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商項天一是杭州大行米厰老闆，是一個「五毒俱全」、極端狡猾的盜竊犯。杭州解放時他還是一個只有幾部機器的小商人。由於他有計劃、有組織地向國營經濟進攻，大量盜竊國家財產，不久就成了杭州市「米老虎集團」的首腦人物之一。
   在杭州接近解放時，奸商項天一曾經承包僞保安處和僞「五一」倉庫以及僞杭縣、平湖、崇德等縣田賦糧食管理處等機構的稻穀加工業務。幷代付軍公糧業務。一九四九年五月初，人民解放軍解放杭州，國民黨殘餘匪幫倉惶逃竄，奸商項天一便趁火打刼，隱匿大量敵產，逃避接管。他把解放以前的賬册重行編造，將欠僞保安處蔴袋一批和其他機構的款項，假造成各僞機構欠他大米四百石。他以吞沒的敵產購買了潮鳴寺巷十二號洋房一幢。
   杭州解放初期，政府因軍需民食的需要，委託大行等數家米廠加工。奸商項天一看中了這是發財的機會，鑽公家辦理糧食加工人員業務不熟悉的空子，勾結其他加工廠，提高加工折率來盜竊國家資財，幷對其他的加工廠老闆說：「如果公家不答應我們的要求，我們寧可不做這筆生意。」於是在第一批加工任務議定了加工折率為六七點七，（即每一百斤稻穀加工白米是六十七點七斤）這樣，每一百斤稻穀國家損失大米有四斤之多。項天一這樣還不滿足，又進一步組織加工廠的老闆，要求政府提高加工折率。並且在政府開糧食加工會議時，一齊向政府大喊大叫：「六七點七折要虧本，加工生意沒法做了。」一口咬定要六六點六折，以便攫取國家財產。從解放初期，到一九五〇年七月間的一年中間，光是項天一的粮食加工廠，就竊取國家餘米二十五萬一千六百多斤。一九四九年，浙江省水利局搶修海塘工程，以二十萬斤羅尖穀委託大行米厰加工，這一批穀子質地很好，奸商項天一以偸天換日的辦法，拿自己的壞穀調公家的好穀，從中獲得鉅額非法利潤。奸商項天一為了掩飾他的欺詐行爲，竟不顧人民健康，在米裏摻石粉，使米色好看，又可以增加重量。並欺騙驗收人員在過磅時用磅錘上加重等方法盜竊白米。他的鬼花樣眞是層出不窮。他的偸稅漏稅行為，也非常嚴重，僅一九五〇年有一次不報進銷貨稅，逃避營業額就達八千五百多萬元。最嚴重的是，奸商項天一爲了大量盜竊國家資財，惡毒地用「拉過去」和「派進來」的辦法，向國營經濟猖狂進攻。一九四九年夏天，奸商項天一和市貿易公司粮食部發生關係以後，他認識了粮食部糧食科長范華民，於是向范華民猛烈進攻，他幾次對范華民說：「你們供給制幹部，眞苦呀！你吸香烟就不够吧。生活總得想法子維持。」於是他把整包、整條的香烟送給范華民。送香烟之後，又是請吃飯。聽到范華民到他廠裏去，就準備好飯菜，拱手迎送。他有兩次要送鈔票給范華民，但又怕糧食公司領導上發現。於是他想盡心思，一聽范華民有一個朋友在上海工作，假借范的朋友的名字把鈔票寄給范華民，結果把范華民拉下水了。從此，奸商「有恃無恐」：更其大胆妄爲，每一次加工任務，項天一都有「優先權」，大量地盜竊國家財產，並且進行買空賣空。一九四九年冬天，之江麵粉廠經理薛載安向中糧杭州市公司賣出五十担糧食，項天一利用范華民的關係，僞稱糧食已寄存在大行米廠，他只向中糧公司假報一筆存賬，而實際上薛載安並未將粮食交出，只是奸商們設了一個圈套來盜竊國家財產。並且經常與米商韓德銘、孔振初等勾結，進行買空賣空。在和中糧公司的交易中，事先騙得糧款，故意拖延不交糧食，利用公款進行投機。其中一次有十萬多斤，延期十天半月之久，給國家帶來了很大的損失。
   一九四九年夏天，項天一更通過范華民介紹他的「坐探」傅榮培到市貿易公司糧食部工作，刺探內部消息。奸商們並開會議定，由大源德糧行茅東山等按月津貼傅榮培薪水。奸商項天一等在國營公司安置了他們第一個堡壘以後，在一九五〇年一月又組織杭州市糧食聯營公司，以合法名義裏應外合向國營經濟大舉進攻，多次進行投機買賣，幾次市場糧食漲風，都是項天一、韓德銘等有計劃地掀起的。一九五〇年五月，中糧公司杭州市公司成立，招考幹部，項天一又把汪嵐派去做內奸。他當時向汪嵐說：「糧食公司現在需要懂得糧食交易的人員，你可以去應考了，設法留在杭州，隨時將內部情况告訴我，我廠要給你一百担米的乾股一股，如果需要用錢，可以向我拿。」汪嵐在奸商項天一的指使下，通過了工會關係，打進了糧食公司，成為奸商項天一在國營企業內部的第二個堡壘。傅榮培、汪嵐兩個人，經常供給項天一等經濟情報，告訴他們杭州市存糧和調撥情形。一九五〇年五月到一九五一年三月由汪嵐一個人透露給項天一的經濟情報就有二十次之多。另外在一九五〇年五月間，杭州缺乏糧食，正由江西等地向杭州調運稻穀供應出售春繭後農民的需要，奸商項天一就勾結韓德銘等由江西先買米運到杭州出售，抬高價格，獲得巨額暴利，而使國家人民遭受了不可計算的損失。
   奸商項天一的有計劃有組織的向國營經濟進攻的事實，充分地說明了兩年多來資產階級向國家和人民的進攻是十分猖狂的，我們必須堅决地把資產階級的兇燄壓下去，粉碎資產階級的進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