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初解放時，由於物價尚未完全穩定，尤其是食糖來路稀少，價格時有變動。中山南路華泰糖行老闆奸商陳福安就抓住了這一個「發財」機會，從事食糖投機生意，從中牟取暴利，危害人民生活，向人民大舉進攻。
   當時由奸商陳福安主謀，聯絡其他六家糖行，有計劃的組織經濟情報小組，僱用食糖掮客沈士貴專駐上海，並設電話機一具，將上海百貨公司每天食糖開價用電話報吿陳福安，又與上海烈新糖行串通，以便向上海市場搶購食糖。當上海糖價下跌，陳福安就用電報告訴沈士貴在上海大量進貨，同時在杭州將所有存糖悉數拋售，假如上海糖價上漲，陳福安就向杭州百貨公司或市場搶購。如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陳福安獲得上海食糖上漲的情報，當天一次向杭州百貨公司搶購粗砂食糖一千斤，當時進價每斤僅一千五百八十元，但由於他們的搶購和操縱市場，至十七日粗砂每斤即上漲至二千三百元，上漲百分之五十，使一般居民遭受了很大損失。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九日，陳福安一天就向百貨公司搶購三次。當時百貨公司爲了掌握食糖供求，曾採取定量（二百斤）銷售辦法，因此，奸商陳福安就無恥的冒充同業杜夏隆、協記、同太、永新、萬祥等糖行名義，向百貨公司搶購粗砂、車白等食糖一千二百斤。更叫店內職工也個別的向百貨公司搶購了六百斤，共向百貨公司搶購達一千八百斤之多。這樣，第二天食糖每斤平均價格由五千三百五十元，漲至六千五百元。
   後來上海與杭州糖價漸趨平衡，奸商陳福安看看無機可投，就改變了原來辦法，與廣州的粤興行、穗生泰糖行串通，互通食糖價格情報。並於一九五一年初把沈士貴召了回來，改駐廣州，繼續從事他危害人民利益的罪惡行為。如一九五〇年九月間，即在廣州搶購榴花砂糖達一百二十五包，計二萬四千四百斤；一九五一年二月至一九五二年一月的一年中，先後向人民銀行做了九次押匯來從事食糖投機，通過聯購處向廣州及其他地區搶購粗砂糖二百七十八包，計五萬五千多斤。又如一九五一年九、十月間，他得到廣州生砂糖存底有限的情報，又胆敢向杭州百貨公司分批搶購生砂糖二萬斤囤積起來。
   此外，奸商陳福安還以其他欺詐暴利惡毒手段，來吸取人民的血汗，向人民進攻，例如一九五一年時，他把原來進價僅每担八、九萬元的黑棗，在出貨時抬高至二十餘萬元一担，二萬斤的黑棗中，牟取暴利二千萬元以上。
   總的來說，自解放以來，他從盜竊國家經濟情報來從事投機倒把，據不完全統計，獲得非法暴利達二億五千萬元以上。
   奸商陳福安除了一貫投機倒把牟取暴利向人民進攻之外，還有計劃的腐蝕國家稅務工作人員，來達到他偸漏國家稅收的卑鄙目的。
   首先他指使店中的跑外人員徐可風利用每天去杭市稅務局上城分局開稅單的機會，有意識的混熟該分局工作人員魏誠如（留用人員，貪污犯，業已扣押），繼而就由徐可風把魏誠如請到店中去喝酒吃飯，其後再送錢送禮，據貪汚犯魏誠如初步坦白，陳福安先後曾向他行賄三百多萬元，按當時幣値計算，相當於食米七千多斤。但這僅是陳福安向幹部行賄的一個小例子。
   此外，奸商陳福安還以同樣方式收買市稅局上城分局的工作人員及江干區稅務所的三個外勤人員。
   奸商陳福安在腐蝕了國家稅務工作人員以後，就肆無忌憚的偸漏國稅，僅以一九四九年六月至一九五〇年三月止，以偸漏改製糖稅一項來說，數量就有一千六百六十餘包，以目前糖價計算偸漏稅款，即達六億九千八百餘萬元之鉅。他偸漏改製糖稅的方式很多，如改製食糖時，向稅務局中報納稅的數量，平均僅及實際改製的百分之四十，其他百分之六十的未稅改製糖，就陸續裝入另星出售糖後空下來的已稅糖袋中，打包封口後，在原有印花上蓋上私刻的稅務局「驗訖」印章（因蔴袋上原來「驗訖」圖章，經再度封口時不能合對），這樣冒充已納稅的糖出售。
   同時，奸商陳福安在一九四九年解放後至同年底止的半年多時間中，匿報營業額五億八千餘萬元，如以目前物價計算，他就偸漏了營業稅、印花稅、貨物稅、所得稅及行商稅共六億八千多萬元。僅上述二筆就偸漏國稅接近十四億元。
   「五反」運動開始時，他拉攏職工孟楚樵，店員工會在第一次召開代表會議以後，該店代表章林生（工會小組長）陳國興回來傳達大會精神，當晚佈置「五反」學習，職工在討論中談到老闆陳福安的罪行時，陳福安就指使孟楚樵刺探所談的問題。並在第二天召集全店職工開「民主」會議，企圖摸工人的「底」，更在會上威脅職工說：「你們要檢舉我，反受到政府處罰，那時店就要關門，大家失業，勞資兩不利。」但是當陳福安看到自己的無恥的陰謀不能達到目的時，在第三天就拉攏營業部主任謝寳榮、帳房陳國興、孫有餘、章林生等高級職員，開祕密會議，企圖抗拒「五反」運動，可是工人在工會敎育下，已經認識了資產階級的醜惡本質，因此沒有受他欺騙。奸商陳福安一再拉攏職工抗拒「五反」運動的陰謀破壞以後，就向高級職員說：「你們已參加過我的祕密會議，假如說出去對我倒沒有什麽關係，可是你們是工人階級，就失去了立場。」
   但是無論奸商陳福安如何狡猾，他終於逃不出正義的制裁而被逮捕法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