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合當前政治任務，就以前成功或成名的劇件，加以通俗化，改編成適合於用戲曲形式演出的劇本，以補救戲曲劇本的創作飢荒，這是用力少而收效大的劇改辦法之一；吳地先生掌握了這一點，就郭沫若先生名著「屈原」，改編成適合越劇上演的形式，使本市三個劇團一再地上演，這是很値得佩服的勞作。但也就在這個改編本中，存在着一些問題，現在提出來，供吳地和其他搞戲改的同志們參考，倘若有機會再上演這個劇本，希望加以斟酌，想來對改戲、對觀衆都是有益的。
   第一，是主題上的問題。這個戲在現在改編，理應是爲了配合抗美援朝，以屈原的愛國主義反暴秦侵略意義，來敎育我們羣衆的。如果是這樣，那就必須使以屈原爲首的「合縱」抗秦反侵略主義和以南后爲首的「連橫」降秦的投降主義之間的鬥爭，明確起來，而我們是站在屈原這方面的。這個愛國主義反侵略的主題要求，不特在屈原一方面要組織、表現的很明確。即在南后一方面也必須如此，這就是說我們不能讓不必要的材料混進來冲淡或妨礙了它。改編本對於屈原同南后這兩個主要人物的形象，就鑄造不够明確。例如，爲鑄造南后的尖刻毒辣死了一個魏美人，而在結合主題要求發揮這一性格時，倒好像同「合縱」「連橫」的政策無關，而只是無謂的妬忌；屈原敎人「生得光明、死得磊落」，顯然，他的光明、磊落之中心，是在愛國主義的合縱抗秦政策上，但，在南后誣他爲「調戲」君后時，在第五場對張儀的直接檢舉時，改編本給予這個嗅覺銳敏的愛國詩人的政治感覺是很少的，好像他只是同南后、張儀之流「半斤八兩」，不單政治嗅覺遲鈍，就連魏小臣那樣的政治熱情也沒有似的！這樣，就把郭沫若先生特意爲他寫了戲的愛國詩人，庸俗化到了相當可憐的地步，這是值得很好注意的。我們所要求的，以及屈原本來應有的，是結合當時之實際的，頑强地堅持合縱抗秦以免祖國遭受吳國侵略的熱情，决不是斤斤於私行細節的「劉四駡街」，否則它能給羣衆以什末敎育呢？我們又何須乎化人力物力去上演、欣賞呢？
   第二，是材料組織上的問題。方明德同志提出了魏美人之死的問題、主張簡，這是正確的。此外、同魏美人問題佔了第一場一大半似的，佔了第二場一大半的子蘭同嬋娟，宋玉同嬋娟的兩個調情的場面，到底有什末作用呢？第一，它否定了屈原的敎化功能；第二，它混亂了主題要求，在很嚴肅的氣氛中來了些哈哈大笑——若說怕故事太嚴肅，遷就一下觀眾，則須注意，在魏小臣投河前的慷慨陳詞，在嬋娟當面申斥南后，在武士殺嬋娟同屈原的幾個場合，情態不能說不嚴肅，却每次都得到觀衆的熱烈歡迎，可是，這顧慮是多餘的，而羣衆的欣賞程度是遠跑在改編者的前面了！總之，這個改編本，有許多地方都是不切合主題要求的「多餘」穿插，沒有很好「幫助」主題要求，倒反而引起一片混亂，直接「妨礙」，或間接「冲淡」了主題要求了。
   第三，是詞句翻譯上的問題。不可否認，這個戲是不容易爲觀衆所很好接受的：事隔幾千年，地在長江上游，主人翁又是「楚文化」系統的詩人，論時間，論地點，論風俗習慣，論人物性格，都不是以杭州小市民爲主的越劇觀衆所容易理解的條件，要爭取使觀衆充分（至少要有此希望）理解，就靠改編者底通俗化加工，至少是，在不違背歷史情况，同不歪曲人物性格的基礎上，儘可能地、就原詞原語加以翻譯，這是改編歷史劇最起碼的要求。但，改編者在這方面的工作很差，例如：第四場羣衆招魂時所唱的「姱女唱兮容與………」，第七場幕後唱（屈原在台上做雙簧）的「我願和雷同爆炸共呼嘯………」，都應該是有了若干古典文學修養的，拿到書房裏細細體會才能理解的「文章」。觀衆一再反映（我看過兩次，就碰到兩次）「不懂」，這是應該的——老實說，我聽了兩次都不懂，現在讀了說明書才懂。還有：屈原之所以値得搬上舞台做爲敎育我們廣大人民的典型範例，值得鼓勵人民向他去學習，是因爲他底思想、行動，是符合人民的意志和要求，而在全戲裏也時刻表現了這一點惹惱屈原該不是羣衆，而是以南后爲代表的那些投降主義者，但，在第四場鄕隣爲他招魂時，他却駡了這樣的句子——「把鳳凰說成鷄，把雲龍說成是蚯蚓………」！不錯，郭沫若先生在重慶僞軍委會是可以用這樣句子的，改編本在今天上演，字句可以懂，意義就很難理解了。
   自然，這裏所舉出的只是幾個大端，沒有經過詳細的研究，也沒有再讀郭沫若先生的原本，這是不很好的；但，只就這幾點，我們可以知道，改編者從事這個工作，事先沒有經過愼重的考慮，對觀衆——也就是對人民負責的態度還不够，我們希望這種工作態度，以後能得到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