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越劇實驗劇團最近上演的「人面獸心」，在本市各劇團演出的幾個配合「五反」運動的戲中，是比較好的一個。它揭露了資產階級的萬惡的不法行爲，說明了「五反」運動的必要性。用鮮明的對比，刻劃出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截然不同的品質，當職工爲了克服困難，自動減薪時，奸商依然過着荒淫腐化的生活；當人民政府扶助了工商業恢復發展以後，奸商獲得了大量的利潤，但依然慾□難塡，千方百計的向人民進攻攫取暴利；當職工們爲了抗美援朝，熱烈支前而紛紛捐獻時，奸商却派遣了「坐探」，混入國營企業，盜竊經濟情報，篡奪工人階級的領導權，甚至於不惜喪盡天良地背叛祖國，暗害人□志願軍。由於這種强烈的對照，使觀衆進一步認識了資產階級的醜惡面目而激起了仇恨。同時，在描寫工人階級在運動中所發揮的作用，高級職員的爭取，職工家屬工作的重要，也就是依靠誰、團結誰的問題，都作了比較好的說明，因此，「人面獸心」這一個戲，是具有一定的積極敎育意義的。
   不過，它並沒有使人完全滿意。
   如同「千軍萬馬」一樣，在這個戲中，大奸商吳開森的罪行是極其嚴重的，像這一類罪大惡極的人民叛徒，是不是還要爭取？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看到戲裏代表黨和人民政府的檢查組同志以及職工同志在掌握了全部材料以後（藥劑師坦白檢舉以後）還一再無原則的勸導奸商坦白，以「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來敎育奸商。這是歪曲了現實的描寫。事實上，對於這類罪惡滔天的奸商，不加嚴懲是不足以平民憤的。而戲中却不但屢次加以「敎育」，希望他坦白，而且在奸商拒絕坦白以後，也沒有宣布如何處理辦法。這顯然是與事實與政策都不相符的。
   在刻劃奸商的陰險奸猾方面，某些場合也還覺得很不够，這樣是會引起反效果的。比如爲了表現奸商對抗運動，堅拒坦白，一直到了最後，還只是說不過偸漏了幾十萬元的稅款，而且在職工同志面前居然聲勢囂天，毫無恐懼之意。像吳開森這樣老奸巨猾、罪惡深重的奸商，决不會如此粗魯無知，而必然會假造了一個數字——企圖矇混過「關」的數字，來欺騙職工同志和人民政府，絕不會只坦白一個令人不可置信的小數目來故意引人疑竇；而且，在會計傅慧英當場檢舉了以後，明知偸漏稅款的秘密已被拆穿，還是死不承認。這樣非但不能表現奸商之奸，而且把奸商描寫得近乎愚蠢了。
   這並不是最後一幕如此，在劇情剛開展的時候，便令人有這樣感覺。像奸商連姨太太來索錢時也不給，劇作者似乎企圖以此表現奸商對工人隱瞞逃避資金和作投機的事實。但這樣一「裝」却使觀眾誤信店裏的經濟情况果眞困難了，這無疑替奸商作了辯護。而且，奸商之奸，在戲中所表現的好像是解放之後才開始的，因為他的賄賂藥劑師還是第一遭，也就是說：在製造藥品時偷工減料還是第一次，而且實在是「原料不够」的時候才請藥劑師「幫忙」的，從這裏可以看出劇作者對資產階級的本質是不够了解的。
   在劇情中，胡開森並不只開了一家藥房，而且辦有製藥廠；但是，我們祗看到了店員工人的活動，而藥廠的製藥工人在運動中所發揮的作用，却根本沒有表現出來，讓「偸工減料」這個謎一直不被揭穿，等待藥劑師的坦白才解開這一死結；這就是說，編劇者把產業工人的力量抹煞了，如果以戲中偶然出現的「大師傅」作爲代表的話，也是極其不够的；同時，在表現店員工人方面，也過分偏重於朱敏華個人的作用，如同說服會計傅慧英，藥劑師李明，解决這兩個關鍵，都是她個人的力量，而忽略了羣眾。而且，刻劃這兩個高級職員的轉變過程，也不大妥當，如同傅慧英是一經談話，就恍然大悟，把思想鬥爭簡單化了；李明的覺悟，則工會負責同志的談話只是一點啓發作用，而大部分依靠了進步的妻子和孩子的幫助，這樣描寫是輕重倒置了的。
   同時，編劇者爲了要加强所謂戲劇性，而故意製造了許多小誤會，來引起觀衆的「興趣」，冲淡了劇本的政治意義，甚至庸俗化了，最顯著的是奸商和他的姨太太之間的一丹誤會，惹出了許多笑話，這與主題有什麽關聯呢？穿插了這幾個場面，舞台下面的觀衆固然是笑了，但在這一笑之間，便損害了整個劇情的嚴肅性。在奸商及其姨太太的房間裝置和服飾方面，編導的主觀企圖大槪以豪華富貴來暴露資產階級的荒淫生活，但是這種無批判的自然主義手法，就容易造成反效果，變成了渲染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無形中在觀衆中散布資產階級思想了。
   最後，我們覺得「人面獸心」的演出，在時間上是太遲緩了一些，因而不能緊密地配合運動，發揮它應有的作用。希望公營的越劇實驗劇一今後能够担當起帶頭示範的作用，而不要落在私營劇團後面，落在現實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