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朱家麟，是杭州春茂霖記木板號的老闆，是杭州市木板業同業公會籌備會主任委員。在過去兩年多來，我對人民、對國家犯了罪。
   在「三反」運動開始時，我根本不認識這一運動的偉大意義。去年十二月下旬，我在工商聯第五期學習會上聽了顧春林部長講「三反」運動的意義後，心裏就想到自己有向幹部行賄的事情，在小組裏討論時暴露了一些問題。接着我被邀列席杭州市二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在會上聽了譚啓龍副主席、吳市長的報告，受到更多的啓發，使我更深一層認識到向機關幹部行賄是十分可恥的行爲，經過思想鬥爭後，我就鼓起勇氣在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坦白了自己的行賄行爲。我上台坦白時是捏了一把汗的，心裏不知坦白以後要受什麽處分。結果，吳市長當衆宣佈對我免予處分，這樣一來，我一面十分感動，一面又十分慚愧，人民政府是說到那裏，做到那裏，對於能够坦白的人如此寬大，而我却欺騙了政府。我並沒有徹底坦白呀，我貪汚、行賄、偸稅漏稅、偸工減料等等犯法行爲都有，但在人民代表會議上我只坦白了兩筆行賄的事情。我欺騙了政府，我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我想：「要不要第二次再去坦白？不徹底坦白是不成的。」我當時不知道怎麽辦才好。
   過去我所做的許多行賄、偸稅漏稅等等的不法行為，就已够說明我們資產階級自私自利、唯利是圖的本質，而我在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極不澈底的坦白，再一次證明了我們資產階級的虛僞、不老實和爲自己打算、患得患失的思想作風，自從報上登載出我「坦白行賄」的文章後，許多人說我坦白得好；但所有這一切的話，無異於都是在責備我，責罵我應該老老實實好好坦白，重新做人。我痛苦躊躇：第二次去坦白是否有損「面子」？欺騙政府是否會加重處罸？有些問題坦白了是否會牽累旁人？總之，我的顧慮很多，總在那裏爲個人利益打算，國家人民的利益則把它丟在一邊。
   正當我在躊躇痛苦、思想問題得不到解决時，我的女兒朱玲玲從學校裏回來了，她從報上知道了我的坦白，回家後又知道我坦白得不徹底，就根據人民政府的政策來敎育我，打破我的顧慮。我就連夜查清楚自己的賬，把自己記得起的一切犯法行為全部寫出來，第二天就送到工商聯去。這裏必須說明：我的女兒朱玲玲在說服教育我的時候，我們已不是普通的父女關係。她是受了愛國主義敎育的中國靑年，她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來敎育批評我這個不法商人的，我很明白，離開了毛主席的偉大敎育，我的女兒是不可能來批評敎育我的。
   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領導下，一切正當工商業者的合法利潤都是有保障，生意也遠比解放以前好做，特別是在物價穩定以後。但兩年多來，我却不是老老實實做生意，而是想盡辦法牟取暴利。解放兩年多來，我號與國家企業機關交易約佔全部營業額的百分之五十，就中以與市建設局交易爲最多。我號在初解放時期的資本為人民幣一千八百萬元，一九五〇年為四千萬元，去年重估財產時爲六千萬元，這就說明了我號在兩年多中是大大地賺了錢的；但在過去的兩年多裏，我却做了許多不法行爲。我偸漏了一千零六十多萬的國稅，我向幹部行賄的有一千五百六十餘萬元之多，以次貨充好貨牟取暴利有五百多萬元，串通機關幹部盜竊國家資財有五百五十多萬元……在這一些違法的事情之中，我擧幾個例子來說明我是如何想盡辦法盜騙國家資財的。在偸漏國稅方面：比如一九五〇年七月，我號假借股東吳松記名義，以住商化行商的方式做了一次松段（木名）生意，賺了一百十多萬元，這就逃漏了一筆住商所得稅。行賄幹部的事情很多，如對浙江建築公司，市建設公司等機關幹部都有行賄的事；行賄的目的是叫他們在生意上「照顧」我，因而許多問題也就在這上面。如像一九四九年與浙江建築公司有一批杉木生意，爲了給經手幹部一筆回佣，我就把貨價抬高，使利潤增高爲百分之六十（以進本計），結果我自己在這筆生意上不但絲毫沒有吃虧，反而得了暴利，而吃虧的是國家。另各在一九四九年底，市建設局向我號買一千根的條木，我們送去的木料中有一百根不合規格；結果我們少送三十根去，把這三十根松條木的貨價五十八萬元送給經手幹部，問題也就沒有了。以次貨充好貨的事情，如像一九四九年賣給浙江建築公司的一批木料和一九五〇年賣給上海鉄路局杭州分局的一批木料，其中有若干根木皮都霉爛了，應打八折賣的，結果都是不折不扣的賣了出去，欺騙了公家。串通幹部盜竊國家資財的事，如像一九五〇年十一月替市建設局幹部開了三張假發票，共值一百十六萬元。我所以這樣做完全是希望他們以後多「照顧」我，以便更多盜竊國家資財。
   這次偉大的「五反」運動挽救了我，等於我落到汚泥坑裏去了，人民政府大力把我拉出來，并且指給我光明大路。從汚泥坑裏爬起來之後，我才看見了自己過去是如何的滿身骯髒，滿腦袋違反人民利益的思想。今天，我在感謝毛主席感謝政府挽救我之餘，我下定决心在國營經濟領導下老老實實做生意、努力改造思想，保證决不再犯過去的錯誤，今後一定做一個守法的商人。
   最後，我請求政府給我以應得的處分，幷希望所有的工商業者都大胆地坦白自己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