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二十歲參加部隊醫務衛生工作的，今年廿八歲了，自己還沒有買過聽診器。去年九月初，我接到通知要我去浙江醫學院進修了，愛人對我說：「您到了杭州，首先要買副聽診器。」。「是！聽診器總得要買一副」我應着。要當一個醫生，自己沒有一副聽診器怎樣像樣子？
   離開了兵團時，我帶了十五萬元。算來算去，除了吃飯，聽診器是足够買的。可是一到醫學院伙食費就交了十萬零四千，只餘四萬六千元。
   我打聽了聽診器的價錢，十一萬一副。我决定向別人借錢，問了幾位同志都說沒有，他們早幾天的錢都化了。我心裏非常納悶，我想：「咱們從老粗幹部到醫生，要幾個錢眞不容易，連吃飯穿衣都陪伴不起」。這時心中又湧起了另一件事，幾月前我捐獻了四十五萬元買飛機大砲。「唉！爲什麽現在每月還要捐獻四萬元呢？弄得自己平日錢都沒有用」。開始後悔着。
   學習開始了，我無可奈何地披着白大衣到病房去實習。一看，事實並不是我所想像的事一樣，主治醫師也沒有用自備聽診器，而是六個同志合用一副大的改良的聽診器。從朝鮮前綫勝利歸來的志願醫療隊同志們還保持着樸素的作風，這時我心裏才平靜了。
   經過了反貪汚、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學習，回想起這樁事，不覺寒慄了一下，心裏又揑了兩把汗。我中了資本主義糖衣砲彈的俘虜，自己還不覺得。腐爛、罪惡的資本主義思想侵襲了我，要我幹長幹短，我不但沒有給以批判，反而眞的幹起來了，同時還把聽診器看得比飛機大砲還重要，以後還不預備支持我們最可愛的人了，這不是最可恥最卑劣嗎？……如果那時有公款在手中，說不定「借用」一點買聽診器了。如果還讓這種腐蝕的思想發展下去，這還不就是走了馮萌東的道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