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斯大林論節約

知识类型: 析出资源
查看原文
内容出处: 《当代日报》 报纸
唯一号: 110020020220045894
颗粒名称: 列寧斯大林論節約
分类号: D676.5
摘要: 1951年12月04日登载了列寧斯大林論節約。
关键词: 人民 國家 同志

内容

「增加生產,厲行節約,以支持中國人民志願軍。」這是毛主席在人民政協第一届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提出而且由會議一致通過的中國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務。爲使每一個人了解愛國增產精簡節約的重大意義,我們不僅應從中國人民的歷史中吸收經驗也,而且需要從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吸收經驗,並應從理論上認識增產節約的重要性。這裏所輯的是列寧、斯大林關於社會主義的節約問題的言論的一小部分。
   全國人民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加倍
   努力增加生產,厲行節約,這不僅是為
   了充分地支持前綫,支持中國人民志願
   軍,而更重要的是為了準備今後國家大
   規模的建設,積累各種建設所需要的資
   金。因此,增產節約不只是解决某種困
   難的臨時手段,而且是建設人民國家的
   根本方法。
   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六年四月就曾說過:「爲了工業化而自己節約的道路,社會主義積累的道路,這條道路,列寧同志曾多次指出過,乃是我國工業化的唯一的道路。」(「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下册五八頁)(「論蘇聯經濟形勢與黨底政策」)
   早在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的第二年(一九一八年)四月,列寧同志就提出:「精確而誠實地計算金錢,節省經濟,不懶惰,不盜公肥私,在勞動中遵守最嚴格的紀律」是當時的總口號。他認為:「一方面,勞動羣衆切實執行這些口號,便是挽救被帝國主義戰爭和帝國主義強盜們(以克倫斯基爲首)弄得半死半活的國家的唯一條件;另一方面,由蘇維埃政權,用自己的方法,根據自己的法令來切實執行這些口號,又是社會主義澈底勝利所必要的和足够的條件。」(前書上册一零六頁)(「蘇維埃政權底當前任務」)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列寧同志在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俄國革命五週年與世界革命底前途」中,曾指出重工業的重要性與積累恢復和發展重工業的資金的方法,他說:「要挽救俄國,單靠農民經濟收成豐盛還不够,而且單靠供給農民消費品的輕工業情况興旺也不够,我們還要有重工業。而爲了要使重工業的情况興旺、就需要有多年的努力。
   「重工業是需要國家補助金的。我們如果找不到這種補助金,便不能成為文明的國家,更不必說成為社會主義的國家了。」
   列寧同志認爲蘇聯建設重工業資金的來源「往往是出自人民身上,但此刻我們總還得百般節省。現在我們正在研究怎樣縮減我們的國家預算,裁減我們的國家機關。………我們無論如何,應當縮減我們的國家機關,我們必須儘量節省。我們在各方面,甚至在學校經費方面,都實行節省。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爲我們知道:不挽救重工業,不恢復重工業,我們就不能建成任何工業,而沒有工業,我們就根本不能維持我們之為獨立國家的地位。」(以上均引自前書上册四八四、四八五頁)
   斯大林同志在「論蘇聯經濟形勢與黨底政策」中,曾指出蘇聯國內積累的主要來源,基本上有以下幾個方面:「例如十月革命結果我國對地主和資本家之沒收,土地、工廠等私人所有制之消滅,並把它們轉爲全體人民的財產。這種事實乃是十分充實的積累來源,這是無待證明的。
   「其次,我可以援引這樣的事實,例如沙皇債務之廢除,這從我們國民經濟上卸除了數萬萬盧布債務的負担。不該忘記,在這些債務保留之卞,只利息一項,我們每年就須付出數萬萬,以損害工業,以損害我們的全部國民經濟。不用說,這一情况給了我們的積累事業以極大的便利。
   「我可以指出我們的國營工業,這種工業已經恢復起來了,它正在發展着,並且正在提供進一步發展工業所必需的若干利潤。這也是積累的一種來源。
   「我可以指出我們的國營對外貿易,它提供若干利潤,因而也是積累底一種來源。
   「可以指出我們多少有了組織的國營對內貿易,它也提供相當利潤,因而也是積累底一種來源。
   「可以指出這樣的積累底槓桿,例如我們的國有銀行體系,它提供着相當利潤,並量力培養着我們的工業。
   「最後,我們有着這樣的武器,如國家政權,它支配着國家預算,並集合着零星資金,以進一步發展一般國民經濟,特別是我們的工業。「(前書下册五九頁六〇頁)(「論蘇聯經濟形勢與黨底政策」)
   斯大林同志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底總結」中說過:「恢復和發展重工業,特別是像五年計劃開始時我們這樣一個落後而不富裕的國家裏,原是一件極困難的事情,因爲大家知道,重工業需要有巨量的資金和相當數量的熟練技術人材,否則根本不能恢復重工業。黨知道這一點並估量到了這一點麽?是的,是知道這一點的。它不僅知道,並且當衆宣佈了這一點。黨知道在英德美等國重工業是怎樣建成的。它知道這些國家裏的重工業所以能建成,是因爲得到了大批債款,或是因爲掠奪了其他國家,或是因爲同時採用了這兩種手段。黨知道這兩種手段都是我們國家所不可採用的。那末,它當時所指靠的,究竟是什麽呢?它所指靠的,是我國本身的力量。它是指望我們旣有蘇維埃政權,並依據於土地,工業,運輸業,銀行和商業國有制,便能够實行極嚴格的節省辦法,來積蓄爲恢復和發展重工業所必需的資金。黨當時爽直地說過:這件事件需要有重大犧牲,如果我們眞想達到目的,就應公開和自覺地去担受這種犧牲。黨是指望用我國內部力量實現這個任務,而不要外來的苛刻信貸和借款。」又說:「規定極嚴格節省的辦法,積蓄爲資助我國工業化所必需的經費,——這就是我們爲達到恢復重工業和實現五年計劃目的所應走的道路。」(以上均引自前書下册五四二頁至五四四頁)
   為了有效的進行社會主義的節約,
   必須堅决反對貪汚、浪費、盜竊、鋪張
   等行爲,並善於合理的使用積累起來的
   資金,同時還要依靠羣衆進行節約增產
   運動。
   列寧同志在「論飢荒」一文中,曾尖銳地指出:「當人民忍飢受餓,當失業現象日益猖獗的時候,凡是在家裏隱藏一普特餘糧的人,凡是使國家損失一普特燃料的人,都是窮兇極惡的罪犯。」「必須用工人底堅决手腕做到使人們用最大的努力,來增加燃料採掘量,大大節省燃料,在燃料運輸和消費方面建立極端嚴格的秩序。」(前書一六六頁、一六七頁)
   列寧同志在「寧肯少些,但要好些」這篇文章裏面說:「我們所應當努力建成的國家,是要工人能够保持他們對於農民的領導,保持農民對於他們的信任,並以極大節省辦法把自己社會關係中任何浪費現象的任何遺跡剷除乾淨。
   「我們應當使我們國家機關儘量節省。我們必須把這種機關中所有一切浪費現象的遺跡剷除乾淨,而沙皇俄羅斯及其官僚資本主義機關所遺留在我們國家機關中的這種遺跡,尙是很多的。」(前書上册五二一頁)
   列寧同志認爲:流氓行爲、賄賂、投機、盜竊和腐化等,是「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從蘇維埃內部來動作,企圖使資產階級剝削制復辟。這種自發勢力,「利用各種腐化成份,利用一切弱點來實行賄賂,來助長無紀律性、放蕩性和混亂現象。」因此他指出:「要與這種自發勢力作鬥爭,决不能只靠宣傳和鼓動,只靠組織競賽,只靠選拔組織者,——還必須用强迫手段来進行這個鬥爭。」(前書上册一三一——一三三頁及一四一頁)(「蘇維埃政權底當前任務」)
   列寧同志說:「無論在哪種經濟中,無論在哪件事情上,凡是破壞勞動紀律的人,就是造成飢荒痛苦和失業痛苦的罪人,對這種罪人,應該善於查出,提交法庭,嚴懲無貸。我們現在要與之作最堅决鬥爭的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正表現在人們很少意識到飢荒和失業現象是與一切人和每個人在組織上紀律上所犯的放蕩行爲,有着國民經濟與政治上的聯系,——人們牢固地保持着小私有者的觀點:只要我多抓一把,哪管它寸草不生。」(前書上册一三四頁)
   列寧同志對於普通工人羣衆自覺的節約、自覺的勞動,即對於「爲整個國家底需要而廣泛組織起來的無酬勞動」——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引自前書上册二九〇頁)(「論義務星期六」)曾給以極高的估價:「當一般普通工人起來克服極大困難,奮不顧身地設法增加勞動生產率,設法保護每一普特粮食、煤、鐵及其他產品,這些產品不是歸勞動者本人及其『近親』所有,而是歸他們的『遠親』,即歸全社會所有,歸千百萬起初聯合爲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然後又聯合為蘇維埃共和國聯盟的人們所有,——這也就是共產主義開始了的時候。」(前書上册二四二頁、二四三頁)(「偉大的創舉」)
   斯大林同志十分重視合理的運用資金。他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聯共(布)中央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論蘇聯底內部形勢時曾明確指出:「我們不能保證避免農業方面的歉收。因此,需有後備力量。我們不能保證在發展我們工業方面避免國內市場的意外。我就不用再說,我們是靠自己所積累的資金來生活的,所以我們在這所積累下來的資金底開支上,應當特別節省與節約,盡力使每一戈比都用得合理,即投入在每個特定時期所絕對必需發展的這種事業中。」(前書上册五六〇頁)(「斯大林論蘇聯底內部形勢」)
   斯大林同志在「論蘇聯經濟形勢與黨底政策」的報告中,第四部分「積累之正當利用,節約制度」裏面,詳細地說明了應當如何善於合理地運用積累起來的資金。他說:「不過事情不限於也不能限於積累而已。還要善於合理地、有計算地支出積累起來的後備金,不要白白化掉人民財力的任何一文,要使積累基本上用於滿足我國工業化的重要需要。沒有這些條件,我們就要遭受浪費所積累的財力之危險。遭受把這些財力分散於旣與發展工業又與推進整個國民經濟毫無關係的各種大大小小支出的危險。善於合理地、有計算地支出財力——這是一件最重要的藝術,這種藝術是不能一下子成功的。不能說,我們蘇維埃的及合作社的機關,在這一點上,是十分精通的了。相反的,所有材料都說明,我們在這方面還差得很遠。同志們,承認這是痛苦的,但是這是一件不能用任何决議案掩蓋的事實。有時,我們的管理機關宛如一個農民,他積累了少量的錢,他不用這些去修理犂頭,革新自己的經營,而却買了一架大留聲機,……化光了。我更不用提那些直接浪費的積累的後備金的事實,我們國家機關各種機構中大吃大喝的事實,盜竊的事實等等了。
   因此,必須採取多種辦法,以保護我們的積累,避免浪費,避免分散,避免把它糟塌於不需要的用途,避免使它離開了我們的工業建設底基本路綫,乃是必要的。」
   接着,斯大林同志指出五項必要的手段:
   「第一,必須使我們的工業計劃不是按官僚主義虛構的辦法製定的,而要與我們國民經濟的情况、與我們資源、後備力量底精確核計密切聯系起來。」要「根據於國內市場」,量力而行,並且要不脫離農業,不脫離整個國民經濟。
   「第二,必須從下而上地精簡我們國家的及合作社的機關,我們的各人民委員部及經濟核算的機關。我們管理機關底過多的冗員及大吃大喝,已成為一般談話的資料。所以,列寧曾幾十次幾百次地重複說,工人和農民不堪忍受我們的龐大而昂貴的國家機關,不論如何需要用一切辦法和手段,精簡它們。最後,必須認眞地以布爾什維克精神着手作這件事,要實行嚴格的節約制度。」隨後他舉了一個例子,說有些糧食採購機關,採辦一普特糧食化十三個戈比,比設計機關規定的多了五戈比。原因就是有些多少獨立的採辦人員,在採辦糧食之前,添職員、買汽車,「造成了一大筆非生產的支出」。他說:「假若計算一下,我們採辦了幾萬萬普特糧食,每一普特多付五戈比,則白白浪費的錢要達幾千萬盧布。」
   「第三,我們必須進行堅决的鬥爭,以反對我們管理機關中及我們生活中的各種浪費,反對我們最近看到的人民財物和對國家後備金的罪惡態度。我們現在盛行宴會、各種節日、盛大會議、紀念典禮、紀念碑開幕等。這些「事情」化了幾萬幾十萬盧布。」並且說:「同志們,應該結束這種共產黨人不應有的舖張行為。最後,應該明白:我們看到我們工業的需要,看到大量的失業者和無家可歸的人,——我們不能也無權允許這種歡狂暴飲及這種鋪張浪費了。」
   「第四,我們必須與盜竊行為,與我們國家機關、合作社、職工會中的所謂「快樂的」盜竊行為進行有系統的鬥爭。」「周圍的羣衆,明明知道賊,不僅不和他鬥爭,相反的,拍拍他的肩頭,稱贊他的巧妙,因之,賊在人們眼裏成了一種英雄。同志們,這是值得注意的,這也是最危險的。」「很明白的,盜竊人民財物,損害國民經濟利益的賊,也是敵探及叛徒,要是不更壞的話。」「我們有成千成萬的這樣的賊。你依靠國家保安部是不能把他們全部除盡的。」更有效,更嚴肅的辦法,「就是在這些賊周圍造成一般道德抵制及周圍羣眾憎恨的氣氛。這種辦法,就是在工人和農民中間掀起一個運動,造成一種精神的氣氛,這種氣氛排斥偸盜的可能性,使偸竊人民財物的盜賊,不論『快樂的』或『不快樂』的,都不能生活與存在。」
   「最後,我們需要進行一種消滅工廠裏曠工、提高勞動生產率、鞏固我們企業中勞動紀律的運動。」(前書下册六四頁至七十頁)
   一九三一年,爲加緊資金積累的速度,斯大林同志指出當時的任務是要「施行並鞏固經濟核算制,提高工業內部的積累。」他批評那些破壞經濟核算的經濟組織和企業的人時說:「事實上,有許多企業和經濟組織中的人早已不復從事於計算、估價及擬製正確收支對照表的工作。事實上,有許多企業和經濟組織中的人早已忘掉「節省」、「減少無謂費用」和「生產合理化」一類的概念。他們顯然是指靠着國家銀行「橫直會給我們撥發必需的經費」。事實上有許多企業中的生產成本費近來已開始提高。他們不僅沒有依照計劃規定,把成本費減低百分之十以至百分之十以上,反而把成本費提高了。而什麽是減低成本費呢?你們知道:把成本費減低百分之一,就等於在工業內部多積累一萬五千萬至二萬萬盧布。所以很明顯的,提高成本費,就是使工業和整個國民經濟喪失數萬萬盧布。」因此他提出:「我們已不可專靠輕工業,專靠預算上的積累,專靠由農業方面得到的收入。」「必須設法使重工業——首先是機器製造業——也能拿出積累來。」「為此就要怎樣辦呢?就要消滅浪費現象,盡量動用工業內部的資源,在我們所有一切企業內施行並鞏固經濟核算制,有系統也減低成本費,在所有一切而無例外的工業部門裏加强工業內部的積累。」(引自前書下册五二〇頁至五二二頁)(「新的環境和新的經濟建設任務」)
   開展節約運動必須依靠羣衆。斯大林同志在「論蘇聯經濟形勢與黨底政策」中,曾指出:「向前推進我們的工業,提高工業的生產率,造就新的工業建設幹部,正確地進行社會主義的積累,合理地使用積累於工業的需要,建立嚴格的節約制度,緊縮國家機關,使之精簡,清洗掉它在我國建設時期所沾染的惡習和泥汚,與偸盜及浪費國家資財的人做有系統的鬥爭——所有這些任務,沒有工人階級百萬羣眾之直接的和有系統的支持,任何政黨都不能勝任的。因此,任務就在於吸引千百萬非黨工人羣衆,來參加我們的一切建設工作。需要使每個工人、每個誠實的農民來幫助黨和政府實行節約制度,反對浪費和零星糟塌國家後備金,趕走不論帶任何假面具的偸賊和騙子,健全並簡化我們的國家機關。」(前書下册七三頁)(「論蘇聯經濟形勢與黨底任務」)

知识出处

当代日报

《当代日报》

出版者:当代日报社

出版地:杭州(1)谢麻子巷六号

《当代日报》的前身是《当代晚报》,社长郑邦琨携部分资产逃亡台湾时,报社员工中已有“应变委员会”的组织。杭州市军管会批准以新报名《当代日报》登记出版的申请。1949年6月1日,在改造《当代晚报》基础上,《当代日报》正式创刊,发刊词题为《一个新的起点》。总主笔曹湘渠,总编辑李士俊,总经理何志成,社址在杭州谢麻子巷6号。《当代日报》一直受中共杭州市委领导。尽管如此,《当代日报》从性质上讲还是民营报纸。在《杭州日报》创刊前夕,1955年10月31日,《当代日报》终刊。

阅读

相关地名

中國
相关地名
俄國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