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九日電）塔斯社紐約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日訊：許多美國政界人物和政論家在評價過去一年美國實行「總體外交」的結果時，都得出使美國極不愉快的結論。他們全部或多或少地承認，杜魯門——艾奇遜外交政策遭到了最嚴重的失敗。他們同時指出，這個政策在主要目的方面得到直接相反的結果：美國政策在西歐沒有建立起「有實力的局面」，反而造成了削弱西歐經濟和政治的新因素；大西洋聯盟沒有團結起來，西歐國家和美國之間的關係却日趨「冷淡」；同時在國際舞台上，美國在道義方面已日感孤立。
   「華爾街雜誌」寫道：『從西歐目前的經濟和軍事情况看來，在那裏建立「有實力的局面」，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是夢想。』該雜誌指出：「可笑的是：大西洋聯盟理事會對各種問題的討論不是毫無最後的結果，便是雖有表面的進展而實際上是完全的失敗。毫無疑問，如果總的說起来有些什麽成就的話，那麽所得到的成就也是十分微不足道的。雖然由於我們自己的軍事計劃，我們軍事威力一天天加强，可是同時我們却不能不感覺到，我們的外交和政治地位上，在我們的共產主義敵人面前惡化下去，而且在我們的朋友和盟國面前也每况愈下了。」
   斯克利浦斯－霍華德系報紙國際部主任西姆斯指出：「美國外交，包括馬歇爾計劃在內，沒有辦法防止歐洲目前的險恶局勢。」在西姆斯看來，馬歇爾計劃失敗的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戰後六年以來，西歐不得不把根據馬歇爾計劃得到的資金的半數用向美國買煤。西姆斯寫道，在人民大眾，特別是靑年們目前的情緒下，沒有可能在西歐建立「可靠的軍隊」，現在不應該執行在西歐建立「强有力的軍隊」的計劃。比較合宜的是給予西歐「可以改善情緒的合理的經濟援助」。
   特別使美國政界大感不安的是：反美情緒到處高漲，發生了這裏叫做「反對進一步奴化西歐的運動」，「反對美國領導的叛亂」增長了。
   「紐約世界電訊報」駐巴黎記者李昂·丹密寫道：「在收買人心的搏鬥中，西方在一九五一年遭受了失敗，而莫斯科則在外交和宣傳方面成就很大。由於西歐，特別是小國家越來越害怕原子彈，結果有利於和解的情緒日見增長。儘管有馬歇爾計劃，美國的影響仍在衰落。……」
   「紐約美國人日報」的觀察家馮·魏桑德說，「有思想的觀察家」審視戰後時期，特別是過去的十二個月以後，都發現：「歐洲日益離開美國」，有明顯的跡象表明「美國和歐洲之間的關係冷淡了」，歐洲的政治家「疲於」聽從他們美國師傅的頤指氣使，美國人對歐洲「失望了」，而歐洲人卻對美國的「七年領導」表示「失望」。
   「芝加哥每日新聞」駐巴黎記者寫道：「赤裸裸的眞相是：這裏（歐洲——塔斯社記者註）的美國代表開始以目空一切、無所不通的朋友的身份出現。」
   剛從西歐和近東各國訪問回來的記者斯都華·阿爾索普說，目前「西方同盟崩潰的危險，我想甚至比以前任何時候都厲害」。
   「商業與財政紀事」雜誌在社論中也談到這個問題，它說：「當前的許多事件都提醒我們中間最有頭腦的人；我們在世界事務中扮演領導角色絕不是輕而易舉的簡單事情。……在大多數場合中，我們有辦法在聯合國保證大多數人支持我們的立場，可是大槪已無需說，在支持我們的人中間有許多人總是懷疑我們採取的行動辦法是不是明智的。」該雜誌不得不承認，「從歐洲許多地方和亞洲非共產主義地區幾乎每天」都傳來證明對美國極端不信任的消息。該雜誌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人民不僅「不信任」英國、法國與荷蘭，而且也「不信任」美國。接着，該雜誌不得不憂鬱地承認，蘇聯「三十年以來竟能够使世界沒有開發的地區和比較先進的國家的相當大一部分居民相信，只有共產主義才是他們最大的希望」，落後國家有許多人當必須在「西方」和蘇聯之間有所抉擇時，「寧願選擇克里姆林宮」。
   上述的政界人物和政論家中有些人爲了說明反對「美國領導」的「叛亂」到處高漲的原因，就把這種情况完全歸咎於美國現任外交人員的「無能」和「不成熟」、「華盛頓政策的混亂和舉棋不定」以及美國在國外宣傳力量的薄弱。
   李普曼寫道：「國會議員在國外感到人們對美國越來越不信任，越來越反感。他們回國後，常常說，這種情形發生的原因和醫治的辦法，應該在宣傳機器（美國之音）方面去尋找。有些人認為，這種宣傳做得不到家；另外一些人則認爲在宣傳方面花的錢不够………旣然進行宣傳和製造輿論的藝術在美國得到這麽人的發展，那麽從國外返國的旅行者自然要非常不滿我們在宣傳上的卑微的成績了。」
   「華爾街日報」對於宣傳商品的藝術毫無疑問是研究得到家的，它尖刻地譏笑那些企圖用宣傳組織得不好一事來爲美國國外宣傳的失敗辯白了人們。該報寫道「我們外交政策的宣傳運動之所以失敗，不在於宣傳組織得好壞，而在於宣傳的貨色如何。當我們有好貨時，宣傳就會成功」；貨色不好，什麽宣傳也無能爲力。
   記者阿爾索普說：「美國耗費鉅資進行的宣傳看来是徹底失敗了。」，他的證據是：他最近在西歐和近東各國旅行三個月，連一次也沒有碰到有人收聽「美國之音」。
   還有一個著名的美國記者陶樂賽·湯普遜，她十分懷疑美國的「國力」究竟能否使別人「愛戴尊重」美國。在她看來，事情恰好相反，美國越吹噓它的軍力，美國的盟國就越加退縮。她說：「美國關於戰爭不可避免的論調，把歐洲人嚇得要死。」「我們的出發點是：在戰爭和共產主義之間，所有的人都寧願選擇戰爭。我認爲，這個命題是錯誤的。歐洲人希望成爲中立的力量。」「任何符咒都不能幫助我們把戰爭說成和平。杜魯門竭力想這麽做，可是誰也不相信他。如果說儘管有我們這一切威勢赫赫的軍力，人家仍然完全不愛戴我們，同時也不是經常尊重我們，那麽這就是說，重新考慮我們的政策的時候到了。」
   像湯普遜一樣，其他頭腦清醒的政界人物、政論家和商人都不得不承認，最近幾年以來，特別是最近十二個月以来，美國做了很多的事情，使世界輿論認爲目前的國際緊張局勢主要是美國造成的。
   最近，「亞利桑那每日星報」的發行人兼主筆馬休斯寫道：「如果我們一味不改變我們的政治思考的方式，我們就會毁滅世界的大部分，使我們自己，而不是別人，成爲二十世紀的一羣野蠻人。」
   以前在羅斯福政府裏當過內政部長的伊克斯寫道：「有頭腦的美國人早已倦於，甚至討厭用威脅的口吻和好戰的姿態暴跳如雷地指責俄國了。……我們迫切地需要對俄國採取新的態度，以便保存那怕是維持國際和平的一線希望。」
   甚至像「紐約先驅論壇報」的評論家大衛·勞倫士這樣狂暴的戰爭鼓吹者也有片刻的清醒。他在淸醒的時候說，「美國之音」的廣播像「吹噓美國的軍事優勢、轟炸俄國城市的理論計劃」這樣一些節目，對「爭取民心」是毫無幫助的。
   「商業與財政紀事」雜誌在上面引過的社論中指出，在目前的擴張侵略政策下，美國不可能得到其他國家人民的「信任」。這個雜誌寫道：「有一種美國認為如果反駁就近乎犯罪的理論，這種理論就是：爲了保衛我們的海岸，我們應該幾乎在各地，常常是在世界的另一端，建立基地和其他據點。在這種場合，我們的眞正動機是沒有任何重要意義的。這是因爲還有一個事實：如果我們贊成廣泛的帝國主義計劃，我們就應該正像現在做的一樣確定不移地行動起來，那麽，許多被開發的國家認為我們的這種活動正是帝國主義的陰謀，也就不足為怪了。」
   美國政界和商界的清醒的代表們認爲，現行的杜魯門——艾奇遜政策是太冒險了，這種政策追求着使資本主義在全世界復辟這個顯然達不到的目的。這些階層的喉舌「華爾街日報」寫道：「有人認為，政府的政策總有冒險賭博而又可能輸掉的因素，這種見解是可以同意的；但我們觀察到的却好像在玩輪盤賭，堅持不下場的賭棍是注定了遲早要自殺的。」該報在另一篇文章中對「外交必須強硬」一說表示同意，它寫道：「但是危險在於：可能把挑釁式的耀武揚威當作强硬。這種危險是起源於一種古怪的前提：拯救世界（該報指的是把資本主義在全世界維持下去或者使之復辟——塔斯社記者註）是美國的某種義務。………只要美國外交政策的原則還是拯救世界，那麽就很少有機會避免新的朝鮮事件，或者更壞的情况。只有恢復了外交政策的傳統觀念（該報指的是所謂『民族利益」的觀念——塔斯社記者註），美國才能清醒地决定，朝鮮戰爭結束以後應對中國共產黨做些什麽，或者對於其餘的整個世界應該做什麽，不應該做什麽。」
   另一家商界的機關報「華爾街雜誌」就前任美國駐英大使肯尼第十二月十七日在芝加哥發表的演說作了評論。肯尼第批評了美國的外交政策和美國政府強加於西歐的軍事協定與條約。肯尼第曾說：「我們應該設法解脫我們所承担的廣泛義務。」該雜誌在評論中寫道：「肯尼第不是孤立主義者，雖然有些人可能企圖給他加上這個綽號。他只不過是一個實事求是的現實主義者罷了。我們需要政府內外有更多的這種實事求是的現實主義者。到那時我們也許會得到實事求是的現實主義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