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同志的偉大著作「中國革命問題」，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當時的情况，一方面是中國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的强大高漲，另一方面是帝國主義在上海襲擊革命並在南京實行屠殺，而以蔣介石爲首的國民黨右派則公開投降帝國主義，叛變革命。正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蔣介石底政變是表示民族資產階級之退出革命。」革命的力量和反革命的力量形成了新的調動，新的分野，新的結合。中國革命正處在一個新的歷史轉折點。這個變化的新形勢，向中國共產黨，向中國無產階級，向中國人民，進一步地提出了中國革命向何處去的問題。
   斯大林同志在他這個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的偉大著作中，根據他對於中國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的革命性質的分析，槪括了中國革命的經驗，指出了中國有兩條發展的道路。
   斯大林同志說：
   「中國事變底發展有兩條道路：
   或者民族資產階級擊破無產階級，與帝國主義勾結，共同進攻革命，以便建立資本主義的統治來結束革命。
   或者無產階級把民族資產階級擠在一邊，鞏固自己的領導權，率領城鄕千百萬羣衆以克服民族資產階級底反抗，取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完全勝利，然後把它逐漸轉移到社會主義革命底軌道上，伴有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
   二者必取其一。」
   這是斯大林同志的極端英明的指示。
   根據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就是說，如果民族資產階級打敗無產階級，那末，就會使中國革命陷於失敗，使中國繼續處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之下，繼續成爲帝國主義的附屬品。這是一條道路。反之，如果中國無產階級能够繼續鞏固自己的領導權，克服民族資產階級的反抗，那末，中國便將獲得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的完全勝利，而逐步過渡向社會主義的發展。這又是一條道路。
   就是說，兩條遺路：一條是中國革命失敗的道路，一條是中國革命勝利的道路。
   是否還有什麼「第三條道路」呢？斯大林同志說：「二者必取其一。」其他什麽「第三條道路」是並沒有的。
   斯大林同志說：「這兩條革命道路之間的鬥爭，乃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二十五年來中國一切歷史事變的發展，完全證明了斯大林同志這個天才的結論。
   决定兩條道路的問題，正如斯森同志所說明了的，乃是關於領導權威是屬於資產階級或是屬於無產階級的問題。從中國無產階級出現在政治舞台上的時候起，這個關於領導權的鬥爭，已經有了三十年來的歷史。從一九二四年民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成立革命的統一戰綫到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叛變的這一個□□，便是一方面是革命的聯合和另一方面是關於領導權的鬥爭——這兩個方面互相交錯的歷史。斯大林同志指出：「在這個時候，民族資產階級（不是買辦資產階級）是與革命一道前進的。這是全民族聯合戰綫底革命。這並不是說，革命與民族資產階級之間不曾有過矛盾。這只是說，民族資產階級在支持革命時，竭力爲了自己的目的來利用革命，使革命主要循着奪取地盤的路綫進行，並且限制革命底規模。」
   可是，在這個關於領導權的鬥爭中，民族資產階級有了最致命的弱點。這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說的：「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上的軟弱，它對於帝國主義的依賴，它對革命運動規模的畏懼。」民族資產階級不能取得城鄉勞動羣衆的援助，它害怕農民革命並反對農民革命，這樣就造成了它在國內的孤立的地位。無產階級却相反，這也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說的：「無產階級底日益增長的革命積極性，它在千百萬勞動羣衆中間的威信之增長。」民族資產階級之致命的弱點，恰恰就是無產階級獲得和鞏固領導權的决定性的優點。它是農民革命的領袖，而且也只有它才能够領導農民的解放。
   民族資產階級之致命的弱點，不只是在國內條件上，而且是還在國際的條件上。中國的革命正是處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是處在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時代，世界資本主義的系統已是百孔千瘡，搖搖欲墜。中國資產階級是不可能從那裏找到一個靠得住的靠山的。但中國無產階級却相反：自從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後，世界已經出現了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世界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正如太陽方升。中國無產階級的朋友遍於全世界，首先蘇聯是中國人民最可靠而强有力的朋友。這種國際的條件，對於中國革命的鬥爭來說，是完全有利於無產階級的。
   斯大林同志明顯地指出：「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及蘇聯無產階級專政底存在——這一專政底經驗，中國無產階級可以順利地利用——大大地便利於中國革命第二條道路實現的可能性。」事實就是如此。
   斯大林同志當時一方面反對了叛徒托洛茨基派企圖跳越過中國革命所正處的階段及其所提出的獻媚於中國革命的敵人的種種主張，一方面反對了叛徒陳獨秀派遷就資產階級的懦弱無能的種種政策。這些叛徒們當時表現的形式雖然不是一樣的，但他們的活動都是在於破壞中國革命，把中國革命引到失敗，以適合於帝國主義者、中國封建勢力和一切中国革命敵人的目的，而隨後這些叛徒也就很快地在這個目的上完全結合而為一體了。斯大林同志駁斥了這些叛徒們的胡說，而認爲必須竭力鞏固中國無產階級的領導權，率領廣大的城鄉勞動羣眾，利用國際有利的條件，把中國革命推向第二條道路上前進。就是說：「共產黨員的羣本任務是在於爲中國革命第二條道路而鬥爭。」
   斯大林同志說：「數萬萬勞動羣衆的積極性之增長乃是革命勝利的主要保障，而工農的武裝，乃是反對反革命的主要解毒劑。」但如果沒有無產階級的領導權，這些是不可能的。斯大林同志堅持共產黨在革命統一戰綫中應該保持自己的獨立性。照斯大林同志的話說來，「這是保障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領導權所必要的條件」。
   但是，中國革命是在極爲曲折的道路上前進的。正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中國革命在走向勝利的道路上比起俄國革命要遇到更多得多的困難，在這一革命過程中的投敵和叛變比起蘇聯內戰時期將更多得無比。」在蔣介石叛變以後，罪惡的陳獨秀機會主義者，拒絕斯大林同志的指示，繼續否認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綫中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不敢放手地發動羣衆和武裝工農，他們在農民革命和武裝工農面前完全表現出叛變的行爲，結果就促進了武漢政府的叛變，而使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遭受到失敗。
   雖然如此，我們黨却根據斯大林同志所指示的革命路綫，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不顧資產階級的叛變，獨立地開闢了廣闊的土地革命的道路，把革命推進了新的階段。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革命從城市退却到農村，而又把這種革命的正確的退却和正確的進攻結合起來，使這種退却轉而變成了新的進攻。
   完全如斯大林同志的估計：「這種土地革命將加强和擴大反帝國主義、反土豪劣紳和封建地主、反軍閥及蔣介石反革命集團的鬥爭。」
   斯大林同志寫道：「蔣介石底政變表明着：從此以後在華南將有兩個營壘、兩個政府、兩個軍隊、兩個中心：武漢的革命中心和南京的反革命中心。」由於陳獨秀的妥協政策和汪精衛的叛變，武漢這個革命中心沒有繼續保持下來，但是斯大林同志的預見完全是正確的。在汪精衛繼蔣介石而叛變以後，革命的中心由武漢轉移到農村革命的根據地。於是，在整個中國便造成了這樣一個形勢：一方面是以蔣介石爲首的反革命營壘、反革命政府、反革命軍隊、反革命中心，但另一方面，則是以毛澤東同志爲首的革命營壘、革命政府、革命軍隊、革命中心。這個革命營壘、這個革命中心，雖然開始在地區上的面積還不算很大，但是因爲它是建立在廣大的工農羣衆的基礎上的，所以它的力量乃是無限的，它是必然要逐步擴大，成爲中國人民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奪取全國政權的出發點。而相反，蔣介石這個反革命營壘，這個反革命中心，雖然一時是很猖獗的，這個反革命統治雖然一時佔有很大的面積，但是，因爲它在人民中是孤立的，所以在長期進行反革命□戰爭當中，它的力量就必然要逐步削弱，它是一定要滅亡的。
   蔣介石集團在其反革命的過程中，殘酷地掠奪人民，堆積了龐大的財富，逐步地形成了自己的官僚資產階級集團，即買辦的、封建的、軍事的官僚資本集團。這個官僚資本集團的主要後台老闆是美英帝國主義者，但這個集團同時也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奴才。這是表示蔣介石在人民中更加陷於孤立的地位。
   在中國人民偉大的覺醒的力量的壓迫下，同時也由於美帝國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在遠東的爭霸，蔣介石於一九三七年無可奈何地和不得已地參加了抗日戰爭。依靠中國共產黨的倡導和努力，中國在這時候重新出現了包括資產階級在內的民族統一戰綫。但是在參加抗日的資產階級當中，已經很顯然地分爲兩個有差別的集國：一個即是以蔣介石爲首的、當權的、美英帝國主義工具的官僚賢產階級集團，一個乃是不當權的民族賢產階級集團。
   顯然，中國共產黨這個包括資產階級在內的民族統一戰綫的政策，是完全正確的，正如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革命時期所建立的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在内的民族統一戰綫的政策是完全正確的一樣。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七年駁斥叛徒托洛茨基派胡說的時候，曾經這樣指出：「中國與一九〇五年的俄國不同，是一個被帝國主義壓迫的半殖民地國家；因此中國革命不單純是賢產階級革命，而且是反帝國主義類型的資產階級革命；帝國主義在中國把持着工業、商業和交通底命脈：帝國主義底壓迫不僅觸到中國勞動羣眾，而且也觸到中國資產階級某些階層；中國資產階級因此在某些條件下和某一時期內能支持中國革命。」（「時事問題簡評：關於中國」）因此，中國共產黨這個民族統一戰綫的政策，是完全正確的，完全必要的。這個民族統一戰綫在一九二七年被資產階級自私的目的所破壞。然而日本侵略者打進來了，企圖把中國完全變成它的殖民地，這樣又引起了国内外的新的形勢，也引起了中國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新的變化，這個新的形勢就又必要重新提出了民族統一戰綫的問題，而且有可能建立一個很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綫。
   當然，在這個抗日統一戰綫中，仍然如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七年這個偉大著作所指出的，充滿了關於兩條道路的鬥爭。兩條道路的鬥爭依然是這個時期中國革命的特點。並且一天一天地激化起來。
   首先是中國共產黨和蔣介石集團在抗日戰爭問題上一方面是人民的路綫而另一方面是反人民的路綫之間的鬥爭。當中國共產黨在蔣介石被迫抗日而和他建立統一戰綫的時候，即已根據他對於人民的極端仇恨而準備他在以後的叛變。共產黨在它的英明領袖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之下，在這個統一戰綫中所採取的政策便是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是統一戰綫中的獨立自主的政策，是充分放手發動羣衆和充分放手發展羣衆武裝的政策，而這樣的政策就正是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七年這個偉大著作所提出了的政策。顯然地，只有拒絕當時右傾機會主義的軟弱無能的政策，而採取堅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策，才能够發展人民的抗日力量，才能够以獨立自主的精神發展根據地，才能够堅持抗日戰爭，孤立蔣介石這個官僚資產階級集團，並打退蔣介石幾次反革命的進攻。這就是爲抗日戰爭的勝利和使這勝利成爲人民的勝利而鬥爭，爲中國革命的第二條進路的勝利而鬥爭，而避免一九二七年的覆轍。
   中國無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抗日戰爭時期也有政治路線的鬥爭。抗日戰爭初期，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一般地還是跟隨蔣介石的官僚賢產階級集團，而想在政治上經濟上從官僚資產階級那裏得到一點小利益。只是由於蔣介石官僚資產階級集團的不斷的吞併和壓迫，民族資產階級才在政治上逐步地形成爲比較公開的中間派。但是關於中國這個國家是要成爲資產階級領導的國家、或者成爲無產階級領導的國家，這兩條道路，則是在中國無產階級和民族賢產階級之間是鬥爭了的，民族賢產階級雖然不滿意蔣介石的集團，但想走的還是前一條道路。無產階級估計到民族資產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爭取它站在抗日和人民的方面，而不去站在蔣介石反革命獨裁的方面，同時，則批判了它的動搖和它的反動夢想。無產階級獨立自主地領導農民羣衆和團結一切愛國的人們，向着自己所要求走的道路前進。
   毛澤東同志著名的著作「新民主主義論」，便是在這個時期中關於兩條道路問題激烈鬥爭的產物。這個著作根據斯大林同志的理論，指出了那種在中國企圖建立資產階級專政和資本主義社會的迷夢的破產，而中國革命必然走的，只能是第二條道路，即由建立以中國無產階級為首領的中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社會這一個階段，再使之發展到第二個階段，以建立中國社會主義社會。
   毛澤東同志這個以列寧斯大林的偉大思想為武裝的傑出的著作，也就武裝了中國共產黨人，使我們能够隨時保持清醒的頭腦。
   在日本投降以後，以蔣介石爲代表的官僚資產階級集團充當美帝國主義的走狗，公開地叛變人民，窮兇極惡地向人民宣戰。在這個時候，民族資產階級感覺到民族工業在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四大家族的壓迫之下已陷於沒落的災難，也感覺到蔣介石的統治已經不可免地要滅亡。但民族資產階級却害怕羣衆的革命，它的代表們曾經散布了所謂既不是蔣介石國民黨的道路又不是共產黨領導的道路而有什麽「第三條道路」的幻想。就是說，他們仍然夢想一個不是由工人階級領導的國家、而是一個由資產階級領導的國家。中國共產黨及時地批判了和揭穿了民族資產階級這種所謂「第三條道路」的反動幻想，同時也估計到民族資產階級和美帝國主義及官僚資本的矛盾，而認爲還有爭取它到革命方面來的可能，因而採取了爭取它的政策。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羣眾，團結一切愛國的人們，去對蔣介石匪幇作戰，而歷史的事實恰恰很快地證明了這種所謂「第三條道路」的完全破產。偉大的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及其英明的領袖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獲得了强大的社會主義和民主陣營的支持，終於戰勝了蔣介石匪幇，完全粉碎了美帝國主義的狂妄的殖民地化中國的計劃，建立了一個由工人階級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說，中國革命走的正是斯大林同志在他這個偉大著作中所指出的第二條道路。
   一九四九年九月間，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們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並與其他階級的代表們共同擁護了和通過了中國共產黨所提出的共同綱領，因此，民族資產階級成爲中國人民民主戰綫的一個組成部分。
   共同綱領規定了我們的人民民主戰綫和我們的人民共和國是由工人階級領導，而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共同綱領規定了國營經濟爲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各種社會經濟成分都必須服從國營經濟的領導，投機事業要受嚴格的取締。共同綱領的道路正是在工人階級領導下徹底完成中國民主主義革命的事業而逐步過渡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
   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們旣然和其他的代表們一道舉手通過了共同綱領，就有信守共同綱領的義務。兩年多以來，民族資產階級在發展經濟事業的方面和參加反對帝國主義鬥爭的方面，是表現了它的一定積極性的。但是，兩年多以來，很多不守法的賢產階級分子竟然不守信約，從他們的唯利是圖、投機取巧、損公利私、損人利己的本性出發，一方面向我們的國家機關以及羣眾團體派進了他們的坐探，另方面又用卑鄙勾引的手段把國家機關和羣衆團體中的某些工作人員變成他們的代理人。他們用行賄、偷稅漏稅、盜□國家賢財、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犯法活動，向我們的國家、向工人階級、向全體人民，進行了猖狂的進攻，破壞了我們國家的許多建設工作。這些也就是說，這些不法資產階級分子沒有考慮他們關於建立資產階級專政和資本主義統治的企圖和夢想在歷史上已經有了多少次的破產，而當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他們竟然又夢想用偸偸摸摸的方法篡奪這一個由偉大的工人階級所領導的、經過千百萬人民流血犧牲而得來的人民共和國，夢想阻止這個偉大的人民共和國準備經過新民主主義的建設而走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很明白，如果我們不打退這些不法資產階級分子這種狂妄的進攻，那對於我們國家是很危險的。
   毛澤東同志在一九四九年三月黨的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指出了在革命勝利以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需要儘可能地利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於國民經濟的發展。但同時又指出了資產階級「糖衣砲彈」的攻擊，可能腐蝕一些革命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毛澤東同志指出了黨必須有充分的警惕性。
   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我們在最近幾個月來在國家機關中所進行的反對貪汚、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運動，以及我們在私人工商業中所進行的反對行賄、反對偸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資財、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運動，這是有偉大的歷史意義的運動，有偉大的歷史意義的鬥爭。這一個鬥爭是爲鞏固我們國家的財政經濟紀律，同時也是關於中國走向那一條道路的鬥爭。這個鬥爭敎育了工人階級，教育了廣大的人民，打退了不法資產階級分子的猖狂進攻，而在廣大的覺悟羣衆的監督下，將使資產階級不敢再放肆地違法犯法。這一個鬥爭進一步地保證着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
   回憶了中國革命這一切的曆史，以及現在鬥爭中所暴露出來的種種事實，完全證明了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七年指出的「兩條革命道路之間的鬥爭乃是中國革命的特點」這樣一個偉大的科學預見。而且這兩條道路的鬥爭，在「三反」「五反」運動後也還是會要存在的。
   當然，我們現在對於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除了那些罪大惡極的大盜竊分子以外，還是聯合的政策，還不是要在經濟上消滅資產階級。但這個聯合唯一的標準，乃是民族資產階級要認眞地擁護工人階級的領導，認眞地執行共同綱領，保持和發展他們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經濟事業的積極性以及參加反帝國主義鬥爭的積極性。就是說，資產階級必須按照工人階級所指出的有利於人民的道路上走，而不能按照那些不法資產階級分子所謀劃的不利於人民的道路上走。如果資產階級按照工人階級所指出的道路上走，認眞地擁護工人階級的領導，認眞地執行共同綱領，積極地參加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並在國營經濟的領導下去經營自己的事業，那麽，在現階段就還有它的積極性，對於國家就還能够有益處。反之，如果資產階級遵反共同綱領，還要像其中的不法分子那樣，損公利私，化公爲私，有些人甚至把自己變成大盜竊犯，而破壞國家的建設，那麽，他們也就沒有什麽積極性，對於國家就沒有什麽好處，而只是犯罪。
   資產階級企圖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實際上只是要使中國回復到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道路。但是，很顯然的，資產階級如果要繼續它這個企圖，是必然地要徹頭徹尾地失敗的。中國工人階級的覺悟力量是這樣的强大，中國的廣大人民是這樣牢固地團結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同志的周圍，中國有這樣强大的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人民軍隊，我們又有這樣强大的以蘇聯爲首的社會主義和民主陣營的支援，這些就使得資產階級任何人如果有任何不利於我們國家的罪惡的活動，都將碰得皮破血流。
   毛澤東同志在一九四九年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八週年所發表的著作「論人民民主專政」早已指出：「人民手裏有强大的國家機器，不怕民族資產階級造反。」
   就是說，中國只能走一條道路，這就是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七年這個偉大著作中所指出的第二條道路。毛澤東同志根據了和發展了斯大林同志的革命路綫，把我們國家引上了這個最正確的道路。這是我國人民能够發揮其無限生命力、而使我國能够走上無限繁榮和無限强大的道路。
   斯大林同志在他這個偉大著作中關於中國革命兩條道路之間的鬥爭這一個思想，在過去現在和將來都照耀中國共產黨人所走的道路。中國革命事變的發展，是按照斯大林同志的預見而發展的。這正是證明了斯大林同志這個偉大著作的偉大的歷史意義。但是這篇著作所提出的以及所解决的問題，實際上不但對中國革命有偉大的意義，而且對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都是有偉大的意義的。
   斯大林同志——這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導師，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一切著作，都是對於中國革命的極重大的寅默，長時期以來武裝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頭腦。中國革命的勝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勝利，也即是斯大林同志關於中國革命學說的勝利。毛澤東同志經常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好好地研究列寧斯大林關於中國革命的學說，特別是研究斯大林同志關於中國革命的學說，用以不斷加强戰鬥和工作的力量。我們紀念斯大林同志「中國革命問題」這個偉大著作的二十五週年，我們就更懂得了毛澤東同志這一個指示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