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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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当代日报》 报纸
唯一号: 110020020230005174
颗粒名称: 粉碎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
分类号: G210
摘要: 1952年3月,在轟轟烈烈的「五反」運動中,杭州市資產階級兩年多來嚴重違犯共同綱領的罪行,已經逐步揭露出來。共同綱領是我們國家現時的根本大法,全國人民均應遵守。
关键词: 五反運動 粉碎 資產階級

内容

在轟轟烈烈的「五反」運動中,杭州市資產階級兩年多來嚴重違犯共同綱領的罪行,已經逐步揭露出來。共同綱領是我們國家現時的根本大法,全國人民均應遵守。但是杭州市的資產階級兩年多來却有意識地從各方面來違犯共同綱領。共同綱領第八條明明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均有保衛祖國、遵守法律、遵守勞動紀律、愛護公共財產、應徵公役兵役和繳納賦稅的義務。」而資產階級却處心積慮地違犯法律,盜竊公共財產和偸漏國稅,抗拒工人階級和國營經濟的領導,以致嚴重地破壞了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
   兩年多來,我們爲了恢復與發展國民經濟(包括私營經濟在內),完成了全國的財經統一,穩定了金融物價,完成了土地改革,組織了城鄉物資交流。爲了幫助私營工商業渡過難關恢復與發展生產,又給予私營工商業大量的加工定貨。工人階級忍受痛苦幫助資方渡過困難維持生產,促使杭州市私營工商業得到了恢復,營業額一般均上升了。全市工業營業額以一九五一年上半年度與一九五〇年同期相比,上升到百分之二百四十七,商業亦上升到百分之一百四十二。但杭州市的資產階級對政府與工人階級的幫助與支持,不但不感恩報德,反而向共產黨、工人階級和國營經濟舉行了猖狂的進攻。杭州市資產階級兩年多來偸稅漏稅、偸工減料、盜竊國家財產的數目如按現在市價折算約計五千億元。這個數目字已經充分地説明了杭州市資產階級兩年多來猖狂進攻和腐蝕人民祖國的嚴重性和危害性;充分證明了資產階級作爲一個階級來講,他們所關心的,不是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而是自己貪得無饜、自私自利、損人利己、剝削羣衆的慾望。
   賢產階級為了達到極端自私的目的,兩年多來念念不忘的是妄想自由發展,與國營經濟爭奪領導權,以及操縱壟斷市場。他們在口頭上也講「公私兼顧」,實際上是「以公濟私」、「損公利私」,不惜以各種可恥的違法手段來達到他們的目的。他們反而以攻為守,到處叫囂「國營經濟擠垮了私營經濟」。如杭州市絲織業在最困難時期大肆叫囂,要求國營經濟扶助,當時政府曾給予大量加工定貨與貸款,幫助他們渡過困難,打開銷路。但在綢織品由滯銷轉爲暢銷時,他們就聯合起來一再拒絕國家加工定貨,不願接受國營經濟和國家生產總計劃的領導和限制,並且普遍的以拖延交貨來消極對抗。大奸商孫繼泰在杭州解放初期,即串通上海不法毛綫商「毛毛蟲」集團,竊取了國營公司毛綫存量不多的情報,瘋狂地搶購了國家的六十餘萬磅毛綫。一九五〇年,他拉攏九家大戶組織「東南集團」,設立杭州市百貨業合營東南第一百貨公司,開在杭州國營百貨公司中山中路門市部對面。平時,國營百貨公司不備的貨物,他就抬高價格百分之三十以上出售;一些其他商店都有的日常用品,他就提高三成打八折賣出,欺騙顧客。並狂妄地自稱爲「杭州百貨業托辣斯」。「東南集團」腐蝕機關幹部、大量行賄、破壞稅收,使國家稅收損失達五百餘億元的驚人數字。更嚴重的是:孫繼泰的「東南集團」曾不止一次地走私資敵,即以一九五〇年四月一次私運物資接濟舟山殘敵價値即抵當時人民幣二億餘元,以後又有幾次規模更大的走私。華豐造紙廠總經理金潤庠在政府爲了保護與發展工業生產,明令禁止舶來品捲烟紙進口以後,有計劃地在鄭州、濟南、南京、廣州等地設立辦事處,逃避市場管制,壟斷全國捲烟市場,攫取巨額非法利潤。如一九五〇年十月鄭州市因捲烟紙供不應求,市場價格略有波動,金潤庠就乘機興風作浪,喪心病狂地無限制地抬高捲烟紙市場價格,最高時每箱超過上海廠盤定價三百五十萬元。他又通知他的漢口辦事處一併抬高價格,大大地助長了當時的捲烟漲風。大盜竊犯金潤庠兩年多來一共盜竊了國家資財約計一千四百十四億元。木行業曾建立十個聯營組織,他們通過聯營組織向銀行大量借款,有計劃有組織地盜竊國家經濟情報,搶購囤積物資,哄抬拒售,攫取暴利。他們並組織「木業聯誼會」,與中煤公司爭奪領導權,排斥中小業,壟斷市場。五金業亦組織了所謂「聚餐會」(又名四四二集團)以聯絡大業,排擠中小業。糧食加工業亦有来集團組織。
   資產階級爲了滿足他們貪得無饜的慾望,又無恥地破壞抗美援朝力量和國防力量。當偉大的中國人民志願軍為了保家衛國和保衛世界和平,遠赴朝鮮,在冰天雪地中浴血苦戰之際,祖國人民都以無比的熱情關懷他們,節衣縮食支援他們。但奸商們却抹着良心暗害志願軍,在客觀上幫助了美帝國主義。如大奸商周師洛竟出售過時失效的盤尼西林,暗害志願軍傷病員;奸商汪德孚,在承製慰勞志願軍的餅乾中竟以二號粉換頭號粉,以石碱粉代蘇打,並少放酥油,少放飴糖,使志願軍吃了瀉肚生病,嚴重損害了志願軍的戰鬥力。奸商杜振竟在承製解放軍向他們訂購攻舟山用的爆破剪、大刀、鐵鏟、洋鎬等時亦偸工減料,使解放軍在槍林彈雨中使用那些剪不斷鐵絲網的剪子和砍不斷鉄絲網的大刀。有的奸商在承做步槍用的通條時以舊料代新料,使解放軍在戰鬥緊張、槍支塞殻時無法通下彈壳,遭受完全不必要的損失,妨礙了軍事任務的順利完成。
   資產階級爲了滿足其貪得無饜的慾望,嚴重地破壞了國家的經濟建設。兩年多來,人民政府爲了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和發展農業生產,曾以大量款項興修了海塘工程和許多水利工程。奸商們對於這種有關人民生命、田園安全和發展農業生產的重要工程,亦作爲盜竊的對象。他們在承包這些工程中,大肆偸工減料,造成人民和國家的巨大損失。龍游縣鷄鳴堰水利工程的冲毁就是其中一例。前鼎新營造廠經理何寶珊在鷄鳴堰工程中賄賂幹部、偸工減料和延期交貨,是造成工程冲毁的重要原因。國家因此損失了六十萬斤大米,堰內七千多畝良田大部被淹,房屋亦被冲倒一部。杭州市祥生木行奸商王益震賣給水利局的用於海塘「担水」工程的一千根木材,以次料充好料,從中盜竊價値七千六百多斤大米的資財。由於木質太壞,使海塘「担水」工程壽命縮短一半,國家工程費損失亦達十一萬一千多斤大米。而且由於工程不堅固,工程可能被冲毁,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損失就無法計算了。他們在國家的各項基本建設工程上亦大肆偸工減料。營造業在承建公路時,在路面工程上偸厚度,偸寬度,漫長的公路或是廣闊的飛機場上,在規定厚度上稍微鋪薄幾公分是看不出的,但偸工減料的數量却是很大的。在材料上他們用已經風化或半風化的舊石料充作新石料;或把石塊的大面朝上,使底下留着空隙,可以少用石子;或減少滾壓次數,偸省人工。在開山鑿土工程上,則以少報軟石、多報硬石,或把利用土報作塡用土方法,盜竊國家資財。又如絲織業偸工減料的方法有三十種之多,有的是減少規定的經絲數,有的是減少規定的緯絲數,有的是將前半疋絲織得好,在後半疋將緯絲數減少,有的是將人造棉攙在人造絲內,有的將有光人造絲塗上滑石粉代替無光絲,種種花樣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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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又偸漏了大量國家稅收。如鐘錶眼鏡業一個業即有八種偸漏方法:第一種叫「大頭小尾」(有的行業叫「虎頭蛇尾」),即在開發票時在複寫紙下面襯上一張其他的紙,使下一頁留下空白,等買主走後再把下頁空白處塡上其他貨物,如上頁是手錶,價格一百萬元,下頁可寫錶帶,祗要數千元。這樣就偸了銷貨營業稅。第二種「飛過海」,即進貨不入賬。第三種叫「借屍還魂」,即在同一天賣出同樣的手錶數只,只開一張一只錶的發票,再用賬外資金買幾只同樣的錶補進去,這樣循環週轉可以偸很多稅。第四種是「移花接木」,如同一天賣出二只同樣的錶,以一只祇開發票不開保單,一只祇開保單不開發票,這樣就偸了一只錶的銷貨稅。第五種是「化整為零」,如一次進貨稅値是三十萬元,分成四次報稅務局,每次不滿十萬元可以免繳行商稅(按過去稅法規定滿十萬元徵收行商稅,不滿十萬元不繳稅,祗報稅局核備)。第六種是走私。由杭州的座商到廣州向從香港偸運手錶的商人購進手錶私運杭州,偸漏全部稅款。第七種是「一票二用」,在貨物稅規定的有效期內批進第二批貨物,但仍用這張稅票偸漏一次貨物稅。第八種是將新錶故意弄壞錶殼或錶面,以舊錶名義不納貨物稅。偸稅漏稅在杭州市各業中是很普遍的,這樣就使國家稅收不能按時如數入庫,嚴重削弱了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的力量。
   資產階級爲了滿足其貪得無饜的慾望,他們又嚴重地破壞了金融管理制度。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就頒佈了華東區金銀管理暫行辦法,但奸商們竟敢藐視國法,公然用各種方法大規模地走私偸運金銀出國資敵。到今天爲止,已發現由一百一十四戶組成的「金銀剪刀集團」,據初步坦白材料,走私出口數額達三萬二千餘兩金子,十九萬八千二百餘兩銀子和二百餘元美金。個別還兼營毒品販賣(白粉)。從表面上看來這些奸商們都開設剪刀店、銀樓、理髮店、雜貨店等;但實際上是在這些職業的掩護下從事走私活動。在這方面,他們竭盡其投機取巧的能事,他們把金銀翻砂重製成碗、筷、剪刀、汽車另件、小用具等,並加以電鍍或油漆僞裝,買通鉄路人員包運;或將金子磨成粉混在茶葉、大衣棉花或墊肩內,或是裝在緊紥的碗底、捆在身上、放在特製的皮鞋底裏、裝在熱水瓶內,或是用夾底箱,用種種方法瞞過檢查人員的眼睛偸運出口。一般均經過廣州偸運到香港,回來時帶回錶、玻璃皮帶、盤尼西林等洋貨,可以「一本萬利」。解放以後有的竟已跑過幾十次,他們就是這樣勾結了帝國主義來吸我們人民的血。
   資產階級為了達到其貪得無饜的慾望,他們隱匿、侵吞和盜竊了國家大量財產,幷且盜用國家資金做投機買賣,興風作浪,掀動物價,向人民生活進攻。大盜竊犯金潤泉在解放初期移交時,乘機隱匿侵呑了數目驚人的應交人民接管的財產。現舉其中兩個例子:一是侵吞印度雙絲蔴袋四萬九千五百四十六條,價値人民幣十四億元以上。另一件是侵吞中國銀行投資的企信銀團所經營的杭州電氣公司股票四百四十萬股,價値人民幣十三億九千餘萬元,幷非法的以其中一百二十八萬股股票(價値四億餘元)移抵私人一億五千餘萬元的債務。金潤泉並在解放前夕,利用職權盜竊國家資財黃金三百七十六兩,解放以後金潤泉仍利用職權營私舞弊,有計劃的大量盜竊國家財產。他所開設的順昌錢莊、浙江建業銀行經常套用國家的大量現款,或者開空頭支票和空頭棧單,大量向中國銀行騙取借款。金潤泉曾一面在杭州以順昌錢莊為中心,一面由他兒子金觀賢在上海以浙江建業銀行爲中心,幷以他的企業如武林烟廠、道生針織廠等爲外圍,以中國銀行爲後台,肆無忌憚地進行各種投機活動,大量私營拆放,幷在黑市中買賣金銀。順昌錢莊一面以高利率吸收巨額存款轉暗帳,一面向杭州市各行莊長期拆借,套取資金,另外還在頭寸未能軋平時,向中國銀行杭州分行借用現鈔,套取現鈔,以及用先付後收等方法來盜用國家資金。僅行莊拆款一項,累計總數就有二百億元。當時銀錢業中盛傳「祗要有頭寸,無論多少,順昌都要。」可以想見他的投機活動範圍之大。他與他的兒子勾結套匯,和以道生針織厰名義囤積大量棉紗,這對解放以後物價激烈波動有重大影響。資產階級幷以其他種種方法向人民生活進攻。杭州市新藥業大奸商周師洛等,以製造假藥來坑害病人,欺詐人民,民生藥廠安嗽露、安嗽精、健美露等均成份不足,幷以假料代替。如安嗽精應有百分之二十的甘油,實際祗加了百分之十一,上等原料改爲次料及腐爛虫蛀的原料。酒精用水來代替。麥角酊是婦科產後止血的急需藥,但同春藥房在製造該項藥品時減少主要原料麥角流百分之七十五,危害產婦生命甚大,奸商們就以這樣毒辣的手段來向人民生活進攻,向人民健康進攻。
   資產階級爲了達到其貪得無隘的慾望,他們還卑鄙無恥地採取「拉過去」和「派進來」的辦法來進行盜竊。「拉過去」的辦法主要是行賄,兩年多來資本家行賄人數達五千人,行賄金額達四十三億餘元(不完全統計)。根據二十四個行業的統計,其賄賂對象竟達資本家人數的兩倍。其中五金業竟高達五倍,營造業圖書文具業高達四倍。華豐造紙厰、光華火柴廠、電器材料業、轉運業、紙商業高達三倍。其餘均高一、二倍不等,祗個別行業略低。賄賂對象包括國營工廠、國營公司、合作社和軍事、行政、經濟機關(尤其普遍的是稅務機關)。可見其對國家機關腐蝕面的寬廣。他們行賄的方法很多,最普遍的是送錢、送禮、請客,逢到幹部的婚喪喜事便是他們送禮的機會和藉口。在這方面,他們是「不擇手段」「不計工本」的。有一個資本家曾乘市建設局一個幹部結婚時送去全套傢具。孫繼泰向市稅務局幹部一次行賄即達二億餘元。他們又極盡鑽營之能事,對不同的「對象」施用不同的「對策」,攻其弱點。有的是帶着妓女(冒稱親戚)去鬼混,或是進出舞場酒樓,有的則採取「攻心戰術」,探聽幹部的家庭情况,暗中送錢送禮或是供給川旅費,企圖以此打動幹部的心。對留用人員更在經濟上結成一體,通同違法,如稅務人員汪懋存接受醬酒業賄賂即達二億餘元,又如壽天錫與稅務人員顧承憲不但勾結偸漏,顧之款項亦存在壽天錫店內取息,顧託購東西或顧妻去壽天錫店內買醬油均不收錢,情同「一家人」。這還不算,更有進一步採取「認乾股」(或叫「好漢股」即由資本家出錢投資,利潤則歸幹部)的辦法將幹部直接拉到資產階級方面去,使幹部變成「他們的人」,這樣就更便於他們的胡作非為。「派進來」的辦法主要是勾通政府工作人員,資本家本人連同自己的企業混進國營企業作爲「坐探」。如轉運業袁賢立把自己的天台利民轉運行改爲公私合營、後又改爲公營,自任天台利民轉運行上海辦事處主任,並在天台設立茶葉加工廠,然後擅用職權盜竊國家資財與經濟情報,據初步統計,在一九五一年六月至十一月間僅運銷茶葉一項即得以盜竊三億元以上。大業如絲織業更有向國營公司大量派人進去當「坐探」的,其手段更爲險惡。
   兩年多來,資產階級的進攻是猖狂的,甚至在「五反」運動開始以後,仍是氣焰高漲,極不老實。他們在運動中一般的是開始時訂同業「攻守同盟」,中間是開廠店假民主會議,最後召開家庭會議;另一種是開始放空砲,中間擠牙膏,最後守碉堡,對重大的經濟盜竊集團及佈置在我內部的「坐探」拒不坦白。其中情節特別嚴重的如孫繼泰,在「五反」運動開始以後,他雖亦知道自己的問題是嚴重的,但不知悔改,連續召開祕密會議,訂立「生死同盟」,相約「不要輕易交代」或「避重就輕的交代」,又祕密製訂「收買職工方案」與「對付積極分子辦法」,狂妄地企圖「通過落後分子,孤立積極分子,右傾者加以利用,左傾者加以奉承、打擊,達到打聽動靜,收買過來,至少使工人不參加檢舉的目的。」在他們的「收買職工方案」中决議以一千二百萬元收買落後職工六名的罪惡陰謀。其「對付積極分子辦法」,第一部是個別談話,加以奉承,施以利誘;上步不成,則通過落後分子和家屬繼續進攻;再如不成,則以關廠歇店要挾職工;如又不成,則軟硬兼施,先加哀求,再加恐嚇,或使用人情、假自殺兩件法寶;還不成,就公開威脅以「大不了與你拚一拚」加以恐嚇。並研究檢查組幹部特點,準備對付方法,在坦白檢舉階段形勢緊張時,祕密會議開不成,又採取「單綫領導」,有問題個別談,仍是抗拒,直到孫繼泰被扣押爲止。又如沈九如曾兩次停發工資,破壞市人民政府頒佈的八項具體措施,企圖威脅工人,壓制檢舉破壞「五反」運動,這些都在工人羣衆强大的威力下被粉碎了。
   「五反」運動開始以後,資產階級中的不法分子特別是違法嚴重的資本家曾經故意散佈一種謬論,說是:「三年來不是資產階級進攻,而是工人階級向資產階級進攻。」但是究竟是資產階級向工人階級進攻,還是工人階級向資產階級進攻呢?事實非常明顯,資產階級在兩年多來的所作所為嚴重地違背了共同綱領,他們想盡各種辦法來抗拒工人階級和國營經濟的領導,企圖把我們的國家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軌道上拖下來,而聽憑資本主義的自由泛濫與按照資本主義的道路發展。他們處心積慮地、無孔不入地腐蝕國家工作人員,打入國家的政權和經濟組織,破壞抗美援朝鬥爭,破壞國防建設和破壞經濟建設,甚至組織祕密的經濟集團與國營企業對抗,企圖使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脫離工人階級的領導,由資產階級獨吞人民勝利的果實,他們企圖把我國人民拖向貧窮和飢餓的黑暗□路(肥的只是少數資本家)。如果我們容許資產階級這樣做,就有將我們國家拖回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的危險,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光明遠景將不屬於我們,這是我們所决不容許的。

知识出处

当代日报

《当代日报》

出版者:当代日报社

出版地:杭州(1)谢麻子巷六号

《当代日报》的前身是《当代晚报》,社长郑邦琨携部分资产逃亡台湾时,报社员工中已有“应变委员会”的组织。杭州市军管会批准以新报名《当代日报》登记出版的申请。1949年6月1日,在改造《当代晚报》基础上,《当代日报》正式创刊,发刊词题为《一个新的起点》。总主笔曹湘渠,总编辑李士俊,总经理何志成,社址在杭州谢麻子巷6号。《当代日报》一直受中共杭州市委领导。尽管如此,《当代日报》从性质上讲还是民营报纸。在《杭州日报》创刊前夕,1955年10月31日,《当代日报》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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