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商和不法資本家的賄賂幹部、偸稅漏稅、盜騙國家資財、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罪行，不僅嚴重地損害了國家和廣大人民的利益，而且也必然危害着正當工商業者的利益。杭州市百貨業合營東南第一百貨公司總經理、不法商人孫繼泰的種種罪行，正說明了這一事實。
   孫繼泰在自己極不徹底的坦白中說：「………大魚吃小魚，想做百貨業中的『托辣斯』來擠垮同業。」他在上海解放的第二天就乘汽車趕到上海去大量搜購羢線，使得上海羢線的價格，每磅由一元二角（銀元）漲到二元四角，獲得巨大暴利。除了使國家遭受重大損失外，又使得杭州市若干羢線商人也因此賣出一磅，補不進半磅。」接着，他勾結了上海市的奸商，偸出「國營公司羢線存貨不多」的情報，有組織有計劃地搜購和囤積羢線。又先後囤購了九千多磅，存心操縱羢綫市場價格。自然，在國營公司的五、六十萬磅羢綫被他們收購一空的時候，羢綫的價格就直綫上昇，每磅從六、七千元跳到八萬餘元，杭州市有些羢綫商店也就從此宣告「歇業」。
   孫繼泰在羢綫方面取得暴利後，從一九五〇年初起，就在他所開設的大陸、神州兩家百貨商店經常實行「大減價」，凡是別家缺的貨品，他就私自抬高售價二、三成，然後再以「八折優待」來欺騙顧客。如果各店家都有的日用品如白熊脂、三星牙膏之類貨品的價格，他就比別家賣得較低，使其他百貨商店無法和他競爭，這樣他的店裏「門庭若市」，而附近各家百貨商店就「門可羅雀」。但是即使這樣，孫繼泰還不甘心，還要壟斷市場，「獨霸東南」，他糾集了杭州市百貨業中九家最大的商店，盜用「杭州百貨業合營」的名義，組織了「東南第一百貨公司」。一面與國營百貨公司相對抗，凡是國營百貨公司有的貨色，他就依照國營百貨公司的價格出賣；國營百貨公司不備的貨品，他就把批發價格的利潤一律抬高百分之三十。一方面又壓制其他同業的商人，例如百貨業各會員要求組織聯購，他就以同業公會負責人身份，故意對聯購問題採取敷衍態度，使聯購搞不起來，使得一般無力向上海進貨的中小商人不得不向他開的商店批貨。據該業公會統計，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份東南第一百貨公司的營業額就已佔全業二百零八家會員總營業額的百分之十二以上，其中該公司批發營業額又要比門市營業額超過六倍多。他為了榨取百貨業中的中小商人，甚至把批發價格也提高到和門市價格差不多，例如三號「百雀靈」上海的批發價格是三萬八千五百元一打，東南第一百貨公司批出價格是四萬四千元一打，而各店零售也不過只三千七百元一盒，該公司除了運費等開支外每打可淨賺五千三百餘元，而向他批貨的店家就是賣了一打也只有四百元的毛利。此外，孫繼泰在一九四九年八月至一九五〇年初物價波動最厲害時，他不僅每日把店中存貨價格任意抬高造成漲風，連一般中小百貨業店家向他進貨時他也故意囤積不賣，不是藉口「缺貨」，就是提早打烊。使得一些小店家經營遇到許多困難，一個百貨商店的老闆王本元說：「要是國營百貨公司再遲開半年，我這家店早就給孫繼泰擠垮了。」在販賣絨綫時，孫繼泰私自印製了大批美國的「三蜂牌」、「皇宮牌」、「鉄橋牌」、「藍房牌」等假商標來欺騙顧客，把一些廉價的次貨以及無牌的羢綫一律冒充高檔貨出售，價錢方面比眞貨降低一、二萬元。這樣一來，除了人民遭受他的剝削外，一般老實的店家的羢綫也無人問津了。
   孫繼泰爲了逃漏國家稅收，首先就向當時杭州市稅務局的幹部李某施放糖衣砲彈。一九五〇年五月，當他乘這個幹部同赴北京開會時，他就一路慇懃「招待」，並勾結不法商人豫豐祥老闆李奎光、三元公司老闆沈效良等「贈送」香烟、點心、罐頭食品等，陪送他們到上海。從北京回來後，他店裏羢綫的貨物稅補稅問題，就得到「照顧」，少補了七千九百多磅羢綫的貨物稅。這幾個不法商人這一次狼狽為奸，就使國家稅款損失了六億多元。此外他還利用同業公會職務上的便利，蒙騙市稅務局，包庇一些跟他有關係的商號逃稅。如泰康百貨商店，因查出偷稅被處罰金五、六百萬元，他向當時市稅務局的幹部李某講了一句話，結果就免予處罰，應補稅款也給寬限了十個多月。一九五〇年評稅時，石中記百貨號因倫稅嚴重，會員們把他評加了百分之六十，他擅自把它改低爲百分之二十。當時有一家會員被市稅務局查獲了兩套賬册的犯法行爲，市稅務局要發佈一篇新聞稿来敎育工商業者，他也設法把稿子扣壓下來，一直不發。相反的，一些和他沒有關係的工商業戶他就利用職權，加以排擠。
   一切正常的工商業者都應該從不法商人孫□□的種種罪行中取得敎訓，奸商不僅是廣大人民的敵人，而且也是正當工商業者的公敵。因之，一切正當的工商業者應該在政府的領導下，積極投入「五反」運動，向一切奸商進行堅决的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