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遠祖是大鹽商。祖父嚴範孫自幼考科舉、點翰林，作過前清的翰林院編修、學部左侍郎，並曾出使貴州考察學政。我生長在這樣一個家庭，在祖父的直接督責和教育之下長大成人，又在南開中學和南開大學接受了整整十年的資本主義的敎育，資產階級的思想這時就已經在我身上生根了。
   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五年，正是國民黨反共反人民達到高潮的時候。國民黨反動政府一方面進行軍事「圍剿」，一方面又進行一些表面的所謂「縣政改革」的「實驗」，當時和晏陽初等人推動的鄉村建設運動正遙遙相對。我對國民黨進行的「縣政改革」覺得倒是「一條正確的和有效的道路」。我幻想能够通過「實驗縣」的「縣政改革」，儘先達到澄清基層政治的目的，再進而改造全國的政治制度。在八年的僞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中，我跑過十來個省份中的幾十個縣去調查地方財政，曾以憐憫的心情同情於農民的貧苦境遇；但是，我不能從本質上觀察問題，認識不到中國農民生活貧苦完全是由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剝削制度所造成，必須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制度的統治，農民才能獲得解放；反而覺得老百姓是「愚昧落後」的，所以中國的「政治改革尙只能由上而下」。於是，便把我的希望全部寄託在反動的國民黨政權身上，完全沒有看出國民黨的「縣政改革」，不過是一種裝飾門面、鞏固反動統治的騙局而已。在反共反人民達到高潮的期間，我鼓吹「實驗縣」的「成就」，其效果正是幫助反動派進行對人民革命的鎮壓。
   我希望國家富强，政治趨向於淸明；我也希望自己生活步步改善，老百姓的生活逐步提高。現實的中國政治我不滿意，因爲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下，國家旣不富強，我的生活沒有改善，老百姓也異常痛苦。我深切地盼望着政治改革。
   一九四一年，藉休假機會由僞中央研究院送我到美國去研究。我發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美國，比較國民黨法西斯式統治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有其「優越」之處，對它發生了好感。雖則逐漸地我已認識到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經濟的不平等、政治的假民主，其發展更形成經濟壟斷，製造重大的災害；但是由於我的階級出身以及所受的資本主義的教育，使我幻想着還能運用「政府」的財政政策，一方面實行高度累進的直接稅，另方面大量地推廣社會性支出，就可以糾正一些資本主義制度所產生的弊害。對於蘇聯革命的巨大成就我雖表示羨慕，但對它以激烈手段奪取政權的方式，却不以爲然，認爲「社會改革本可以以和平方式由漸而入的，不必採取激烈的手段」。因此，我轉而讚揚美國羅斯福總統推行的「新政」，同時我也讚揚英國實行的「社會保險計劃」。
   四年半的留美生活，在我舊有的資產階級的面孔上，又塗上了一層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顏色。
   一九四六年夏，我回到祖國，到浙江大學担任經濟學敎授。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統治區在經濟上惡性通貨膨脹和政治上加緊法西斯化的情况下，人民過着黑暗悽慘的日子，自己的生活也受到了嚴重的威脅。國內戰爭再起之後，我毫無原則地痛恨一切戰爭，我看不見國家的前途，感到恐懼和悲觀，後悔從美國回來。
   我不僅不能區別國內的革命的還是反革命的戰爭，同樣也不能區別國際上的反侵略的還是侵略的戰爭。我把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描寫爲：「僅不過兩種對內設施的經濟政策而已，彼此間並沒有基本的衝突、矛盾、或絕不能調諧之可言。」在我看來，只要資本主義逐步實行社會改良，慢慢也就能走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道路。所以我說：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並非所走的方向相左，「主要區別尙只是重心不同和行動緩急不同」。只因不願見國際間再發生戰爭，我竟然抹煞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本賢上的不同，模糊和平民主陣營和帝國主義侵略陣營間的鬥爭（實際也是階級鬥爭的另一種表現）的性質，取消革命，代以改良，掩蓋了帝國主義侵略的本質和社會改良政策的欺騙性質。
   解放前的幾年，學校裏時常發生學潮。我害怕鬥爭，害怕革命，因而我也「爲學潮久懸不决而着急」。我提倡在大學裏開設「時事研究」的課程，以使學生「對於時事判斷，可以不完全訴之於感情，不至盲目亂動，純以感情用事。即使到了時事迫在心頭非動不可的時候，他們已知道運用理智。他們對國事世事有了充分的認識，這種動，是有意義的動，是容易收到效果的動；即使動，也可以適可而止，不至擴大而僵持不下」。很顯然，在這裏我一方面設法麻痺學生的正義的反抗情緒，另一方面則又替反動統治者獻出了妙計，希望它採用懷柔的手段去鎭壓學潮，更陰險毒辣地迫害學生。試想，這和資產階級學者們替資本家提出疏導罷工、破壞工人鬥爭的方策，有什麽不同？
   害怕鬥爭，害怕革命，是我出身的階級、所受的資産階級敎育所决定的。我雖對舊社會不滿，但又反對根本改革舊社會。我雖然也抨擊黑暗和落後，但當惡勢力壓到身邊時，則又縮頭縮腦地屈服於惡勢力之下，不敢和它鬥爭；且一旦進步的要求已趨向於非變革現實不可的時候，就又感到徬徨恐懼，看不到自己的前途。例如：一九四七年底特務殺害浙江大學學生于子三以後，我雖也振臂高呼，主持正義；但在受到特務恐嚇，說我是共產黨的時候，便誠恐國民黨反動派「非常時期」反共反人民的一切條例、法規也被用在我的頭上，寫了一篇表明身份的文章，埋怨國民黨政府爲什麽偏偏對待一批「最珍惜它的過去和最担心它的前途的人」，「反而最為不公」。
   在思想上、感情上一直和反動統治階級有着聯系的我，過去二十年來，我的反動的改良主義思想一直在發展着，並始終貫穿着我的資產階級的階級本質，直到解放前一年，因新的局勢的發展，才開始有了些轉變。
   解放軍的節節勝利，國民黨反動派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日趨紊亂和崩潰，使我對它的幻想破碎了。一九四八年，曾經陸續透過特務調查網寄到我手裏一些進步刊物和通過進步朋友的關係借到的毛主席的少數著作，使我初步地瞭解了共產黨的一些政策，思想上起了一些波動。從一九四八年下半年起，我不再寫文章，開始緘默起來，只是爲了迎接新時代的到来，寫了一篇紀念「共產黨宣言」百週年的文章。這時，我雖已比較認清了中國和世界今後發展的必然道路，然而尙未曾想到究竟在走向這條光明大道的途中，自己可能發生什麽作用，更沒有想像到自己也應該參加鬥爭。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大軍準備渡江，共產黨的地下組織交給我保護學校迎接解放的任務。五月三日，杭州解放。以後，軍事管制委員會派我參加和主持浙江大學和金華英士大學的軍事接管工作，又任命我担任浙江大學的教務長。在黨的直接領導下，一年多的時間內，我一邊在革命工作中鍛鍊自已，一邊又在領導大學政治學習的同時，和同學們共同學習，對於國家的前途和自己的前途，充滿了信心，不再懷疑恐懼，廓淸了我對共產黨的許多錯誤認識，粉碎了我的改良主義的幻想，才深深地體會到：中國只有由共產黨領導，以革命手段推翻壓在人民頭上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統治，才能經過新民主主義逐步地走向社會主義。那些以經過社會改良達到社會主義的主張，是資產階級或其代表人藉來粉飾太平、緩和階級矛盾，以便繼續其統治的欺騙手段。
   雖說如此，但我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已根深蒂固，在不自覺間，尤其在碰到具體問題時，還是時常暴露出來，沒有能够完全克服。例如：土地改革法頒佈後，浙江日報要我寫一些意見，我當時只着重說明土地改革對新中國工業發展前途的重要性，而忽略了它是一場劇烈的階級鬥爭的意義。去年秋天，面對工作困難，我堅持要離開浙江大學來北京大學工作。進入華北人民革命大學以後，我在批評和自我批評上面缺乏足够的勇氣，不能堅持眞理。三大運動學習以後，我雖已有了仇美的心理，但我對地主仍感到「恨不起來」。批判「武訓傳」的學習開始時，我對「艱苦卓絕」的武訓深表同情，改良主義的思想再度抬頭。這一切，都表示我還懼怕鬥爭，革命意志仍然很弱，還沒有把自己和革命緊密地結合起來。
   今後我要繼續不斷地努力學習，不斷地在革命工作中鍛鍊自己，緊緊地跟隨着和靠攏着中國共產黨，堅决地站在革命的一邊，不讓舊思想舊意識再來危害人民和阻礙自己的進步，培養並鍛鍊自己成為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敎育工作者，爲新中國的教育事業的無限發展而終身奮鬥！（轉載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