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同志說：「節約是社會主義社會資金積累重要法則之一。」對我們今天來說，富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爲積累資金，發展工業，鞏固國防，爭取抗美援朝的最後勝利與建設我們未來更加美好的生活。是我們當前的中心任務。這是有着政治的意義，經濟的意義的。
   歷史上曾有幾種不同的工業化方法。斯大林同志指出：像英國靠刦掠殖民地以吸收外來資金的方法、像德國靠從戰敗國取得賠款的方法，這是用「齷齪辦法來吸收工業化資金的方法。」還有一種方法，像舊的俄國，向帝國主義取得奴役性借款的方法。「這是奴役或半奴役的道路。」斯大林斬釘截鉄地說，這些方法違反蘇維埃政權的本性，對蘇聯人民都是走不通的。自然，對於勝利了的中國人民，也都是走不通的。
   祇有一種方法，斯大林同志說：「爲了工業而自己節約的道路，社會主義積累的道路，這條道路，列寗同志曾多次地說過，乃是我國工業化的唯一道路。」（見聯共黨史簡明敎程三四六頁）。這條道路，也正是我們新中國唯一的道路。由於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經濟的建立，我們今天也已具備了這個條件。
   我們今天的情况，比蘇聯人民當年的情况有利得多。特別是强大的蘇聯的存在和對我們兄弟般的國際主義援助。但蘇聯人民的幫助，如眾所週知，是蘇聯人民辛勤勞動的果實的一部份，所以我們絕不應剝削兄弟的勞動果實，長期依賴別人來提高自己的生活。這是不可以的、不應當的。
   所以，我們新中國工業化的唯一道路，祇有走列寧斯大林所指出的道路，蘇聯人民勝利地建設社會主義所經歷的道路，這就是從本國內部積累資金走向工業化的道路。這是我們唯一的道路。
   社會主義建設的每個階段，增產節約都是一個最重要的方法。十月革命不久，戰爭的創傷還未恢復，帝國主義又可恥地進行了武裝干涉和經濟封鎖，這時，擺在蘇聯人民面前的任務是艱苦的。這時，列寧提出了鬥爭總口號，這個總口號就包括了增產節約的內容：
   「精確而誠實地計算金錢，節省經濟，不懶惰，不盜公肥私，在勞動中遵守嚴格的紀律，却已變成目前迫切的主要口號了。」
   列寧還精闢地解釋了這個口號的重大意義。他說：
   「一方面，勞動羣衆切實執行這些口號，便是挽救被帝國主義戰爭和帝國主義強盜弄得半死半活的國家的唯一條件；另方面，由蘇維埃政權，用自己的方法，根據自己的法令來切實執行這些口號，又是社會主義澈底勝利所必需的和足够的條件。」（見列寧著：蘇維埃政權底當前任務）
   蘇聯人民經過了「新經濟政策時期」，着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建設，這時，斯大林就天才地指出了祇有依靠社會主義積累的道路，並充滿信心地指出了社會主義積累的可靠的來源，雖然如此，但斯大林仍認為：
   「不過事情不限於也不能限於積累而已。還要善於合理地，有計算地支出積累起來的後備金，不要白白化費掉人民財力的任何一文，要使積累基本上用於滿足我國工業化的重要需要。」
   如果「沒有這些條件，我們就要遭受浪費所積累的財力之危險，遭受把這些財力分散於既與發展工業又與推進整個國民經濟毫無關係的各種大大小小支出的危險。」（見斯大林著論蘇聯經濟形勢與黨底政策——一九二六年）
   這個問題，對於蘇聯人民是一個新的攷驗。當時的情形，正如斯大林所說：「善於合理地、有計算地支出財力——這是一件最重要的藝術，這種藝術是不能一下子成功的。不能說，我們蘇維埃的及合作社的機關，在這一點上，是十分精通的了。相反的，所有材料都說明，我們在這方面還差得很遠。」另方面，列寗曾指出：「我們必須把國家機關中所有一切浪費現象的遺跡剷除乾淨，而沙皇俄羅斯及其官僚資本主義機關所遺留在我們國家機關中的這種遺跡，尙是很多的。」同時，又正如列寧所屢次指出的，在無產階級隊伍裏，還嚴重地反映出非無產階級的浮誇的、懶惰的、奢侈的、自私的、保守的各種殘餘的意識。所有這些違反社會主義的積累原則、違反節約原則的各種意識和行為，在當時還在起着腐蝕的作用的。所以，斯大林向蘇聯人民號召說：
   「同志們，承認這是痛苦的，但這是一件不能用任何决議案掩蓋的事實。」
   所以，斯大林指出：「必須採取多種辦法，以保護我們的積累，避免浪費，避免分散，避免把它蹧踢於不需要的用途，避免使它離開了我們工業建設底基本路綫，乃是必要的。」（上同）這正是推向遠大前程的必要條件。
   所以斯大林對於不愛惜人民財力的浪費行爲，是深惡痛絕的。
   例如：斯大林說：「人們有時忘記了，沒有一些最低限度的財力，沒有一些最低限度的後備金，旣不可能製作任何工業計劃，也不能建設這樣或那樣『廣大的』和『包羅一切的』企業。他們忘記了，而跑在前面去了。」這是什麽意思呢？這叫做「不量力而行」。斯大林指出：「我們既不需要落後於工業發展的進程，也不需要跑在前面。我們需要和工業的發展在同一水平上前進，我們需要推進工業，不使它和它的基礎脫節。」這就是，工業計劃不應當按官僚主義虛構的辦法製定。不然，對儉省地合理利用積累的原則是不相容的。
   例如：國家機構有過多的「冗員」及「大吃大喝」現象。列寧斯大林說：「工人和農民不堪忍受我們的龐大而昂貴的國家機關，不論如何需要用一切辦法和手段，精簡它們。」「最後，必須認眞地以布爾什維克精神着手作這件事，要實行嚴格的節約制度。」斯大林舉出了一個活的例子，就是糧食採辦機關化掉了更多的錢去採辦糧食。認爲採辦糧食之前，必須擴充自己的職員名額……「造成了一大筆非生產的支出，最後一結帳，發現我們的出口是不合算的」了。所以，斯大林指出：「如果我們不採取極嚴格的辦法，來制止我們國家機關底大吃大喝，我們所積累起來的資財，就繼續這樣化掉了。」
   例如：存在於生活中的各種浪費，斯大林說：「我們現在盛行宴會、各種節日、盛大會議、紀念典禮、紀念碑開幕等。這些『事情』化了幾萬幾十萬的盧布。各種慶祝大會的發起人和盛大儀式的愛好者，在我們之間是很多的。半年、週年、二週年等等慶祝典禮，實在是驚人之多，要滿足這種需要，眞得有幾千萬盧布才行。」斯大林認為，這不是共產黨人應有的舖張行爲。對於這種舖張浪費，斯大林指出：「如果我們願意切實節用我們的積累，以應我們工業之需要，那就應該展開堅决的鬥爭，以反對我們管理機關及我們生活中的舖張浪費。」「應該結束這種共產黨人不應有的舖張行爲」了。
   例如：對於盜竊行爲，斯大林嚴格地揭露了當時存在的一種情况。「在這裏更值得注意的，不是賊本人，而是這種事實，即週圍的羣衆，明明知道賊，不僅不和他鬥爭，相反的，拍拍他的肩頭，稱讚他的巧妙，因爲，賊在人們眼裏成了一種英雄！」「這是值得注意的，這也是最危險的。」爲什麽這是值得注意和最危險的情形呢？斯大林解釋說：「當捉住了一個敵探或叛徒的時候，羣衆的憤怒是沒有界限的，都要求槍斃。而當賊在大家眼中活動，盜竊國家財物的時候，週圍的羣衆却限於慈祥的微笑和拍肩稱讚。」針對這種危險的情况，斯大林特別指出：「很明白的，盜竊人民財物，損害國民經濟利益的賊，也是敵探及叛徒，要是不更壞的話。」像這樣的賊，雖有國家機關加以逮捕，但斯大林認為，「這裏需要另外的、更有效更嚴肅的辦法。這種辦法，就是在這些賊週圍造成一般道德抵制及週圍羣眾憎恨的氣氛。」要使這些賊，在這種氣氛裏不能生活與存在。「消滅盜竊，乃是保護我們的積累，避免耗費的手段之一。」斯大林指出，必須和盜竊行爲進行有系統的鬥爭。
   此外，斯大林還揭露了一種浪費，這就是：「如果不停止曠工，如果勞動生產率仍停留在一點上而不提高，我們便不能向前推進我們的工業，便不能提高工資。」所以，必須向工人們講清楚：「曠工和不向前推進勞動生產率，便是有害於共同的事業，有害於整個工人階級，有害於我們的工業。」（以上所引均見斯大林著論蘇聯經濟形勢與黨底政策——一九二六年）
   以上許多嚴重的浪費現象，在列寧斯大林諄諄地敎導下，在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在蘇聯無產階級堅决地對非無產階級殘餘思想展開不懈的鬥爭下，迅速地被克服了，那種愛護和鞏固公共財富，以及共產主義自覺的勞動態度，已成了蘇聯人民足以誇耀世界的高貴品質了。正因爲蘇聯人民具有了這樣的品質，他們便生氣勃勃地獻身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共產主義的建設。
   也正因爲這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敵人帶給蘇聯人民的物質損失，雖達六千七百九十億盧布之多。但蘇聯人民展開增產節約鬥爭的結果，一九四八年，就超過了這一年所規定的降低成本計劃。由於工業品成本降低而獲得超計劃的價値，就有八十多億盧布。這一年的生產水平，就超過戰前一九四〇年的百分之十八。到一九五〇年，工業產量已超過戰前一九四〇年的百分之七十三。大大地超過了斯大林戰後第一個五年計劃超過戰前一九四〇年水平百分之四十七的要求了。一九五〇年的農業總產量，也遠超過戰前的水平。由於物價四次減低的結果，蘇聯人民就得益達三千零十五億盧布之多。蘇聯人民物質和文化的生活，也比戰前提高。還大公無私地及時地給予人民民主國家珍貴的幫助。現在，蘇聯人民正在勝利地向共產主義邁進。
   戰後五年計劃的勝利完成，正是蘇聯人民在列寧斯大林和蘇聯共產黨領導和教育下，發揮了高度的積極性與創造性，艱苦奮鬥，增產節約，辛勤勞動爭取得來的一個輝煌的例證。
   蘇聯的現在，正是我們的未來，蘇聯人民的建國精神，正是我們學習的榜樣。毛主席已在號召我們：「增加生產，厲行節約，以支持中國人民志願軍。」我們今天的條件比蘇聯當時的條件有利得多，而東北工人階級已創立了增產節約糧食一千零四十萬噸的良好先例，讓我們在毛澤東的勝利旗幟下，學習蘇聯人民建國的先進經驗，爭取更大的勝利罷。（轉載十一日解放日報）