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廿九日電）據人民日報記者盧里報道：重慶「星四聚餐會」案件已經全部破獲。有關這一案件的文件和人民羣衆的檢舉信件、脅從分子的坦白書、審訊首腦分子的記錄和「星叫聚餐會」祕密集會的四本記錄，充分證明資產階級向人民民主政權和工人階級的進攻，是有組織、有計劃、有領導地進行的。
   「星叫聚餐會」是重慶私營鋼鉄機器業奸商的一個非法組織。解放以前，重慶私營鋼鉄機器業在蔣美聯合絞殺之下，已經衰敗到「一息僅存」，許多工廠靠着賣廠房、賣傢具，甚至賣工作母機過日子。如「上海機器廠」在日本投降前有兩百多個工人，但到解放以前只剩下七、八個工人看廠子。解放兩年多以來，人民政府爲了扶助民族工業，給予這些工廠的貸款達二百八十六億多元，給予他們的加工定貨價値近三千億元。僅「上海機器廠」得到的貸款就在二十億元以上。這些工廠的老闆看見自己的「事業」獲得恢復幷發展了，立刻露出了猙獰的面目。他們向人民政府一方面喊着「萬歲」，另一方面却千方百計地實行進攻。正像上海機器廠的董事、經理陳又新、毛毅可所說的：「我要多少價錢，你就得給我多少，否則，我就不作。」這個工厰的非法利潤比成本高過百分之百到百分之二百還多。這些工廠的老闆們，爲了更有計劃地向人民民主政權進攻，因而組織了「星四聚餐會」。
   「星四聚餐會」，最初是由重慶私營鋼鐵機器業中的六家大工廠的負責人發起，又吸收了六家中型工廠組成的。這個組織成立之初，只有國營某工廠和成渝鉄路在私營工廠定貨幷委託加工。當時，「星四聚餐會」以這個國營工廠為進攻對象，企圖從壟斷加工定貨中牟取非法利潤。爲了這個可恥的目的，它和這個國營工廠基本建設處生產科長周紹文、外包工程師陳松柏等勾結在一起，把監督和指導加工定貨工作的重慶市工商局副局長孫濟世拉到「聚餐會」裏，又把西南工業部經理處某科長錢紹武也拉過去，作爲他們套取和壟斷工業原料的內綫。這一切佈置就緒以後，「星四餐聚會」就張開血腥的嘴，向人民民主政權展開了大規模的進攻。這個國營工廠的外包工程，在周紹文操縱下，從來不用招標方式發包，而是交「星四聚餐會」去「統一分配」。「星四聚餐會」的強盜們得到統一分配國家加工定貨的特權以後，便統一抬高工價，統一抬高材料消耗費用，統一偸工減料，統一拖延完工日期。在這一連串的「統一」下，國家財產遭受了不可計算的損失，嚴重地影響了經濟建設的進展。只就「星四聚餐會」部分人員坦白的材料計算，他們單從這一個國營工廠就盜去國家資財二百億元以上。
   隨着國家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星四聚餐會」的組織也日益擴大。成渝鐵路動工不久，「星叫聚餐會」便指派它的「幹將」吳宗楷組織「星五聚餐會」。吳宗楷是榮華機器廠經理，素以「鐵作業大把頭」著稱。他籠絡了洪發利、川昌、公鑫、榮新、張端生、志華、恒大、協成等九個工廠，收買了西南鉄路局機務處副處長，組成了包圍鉄路局、壟斷鐵路器材加工定貨的壟斷組織。一年多來，他們通過這個組織所盜竊的國家財產究竟有多少，至今還計算不淸。只知道在製做三十一付道岔的工程中，單以抬高工價、多報用料兩項來說，就使國家直接損失七億四千多萬元。
   船舶是西南區的主要交通工具。修船造船的工程相當巨大。在天興機器廠經理石漱流主謀下，曾有十四家工廠的負責人爲承做修船造船工程，組織「星六聚餐會」（其中有些廠幷不專門從事修船造船業務）。一九五一年冬，「星四聚餐會」的首腦分子高功懋又親自出馬，把「星六聚餐會」的川昌、天興、協興、合衆、公鑫、鴻昌等六家，加上民生、川江、建新、新泰、源記、專興等六家，組成「造船小組」，專門壟斷國家的修船造船工程。這個「造船小組」曾經騙得長江航務局重慶分局的「批准」，而且還吸收了國營川江船舶廠參加，幷收買了航務局檢查科長孫祺。因此它的活動更加明目張胆，肆無忌憚。這個「造船小組」曾以「十二條意見」上書航務局，要航務局製訂「營業許可證」，交由「造船小組」來討論和分配國家的修造船舶的工程。它要輪船公司和握有水上交通工具的國家企業機關，必須按時交來修造工程，以便他們「有計劃地生產」。它不僅要現在握有水上交通工具的國家機關迅速開列詳細修船表，而且要國家把「擬定中的造船計劃」向他們塡表報吿，「否則各會員廠拒絕修造」。
   一九五〇年冬，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全國各大城市製造紡織機的消息傳到重慶。「星四聚餐會」的首腦分子余桂銓、順昌廠經理和新民機器廠經理印仁基，立即召集協昌、合衆、惠工、大來、大川、上海、合作、中國等十一家工廠的負責人開緊急會議。會議由余桂銓做主席。他說要攬到政府的紡織機工程，必先「鞏固組織，加强團結」。到會各廠負責人一致表示「堅决擁護組織，堅决爭取製造紡織機」。他們隨即成立了「十一廠聯絡處」，由合作五金厰經理李漢湖任總幹事，辦理一般聯絡事宜；由印仁基等五人主持「對內」；由余桂銓、邵人里和毛毅可爲「飛京接洽承製紡織機的全權代表」。他們幷决議在爭取到紡織機工程以後，再在華東區所製訂的紡織機底價上，要中央「特別照顧」。他們決定具體的照顧數目為：材料費比華東增加百分之三十；加工費在華東底價上加百分之二十；樣板和特種工具津貼費加百分之十。他們經常的聯絡地點是民國路一六八號。從「十一廠聯絡處」成立到工程掌握在手，他們先後開過三十六次會議。他們派人在北京討論的各種機件單價，要拿到這裏研究；各種合同要經這裏批准；工程任務由他們統一分配；所用原料由他們統一購買，甚至偸工減料的具體數字，也由他們統一安排。余桂銓等由北京返回重慶後，專門召開了「總結經驗、佈置任務」的會議。余桂銓在會上提出某種工程「在北京用工八萬個，我們爭取用六萬個甚至四萬個工交貨」。在這個會議上，余桂銓還特別檢討了到北京談判工作中的缺點是所謂「事前準備不够」，「和工業部聯系差」。會議因此决定：「今後要靠攏工業部」，以便「向北京發展」。印仁基還提醒大家：一要做到組織上的一切保密」。在「向工業部靠攏」的方針下，他們要求西南□政委員會工業部成立了「西南區公私營□器廠承造紡織機技術委員會」，實際上，這個委員會只是把非法的「十一廠聯絡處」換了個公開名義罷了。
   以上四個組織，都是針對國家經濟建設部門的工業加工和工業定貨而組成的。一九五一年底，「星四聚餐會」又把震旦、中國、新民、大川、大來、順昌、恒順、大昌八家工廠的會計師聯絡起來，組成「會計師座談會」。在「統一建賬」的掩護下，這個「座談會」專做偸漏國稅和進攻國家稅務人員的試驗，準備以後在「星四聚餐會」的各會員廠都照樣實行。
   「星四聚餐會」已經成了資產階級向國家進攻的核心，已經由最初時期的十二個廠發展到四五十個廠（其中一半是外圍，一半是核心），由一個組織發展到五個組織，由混合組織逐漸發展爲幾個專業的組織。「星四聚餐會」的組織極其嚴密，參加這個組織的人要經過個別介紹，大會通過，再經過一定時期的「列席」、方能成為正式「會員」。它組織了各種不同的外圍，目的是培養會員廠，在條件成熟時爭取合法。
   從「星四聚餐會」的發展過程和現狀來看，它已經不是單純的盜竊國家資財的經濟組織，而且是具有政治陰謀的野心集團了。它把鋼鉄機器業同業公會變成了它的傀儡，它有權「圈定」重慶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工商業界代表。加上被它收買的內奸和派進國家機關的「坐探」，若干政府部門已經變成了它攫取暴利的工具。如果今天還有人硬說資產階級沒有進攻的組織，不可能有什麽猖狂進攻，那就請他們看看「星叫聚餐會」的罪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