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資產階級思想對黨的侵蝕,反對黨內的右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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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当代日报》 报纸
唯一号: 110020020220049320
颗粒名称: 克服資產階級思想對黨的侵蝕,反對黨內的右傾思想
并列题名: 一月十日在中國共產黨中央東北局高級幹部會議上的報告
分类号: G210
摘要: 1952年1月27日,当代日报登载了“克服資產階級思想對黨的侵蝕,反對黨內的右傾思想”一文,文章是高崗一月十日在中國共產黨中央東北局高級幹部會議上的報告。
关键词: 資產階級 思想 報告

内容

同志們!
   東北地區的黨的組織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之下,進行了抗美援朝工作和增產節約運動是有成績的。據工業部、財政部、貿易部、鉄路、地方工業局等單位至去年十一月底的統計,已增產節約價値等於一千四百五十八萬噸粮食的財富。在領導反貪汚、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方面也是有成績的。這個鬥爭暴露了黨員幹部思想中許多嚴重的問題,使我們在領導工作中更加清醒地認識資產階級是在如何猖狂地採取新的花樣來侵蝕黨的隊伍,黨內右傾思想是如何地在增長。因此,爲了更深入地進行反貪汚、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並從思想上挖除貪污、浪費、官僚主義的根源,就必須認識資產階級思想對黨的侵蝕和黨内右傾思想的嚴重危害,並加以堅决的克服。不這樣作,不僅不能貫徹中央「抗美援朝,增產節約,準備大規模的經濟建設」的方針,而且會使我們已得的成績也不能鞏固。
   東北地區的黨內的右傾思想,表現在許多方面。這裏只講兩個方面:一個是在對待資產階級的問題方面;一個是在農村經濟的發展方向問題方面。
   一關於對待資產階級問題
   關於對待資產階級的問題,毛澤東同志在一九四九年三月舉行的黨的第七屆中央第二次全會上,已經向全黨發出警告。毛澤東同志提醒全黨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砲彈」的攻擊。此後,東北局根據黨中央的决議,曾多次地向東北地區的黨的組織發出警告。雖然如此,資產階級思想和影響對於黨的侵蝕,在過去一個時期內還是有加無已。
   在對待資產階級的問題上的右傾,主要表現在對資產階級對於黨的侵蝕缺乏必要的警惕與鬥爭以及在執行政策上的右傾。這種情况產生的原因有兩個。一個原因是我們黨將工作重點轉入城市,轉入經濟建設,因而與資產階級的接觸日增(這是不可避免的),而資產階級一面承認我黨的領導,一面則在各方面盡量擴大其思想影響,並採取各種新的方法和形式,在政治上和經濟上與工人階級爭奪領導權。另一個原因是由於全國的勝利,在我們黨內的一部分人中發生了錯覺,產生了若干糊塗思想,他們以為革命在全國的勝利不是意味着在新的條件下階級鬥爭的加劇,而以爲是階級鬥爭的緩和。他們對資產階級一味遷就讓步,欣賞資產階級的捧場。至於有些黨員本來出身資產階級的,當然更容易接受資產階級的思想影響,並在黨內散佈這種影響。這些人就構成了黨內的右傾分子。其中少數人,已成爲與資產階級狼狽爲奸、盜竊國家財富的叛徒了。我們黨內工人階級成份的薄弱,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敎育的不够,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和非政治傾向的批判不够,都加重了資產階級思想對黨侵蝕的危險性。
   資產階級對於黨的侵蝕是多方面的,但其主要的方法則是兩條:拉過去;派進來。
   所謂「拉過去」就是腐蝕我們的幹部。我們在去年的反貪汚的鬥爭中已經發現了我們的幹部中(其中包括一部分共產黨員)的貪汚現象是嚴重的。這些貪汚事件,特別是財經機關和企業中的貪汚,絕大多數是在資產階級的勾引下進行的。由於資產階級的勾引,這些貪汚分子,就成爲資產階級安置在國家機關、人民企業中的暗盜。他們盜賣商情、盜賣資材、偸工減料、以賤報貴、以壞報好、塗改單據、假造賬目、走私偸稅,並借公家的名義和各種便利條件,替資本家追逐暴利。資本家爲了籠絡這些貪汚分子,不惜出大的本錢,例如長春稅務局一個職員叫韓慕文,每月掙私商九百分,一次即包庇七戶私商漏稅一億二千萬元。資本家向他們說:「公家如果開除了你,我養活你。」資本家同時和這些貪汚分子訂立合同,規定「各守據點,掉頭不談,誰也不講誰,攻破誰算誰。」
   資產階級另一個侵蝕黨的辦法就是「派進來」。根據瀋陽、大連、哈爾濱、長春、吉林的材料:我們的國營商店與合作社有相當多的人員是資本家帶着他的商店一起變成爲國家商店或合作社的。大連百貨公司有六個營業組長都是大商人(如鐘錶部、照像部、食品部等)。該公司共一千三百人,其中一千二百人是經過私商介紹或招聘的,並準備提一個大商人任公司副經理。該公司管理物價的共三十五人,其中十二人受賄,這些人很多是私產的情報員2物價一變商人即先知道,並爭先搶購。該公司的鐘錶部組長,即爲大連有名的鐘錶商,在被邀任組長時與公司訂立條約言明:一不參加會議;二不參加學習。其任組長後以自己商店的壞錶,換走公家的許多好錶,甚至把人民捐獻的好錶也換走了。大連的粮食公司、土產公司、花紗布公司的營業組長中即有五個是在大連同時開商店的大商人。也有資本家派其子女、親戚或親信分子鑽入國家商店或合作社的,他們進來不是爲國家商店與合作社服務,而是爲資本家服務。一些地方的國家商店與合作社被其篡奪領導,倒換貨物,偸竊商情,囤積居奇,搗亂市場,把國家的企業機構,作爲資本家盜公肥私、投機牟利的工具。而我們黨內的一些同志對資本家這種陰險惡毒的辦法,却失去知覺,甚至還有這樣糊塗的同志,認爲:「資本家眞開明,連自己的商店都社會主義化了!」「資本家會做買賣,懂業務,我們必須依靠他。」
   同志們:依靠資產階級,就會丟掉工人階級,就會丟掉人民大眾,就會亡黨亡國,這個定理,難道還不明白嗎?
   黨內除了一些人對資產階級思想對於黨的侵蝕缺乏必要的警惕與鬥爭之外,還有一些人,他們不竭力壯大與搞好社會主義性質的企業,而天天盤算「化大公爲小公」,「化公爲私」。他們不準備成爲人民的企業家,而要追求本單位的局部利益,以供少數人,甚至幾個所謂機關「首長」的揮霍浪費。更甚者,則要當商人或工廠老闆,以及不惜損害國家利益,讓私商佔便宜。還有一些人(甚至是高級幹部)利用自己的職權,通過家庭,通過親戚,或投資私人的商店、工廠,爲自己謀利。這是絕對不能允許的,必須受到國法黨紀制裁的。凡是犯了這種錯誤的人,應該趕快回過頭來,向黨坦白,改正錯誤。
   至於黨內一部分同志在工作作風上所受資產階級的影響,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這裏就不說了。
   因爲資產階級這樣地侵蝕我們,就產生了我們在執行政策上的右傾。以下是幾個重要的例子。
   一、在貿易政策上:有些地方對私商向國營商業搶地盤和投機違法行爲聽之任之,甚至加以幫助;而對國營商業與合作社開展業務與擴大零售比重,則很不積極。這就助長了私商的投機活動,使他們能够利用國家零售商業薄弱,顧客擁擠的機會,抬高物價。
   二、對於委託資本家加工和向資家本訂貨時,資本家偸工減料、獲取暴利和勾結公家人盜竊國家財產的行爲,不認爲是犯法的罪行,不加以應得的懲處。
   三、在稅收政策上:商業稅輕於工業稅,而行商稅又輕於座商稅,這就助長了資本家的投機倒把活動,將工業資本轉爲商業資本,座商轉爲行商。
   四、在私人企業中的工人運動政策上:對私人資本家虐待工人、分化工人(欺騙工人入身股,扣留工人工資的一部分,美其名日「投資」)、違反勞動法令的行爲,很少制裁。有些地方的勞資協商會議,甚至成爲資本家蒙蔽國家、蒙蔽工人,偸工減料、投機漏稅的工具。
   五、無原則地提倡私商聯營。
   在思想戰線上對反動思想缺乏嚴肅的鬥爭,忽視政治敎育,糢糊了工人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思想界限,也是政策上右傾的重要表現。由於同樣的錯誤,我們的許多組織,在人事制度和幹部政策上,濫用私人,使不少反革命分子、階級異己分子混入各機關部門,同時對於留用人員與出身於地主、資產階級家庭的工作人員,放棄思想改造和政治領導,致使他們各種敵對階級的思想與作風自由汜濫而無人過問。
   我們黨內有些同志常常說對資產階級不要「左」了,但是他們並不知道甚麽是「左」。我們既不隨便沒收、封閉資產階級的企業,又不超過國家的規定去增加稅收,我們允許私人資本家在合法範圍內、在國家經濟領導下經營他們的工商業,這就不是「左」。相反的,如果對資產階級盜取國家財產的行爲置之不理,對奸商投機違法,損害人民利益的行爲熟視無覩,對奸商勾引我們的工作人員的不法行為不敢予以懲罰,那麽,右傾却是無疑問的了。
   爲了克服資產階級對於黨的侵蝕,使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獲得全勝起見,應把黨、政府和軍隊內部的力量與社會的力量結合起來,對資產階級的行賄、偸稅漏稅、盜竊國家資財、偸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等犯法行爲,予以徹底揭露、處理。各城市必須迅速召開協商委員會、人民代表會和工商業者的會議,在掌握了一定的材料之後,號召他們限期坦白和檢舉;凡坦白徹底者,重者減罪,輕者免罪;檢舉他人者以功折罪,證據確鑿而不坦白者,加重處罰。處理的原則是:一般的「回扣」等惡習,經過對資本家批評後加以廢除,不作處罰;但對行賄、偷稅漏稅、偷工減料、盜竊國家資財和國家經濟情報等犯法行爲,則根據坦白或被檢舉的不同情况及對於國家的危害程度大小,認眞嚴肅地依據國家的法律處理。
   在這一運動之後,應當號召工商聯按行業組織資本家訂立以反行賄,反偸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資財、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爲主要內容的愛國公約。
   過去東北地區四個月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是有成績的:打擊了貪污、浪費、官僚主義,敎育了幹部、人民,節約了國家財富(機關經常費開支減少約三分之一),懲處了少數不可救藥的分子,挽救了一批幹部。但運動的範圍還只局限在機關內部,未成爲廣大羣衆參加的社會運動。運動發展還不平衡。上面搞的好一點(但也有被動的),還未深入到下層,稅局、商店、工廠、礦山、專賣機關、糧食機關、合作社、銀行、修建機關、建築公司和倉庫、以及縣、區、村各級政府和城市的派出所,有的只是動了一下,很多的單位還沒有動。
   總起來說,可分爲三種類型:(一)比較澈底的;(二)不澈底的;(三)未動的。這三種類型的情况和任務如下:
   (一)比較徹底的:首長帶頭,羣衆動了起來,貪汚揭發的多,浪費和官僚主義揭發不甚徹底,已揭發的問題,有些還未處理。那種單位,要組織所有人員徹底揭發浪費和官僚主義現象,嚴肅處理揭發出來的問題,在處理中繼續發現漏網分子,並在思想上檢查資產階級影響,定出改進工作辦法。
   (二)不徹底的:首長被動,羣衆積極性未充分發揮,坦白和揭發了一些貪污現象,但很不够,大的貪汚犯未動,或者已經發現,領導上畏首畏尾不作處理,以致運動陷於僵局。這種單位,行政首長,必須在今天的會議之後(各省市在負責同志回到本地之後)兩天之內動起來,否則不是手面不淨,就是官僚主義,不管什麽人,一律撤職。
   (三)未動的:各單位都由行政系統迅速佈置,五天之內行動起來,否則那些單位的首長也一律撤職。地方黨委對本地企業部門要負責領導和督促檢查。這是今後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的重點。
   不論那一種單位,都要召開黨員大會、團員大會、工作人員大會、黨代表會議,討論中央和東北局的指示,並按照指示行動起來。壓制民主,壓制批評者和抵抗反貪、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者,不論担負甚麽職務,都要嚴予懲處。
   各領導機關的負責幹部應常帶領一批得力的檢查團進行檢查,各省要抽出力量幫助和檢查所屬的縣。要少發文件、少開會、少坐機關、深入下層,面向工廠、農村、商店等基層單位。各地運動進行的情况要經常向東北局作報告,通電話的地方,要用電話聯絡。
   這個運動要做到:
   一、肅清各該部門的貪污、浪費、官僚主義。對於貪汚浪費輕者批評敎育,重者從撤職查辦,判處徒刑,勞動改造,直至槍斃。我們已將勞動部長唐韻超撤職,開除黨籍。瀋陽工商局長韓永贊、衛生部藥政處長李廷琳、醫藥公司經理羅惠春撤職送法院,東北鹽務局長余堅、對外貿易局長楊勉、大連商業局長朱華撤職,其他人員正處理中。
   二、積極領導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工作的,如軍隊的周桓、周赤萍,以及這一運動進行的比較好的單位,如軍區政治部、政府辦公廳等,生活艱苦樸素的幹部如張子良、宋彥昌,較樸素的機關如公安部、東北日報社等,都要加以表揚。
   三、經過實際鬥爭和宣傳,樹立一種新的道德,使正氣上昇,邪氣歛跡。
   四、貫澈最近規定的各種精簡節約制度(與私商往來制度、財政審批與會計制度、修建審批制度、現金管理制度、物資買賣與調撥制度、淸理資財與機關家務制度、編制制度、生活制度、用房制度等)。
   二關於農村經濟發展的方
   向問題
   在農村經濟發展的方向問題上,同樣存在着右的觀點,這主要表現在對人民民主專政下經過土地改革後的農村經濟發展的基本方向的認識錯誤。有的同志認爲:在土地改革後,在經濟發展中,旣然農民的自發勢力和階級分化是不可避免的,那麽就讓其自發和分化好了,用不着去組織農民的生產互助、更用不着去把農業生產互助組織提高到農業生產合作社了。也有的同志認爲:農民的自發勢力,我們今天沒有辦法加以適當的限制的。因此他們認爲農村共產黨員的責任不是提倡農業生產互助及用農業生產合作的示範作用,逐漸地吸引農民一步一步地走向集體化,相反,他們認爲農村共產黨員的責任是在經濟上昇之後帶頭僱工,使自己達到富農的地位,讓農民感到有「奔頭」。
   這種說法的實質何在?這是否認了農民是工人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者;這是要工人階級放棄對農民的領導;這是對於農村中增長的資本主義因素,表示軟弱,表示投降。這就是說:讓農民自流的發展吧,讓他們去發財,去當富農吧,經濟下降的讓他們下降去吧,總之,讓我們的農村去走資本主義的老道路吧。
   當前在一部分農村經濟發展中的自流現象,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來說:
   一、農村高利貸的迅速發展和商業投機的增長。據龍江、松江等地調查,發生借貸關係的戶口,已佔農村全部戶口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借入戶約佔其中的三分之二。這些借貸絕大多數是高利貸,有的農民甚至把土地、馬匹賣掉放高利貸,這些是對生產起破壞作用的。有一部分高利貸者轉入了商業投機活動。有一些共產黨員也參與放高利貸和農村的商業投機活動。
   二、值得注意的是農村黨員僱用工人的發展,個別僱用工人的黨員甚至於發表謬論說:「僱工就是互助。」因此對於農村僱傭勞動的過低的工資及很差的勞動條件沒有很好注意。根據典型調查:僱工在龍江省海倫、訥河等六村統計佔總戶數的百分之三點二,吉林省扶餘縣佔百分之二點七。僱用工人的戶數,龍江省肇源縣的統計約佔戶數的百分之一點三(有的佔百分之一點七),吉林省蛟河縣井沿村的統計,竟佔百分之六點三。
   三、在合作互助組內人、馬不等價換工,使無馬戶吃虧(主要是人馬工交換,不按季節作合理分配)。互助組的領導沒有充分的注意到如何協助貧困的無馬戶,使無馬戶在互助組中處於極不平等的地位。此外,還有些黨員不願參加互助組,自己單幹。
   四、對勞動模範只重物質獎勵(有的過多),缺乏經常的政治敎育及必要的批評,使一些勞動模範脫離羣衆,失去示範作用。
   五、在農村中不敢宣傳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他們不懂得「嚴重的問題是敎育農民,農民接受社會主義並不是一紙命令可以達到的,必須經過長期的艱苦敎育說服的工作。
   六、對互助組領導的自流,致使有些互助組變質,發生僱人和放高利貸等剝削行爲。
   七、村幹部經濟上昇後,滋長着單幹情緒,對賢本主義思想熟視無覩。部分區村幹部的貪汚腐化(村合作社不少人均貪汚)傾向的增長。
   具體地解决這些問題,需要根據農村經濟發展的新的情况規定若干具體政策,我這裏只講思想上的一些基本問題。
   對於土地改革後的農村,必須根據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堅定不移的方針,一方面繼續幫助農民個體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却必須經過國營農場和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示範,堅决引導農民逐步走向集體化,反對各種自流論。這也就是堅持工人階級領導,反對資產階級影響的鬥爭在農村工作問題上的具體分化。那種讓農民自流發展,讓農村經過深刻的階級分化之後,再來一次大的革命,或者等到將來有了機器在一個早晨下個命令實行集體化的觀點,是一種有害的思想。
   如果不是積極引導農民走合作社的道路,而去積極發展富農經濟,則農村政權必然蛻化成爲富農政權。如果共產黨員都去僱工,放高利貸,則農村的黨必然蛻化成為富農黨。這就將是人民政權和黨的組織在農村資產階級進攻前面的完全失敗,而這當然是我們不能容許的。
   在工人階級領導的國家政權之下,農民經濟可能而且應常向着甚麽道路發展呢?
   關於這個問題,毛澤東同志在一九四三年就說過:「在農民羣衆方面,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於永遠的窮苦。克服這種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漸地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唯一道路,依據列寧所說,就是經過合作社。」(毛澤東:「組織起來」)「共同綱領」第三十四條也規定:「在一切已澈底實現土地改革的地區,人民政府應組織農民及一切可以從事農業的勞動力以發展農業生產及其副業爲中心任務,並應引導農民逐步按照自願和互利的原則,組織各種形式的勞動互助和生產合作。」
   毛澤東同志的指示和共同綱領的規定,是完全符合於列寗和斯大林所提出的關於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農民經濟發展的原則的。
   斯大林同志在「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一文中說:「在我們國家裏,農民經濟可能而且應當按甚麽道路發展呢?農民經濟並不是資本主義。農民經濟按絕大多數農戶來說,是小商品經濟。而小商品農民經濟又是甚麽呢?它是站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間的十字路口的經濟。它旣可能發展到資本主義方面去,如現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的情形那樣,也可能發展到社會主義方面去,如在我們國家裏,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所要發生的情形一樣。」(斯大林:「列寗主義問題」一九四八年莫斯科中文版二一九頁)在「論列寧主義基礎」一文中,斯大林同志說:「列寗在他論合作制的論文中正確指示說:我們俄國的農業應當按新道路去發展,即經過合作社吸收多數農民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將集體制原則逐漸灌輸於農業,起初溜輸於農產品銷售方面,然後灌輸於農產品生產方面的道路去發展。」(同上書七四頁)
   我們現在的情形,是無論在農產品銷售方面和農產品生產方面,合作運動都冇了發展。關於農村的供銷合作中的問題,我這裏暫時不談,只談農產品生產方面的合作。這種合作的基本形式在目前還只在個體經濟基礎上的農民集體勞動,但是它的發展趨勢,已經表明它是引導農民在生產上由個體經濟逐步地過渡到集體經濟的主要形式。因此,在東北地區,我們根據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方針,在一九四八年的决議上,一九四九年冬農村工作座談會上,一九五〇年三月黨代表會議上,都曾反覆地强調提出過發展這種合作的問題。
   但是一直到現在還有一些同志採取消極態度對待合作互助運動,甚至違反黨的方針而採取了自由主義的態度,看不出這是我黨引導廣大農民羣衆從小生產的個體經濟逐漸走向大規模的使用機器耕種和收割的集體經濟所必經的道路,否認現在已經出現的各種農業生產合作社是走向農業社會主義的過渡的形式,否認它們帶有社會主義的因素。這是右傾錯誤的思想。
   保證農村逐步走向集體化道路的根本力量是黨的領導,我們黨不僅要有計劃地領導工業發展,而且要有步驟地領導農業實行社會化。而要實行社會化,其首要的任務就是逐步改變目前的小農經濟爲農業合作社的經濟。而發展農業合作社的經濟,除了進一步加强對農民關於社會主義和集體化的敎育,用農民自己辦好農業合作社的切身經驗,並且用各級政府大量辦好國營農場的經驗敎育農民外,還必須有計劃地在五、六年之內,使農民普遍使用新式馬拉農具和部分的拖拉機,改變過去的耕作方法。由於工業的恢復和發展,實現這個任務的條件已經開始具備。如果我們不認眞進行這個工作,就會發生工業和農業的發展不相適應,就會發生跛足的現象。
   因之,農村黨的組織和共產黨員,在整黨過程中,必須明確地認識農村經濟發展的根本方向,批判資本主義的思想,反對黨內對組織農業生產互助合作採取自流態度的右傾思想。農村的黨員和黨的工作幹部,必須以自己的模範作用、帶頭作用,兢兢業業地辦好生產合作和供銷合作,發展合作社的經濟。爲此,必須做到下列幾點:
   一、共產黨員要積極參加和努力搞好當地的各種合作組織,並逐步加以提高,以便在條件具備時,變爲農業生產合作社。共產黨員有責任說服單幹的農民參加合作互助,共產黨員的個體農民,原則上不能僱人。
   二、共產黨員有餘錢餘糧時,要投資在互助組、供銷合作社和信貸部中,擴大生產和供銷。共產黨員不允許放高利貸,不允許做商業投機倒把的反動行爲。
   三、共產黨員在實行勞動互助時,必須堅持平等互利的原則,並照顧生活困難經濟上昇慢的農民。共產黨員不應該和旁的農民作人馬不等價的交換,必須反對排斥和不照顧經濟上困難的農民。
   但是,在農業互助合作運動上,還有另一種錯誤的傾向,如違反自願和互利的原則,採取強迫命令的方法進行組織,歧視單幹的農民,或者以急躁的態度,不顧農民自願和經濟準備的各種必需的條件,不顧農民的政治覺悟程度,過早地、不適宜地企圖在現在就否定或限制參加合作社的農民的私有財產,或者認爲現在在農村中就可以一蹴而達到大規模集體化。這些是「左」傾的錯誤思想,也是應該反對的。
   總之,無論在城市工作中或農村工作中,我們必須反對黨內的右傾思想,克服資產階級思想對黨的侵蝕。在我們黨內必須肅淸一切非無產階級的思想影響,必須反對資產階級思想、富農思想,必須反對在黨內思想鬥爭中的非原則態度,反對庸俗的自由主義態度。在社會上,我們也要批判資產階級思想,並不使一切國家領導機關和思想工作機關受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至於在社會政策上,我們黨對於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政策還是「節制資本」的政策,這就是說,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我們還要儘可能地運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於國民經濟的向前發展,既不是消滅私人資本,也不是任其自由汜濫,而是實行「節制」的政策。目前在執行這個政策中的主要偏向,不是節制過多,而是對應該節制的缺乏必要的節制,以至造成資產階級向我們進攻的條件。毫無疑問,只有正確地執行黨的政策,擊退資產階級的進攻,嚴格整頓黨的隊伍,戰勝黨內的右傾危險,向貪汚、浪費、官僚主義開火,向資產階級的行賄、偸稅漏稅、盜竊國家資財、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犯罪行爲開火,向農村某些黨員的蛻化現象開火,我們才能爭取一九五二年抗美援朝、增產節約的偉大任務的勝利完成。讓我們一致動員起來,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向着新的勝利前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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