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康藥房會計主任董淵
   喪盡天良盜騙中國人民志願軍購藥巨款的大康藥房老闆王康年，經我檢舉以後，已經在二月四日被人民政府逮捕法辦了。
   我是大康藥房的會計主任，今年二十六歲，一九四七年進大康藥房做出納，以後担任會計主任，到今天已經有五年的歷史了。從工作中我瞭解大康藥房並沒有多少固定資金，全靠王康年在外面東拆西借投機取巧來支持。王康年經營這個藥房，無論對內對外都是花樣百出的。對外做生意，報紙上已經揭露了他多種多樣的不法行為。一句話，無論什麽卑劣無恥的手段，只要能賺錢他都使得出來。對職工則又是一套，壓制、利誘，軟硬兼施，極盡卑鄙之能事。大康職工的工資，和一般同業比較起來是高的。他對我們說：「大家好好地幹，生意好了再增加津貼。」他就是用這種「照顧」來籠絡我們，企圖使我們馴服地爲他利用。
   他對工會非常仇視。他曉得我們要參加工會，就威脅我們說：「你們加入工會，我只有關店。」後來我們加入了工會，他就利誘當時還沒有加入工會的職員王祖審，宣佈叫王做副經理，企圖以此阻止王祖審加入工會，破壞職工團結；但王站穩了階級立場，看穿了他的陰謀，堅决拒絕了。
   在解放後不久，王康年僞裝進步，發給職工每人一套列寧裝（其實他只出了一半錢），讓大家穿起來，他對我們說：「這樣，以後稅局來查賬我們就不怕了。」王康年一貫僞裝積極，暗中却以各種卑鄙無恥的手段來做違法的生意。各地來上海採購的幹部，不少人上了他的當，他曾無恥地對我們說：「大康藥房是『幹部思想改造所』」。我每一想到此事，就感到自己在大康工作，眞是一件羞恥的事。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間，他竟喪心病狂毫無人性地盜騙了中國人民志願軍的貨款。開始時我因爲思想上麻痺，沒有發現。到了去年十二月十一日應該交貨的那一天，貨棧裏的職工馬維善和滕仲年才發現貨色還缺一半，他們很着急，立刻反映到寫字間來。我認爲這個問題非常嚴重，就在勞資座談會上當面向他提出質問，但王康年却輕描淡寫地說：「朝鮮路遠，沒啥關係，這事我拿得穩。」王康年這種滔天罪行，是全國人民所不能容忍的。他破壞了抗美援朝運動，是全國人民的敵人。
   上海市反行賄、反偸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資財、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運動開展後，當時在全體職工中表現了三種不同的態度：極少數的人反對檢舉，怕關店失業；另一種認爲檢舉不檢舉與自己無關；再一種就是我們幾個積極分子，堅决主張要檢舉這個不法奸商。
   我曾反覆想過：自己是一個靑年團員，又是工會的組織員，在這次運動中應起帶頭作用，檢舉王康年的罪行是義不容辭的。因此，在職工學習小組上，我就向大家解釋人民政府的政策，澄淸大家的混亂思想；啓發大家正確認識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的不可分割；批判了「店存在、我就存在」的依賴思想；並且又抽空深入職工進行個別訪問，儘量爭取更多的職工同志站到正義這邊來。
   我很清楚，像王康年這樣萬惡透頂的奸商被檢舉以後，大康藥房立刻關店是毫無問題的。我思想上起初也曾有過顧慮。但是想到王康年罪行的嚴重，想到在朝鮮前綫艱苦作戰的志願軍，再也沒有絲毫理由容許我考慮個人的問題，因此我决定檢舉他，决不讓這種人人痛恨的喪盡天良的奸商逃出人民的巨掌。
   在一月十六日上午，我把檢舉信投寄給華東軍政委員會饒主席所設的第六五七號信箱。
   經過這次事實的敎育，落後和中間的職工都認識到過去的看法是錯誤的，思想上提高了一步，一致表示要在工會的領導下，搞好運動，爭取在運動中更加提高自己的階級覺悟。到今天爲止，大康藥房全體職工檢舉奸商的罪行已有一百零一件。我們還要繼續深入收集奸商材料，和全市店員同志們一起，堅决地擊退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
   （新華社上海十六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