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遣經濟內奸
   這一撮兇狠惡毒的野心家—不法魚行老闆們，爲了造成對國家進攻裏應外合的形勢，用「派進來」、「拉過去」的卑劣手段，在浙江水產運銷公司裏安置了他們的「坐探」，然後他們相互勾結，狼狽爲奸，盜竊國家經濟情報，大肆從事投機倒把的勾當。如混入浙江水產運銷公司的第一管業部負責人莊智賡、第二營業部代理負責人孫關泉就是多年的魚行老闆，他們過去與沈欽棠等不法魚行老闆有着密切聯系。莊智賡、孫關泉等資產階級分子混入公司工作後，還參加着「茶會」，在幾家魚行中有股份，和奸商合夥盜竊國家財產。據初步了解僅杭州水產合營處一家，莊智賡、孫關泉、朱達三等三人就有「股金」（借贓款）四億二千餘萬元。沈欽棠和「茶會」的不法老闆向莊智賡行賄即有三億五千餘萬元，向孫關泉行賄二億餘元。自一九五一年五月至十二月，莊、孫二人所經手的魚貨賣給「茶會」的十三家魚行，僅放秤、「飛過海」以及共同勾結盜竊公司魚貨就有二十三萬一千餘斤。尤其是這一小撮兇狠惡毒的野心家——「茶會」的不法魚行老闆們，於「三反」、「五反」運動開始前，即是一九五一年十月間還有計劃地派了他們的親信朱達三（友成魚行二老闆）打入浙江水產運銷公司第一營業部爲營業員，這樣，「茶會」更能及時得到國家的經濟情報，大做投機生意，所獲「利益」均與朱達三對分。據朱達三坦白，每當牌價調整時，都事先轉吿「茶會」。自去年十一月下旬至今年一月上旬，朱達三就盜竊國家經濟情報九次，使奸商盜竊國家資財三千九百多萬元，奸商所獲「利益」多是在「茶會」上均分，朱達三分取一千八百五十萬元。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一月，沈欽棠和「茶會」的不法老闆們，就向其行賄三十四次，計人民幣二千一百六十五萬元。另外，由於朱達三和奸商勾結，僅放秤即使公司損失魚貨達九千九百多斤。特別嚴重的亦是令人最可恨的是：這些行賄、盜竊國家經濟情報、內外勾結盗竊魚貨等違法行爲有的竟是發生在偉大的「三反」、「五反」運動中，這更加充分暴露了賢產階級的反動本質和罪惡用心。
   這些兇狠惡毒的豺狼——不法魚行老闆們，有了自己向人民民主政權和國家水產企業進攻的指揮機構——「茶會」，並且在國家水產企業內部安置了自己的「坐探」，篡奪了國營經濟的領導權，這就更加喪心病狂地以種種卑劣手段向人民民主政權和國營水產企業發動了大規模的猖狂進攻。
   內外勾結，集體盜竊魚貨
   首先，他們內外勾結，集體盜竊魚貨。由於浙江水產運銷公司成立不久，設備不全，每當魚貨壅塞時，即租借各魚行倉庫存放，這就造成他們竊取國家資財的機會，他們勾結幹部，通過各種方式直接或間接地大量盜竊魚貨：㈠以次貨換好貨：如友成魚行於去年十月間將次醉瓜換取浙江水產運銷公司的好醉瓜二千斤，按當時市價計算每担相差十三萬元，使公司損失即達人民幣二百六十萬元。㈡以小魚換大魚：如去年八月間浙江水產運銷公司存放在友成魚行倉庫四千條大鰳魚，被不法老闆全部調換為小鰳魚，內數量差四百餘斤，按當時市價計算即損失人民幣一百四十四萬元。㈢直接「抽成偸」：即是在整件的魚鮝中（每件一百四十斤至三百餘斤）偸掉數斤，或者整件的偸。如據友生魚行老闆李明良自供，該魚行直接在倉庫偷去各種魚貨就有一萬五千多斤，價值四千一百十萬元。㈣偷竊伙食魚鮝：他們經常偷竊公司存放的鹽乾魚，單友成魚行一家就有四百五十斤，每斤平均二千五百元計，公司就損失人民幣一百十二萬五千元。以上僅是這些不法魚行偸竊魚貨的幾個例子而已。至於在其他方面，如在趁裝卸魚貨時，串通幹部半途以私人名義偷走魚貨等情况次數更多，其偷竊魚貨數字尙難查淸，據初步統計「茶會」的不法魚行老闆們共同集體偷盜魚貨即達六萬一千五百餘斤。
   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集體殺價抬價
   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集體壓價抬價，這又是「茶會」向廣大人民和國營水產企業猖狂進攻的狠毒慣技。隨着漁汛季節與到貨多寡的不同，「茶會」盜竊了國家經濟情報，就任意地集體壓價或抬價，在市場上興風作浪，大肆投機倒把。如當魚貨少時，他們就集體抬高魚價，使公司魚貨供不應求，公司爲了掌握市場情况，就不得不以高價向外購進；但當公司魚貨壅塞時，他們就集體壓低魚價，並對外大肆造謠，汚衊公司，使外埠魚商不敢和公司交易。他們並以送貨、放秤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來籠絡外埠魚商，逼使公司虧本。特別可恨的是：這些不法魚行老闆們，盜竊了國家經濟情報，抓住國營水產企業業務上的某些弱點，公開進攻。如一九五一年五月間由舟山運來瓜鮝卅萬斤，當時魚價每担二十八萬元，但因天熱貨多，公司急於銷售。這時，這些不法魚行老闆們認為發財的機會又來了，經過「茶會」討論，採取統一行動「集體殺價」，將瓜鮝每担由二十八萬元壓低至二十二萬元，還要求公司九三扣秤，九七扣價，否則「集體不買」。這一小撮兇狠惡毒的豺狼，竟在「茶會」上無恥地叫喊「價格、銷路都掌握在我們手裏，我們要怎樣，就怎樣，否則集體不買。」結果因天熱魚貨存放時間過久，有的魚貨變質發紅，只得低價出售給他們，等公司把魚貨全部售完後，他們又「集體抬價」，僅這一次即使國家損失達一億五千多萬元。連同在其他方面由於奸商殺價而使國家遭受的損失，據初步計算即達五億五千多萬元。資產階級這種兇狠惡毒的伎倆，不僅使國家資財蒙受重大損失，而且也造成市場混亂，嚴重地影響了廣大人民的日常生活。如去年秋收時農村需要大量魚貨，但浙江水產運銷公司魚貨脫銷，這些不法魚行老闆就在「茶會」的統一指使下，集體抬高魚價，暴漲到百分之五十，使廣大農民日常生活遭受到嚴重損害。
   「放暗秤」、「飛過海」
   「放暗秤」、「飛過海」亦是這些不法老闆盜竊國家魚貨的無恥花樣。這些不法魚行老闆與「拉過去」、「派進來」的內奸分子勾結在一起，以「放暗秤」和「飛過海」的方式大量盜竊魚貨。如莊智賡一人放暗秤給集成等十三家魚行就達二萬七千三百斤，使國家遭受損失六千八百二十五萬元。據浙江水產運銷公司初步統計，僅以放暗秤方式就被奸商盜竊魚貨十萬餘斤，使國家損失在二億元以上。以「飛過海」的方式盜竊魚貨竟達十七萬零五百十斤，其中集成就佔十一萬零三百斤，使國家損失三億六千九百十四萬元。
   此外，如有的魚行（友生魚行）在和浙江水產運銷公司合營加工醉瓜業務時，以多報損耗，以薦私壓公的方法出賣魚貨，亦有的以遲解貨款、套用公款、代賣賊贓等卑劣手段來騙取國家大量賢財。
   總之，由於這一批兇狠惡毒的野心家——不法魚行老闆們有計劃、有組織、有領導地猖狂進攻，使浙江水產運銷公司在經濟上、政治上遭受的損失是極爲嚴重的。該公司自成立以來，前後不到八個月的時間，就被這一批兇狠惡毒的豺狼搞的千孔百瘡。該公司在「三反」運動中發現很多「老虎」和資產階級安置在機關內部的「坐探」，特別嚴重的是：該公司所屬兩個營業部的負責人——莊智賡、孫關泉都是資產階級派進來的經濟內奸，被資產階級篡奪了國營經濟的領導權，壟斷操縱着杭州市整個魚市場。
   破壞「五反」運動，繼續進行非法活動
   在「三反」、「五反」運動展開以後，這些喪心病狂的不法魚行老闆們，仍是不甘心向人民民主政權和國營經濟低頭，不僅繼續勾結國家企業人員進行投機倒把的非法活動，而且千方百計地進行頑抗，破壞「五反」運動。當浙江省人民政府農林廳水產局把這些不法魚行老闆叫到公司令其坦白交代時，竟無恥地造謠汚衊省水產局，說他「自己無行賄等違法行爲，省水產局硬逼他們坦白」。事實怎樣呢？當「五反」運動開始後，「茶會」的開會地址和時間就都變動了，「茶會」的會議內容不僅繼續討論如何投機倒把向國營水產企業進攻，而且更增加了「會議」的重要議事內容——即是如何對抗「五反」運動，有的相互間並訂立了反動的「攻守同盟」。同時從貪汚分子坦白中亦徹底粉碎了資產階級這種胡說，證明這些不法魚行老闆在「五反」運動中仍進行着行賄、盜竊國家經濟情報、投機倒把的罪惡勾當。如據資產階級「派進來」的「坐探」朱達三坦白，他自去年十一月下旬到今年一月上旬就供給「茶會」國家經濟情報九次，其中去年十一月份二次，十二月四次，今年一月份三次。「茶會」唐國椿等向其行賄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一月共達三十四次，其中去年十二月十八次，今年一月份十六次，計人民幣二千一百六十五萬元。加之社會調查材料的對證，逼使這些不法魚行不得不承認自己有計劃、有組織、有領導地向人民民主政權和國營水產企業猖狂進攻的罪行。這就充分暴露了「茶會」兇狠惡毒的眞面目，有力揭穿了資產階級的反動本質和罪惡用心。
   從偉大的「三反」、「五反」鬥爭中，不僅已經完全證明了資產階級在兩年多來向人民民主政權和工人階級發動了猖狂進攻，而且證明這種反動的猖狂進攻是有計劃、有組織、有領導地進行的。杭州市魚行業「茶會」就是一個顯著的例證。
   狠毒的陰謀
   杭州市魚行同業「茶會」是由一小撮兇狠惡毒的野心家——不法魚行老闆組成的。解放以前，舊式魚行、魚棧對漁民的封建剝削是奇重的，他們僅憑着一張桌子一桿秤就可做投機生意，其剝削花樣名目繁多，不下數十種，廣大的漁民提起封建魚行無不切齒痛恨。解放以後，這些不法魚行老闆仍施展其所擅長的壟斷操縱、投機欺詐的慣技。當浙江水產運銷公司成立後，他們便有計劃地向人民民主政權、工人階級、國營企業進攻，按着他們預定的「趁國營公司沒有站穩脚跟以前，馬上把它搞垮台」的陰謀，於一九五〇年十二月間組織了杭州市魚行業「茶會」，投機倒把，操縱魚市，後來又作爲盜竊和篡奪國家經濟權益，搞垮新生的國營經濟力量——浙江水產運銷公司的指揮機構，以達到「價格、銷路都掌握在我們手裏，我們要怎樣就怎樣」（據不法魚行老闆自供），永遠壟斷操縱着整個杭州魚市的兇狠惡毒慾望。
   「茶會」的猙獰面目
   杭州市魚行業「茶會」的組織機構是十分嚴密的。他們對外叫「議價小組」。「茶會」由前集成水產公司總經理沈欽棠所委派的唐國椿（現爲杭州水產合營處經理）爲領導，會員有浙東魚行老闆趙錦德、正大魚行老闆朱東海、甡泰魚行老闆唐有惠（同業公會主委）、裕盛魚行老闆華仁忠、義泰魚行老闆酈伯龍、寗波冷藏公司杭州辦事處負責人等七人。同時他們爲了擴大陰謀，篡奪國營經濟的領導權，擠垮國營水產企業，又於一九五一年二月在江干組織了一個同樣的「茶會」，由前集成水產公司江干分銷處經理陳松培爲領導，會員有友生魚行老闆李明良、聯合魚行老闆袁榮生，大同魚行老闆朱宏源、友成魚行老闆杜浩然、合利源魚行老闆楊善慶等六人。
   這些不法魚行老闆們，在舊的魚行魚棧中，都有數十年的歷史，他們是壟斷操縱、投機倒把成性的奸商。像「茶會」的後台老闆沈欽棠，從事封建魚行已達五十年，一貫投機倒把，操縱壟斷整個魚行市場，兇惡異常，羣衆稱之爲「魚行皇帝」、「土皇帝」。唐國椿亦是一個霸佔杭州魚行市場的老魚棍，現爲杭州水產合營處的經理，他表面和善，內心陰險毒辣，和「魚行皇帝」沈欽棠狼狽為奸，是「茶會」的主謀者之一。正大魚行老闆朱東海是一個內心奸詐陰謀多端的野心家，羣眾稱之爲「軍師」。袁榮生是聯合魚行的老闆，歷來就壟斷操縱江干一帶的鮮魚買賣，敲詐勒索，任所欲爲，羣衆稱之爲「老妖怪」。其中又以沈欽棠爲「茶會」的總領導人，唐國椿、陳松培爲「茶會」組長，趙錦德、袁榮生就是計劃參謀。城內和江干的兩個「茶會」，每天都集會一次，城內的「茶會」每天上午八時左右在淸泰街品芳茶室開會，江干的「茶會」每家輪流召開，都專門討論市場銷售情况和國營水產公司進貨情况，然後决定行動步驟。只要「茶會」上所决定的事項，所有會員必須遵守，不得違犯，否則以「紀律」論處。會後，兩個「茶會」每日都用電話或派人聯系，然後由沈欽棠、唐國椿作最後决定，採取一致行動。「茶會」奸商相互間和奸商、代理人間，並用暗號作祕密聯系。如用「昌、獨、錢、才、根、森、林、郤、草、倉」十個字和「吉、如、干、利、果、竹、信、髮、友、吉」十個字，分別代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個字。他們說「昌獨」，就是指十二萬元，或十二斤。向他們派在國營公司中的代理人說「錢林」，就是指這筆偸盜所得以三七比率分賬。就這樣，這個掛羊頭賣狗肉的杭州市魚行業「茶會」打着「議價小組」的幌子，以集體殺價、集體抬價、集體不買、集體搶購、集體勾結幹部和偷盜等卑劣手段壟斷操縱魚市，向着國營水產企業和廣大的工人、農民、居民發動了瘋狂的進攻。（轉載浙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