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一人是山東蒙山縣人，家庭成份是貧農，出身小學敎員，現年三十七歲，一九三七年入伍，一九三九年入黨，歷任部隊政治指導員、敎導員、祕書、縣府科長、區長、縣長、專署財糧局長等職。南下後，任溫州市軍管會財經部金融處副處長，人民銀行溫州中心支行行長，溫州市人民政府第二副市長；黨內曾任支書、縣委委員、地財委委員、溫州市委委員兼市財委副書記。
   任一人在南下進入城市後，經不起和平環境的考驗，在資產階級的「糖衣砲彈」面前徹底解除了武裝，墮落成爲資產階級安設在我財經機構中的堡壘，成爲資產階級在我內部從事猖狂進攻的內奸。他死心塌地地爲個人利益、爲資產階級服務，盜竊國家資財、接受奸商賄賂，已初步查明者就有七千餘萬元，正在追查中的貪汚金額約達一億餘元，由此而使國家財經金融事業遭受的巨大損失，更不可估計。
   任一人貪汚方法是在解放初期將反金銀投機鬥爭沒收來的黃金不記賬不交庫房，金子放在私人房間裏乘機盜竊，僅該行農信股股長劉正符同志一人檢舉材料中說：「在一九四九年沒收了一個金銀販子的黃金就有四十兩，全部放在任的房內沒有入庫」。同時爲了更多的盜竊國家資財，親自兼任銀行出納股長，制度混亂，獨攬一切。並使用可恥手段與出納庫房保管員尹相霞組成貪污集團。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趁人事股長常勳庭到上海開會機會，私自叫他回山東老家一趟，運送財物回家。
   任犯的貪汚行爲，不但廣大羣眾正在積極檢舉，而且他的愛人程彥卿和他的警衛員董紀泉也開始大量揭發。
   任一人在人民銀行工作中，被一羣資產階級代理人所包圍利用，篡奪了實際領導權。他們買賣黃金、私營拆放、盜竊國家經濟情報，大量的盜竊國家資財。如業務股長石公琰，原爲私營永康、益謙錢莊和甌海實業銀行的董事，僞浙江省銀行副經理兼營業主任。過去私營拆放、貪汚巨款，留用後還一度兼上人民銀行營業部主任，編造假帳、投機倒把。即石犯一個人損失國家資財就以百億計。兩年以來，人民銀行的業務，始終比私營行莊落後，使國家經濟遭受不可估計的損失。以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存放款統計爲例：存款方面私營錢莊佔五〇·四%，人民銀行僅佔四九·六%，放款方面：私營錢莊佔五七·八%，人民銀行僅佔四二·二%，足見金融陣地的領導，已爲資產階級所篡奪。
   任一人個人生活也相當腐化，向資產階級學習「大方」、「排場」、「闊氣」，如他一個人住四個房間，宿舍樓房重修一次即浪費三百八十萬元，房內設備一律洋化，有沙發還不隨意，還到資本家那裏畫來樣子，製造沙皮坐椅。組織上批准他吃中灶，他還嫌不够好，要會計報小灶，領來小灶却祗付中灶菜金，剝削大灶同志。他還在銀行中私自建立「小金庫」，以供任意浪費。
   三反運動展開以後，黨爲了挽救他，曾給予仁至義盡的耐心說服敎育，但任一人始終堅持其叛變黨危害人民的犯罪行爲，執迷不悟，對黨採取了極不老實的狡猾、頑固的對抗態度。在一月三日全市黨員大會上，市委委員首先帶頭交代，他則躱閃敷衍，未作誠懇檢討，羣衆意見紛紛，後來又給他再次在財經系統的大會上坦白交代自己的問題，又作了兩次極不澈底的檢討，也沒有通過；在人民銀行交代兩次，也含糊其詞，羣眾普遍不滿。在此期間，他還以寫信、交談以及通過他愛人程彥卿多方設法，拉攏落後羣衆，威脅坦白檢舉的人，隱藏或消滅罪證贓物，企圖混過關去。二月初，地委彭瑞林、崔健兩同志又找他個別談話，啓發坦白，在二月十五日召開的市委擴大會議上，又嚴正的指出其嚴重犯罪行爲，但他裝佯作假，並始終聲稱「沒有問題」，並說：「你們光糾纏着我，眞正的大老虎會溜跑的。」他並幾次寫保證書，並且咬破手指，在保證書上蓋血手印，實際貪污情况則隻字不提。二月十七日晚，地委最後一次對他挽救，令其火速坦白交代，他仍矢口否認，直到拿出他愛人的檢舉書與贓物——人民幣二百萬元，才被迫認罪，回市委在廁所的牆壁內掏出隱藏的小金磚十四塊，金戒指十一個，金鍊條一根，共黃金十七兩，但仍圖隱藏其他巨大罪行，又再次寫保證書表示除此以外决無隱瞞，並說：「查出來願受黨紀國法的嚴厲制裁。」雖屢經耐心告誡，任一人仍强硬頑抗，决心與黨與人民爲敵。遂將任提交二月十九日召開的市級機關坦白檢舉大會上予以公開揭發檢舉，展開了猛烈的鬥爭，並報請省委、華東局、華東軍政委員會、省人民政府批准，當衆宣佈開除任一人的黨籍，當場予以逮捕法辦。並由崔子明（地委委員、副專員）、黃生（市委委員、組織部長）、袁明秀（人民銀行行長）三同志為首組織「任一人案件淸查處理委員會」，繼續進行徹查，以便最後處理。大會以後，羣衆普遍反映：「共產黨、人民政府眞是紀律嚴明，鐵面無私。」「副市長犯了罪當場逮捕，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有的興奮的說：「領導上有這樣大的决心，三反一定能徹底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