他們還吃得差一些，他們就知道我們沒有私心，眞正是來謀大夥的利益的。當時，我們在鄕下連皮鞋都不穿，因爲僞滿警察都穿皮鞋，我們怕老百姓看見皮鞋，容易聯想到迫害他們的僞滿警察。我們這樣地約束自己，使得農民不但能很快地理解我們，和我們接近，並且非常關心和愛護我們。在晚上，我們出去小便，也有帶槍的農民跟着保衛我們。因爲我們跟農民這樣的親近，他們就願意和我們談苦難的經歷和心裏的祕密；談生產的知識和社會的情况；願意跟着我們一起鬥爭壓迫和剝削他們的漢奸、惡霸和地主了。有些從鬥爭中湧現出來的農民積極分子和我們感情非常好，一位打胡子（土匪特務）的英雄跑腿子（單身漢）花玉容，在一九四七年患病不救，臨死時還記得我，我將永遠不會忘記他和其他戰友的友誼。
   在實際鬥爭中和創作實踐中，我深深感到，爲要反映農民的生活和鬥爭，自己就首先要熱愛他們，熟悉他們：和他們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
   我參加了松江省尚志縣一個區的土地改革工作，約六個月；此外，還到了其他的地區，目擊了這個轟轟烈烈的鬥爭的整個的過程。到哈爾濱時，我就想藉着東北土地改革的生動豐富的材料，來表現我黨二十多年來領導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雄偉而艱苦的鬥爭，和當代農民的苦樂與悲喜，以敎育和鼓舞廣大的革命羣衆。於是，我花了三個月功夫，寫了「暴風驟雨」的上部；後來又花了六個月時間，寫成下部。
   參加土地改革的期間，因爲常常看報紙，讀文件，參加會議，我對於整個東北的土地改革，頗為熟悉。對同類事件知道得多，塑造人物、構思情節都相當方便。我在「暴風驟兩」裏所寫的人物和事件，大都是有眞人眞事做模特兒的。如農工聯合會主任趙玉林的犧牲，和他的老婆的哭弔，以及全村農民的悲痛和追悼等情景，都是有事實的根據的。有個新幹部叫溫鳳山，是個共產黨員，被地主打死了，這事很感動了我們。我就把他寫進了小說。因爲描寫一個革命幹部的壯烈犧牲，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農民的覺悟和追懷，正可以敎育新中國的年靑一代，叫他們向英勇的革命先烈學習。
   作家是不能關在房子裏憑着空想來寫東西的，要是那樣，就會常常鬧出不符合實際情况的笑話。比如我寫上部草稿時，寫到小王同志七月間在路旁打野鷄，我發生了懷疑：七月裏是不是有野鷄可打呢？爲了調查這點和其他許多我所描寫的不能確定是否眞實的細節，我又下鄉去。到了鄉下，我才知道，野鷄在夏天都呆在山裏，不大飛到路邊來，只有在冬天，在雪封山野的時候，才常常飛到路邊來找東西吃。於是我就把打野鷄改成了打跳貓（兔子）。在這次下鄉中，我還發現了其他許多寶貴的新材料，幫助我把原稿裏一些不眞實、不合理的細節作了許多重大的修改。
   除了寫自己直接在農村裏耳聞目睹的東西以外，還可以從報刋和其他地方收集一些次要的間接材料來作爲輔助材料。記得當時東北日報的土地改革新聞和上級黨委編的許多關於土地改革的小册子，都對我很有幫助。我寫「打胡子」的場面，一部分是根據老百姓講的；我雖沒有打過胡子，但抓過胡子，審訊過土匪，又在革命軍隊裏呆過，知道一點打仗的情景。利用這些間接的材料，加上自己對於部隊作戰的知識，我就寫了「打胡子」的場面。聽取別人的詳述，吸取他們的經驗，加以正確的分析和推想，再滲進自己的經驗，間接材料是可以變成直接材料的。但用間接材料必須注意，除了詳細調查之外，還得運用自己豐富的人生知識和發達的想像能力，對人物和事件加以細密的推想。
   「暴風驟雨」還有一些缺點，比如有些地方，故事的集中性不够，人物的典型性不够，不能大胆刪略許多和主題無關的細節，因而削弱了藝術的魅力，我起初總覺得土地改革過程中的一切事件都不能遺漏，其實這是不能做到的。想把一個規模宏大的運動的所有的事情都寫到一篇小說裏，結果是沒有一樣事情會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想把你所碰到的每一個人都寫進一本書裏，結果是沒有一個人會寫的活神活現。作家要刻劃一個人物，必須要把很多同一類型的人物的特性，加以仔細的觀察和研究，然後集中寫成一個典型，像曹雪芹的寫林黛玉，施耐庵的寫魯智深，魯迅的寫阿q一樣。
   最後，我想談談語言的問題。語言是文學作品的建築材料，寫農民對話而不用農民的語言，寫出來一定不像。農民語言的特點是形象化，生動簡練，這是從他們豐富的生產知識和鬥爭知識裏頭提煉出來的。他們的話，眞是虎虎有生氣。舉幾個例子，作個比較吧：
   知識分子腔：「看那人光在家裏陪着妻子。」
   農民說：「那傢伙老是守着娘娘廟。」
   比如說，家裏窮的沒有飯吃，農民說：「鍋蓋總是長在鍋沿上。」家裏沒有地，他們就說：「我家開門就是人家的地方。」從這幾個例子，就可以看出農民的語言和長久的脫離實際的知識分子的語言相比，在某些方面，尤其是在語彙方面，是好得多的。
   「暴風驟雨」創作的簡單經過就是這樣。這部小說，能够得到以偉大的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獎金，我衷心感到非常興奮和榮幸。我國人民的現實生活是無比的豐富的。英雄的人民在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下，經歷了無數翻天覆地的鬥爭。我以一個普普通通的文藝戰士，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薰陶之下，反映了這無比豐富的現實鬥爭生活的一個小角落，其所得到的光榮是要歸功於偉大的、戰鬥着的人民，以及領導人民從勝利走向勝利的英明的黨和毛主席的。今後，在黨的領導之下，我要更加奮發和努力，希望能够用文藝的武器爲中國人民的幸福，和世界人民的解放，更好地服務。（中國靑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