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同伯是第一紗廠織布部長。「五反」運動開始後，經過工會領導上和工友同志們的敎育幫助，他克服了各種思想障礙，與不法資本家展開了面對面鬥爭，成了「五反」戰線上一個勇敢的戰士。
   蔡同伯是抱着單純技術觀點工作的，認為紡織人材很少，該盡自己的力量，工作也還積極。解放後，經過工會的敎育，雖然明確了自己是工人階級，但思想上却仍瞧不起工人。資本家就抓住了他這個弱點，向他進攻。首先是以地位名譽來收買他，去年三月裏，副經理朱兆萱就對他說：「你做事體很好，生產很負責，我提升你當織布部長。」當時蔡同伯曾經再三推辭，但是後來終於被提升了。從此，資本家整天在他的面前獻殷勤，態度僞裝得很誠懇，總是「同伯兄短、同伯兄長。」口口聲聲說要依靠工人階級辦好工廠。當時蔡同伯對賢本家的陰謀詭計認識不透，就被資本家的花言巧語所蒙蔽了，認爲資本家對自己還不錯，從此資本家就利用蔡同伯的手，大量的偷工減料。
   「五反」運動開始後，蔡同伯從報紙上學習了有關「三反」、「五反」的文件，聽了厰裏黨支部書記和市總工會孫文成副主席的報告，也曉得「五反」很重要，但是認爲自己厰裏沒有問題。有一次，市紡織工會楊敏同志對他講：「你是高級職員，有沒有受賢方小恩小惠的地方？應該在運動中立功。」他沒有好好體會楊敏同志的話，却錯誤地以為自己沒拿資本家的銅細，立啥個功！
   「五反」運動逐步開展起來了，廠裏舉辦了職員「五反」學習班，他也参加了，但在小組會上儘講大理論，不聯系自己的思想，又怕人家不相信自己，很表面的暴露了一些小問題，而且認爲這是自己做的，不能怪資本家。等到工會主席指出這種思想是一種立場糢糊的表現時，蔡同伯才開始思想鬥爭，有二夜沒睡好覺，他母親也鼓勵他去檢舉；但是還有些問題想不通，後來參加了市紡織工會「五反」代表會議，看見工友同志們紛紛檢舉和控訴了資本家的罪行，思想才開始轉變。
   這樣一來，他就從過去一件件事情想起，他想「資本家推說技術不懂，叫他把短碼布拉長，狹幅布拉寬，並且利用他同花紗布公司爭吵，從中得到好處；又像織布伸長紗，花紗布公司定2%，但資本家一定硬爭1.5%；每只軸頭少四根紗，這是技術錯誤嗎？不是的，明明是資本家通過我的手來偷工減料。」又算了算數字相當驚人，便驚覺到問題很嚴重。他又想：副經理朱兆萱經常說花紗布公司不講理，工繳太少，幹部是官僚主義。而自己也替他說怪話，這不是一種陰謀破壞國營經濟的領導嗎？他越想問題越嚴重，越想越痛苦，才覺悟到自己過去被不法資本家利用了，做了許多對不起人民的事，而自己却不知道。今天還替資本家說話，還算是工人嗎？他又翻來覆去的想起了資本家以假仁假義，小恩小惠來拉攏收買自己，不都是爲了達到他們牟取暴利的目的嗎？經過這一場激烈的思想鬥爭，蔡同伯認識了資產階級惡毒的陰謀和腐朽的本質。
   但另一方面，蔡同伯一檢查資本家偷工減料、盜竊國家財產的數字很大，思想上又產生了新的顧慮。他錯誤認爲：數字這樣大，如果檢舉出來，政府要罰款，資本家一定要從廠裏抽資金，生產受到影響怎麽辦？因此，他雖然整理材料，仍是表現得不够積極，而且思想包袱更大了；後來經過楊敏同志耐心敎育，他才逐漸消除了這種思想顧慮，他感到又慚愧又痛苦，心裏責問着自己：「工會敎育了我兩年多，爲啥還這樣落後呢？」於是痛苦得流下眼淚來；工友對他很關懷，個別和他談話，寫慰問信、挑戰書給他，大大的鼓舞了他，感動了他；於是蔡同伯鼓起勇氣在全廠「五反」動員大會上，保證織布間檢舉資本家不法行爲五十件，做到一件不漏，並保證每顆砲彈打得中，炸得開，集中火力，對資本家展開猛烈的反擊。
   他的行動，受到了工友同志們熱烈歡迎，也鼓舞了其他高級職員的鬥志，現在他很興奮地在日夜搜集和充實材料，做一個五反戰綫上勇敢的戰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