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私營强力汽車修理鐵工廠老闆杜振，是一個狼心狗肺的大奸商。他是國民黨員，解放以前，曾在蔣匪軍隊裏當過好幾年汽車兵團的營長、團長，搜刮了不少血腥錢。解放後，他用這些血腥錢開了個强力汽車修理鉄工廠，以辦工廠做幌子，大量盜騙國家資財，繼續進行其反人民的罪惡勾當。强力汽車修理鉄工廠只有三千六百四十萬元資本，生產設備只有兩部車□和若干零星工具。但兩年多來，杜振却承接了國家的大量軍用器材的訂貨。他一貫把大部分江貨轉包給其他廠商代製，從中盜騙國家資財，這裏只舉出幾件主要的事實。
   在一九五〇年二月間，浙江軍區某兵團機械處向杜振定製爆破鉗（電剪）二千把。杜振知道這是人民解放軍準備在解放舟山時用來破壞電網障礙物的，就乘機欺詐，每把索價二十萬元。他接到定貨後，立刻夥同其他奸商以十萬元一把的代價轉包給上海的一爿小鉄工廠，從中盜騙了國家資財二億元。而這批爆破鉗，却大都不合規格。如鉗的交叉處本來要用三分鋼鉚釘，他們做的却是二分半的鉄柳釘，鉄的質料也很差。軍區檢驗後，要杜振反工重做，他只濺了一次火，就用收買幹部的方法，把它繳給國家。結果，這批爆破鉗連三公分粗的鉄絲也剪不斷，有百分之六十以上是廢品，不但使國家資財遭受嚴重損失，而且影響了解放舟山的軍事任務的順利完成。一九五〇年二月，奸商杜振又向浙江軍區承接了一批挖掘高射砲陣地的工事用的洋鍬，共二千三百七十把，軍區給他代價是每把九萬二千元，他却以每把七萬另八百元的價格轉包給明星鉄工廠，一下子從中盜騙了國家資財五千多萬元，而明星廠又削低價格把一部份洋鍬轉包給其他厰商。這批洋嫩也存在着和爆破鉗同樣嚴重的偸工減料的現象。規定這批洋鍬全部用鋼製造，而其中五百把奸商却用鐵混充，在構築工事時一用就壤，影響了軍事行動。在同一個月內，杜振所承包的五千把洋鎬在石頭上稍稍用力碰一下就會裂斷，原來這個黑心奸商又耍了花槍：國家給他的是六萬元一把，他只化三萬元一把的代價轉包給別人，從中撈了一億五千萬元。但這個奸商還不甘心，他欺騙軍區說：「我這筆生意虧得太大了，要國家補貼一部份虧耗。」這樣，軍區又被他用花言巧語騙去了七千萬元。另外，軍區又叫他做過二批大刀，第一批一千五百把，每把給他十萬元，他又以六萬元一把的代價轉包給別廠，從中撈了六千萬元，第二批五百把，他又抬高價格要十二萬元一把，再從中撈了三千元；做成的大刀同樣不中用，碰上比較硬實的東西刀口就會捲起來。奸商杜振從這幾筆交易中，據初步估計，共盜騙了國家資財五億六千萬元，而國家在軍事上所遭受的損失，更是無法估計的。在以後國家給他的許多加工定貨中，杜振仍繼續不斷地盜騙國家資財，凡是在他自己廠裏做的，都偸工減料。如浙江省水利局委託他把柴油引擎改裝成木炭引擎，他用的電器和火星塞都是舊料，汽缸頭螺絲按規定應該用鋼的，他却全部用鉄的。去年他承做水利局的兩部爐子，規定下層底板的厚度是七厘半，他做的是五厘，八十根煤氣管子，厚度本來規定二厘半，他却做成一厘多一些。代省合作總社做的十部爐子，合同上規定用一分厚的鐵皮，他用的是六厘或七厘的舊鉄皮，爐子下層和管子都很薄。
   奸商杜振敢於這樣放肆地盜騙國家財產，是因爲他化錢收買了意志薄弱的幹部的緣故。如他要把浙江軍區某兵團軍械處的幹部李尙拉下水去。每次和李尙見面，他總化錢請客，李尙要出差了，他立刻送錢去；李尙要回家了，又忙着送路費，甚至當李尚調到南京工作後，他還匯錢給李尚；至於送「禮物」，如鋼筆、手錶、毛綫、收音機等等，更不必說了。意志不堅定的李尙，就這樣被他拉下了水，而奸商杜振也達到了大量盜騙國家資財的目的。
   奸商杜振所偸逃的國家稅款，數字也很驚人。强力廠的賬册只記載零星的，逃漏比較困難的幾筆交易，大部份營業數字藏在杜振的黑心腸裏。根據已經證實的資料，除了一九五〇年三月份他所承製的一批軍用放射筒的營業額三億五千一百四十萬元已被迫補報外，還有軍區訂購的一批爆破鉗共値四億元的營業額不曾進賬，承包洋鎬時所詐取的七千萬元也沒有記入賬冊，承製的洋鎬和大刀中也只記了一部份；僅這幾筆交易，他所偸逃的營業額就有六億三千多萬元。
   當「三反」運動在全國猛烈進行，「五反」運動在其他地區逐步開展時，奸商杜振幾次三番的想關廠。他昧着良心對工人說：「我這個廠實在維持不下去了，做一次生意虧一次本」；平時他對工人很刻薄，這時即又裝出一副假仁假義的樣子：「你們在這裏跟着我苦也犯不着，我看還是另外想辦法去吧！」這個陰謀被工人識破了，沒有實現。在杭市「五反」運動開展之際，他溜往上海，工人用快信把他催了回來。接着他到處刺探軍區的「三反」消息，要同業代他想想有那些不法行爲。他在這方面又碰了壁，就與其他奸商和不法資本家訂立「攻守同盟」，並兩次趕到南京和貪汚分子訂立「攻守同盟」。這樣佈置好以後，他才吞吞吐吐地交代了一些鷄零狗碎的罪行，企圖矇混過這個「關」。然而，罪大惡極而又拒不坦白的奸商，終於被人民政府逮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